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作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大量精美随葬品令人赞叹不已,而墓主人刘贺的传奇经历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本书是第一部有关海昏侯及其时代的学术研究专著。作者以文献记载的刘贺生平为基础,结合出土文物,将汉武帝晚年至汉宣帝时期的诸多重大历史事件详细解说;通过分析刘贺的经历与行事,揭示其个人的生活环境与性格特征,认为刘贺的戏剧化人生,既是时代造就,也是性格使然。
作者简介
辛德勇1959年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兼事地理学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史等研究。代表作有《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1996)、《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中国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研究》(2005)、《读书与藏书之间》(2005)、《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2008)、《秦汉政区与边界地理研究》(2009)、《困学书城》(2009)、《纵心所欲:徜徉于稀见与常见书之间》(2011)、《旧史舆地文录》(2013)、《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2013)、《石室賸言》(2014)、《制造汉武帝》(2015)、《旧史舆地文编》(2015)、《祭獭食蹠》(2016)、《中国印刷史研究》(2016)等。
内页插图
目录
引言:一座墓葬引发的关注
一、刘髆受封昌邑王
二、卫太子的反叛
三、霍光专擅朝政
四、二十七天的皇帝
五、宣帝登基与亲政
六、由废帝到海昏侯
七、带走的财富
八、余论——盖棺论定于青史
附录
附表1 刘贺年表
附表2 刘贺世系略图
附表3 改订西汉新莽历史年表
精彩书摘
盖棺论定于青史
(选自《海昏侯刘贺》)
刘贺在汉宣帝神爵三年(前59)离世并遭国除之后,海昏侯国的历史,并没有完全终结。
至汉元帝初元三年(前46)四月中旬至五月期间,汉朝遭遇了一场比较严重的旱灾。在这场旱灾之前,汉武帝茂陵陵园里有一座白鹤馆,应该是寝殿的附属建筑,在四月乙未也就是四月十一这一天,还着了一场大火。不知道与这些灾异的发生,是不是具有一定关联,元帝决定:“封故海昏侯贺子代宗为侯。”——也就是给刘贺的儿子刘代宗绍封了海昏侯的爵位。
这位新海昏侯刘代宗,在史籍中没有留下什么记载(只知道死后的谥号是“釐”)。其后相继又有刘保世(谥“原”)、刘会邑两位承嗣侯位,同样没有事迹传世。
很不幸的是,在刘会邑时,海昏侯国又遭免除。唐人颜师古以为刘会邑与同时国除被免除爵位的许多人一样,都是在新朝肇建后王莽所为,但实际情况,似乎还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至少需要对此做出更为具体的论证。不管怎样,连带元帝时期的复封,刘贺始封的海昏侯国,在西汉只向下做了三番传续。
进入东汉以后,光武帝刘秀,在建武年间,又重封海昏侯国(当然,如前面第六章所述,在重封刘贺后人之前,光武帝曾有过册封沈戎为“海昏县侯”的想法,但因沈戎固辞而未果)。东汉海昏侯国,在班固撰著《汉书》的明帝时期,尚承续不绝。再往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晋时人司马彪撰著的《续汉书·郡国志》中,豫章郡属下的“海昏”,司马氏依然自注有“侯国”字样。因《续汉书·郡国志》断代的年限,是汉顺帝永和五年(140),故东汉海昏侯国,至少一直传承至此时,尚未弃绝。这是我们通过传世文献,所能确切认知的海昏侯国存续的时间的下限。
实际上,刘秀册封的海昏侯国,很可能是与东汉王朝相始终,一直没有废除。所谓东汉,依然是刘家的天下,皇帝还依然是太祖高皇帝的后裔,他们没有忘记刘贺,这位被霍氏权臣从未央宫中押解走的废皇帝,让他的子孙们仍享得一定的礼遇。
上面各章讲述的刘贺的身世及相关政治背景,在《史记》《汉书》等基本传世文献中,本来都有比较丰富的记载。以往一些比较通行的现代研究著作,叙述往往比较粗疏,以致很多基本面貌,显得模糊不清,但那是研究者没有特别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或是未尝用心读书所致,而不是历史典籍缺乏足够的记载。实际上,并不需要简单依赖海昏侯墓中出土的遗物来对相关史事做出新的论证,更没有理由一定要赖此得出与传世文献记载截然不同的结论。
诸如刘贺之登基称帝,立也霍光,废也霍光,并不取决于刘贺本人有多优秀,或是有多昏乱,而霍光的阴谋和伎俩在《汉书》当中也有非常清晰的记载。
现在一些人依据海昏侯墓中出土的诸如所谓“孔子屏风”(实为矩形铜镜镜背)或属《易经》《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的简牍(其中有些内容还有待进一步认证,如所谓《易经》就是如此),甚至乐器、两周铜器等,来证明刘贺其人本属循规蹈矩的正人君子,并且情趣高雅,爱好音乐、喜欢收藏,等等,从而很轻易地做出新的判断,以为《汉书》等传世典籍有关刘贺“清狂不惠”“动作亡节”之类的记载,尽属霍光之辈肆意厚误。如此简单地阐释出土遗物,恐怕同样严重脱离实际,这样的研究方法,似乎并不可取。
例如,前面第六章中已经谈到,儒家经典,在当时的皇家子弟教育中,本已成为一项基本的内容,昌邑王刘贺的老师王式,就明确讲过他“以《诗》三百五篇朝夕授王”的情况。其实比这更早,在前面的第二章中,还谈到了刘贺的父亲老昌邑王刘髆,甫一受封,汉武帝就指令“通《五经》”的夏侯始昌给他做“太傅”的事情。
面对历史文献的清楚记载和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我想,与其动辄揣测通过这件器皿来改写中国制作蒸馏酒的历史,不如更好地对比上海博物馆等处收藏的类似器皿,梳理同类器物的演变序列,以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其功用和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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