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本书文字简洁精炼，内容翔实，钩沉老派文人往事，知人论世，不落窠臼，以普通人的视角揭秘章太炎、鲁迅、胡适、周作人、傅斯年、张爱玲等民国文人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2．本书具有较高的可读性，有助于读者更详细地了解民国时期的文化名人的思想，以及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对中国当代社会的研究非常有价值。朱正、陈徒手、丁东、谢泳等著名学人联袂推荐。

内容简介

《过去的那些教授》以普通人的视角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章太炎、鲁迅、胡适、周作人、傅斯年、张爱玲等民国文人鲜为人知的生活历程，展现出了民国时期的文化与思想，揭秘了文化名人之间“爱恨情仇”的另一面。

作者简介

鲁建文，湖南浏阳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现供职于党政机关。文章散见于各级报刊杂文、随笔栏目，连续多年有作品入选《中国杂文精选》《中国杂文年选》，著有《不伦不类杂说》《倒过来的逻辑》等。

精彩书评

史海爬梳，难能可贵。尤其作为一个公务员，能静心写这样一本书，并有自己的发现，我觉得是值得称道的。

——朱 正（鲁学家、出版家，著名文史学家）

在鲁建文先生的笔下，民国文人的千姿百态得以有趣地呈现，梳理精当，描绘鲜活，接近历史的原生态。一本书册，涵盖百年文人生态，凝聚他们的喜乐悲欢，有一种极其难得的群雕耸立感。

——陈徒手（报人、著名历史学者）

本书有人物有史料有可读性，在写民国人物的书中是有特色的一本。

——谢 泳（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钩沉老一辈文化人的往事，是当今随笔写作的一个分支。不落窠臼，写出新意，并不容易。既需要知人论世，也需要知世论人。鲁建文先生在这方面，孜孜以求，做出了可观的成绩。

——丁 东（社科院研究员、著名学者）

目录

辑 一

日常生活中的鲁迅　/ 2

老舍的嗜好　/ 6

郁达夫办酒厂　/ 10

《背影》背后的故事　/ 13

民国“疯子”章太炎　/ 16

梁启超为徐志摩证婚　/ 20

胡适的一枚“止酒戒”　/ 23

钱穆在北大的讲课风格　/ 26

“医患纠纷”中的周作人　/ 29

梅兰芳学画　/ 32

郑板桥的“怪”　/ 35

林徽因与景泰蓝　/ 38

“超级红娘” 宋霭龄　/ 42

丰子恺教子“约法”六条　/ 45

“字以人传”李叔同　/ 48

张爱玲曾国文考试不及格　/ 51

“书生大使”胡适　/ 54

鲁迅藏书的危机　/ 57

辑 二

沈从文改行的背后　/ 62

巴金的笔名　/ 66

傅斯年主政北大复原　/ 70

杨荫榆的悲剧人生　/ 73

老舍请辞社会兼职　/ 76

冯雪峰一桩未了的心愿　/ 79

智者吴宓　/ 82

梁思成的“北京旧城保卫战”　/ 86

曹禺后期创作的困惑　/ 89

郭沫若的家庭遭遇　/ 93

梁漱溟进言　/ 96

丁玲的变化　/ 99

罗应荣的悲剧　/ 102

林语堂亦曾“打狗”　/ 105

辜鸿铭为何好骂袁世凯　/ 108

胡适与汉字横排论争　/ 112

蔡元培创办国立劳动大学　/ 115

周建人谏节制生育　/ 118

周扬反思求变的中断　/ 121

马寅初三问孔宋豪门　/ 124

辑 三

“清华之龙”钱钟书　/ 129

梁实秋与鲁迅　/ 133

司徒雷登曾为冰心主婚　/ 136

张恨水一次终身难忘的会见　/ 140

钱玄同与鲁迅分手的前后　/ 144

王震与丁玲　/ 148

郭沫若与陈寅恪　/ 152

鲁迅欣赏巴金的认真　/ 156

《雷雨》的首演在日本　/ 159

郭沫若为沈从文写序　/ 162

陆小曼与《徐志摩全集》　/ 165

蒋梦麟与西南联大　/ 169

陈垣慧眼识启功　/ 173

茅盾这样为《地泉》写序　/ 176

浩然出面保护杨沫　/ 179

北大“通讯导师”王国维　/ 183

萧红当年自费出版《生死场》　/ 186

闻一多与吴晗 　/ 189

杨绛的人格魅力　/ 192

陈独秀酷评沈尹默　/ 195

后 记　/ 198

精彩书摘

民国“疯子”章太炎

在过去的阅读记忆中，章太炎在政治上是个“怪人”，有过不少怪诞惊人之举。他白天打着灯笼游街，嘲讽清政府暗无天日；他手执丧杖、身穿麻衣祝贺袁世凯称帝；他还曾向无心抗日的蒋介石建议，不如将东北三省交付给共产党。当时不少人都称他为“章疯子”。近读华强著的《章太炎大传》，发现这位著名的大学问家在日常生活中同样是一个“怪人”，许多事儿至今读来仍然令人捧腹。

