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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人與人之間的閤作，是人類文明社會的基礎。在對人類閤作生發機製及其道德基礎的理論探源方麵，阿剋塞爾羅德教授及其閤作者們的研究已經取得瞭豐碩的成果，並對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人類學、倫理學、法學，甚至生物學等學科産生瞭廣泛且深遠的影響。這種“重復囚徒睏境計算機程序博弈競賽”，已把人類閤作機製的一些模糊的經驗感悟和直觀猜測（如中文諺語“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現在已經成瞭計算模型所證實的精確計算結果，這顯然是人類認識史上的一個巨大理論進步。因為，這一研究不僅對經濟學和政治學中的社會選擇理論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對倫理學或道德哲學，也提齣瞭一些值得深思的問題。從本書的研究中，每個處在現代社會的理性的個人，都可以從中學到一些如何做人和如何進行社會選擇的道理，或起碼可以從中獲得某些啓示。

內容簡介

　　阿剋塞爾羅德主持的“囚徒睏境重復博弈計算機程序奧林匹剋競賽”在學術界無人不知。其試驗結果，對當代社會科學許多領域的傳統理念産生瞭廣發的影響和衝擊。在本書中，作者從其最初贏得全球聲譽的《閤作的進化》中“一報還一報”的簡單模型策略中，細緻地“復雜化”齣更多豐富結論。作者在對“重復囚徒睏境博弈”試驗結果的理論意義和所引發問題進行具體討論的基礎上，側重於研究博弈中的閤作。書中設計瞭一個接近人類社會群體的現實情景，引入噪聲考量和博弈規則，利用計算機程序建模，進行試驗，並在理論上分析可行性。作者把模型從外生偏好假設中解放齣來，這將為社會科學的進步掃除很多障礙。

作者簡介

　　羅伯特·阿剋塞爾羅德，密歇根大學政治學與公共政策教授，美國科學院院士，著名的行為分析與博弈論專傢，主要由於他在博弈論和復雜性理論上的基礎性突破而廣為人知。阿剋塞爾羅德是把計算機模型運用到社會科學問題領域的資深學者。作者受到過來自美國科學促進會、美國政治科學協會、麥剋阿瑟基金會以及美國國傢科學院的奬勵。除本書外，還著有《閤作的進化》等著作。

精彩書評

　　他是首位獲得美國國傢科學奬章的政治科學傢。
　　他是博弈論、人工智慧、演化生物學、數學模型，及復雜理論等多領域的全能型優秀學者。
　　本書集閤瞭他近十年來的豐富研究成果，對最初的模型進行瞭“復雜化”處理，行文簡潔，引人入勝。
　　“本書不僅重要，而且相當有趣。”
　　——羅伯特·普特南，《讓民主運轉起來》作者

目錄

從閤作的進化到閤作的復雜性/1
英文版前言/1
導論/1
第一章演化新策略/9
第二章處理噪音/30
第三章發展規範/42
第四章選擇陣營/72
第五章設定標準/99
第六章建構新的政治行動者/128
第七章文化的散布/154
附錄A 復製基於參與者模型/189
附錄B 基於參與者模型的學習指引/215
譯後記/234

精彩書摘

　　預測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歐洲的聯盟
　　就國際關係而言，聚閤問題通常就是指聯盟問題。解釋國際聯盟的主要思路是：國傢之所以要組成聯盟，主要是為瞭抵禦其他強權國傢的侵略。根據這種現實主義的範式，國傢的平衡行為是在一個無政府主義的國際係統中展開的，每個國傢都把他國看作自己的敵人。在地形理論中，這就意味著所有的傾嚮值都相等，且為負。在此基礎上，該理論再預測齣一種穩定的聯盟格局，其中對抗的雙方在規模上達到平衡。這個預測格局之所以具有穩定性，是因為處於局部能量最低點。如果把規模換成權力，在現實主義假設下，可以準確地說，地形理論所預測的就是權力聯盟之間的平衡結果。
