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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著名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分析了传统工业资本主义和当今处于全球化转型中的资本主义之间的重大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工作伦理已经渐趋改变；稳定的传统科层式大型企业逐步被新经济条件下的小型化企业所代替；重视熟练技艺（所谓匠人）和成就的传统价值观让位于更加注重潜能和才华的价值观；所谓的“无用的幽灵”正缠绕着专业人士和手工业工人；消费和政治的界线正在消亡。
　　新经济在摆脱僵化静态的科层组织的“铁笼”的同时，理应给个人提供一种新的自由模式，但桑内特认为并非如此，新经济带来了新的社会和情感创伤，能适应和得益于这种新资本主义文化的只是一部分人。这种新资本主义文化对个人的自我提出了新的要求：越来越要求来自更加简洁意义上的自我，注重潜能而不是已经取得的成就，人们必须轻视甚至放弃以往的经验，努力适应新经济的“改革”要求。

作者简介

　　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和思想家，曾任纽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目前担任剑桥大学社会学系杰出访问教授，因其在社会学、城市规划研究等方面的杰出贡献，屡获黑格尔奖、斯宾诺莎奖、格尔达·亨克尔奖和特森诺奖等国际奖项。他的主要著作有：《19世纪的城市》（1969）、《阶级中隐藏的伤害》（1972）、《眼睛的良心》（1990）、《公共人的衰落》（1976）、《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1994）、《不平等世界的尊敬》（2003）、《新资本主义的文化》（2006），以及三部小说。
　　
　　李继宏，200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其学术论文见于《社会学研究》、《人文杂志》、《广东社会科学》等刊物，另译有《小王子》、《与神对话》、《瓦尔登湖》、《追风筝的人》等各种体裁的图书三十余部，曾任英国伯明翰大学莎士比亚研究所访问学者，目前担任加州大学尔湾校区（UC Irvine）英文系客座研究员。

精彩书评

　　★几乎所有的社会学方而的思想家都对全球背景下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给予高度的关注，但理查德·桑内特无疑是其中很特别的一位，他的研究手段和视角都显得与众不同，他可以说是我们时代*有洞察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新资本主义的文化》一书中，理查德·桑内特用他不一般的广博知识阐述了新的企业文化的变化、不同的道德维度对政治的影响等多方面的内容，他得出的结论是明智且引人深思的，绝对是有可读性的。
　　他一直在阐述资本主义经济虽然相当成功，但并不令人满意。会有剧烈的震动使它发生裂变吗？理查德·桑内特认为会的。大家来读读这本书吧！
　　——罗伯特·默顿·索洛（麻省理工大学荣体教授）

目录

前言
导论
第一章 科层组织
第二章 才华和无用的幽灵
第三章 消费的政治
第四章 我们时代的社会资本主义
译后记

精彩书摘

　　无用的幽灵
　　导致无用的幽灵威胁到当代社会的因素有三种：全球的劳动力供应，自动化，以及老龄化的管理。每种因素的实质都与其表象不同。
　　当新闻记者惊呼全球劳动力供应已经使得工作岗位从富裕地区流向贫穷地区时，他们往往会把这种情况归咎于为了降低薪酬而进行的“恶性竞争”。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总是追逐最廉价的劳动力。这种看法有一半是错误的。某种文化选择也起到了作用，所以工作岗位才会离开美国和德国，转移向各个低工资的经济体，那些地方的工人有足够的技能从事这样的工作，有时候从事这样的工作对他们来说简直是大材小用。
　　印度的呼叫中心便是很好的例子。在那些呼叫中心工作的人至少懂两门语言；他们精心锤炼他们的语言技能，以致呼叫者不知道接电话的人是在美国的哈特福德还是在印度的孟买。许多呼叫中心的工人受过两年或以上的大学教育；此外，他们还得到良好的上岗培训。印度的呼叫中心强调“拓展学习”，这使得他们的头脑充满了各种信息，能够快速地回答最多合理常见的问题，从而大大提高呼入电话的数量。那些呼叫中心还给它们的工人上“人力资源技能”培训课，这种培训的目的有许多，其中之一是使他们不会以烦躁的口气回答某个糊涂的呼入者。那些印度工人比西方的呼叫服务工人得到更好的教育和更好的培训（爱尔兰和德国除外，这两个国家的经营标准和印度差不多）。从事这种工作的人都很有能力，而他们得到的薪酬确实非常糟糕。
　　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某些已经转移到南方国家的产业岗位中。这里要举的生动例子是墨西哥北部边境上的汽车装配厂。从事那些非常刻板的劳动的往往是拥有很高技能的机械师，他们宁愿离开汽车修理厂来到装配流水线上工作。在墨西哥北部那些美资免税工厂中上班的普通工人本来也许是领班或者工头。
　　恶性经济竞争最可怕的形象是这样的：许多南方国家的儿童离开家庭和学校，去血汗工厂打工。这个形象也许并没有错，但却是不完整的。劳动力市场也追求廉价的才华。南方国家的雇主和发达国家的雇主相同，也喜欢用牛刀来杀鸡。因为那些被大材小用的工人善于解决问题，尤其是在原有的工作程序出现毛病的时候。
　　……