章太炎曾有过两度婚姻。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母亲陪嫁的丫头王氏。因为他从小就被认为是“疯子”，无人敢将女儿许配给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忧心如焚的母亲只好让王氏嫁给自己的儿子。在王氏的精心照料下，他缠身多年的癫痫病“霍然而愈”。但好人命不长，王氏年纪轻轻就去世了。王氏去世后，他过了多年的鳏居生活。在朋友的多次劝说下，年届不惑的他决定再娶。他在《顺天时报》刊出《征婚启事》，提出了五个具体条件：（1）鄂女为限，（2）大家闺秀，（3）文理通顺，（4）不染学堂中平等自由之恶习，（5）有从夫之美德。启事一出，自然引起轰动，这不仅是因为他本人大名鼎鼎，更重要的是他的要求如此苛刻。大都以为他又在口出疯言，当然，也无人敢来应征。据说，最后是由蔡元培出面做月老，把天生丽质的浙江才女、《神州女报》的创始人汤国梨介绍给他，成就这段美好姻缘。

章太炎先后养育过五个孩子，与王氏生育了三个女儿，与汤国梨生育了两个男孩。他是一位语言文字学家，说话写文章爱用生僻之词，让人难认难懂。有意思的是，他在给三个女儿取名时也玩起了这门学问，用了三个颇为生僻古怪的字。大女的取名是四个“乂”，叫章；次女的取名是四个“又”，叫章叕；三女的取名是四个“工”，叫章。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当她们快到出阁年龄时，他却又以此为题要考自己未来女婿的学问，声言谁要娶她们为妻，就必须先认得出她们的名字，不然不能开亲。这样的结果自然不妙，三个女儿待字闺中，许多青年才俊都不敢上门，担心认不出她们的名字而丢丑，差点把女儿都弄成了剩女。汤国梨深知“解铃还得系铃人”，劝他借一次宴会的机会，解释了女儿名字的由来，公开了读音，才让女儿们逐步成婚。

在服饰穿着上，章太炎也是个“怪人”，以不修边幅、衣着不整出名。他蓄着由中间向两边分开的长发，常常长至数寸长也不去理发，俨然就是一个“疯子”。他的穿着放荡不羁，夏日披着一件薄薄的半截长衫，经常袒胸露背，却毫不在乎；冬天穿着一件长长的棉袍，外加一个坎肩，怪模怪样的。当鼻涕流来时，他便顺手一擦，两个袖口常常被鼻涕抹得晶亮晶亮。如果与他靠近，不时会有一种不雅的气味随风飘来。在当时，他最为典型的装束，恐怕应是沈延国在《记章太炎先生》中的描述：“那时，先生常常服着长袍，外罩‘和服’。”“我见到的‘和服’袖口上，还绣着‘大汉’两字。”“头发已经剪了，但还留着五寸长，左右两股分开梳着，下面垂到额际。不仅服装离奇，讲起话来，亦有些疯头疯脑。”他的这副打扮，让他一度成为清政府通缉的“异类分子”，以致原来的一些朋友也有意避开他，不敢留他过夜。他却我行我素，一笑了之。

特别是，在生活自理能力上，有些方面他近乎是“弱智”。莫说沏茶做饭，就是穿鞋也左右不分，常常连裤带也系不紧，不时双手提着裤头走路。据汤国梨回忆说，他出门不能自归是常事，往往要搭乘人力车。人往车上一坐，只知指着车夫赶快跑，当车夫问要到哪里去时，他却只能说出回家，家住马路上的一个弄堂里，弄口边有一家烟纸店的地方。常常把车夫弄得不知所措，他却不慌不忙地补充说，就是章太炎家，章疯子家啊，而老是不能说出自家的具体地址，害得车夫拉着他满街找。他与摩西是好朋友，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有一次，两人整整聊了一个通

宵。次日清晨，他独自回家，竟然误入了隔壁邻居的家。大概由于住房的格局与陈设相仿，他却一点也没有察觉，倒头就睡。待女主人购物回家，发现床上睡着一个脏兮兮的老头，吓得不禁大声叫起来。顿时，把所有邻居都惊动了，也把他从熟睡中惊醒了。他却泰然无事地说：“我睡得正香，何以扰我好梦？”