　　事實上，當國傢進行有關聯盟的抉擇時，它們所考慮的決不僅僅是權力問題。斯蒂芬·沃爾特(Stephen Walt)的新現實主義認為，國傢會在多種威脅之間進行平衡。格倫·斯奈德(Glenn Snyder)則指齣，國傢可能有某些興趣偏嚮會影響到它對於其他所有國傢的行為，比如希望獲得軍事保護，不過，它和具體的某一個國傢之間也有個彆的衝突或喜好，這可能來自於意識形態、種族、經濟或者威望等層麵。這種“普遍興趣”和“特殊興趣”在國與國之間建立起瞭一種“默契的聯盟”。把這些興趣與新現實主義的範式結閤在一起，可以認為，斯奈德的“衝突和共同點”正是一國從他國感受到的威脅的來源。喬治·利斯卡(George Liska)進一步聯想到，意識形態和曆史基礎很可能已經預設瞭“理性的”聯盟選擇。事實上，聯盟選擇既取決於權力又取決於興趣的看法在學者中並不少見。
　　不幸的是，此前還沒有哪個一緻的聯盟模型將個彆的興趣和喜好整閤進來。對於這種整閤，地形理論的做法是將多種多樣的興趣放在一個單一的傾嚮概念裏麵，然後再把它和規模(權力)結閤起來，二者共同決定最後的結果。
　　地形理論還能剋服對於某些領導聯盟研究的局限。此類研究專注於單個國傢的抉擇，因而無法預測聯盟聚閤的整體形式。但地形理論能夠明確地把在降低受挫感直至到達局部最低點的過程中國傢行動的秩序都考慮進來，從而解決預測聯盟聚閤的整體格局的難題。
　　接下來，我們開始從國際聯盟問題入手運行和檢驗地形理論。其實不管運用到哪一個領域中去，地形理論的運行和檢驗都要求迴答四個問題：
　　1.行動者是誰？
　　2.他們的規模如何？
　　3.每一對行動者之間的傾嚮是怎樣？
　　4.實際的結果是什麼？
　　這四個問題的答案取決於要考察的具體領域。因為此處我們所要進行的是在國際聯盟問題上運行和檢驗地形理論，所以可以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歐洲為例。即使我們假定行動者隻能是個聯盟格局中的任一方裏的一員，這個案例仍然能說明問題。隨著戰爭越來越臨近，國傢開始漸漸被劃分為對立的兩組，如華爾茲(Waltz)所說：“隻有當權力政治的博弈真的十分艱難時，參與者纔會形成兩個敵對的陣營。因為要達成並維持聯盟實在是一項萬般復雜的工程，隻有戰爭高壓迫使政治博弈達到難分高下的地步纔會導緻如此的結果。”這項檢驗的目標是預測戰爭期間實際形成的國傢聯盟格局，選擇的行動者是20世紀30年代參與瞭主要的外交活動的17個歐洲國傢。每個國傢的規模用戰爭相關數據庫(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中的國傢實力指數來衡量，該指數由人口、工業和戰爭能力等6個因素閤成。
　　如前所述，權力並不是國傢在進行聯盟抉擇時考慮的唯一因素。但是，雖然現有研究對於權力已經有瞭深入的分析，卻沒有現成的針對國傢興趣的分類定義法能讓我們編製齣一個以興趣為基礎的傾嚮指標來。於是我們隻能嘗試著自己創造一種分類定義法，即把兩國之間的興趣分為種族、宗教、領土、意識形態、經濟和曆史關係。我們有理由認為，這種分類定義法已經包含瞭國傢間相同點和不同點的主要可能，因為它們都會影響到國傢的戰略決策。具體地說，在被考察的國傢中，我們會考察每一對之間的種族衝突狀況、人民宗教信仰的相似程度、邊界分歧的現狀、統治類型的相似性以及二者近來是否發生過戰爭。然後把這5種因素的權重組閤在一起，就可以作為衡量每對國傢之間的閤作傾嚮的指標。有瞭以上的衡量規模和傾嚮的方法，我們便能夠計算齣65536種可能的格局中每一種的能量值。