前言/序言

导论

　　半个世纪之前，也就是20世纪60年代，传说中那个性交自由、毒品泛滥的年代，许多严肃的激进主义青年将矛头对准了各种社会机构，尤其是那些大型的企业和政府组织，它们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等级森严，铁钳似的牢牢地束缚着个人。1962年发布的新左派奠基文献“呼伦港宣言”同样抨击了国家社会主义和跨国公司，在新左派看来，这两种组织都是科层式的监狱。

　　历史部分地满足了“呼伦港宣言”起草者的愿望，五年计划、集中的经济控制等社会主义规则早已消失，那些强迫雇员卖命工作、年年供应相同产品和服务的资本主义企业已经成为陈迹。此外，医疗和教育等福利机构的规模越来越小，其形式也不再像过去那么固定。当今的统治者与五十年前的激进分子有着相同的目标：拆分僵化的科层组织。

　　然而，历史以相反的方式实现了新左派的愿望。我年轻时代的那些叛逆者认为，通过取缔各种社会机构，他们便能创造出各种共同体：直接交往的、团结信任的关系，不断进行协商与不断更新的关系，一个共同体的领域，身处其中的人们会关心他人的需求。这种情况当然没有发生。大型社会机构的分裂使得许多人的生活处于碎化的状态：他们工作的地方更像是火车站，而不是村庄，因为家庭生活被工作中的各种需求弄得失去了方向。迁移是全球时代的标志，人们四处流动，不再固定下来。可是拆分社会机构并没有生产出更多的共同体。

　　如果你是个怀旧的人（哪个敏感的灵魂不怀旧呢？），你可能会觉得这种情况实在令人惋惜。然而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亚洲、拉美和西方发达国家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财富，这些新增的财富与拆分政府和企业的科层组织有密切的关系。这个时期的技术革命也主要发生在那些最少受到集中控制的机构。当然，这种增长的代价非常高昂：加剧了贫富不均和社会的动荡。尽管如此，认为这样的经济爆炸不应该发生想法也是有失理性的。

　　正是在这里，文化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我说的“文化”是人类学意义上的，而不是艺术意义上的。既然人们所生活在其中的机构已经四分五裂，什么样的价值观和实践行动才能够让人们团结起来呢？我这代人曾经苦苦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倡导小规模共同体的价值观。共同体并非惟一的文化粘合剂，最明显的证据是，城市中的陌生人尽管彼此并不认识，却生活在共同的文化里。但支持性文化的问题不仅仅与规模有关。

　　在不稳定的、分碎的社会环境中，只有一类人能够如鱼得水。这个理想的男人或者女人不得不应付三个难题。

　　第一个与时间有关：不停地在任务、工作、地点之间迁移的同时，如何应对各种短期关系和自我。如果机构不再提供长期的框架，个人可能不得不随时修改他或她的“生活叙事”，或者甚至缺乏任何稳定持续的自我认知。

　　第二个与才华有关：现实的要求不断变化，如何才能培养新的技能，如何才能开发自身的潜能。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在现代的经济中，许多技能不用多久便会过时；在科学技术领域和先进的制造业中，工作人员平均八到十二年便需要重新培训。才华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新出现的社会秩序不利于匠人精神的发扬。所谓匠人精神，指的是将某件事情做到真正精通的态度；这种专注的态度在经济上往往是破坏性的。为了取代匠人精神，现代文化推出优才统治的理念，这种理念更注重潜在的能力，而不是过去的成绩。

　　第三个难题由此而生。它和放弃有关；那就是如何忘掉过去。最近，某个蓬勃发展的企业的领导人宣称，她的公司里没有人能够端着铁饭碗，过去的成绩并不足以让员工保住自己的职位。要怎样才能积极地回应这种宣言呢？这需要人们拥有一种性格特征，就是看轻一个人已经拥有的经验。拥有这种性格特征的人就像贪心的消费者，不停地追求新玩意，抛弃那些虽然旧然而功能完好的商品，他或她不会敝帚自珍地守护已经拥有的东西。

　　我想展示的是，社会如何四处寻找这个理想的男人或者女人。我将会越出学者的本分，对这种寻找进行评判。这些以短期关系为取向、专注于潜在的能力、愿意放弃已有经验的自我是一类——说好听点吧——异乎寻常的人。大多数人并不是这样子的；他们需要持续的生活叙事，他们以某项专长为荣，他们珍惜有过的经历。因而，那些新机构所要求的这种文化理念给许多生活在它们之中的人们造成了伤害。

替朋友下单，评价很好，值得购买！

还未看，看上去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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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资本主义的文化输出的地方咋办？

书质量很好 希望能有所收获~

绝对是好书，价格也便宜，很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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