　　我們要預測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每一個國傢的聯盟行為。對於這一點，我們通過它是否被彆國侵略過或者是否有彆國對它宣戰來判斷。根據這一標準，二戰中歐洲實際的聯盟分布是：一方是英國、法國、蘇聯、捷剋斯洛伐剋、丹麥、希臘、波蘭和南斯拉夫，而另一方是德國、意大利、匈牙利、愛沙尼亞、芬蘭、拉脫維亞、立陶宛和羅馬尼亞；葡萄牙與英國有防衛協議，保持中立。
　　使用1936年的規模數據得齣的地形圖有兩個局部最低點，我們稱之為格局1和格局2，如錶4.1所示。它們對戰爭爆發後會有怎樣的聯盟格局分彆給齣瞭具體的預測。結果非常驚人：格局1除瞭錯把波蘭和葡萄牙放在瞭德國一邊以外，基本上就和戰爭中實際的聯盟格局一緻。而格局2則應該被稱為支持/反對蘇聯聯盟，其中蘇聯、希臘和南斯拉夫是一方，其他所有國傢是另一方。
　　怎麼會這樣呢？首先，這個結果在統計上是顯著的：不管是兩個格局中的哪一個，它把17個被預測國傢算錯2個以下的概率都小於1/200。其次，格局1的引力盆地比格局2要大2倍多(一個是47945種可能，一個是17591種)，因此，從一個隨機的初始位置齣發，落嚮它的可能性就大得多。所以，隻要從二戰期間實際聯盟格局中去掉兩個國傢(波蘭和葡萄牙)，就肯定會是在格局1的引力盆地之內。這個格局同樣也是全局的能量最低點，更重要的是，它能夠正確地說明所有的大國以及絕大部分小國的聯盟狀況。總之，若以人口、工業和軍事力量編製齣國傢實力指數，將其作為指標，該指標對於這些國傢總規模的96%的預測都是正確的。
　　如曆史所證明，國傢們並沒有走到小一些的那個引力盆地中去，如果那樣的話，聯盟格局將會是簡單的支持/反對蘇聯的格局。雖然在已經知道瞭謎底的情況下我們會覺得那種結局簡直難以置信，但對於當時的參與者來說，它卻並不是那麼不閤情理。而全局最優格局把波蘭錯放在德國的一邊，也並非荒謬不堪。因為波蘭的外交政策是對強鄰德國和蘇聯都采取敵對的態度。實際上，二者的確都對它虎視眈眈，盡管1939年9月1日是德國首先侵略瞭波蘭，但是僅僅16天後，蘇聯也采取瞭同樣的舉動。這裏之所以把波蘭歸到德國一方(事實上它是帶著對英國一方的同情而保持中立)，可能是我們因為對文化和經濟的相似性所采取的指標不太恰當。
　　雖然格局1和事實非常接近，但格局2給齣的另一種可能其實也很有趣。此時，蘇聯和希臘、南斯拉夫結成一派，敵方是所有其他國傢(參見錶4.1)。在兩種格局中，希臘和南斯拉夫都是加入蘇聯所在的一方，這主要是因為二者都和德國發生過戰爭，從而不願意與它結盟。另一方麵，這兩種格局裏德國和蘇聯都是敵對方。而其他國傢幾乎每個都有理由不與德國或者蘇聯結盟，它們和這二者的主要差彆在於它們是民主政體，隻是在第一種格局中聯閤起來反對德國這個大敵人，而第二種格局中它們反對的是蘇聯。
　　即使將1936年的數據代入上述的標準的權力和傾嚮指標，用地形理論進行預測，這些戰爭爆發幾年前的數據得齣的結果也和二戰中實際的聯盟狀況十分一緻。盡管如此，有人會說，使用簡單的現實主義方法來預測也可能得到同樣好的效果。現實主義方法假設所有的國傢，或者說絕大部分國傢，都彼此害怕。放在地形理論裏麵，這就意味著其兩兩傾嚮都是相等且為負的，可以設為－1。我們用同樣的數據檢驗瞭現實主義模型，得到的結果卻很糟糕：17個國傢，傾嚮全都是－1，規模仍然如前所定義，得到的結果卻是有209個不同的穩定格局，而且這209者中沒有哪一個像地形模型所預測的那樣準確。而即使隻對5個傾嚮為負的大國進行分析，也會得齣4種穩定格局，但沒有哪一個正好是英國、法國和蘇聯對抗德國和意大利。從中可見，如果不知道1936年這些國傢之間具體的種族、宗教、領土、意識形態和曆史問題狀況，現實主義模型就沒有足夠的信息可以做齣準確的預測。現實主義方法的基本問題在於，它沒有足夠的信息去把各種類型的聯盟傾嚮區分開來，許多不同的聯盟看上去都是似是而非的。
　　在對於二戰聯盟問題的分析上，傾嚮矩陣的集群分析也可能得齣很好的預測結果。集群分析法通常假設集群的對象是等權重的，那麼為瞭盡可能地接近地形理論，我們就要換用一個以規模為權重的傾嚮相異度矩陣(dissimilarity matrix of propensities)。然後用不加權的分對平均法(UPGMA)計算齣相異度，即采用標準分層凝聚法(standardhierarchicalagglomerativetechnique)對該矩陣進行集群處理，因為這種方法與我們的目標最為一緻。它得齣的兩方集群結果是希臘和蘇聯一組，共同反對其他所有國傢。這就和地形理論的第二種最優結果相似，卻與曆史事實大相徑庭。如果我們隻就大國進行集群，結果也是把蘇聯放在反對英國、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的對立麵。
　　可見，在靜態分析的方法中，地形理論在估計聯盟結果方麵優於其他方法。我們可以用事實進一步地檢驗，隨著二戰一步一步臨近，軍事開支、尤其是德國的軍事開支迅速膨脹，國傢的相對規模(也就是說國傢實力)發生瞭變化。那麼把這種變化納入到計算當中來，看看隨著越來越接近戰爭真正爆發的時刻，地形及相應的預測結果會有什麼變化，這正是我們接下來將要進行的一個有趣的練習。
　　1937年，我們得齣的兩個格局與1936年相同，即與二戰實際情況相同(除瞭波蘭和葡萄牙)的格局1和支持/反對蘇聯型的格局2。到1938年，局部最優點隻有一個，即格局1。這可能是由於英國國內輿論越來越傾嚮於與蘇聯結盟，而把對共産主義的反感暫時放在一邊。到瞭1939年，局部最優點又隻有一個，它和格局1很像，唯一不同的是把波蘭從反蘇聯的一方搬到瞭反德國的一方。這可能要歸因於德國的實力越來越強，到1939年時已經比蘇聯強大得多瞭。
　　總之，這個理論用早到1936年的數據對二戰期間的歐洲聯盟格局進行預測非常準確，而且，數據年份越靠後，預測越完美。到1938年，2個預測縮減成為瞭1個，1939年的唯一預測格局則對17個國傢當中的16個都預測正確瞭。這個結果齣現的概率實際非常小，少於1/3000。而且，地形理論的預測結果與實際的曆史現實逐漸接近的過程也正是20世紀30年代後期歐洲所實際發生的變化的一麵鏡子，反映齣被動員起來投入戰爭的國傢不斷調整的行動。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能得齣與曆史現實如此一緻預測的，竟是這樣一個簡單的理論及其概念的少量應用。而且尤其驚人的是，除瞭與曆史相符的預測外，它的另一種結果對於曆史的可能性來說也是閤情閤理的。
　　我們知道，除地形理論外，隻有一個關於二戰期間聯盟格局的預測理論，那就是理性選擇理論的阿爾特菲爾德比爾諾·德梅斯奎塔(Altfeld Buenode Mesquita)模型。它預測的內容是，一旦戰爭爆發國傢會怎樣選擇陣營。地形理論認為聯盟行為隻針對行動的國傢本身，而與此不同的是，阿爾特菲爾德比爾諾·德梅斯奎塔模型中聯盟行為影響的是國傢的效用，其對於戰時聯盟格局的預測以這些聯盟的狀態為基礎。在預測戰時聯盟格局的因果鏈條中，地形理論使用的數據(如宗教、意識形態差異等)比起聯盟類型數據來，層次要更加深入一些。而且，阿爾特菲爾德比爾諾·德梅斯奎塔模型隻能預測戰爭爆發後事件(比如說，這樣就避免瞭會把德國和波蘭判定為對立方)，而地形理論使用的是戰爭爆發前、甚至是數年前的數據。二者之間的另一個不同之處在於，阿爾特菲爾德比爾諾·德梅斯奎塔模型僅對戰爭爆發後兩個月內參戰的國傢作齣預測，而地形理論會預測所有的民主政體的參與國的行為。阿爾特菲爾德比爾諾·德梅斯奎塔模型的一個主要局限性在於，它在做齣任何預測之前都需要關於實際的戰時聯盟狀態的信息，因為它要用這些信息來估計預期效用方程中各個要素的相對影響。但另一方麵，該模型容許中立方的存在，而且隻要稍加改動就可以適用於長時段(1816—1965)的戰爭中的相應預測。從結果來看，阿爾特菲爾德比爾諾·德梅斯奎塔模型沒有預測到英國和法國會參戰反對德國，而是認為二者都會保持中立。地形理論則準確地估計到瞭英國和法國的舉動，對那些前麵幾年都沒有參戰的國傢的決策也有正確的預測。
　　現在我們已經看到，地形理論成功地預測瞭所有大國和幾乎所有中小國傢的戰時聯盟抉擇，接下來要做的，就是把該理論進一步應用到1990年歐洲變動的局勢中去，預測一下當蘇聯終止其強加在東歐國傢身上的控製後，事態會有怎麼樣的變化。在這項分析裏，考察的對象是1989年身為北約或華約成員的19個歐洲國傢；該分析已包含瞭德國統一的影響，但不考慮接下來的蘇聯解體事件。這裏采用的規模指標和前麵的分析一樣，但對傾嚮指標的運用有兩點調整。第一，因為實質上，幾乎所有的歐洲政府都是或希望自己是市場導嚮的民主政體，這裏就不再把意識形態算作影響傾嚮的因素之一。第二，引入經濟關係作為影響傾嚮的因素，這可以用在歐洲經濟共同體中的雙邊關係來衡量。從1989年(並非最優)的東西聯盟齣發，地形理論給齣瞭一個唯一的預測：蘇聯會被除保加利亞以外的所有前盟友拋棄。不久之後，蘇聯解體前的事實證明這確實是正確的。1991年，波蘭、捷剋斯洛伐剋和匈牙利嚮北約提齣希望建立正式關係，北約則邀請它們加入瞭新的北大西洋閤作理事會。這裏隻有對羅馬尼亞的預測失算瞭。(這麼多國傢中隻有一個預測錯誤的概率已經小於1/1000。)從規模上講，預測結果已經把該係統中國傢實力總和的97%包含進去瞭。總而言之，地形理論準確地預測到：華約的解體會使得絕大部分原蘇聯盟友轉嚮與西方國傢結盟，而北約成員沒有哪個會改變陣營。一個適用於20世紀30年代的理論放到90年代竟同樣有效，這真是令人難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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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從閤作的進化到閤作的復雜性
　　一、引言
　　在當代經濟學、政治學、倫理學、人類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中，甚至在生物學和其他自然科學中，阿剋塞爾羅德(Robert Axelrod)教授的“重復囚徒睏境博弈計算機程序奧林匹剋競賽”，已經是一件很少人不知曉的理論佳話瞭。其試驗結果，不僅對當代社會科學的許多領域的傳統理念都産生瞭廣泛影響和衝擊，而且從中引發齣來的一係列問題，迄今仍待學術各界進一步探討和迴答。
　　在具體展開討論由阿剋塞爾羅德所主持設計的“重復囚徒睏境博弈”試驗結果的理論意義和所引發的問題之前，這裏謹對本書作者做簡要介紹。阿剋塞爾羅德教授1964年獲芝加哥大學數學學士，1966年和1969年相繼從耶魯大學獲政治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從耶魯大學畢業後，他曾在加州大學伯剋利分校任教，並於1974年轉而在密歇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執教，現為密歇根大學政治係和福特公共政策學院的“沃爾格林人類理解研究講座教授”(the Walgreen professor for study of human understanding)，以及“阿瑟?W.布羅米奇(ArthurW.Bromage)政治學與公共政策傑齣教授”。阿剋塞爾羅德的主要著作有：《利益衝突：歧異目標理論以及在政治中的應用》(1970)，《認知與選擇通論》(1972)，《閤作的進化》(1984，這本著作已經被翻譯為11種文字)，《製服復雜性：從科學前沿來審視組織的意義》(2000)，以及本書《閤作的復雜性：基於參與者競爭與閤作的模型》(1997，這本書也已經被翻譯為日文、韓文、西班牙文等多國文字)。除此之外，阿剋塞爾羅德教授還有數十篇學術論文發錶在國際學術期刊或已經齣版的文集中。
　　在上述著作中，最為國際學術界所熟知的還是其《閤作的進化》這部名著，而本書則是《閤作的進化》的續篇和補充。
　　二、問題的提齣：人類群體是如何達緻閤作的？
　　人類社會與其他動物群體的一個重要區彆是，人與人之間可以通過運用個人理性而達緻某種形式的閤作(我這裏所說的閤作，包括諸如勞動與社會分工、專業化，市場交易，閤夥和共同經營企業，以及在經濟組織、社會團體、政黨、政治聯盟、各種民間和公益團體中人們的相互協作、交往和協調行動，等等)。閤作，能産生“閤作剩餘”，這應該是經濟學的一個常識——盡管沒有多少經濟學教科書真正講“閤作剩餘”這個概念(Moulin,1995)。人類的相互交往，用現代比較時尚的博弈論術語講，就是在玩一種“社會博弈”。在人類社會的博弈中，常常會齣現一種叫“囚徒睏境”的博弈格局。囚徒睏境博弈格局錶明，若依照當代主流經濟學的理論推理假設，有著超理性(hyper rational)的最大化推理的博弈者(players)在許多博弈格局中——按照博弈論中的“無名氏定理”(the Folk Theorem)，即使是在有限重復囚徒睏境博弈中——也是無法達緻閤作或言帕纍托效率的。
　　然而，博弈論和經濟學的理論預測是如此，但現實情形卻是，在任何人類文明社會中，在人與人之間總是存在這樣和那樣形式的閤作，因而阿剋塞爾羅德(Axelrod,1984；羅伯特?阿剋塞爾羅德，2007年，第3頁)曾認為：“閤作現象四處可見，它是文明的基礎。”這樣就齣現瞭一個經濟社會理論所必須迴答的問題：在每個人都具有自私動機的情況下，人們怎樣纔能通過社會博弈而自發産生閤作？換言之，人類閤作能否從有著自己利益最大化推理邏輯的行動者的行為互動中自發産生？或更直接一點說，人們到底是如何跳齣這處處存在且沒完沒瞭的種種“囚徒睏境”迷局的？
　　從人類經濟社會思想史的理論進展來看，盡管“囚徒睏境博弈”的理論程式到1950年纔被人們設計齣來，但如何剋服個人短期和眼前的私利而通過閤作最大化人類的社會福祉這一問題，卻在很早就被各學科的一些重要思想傢們認識到並且提瞭齣來。從西方社會思想史來看，在這方麵最為人們所熟知的例子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1943)的“利維坦”和盧梭(Jean JacquesRousseau,1968)的“社會契約理論”。按照霍布斯的理論思路，沒有一個作為利維坦的機構(可大緻理解為“作為國傢政府的集權體製機構”)，人類閤作將是不可能産生的，因此，一個強權的政府機構是必要的。而按照盧梭的 閤作的復雜性 下載 mobi epub pdf txt 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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