在生活中，章太炎还有一个特别爱吃臭东西的嗜好。越是带臭的食物，他越是觉得香。不仅是臭腐乳、臭豆腐、臭豆豉他喜欢，而且臭鱼、臭肉、臭蛋他也很爱吃。对于这些食品，往往家里人都觉得臭不可闻，掩鼻而逃，他却感到好吃，回味无穷。他的书法很好，曾以卖字营生。抓住他爱吃臭东西的嗜好，钱化佛曾以臭食物换得一大批他的书法作品。第一次，钱化佛送去一盒臭咸蛋，令他胃口大开，接过臭咸蛋后，他兴奋地对钱化佛说：“你要写什么，只管直说。”于是，一口气给他写下好几幅字。不隔几天，他又送来一罐绍兴特产——臭苋菜梗，老先生很是高兴，又应邀帮他写了40多幅“五族共和”的条幅。据说，尔后他还送来臭花生、臭冬瓜等食品，让老先生吃得津津有味，先后换得100多幅书法作品。

不能不说，章太炎的这些生活习惯，是直接酿成“章疯子”绰号的另一方面，也让许多人不好理解，但他自己却悠然自得。钱波编著的《原来如此》一书专录了章太炎对此的一段自述：“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是能想也不能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者必得神经病，才能做到。”细想起来，真还不无道理。

“医患纠纷”中的周作人

“医患纠纷”并非今天才有的事，20世纪20年代末，周作人就因次女若子的死亡，而置身一场“医患纠纷”中，与向来关系不错的山本忠孝大夫反目为仇。据蹇小兰编著的《清风苦雨》记载，这位平时文字淡雅、性格平和的散文大家，在这场纠纷之中，表现得颇有点像今天常说的“医闹”一样，采取了一系列令人看来难以置信的行动。

周作人曾有五个孩子，三女两男。对于孩子的成长，他历来奉行一种“任其自然发展”的态度，认为这是他们自己的“自由与责任”，很少过问。先期看来也确实个个成长不错，特别是次女若子，聪明好学，活泼多趣，尤得周作人的钟爱。这个仅活了15岁的小女孩，曾在作文《晚上的月亮》中这样写道：“晚上的月亮，很大又很明。我的两个弟弟说，‘我们把月亮请下来，叫月亮抱我们到天上去玩。月亮给我们东西，我们很高兴。我们再拿到家里给母亲吃，母亲吃了一定很高兴’。”一种天真烂漫、乖巧伶俐的形象映人脑海，尤为逗人喜爱。俗话说：“越是聪明的孩子越难养。”若子似乎确实如此，生来多病，让平时对孩子近乎冷漠的周作人也伤透了脑筋。

周作人家人有病一直都是由山本医院治疗。周家的这个选择，不仅是因为山本医院离八道湾比较近，而且大家都以为山本忠孝医术不错，待人和蔼，值得信赖。山本也确实挽救过周家人的几次性命。譬如，1925年4月11日晚，若子突然发热呕吐，继而体温升至40 ℃，出现痉挛，全家上下乱作一团，慌了手脚。待把山本大夫请来，若子心脏衰弱，皮肤发黑，被诊断为“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看到这种情况，不单护士小姐永井君担心这孩子难以回转，就连山本大夫也以为不行了。紧急之中，山本大夫一日四次到场查看，护士永井君全日留守护理。经过两天两夜的精心治疗，死神离去，若子终于转危为安。对于若子这次神奇般的康复，周作人无疑要由衷感谢山本医院。他曾这么说：“我现在想致感谢者在人而不在自然。”这人显然就是山本忠孝大夫了。

然而，周作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对他家来说， 死神并没有真正远走。1929年11月16日，若子再次重病。那天若子从学校回家，呕吐腹痛，尽管周作人自己怀疑可能是盲肠炎，但把山本大夫请来后，他却坚持说是胃部的毛病。这是很容易混淆的两种疾病。盲肠炎首先发痛的位置不在盲肠，而在上腹，往往给人一种误导。第二天复诊，山本大夫才正式结论为急性盲肠炎， 还半开玩笑地说：“ 这回倒真让周先生猜中了。”此时若子疼痛难忍、发热不止，不得不转至德国人开的医院进行手术治疗。术后虽然疼痛有减轻，但由于已诱发腹膜炎，导致发热不退，益觉烦躁，哭啼着“我要死了”，不断呼喊着兄弟姐妹的名字，双手紧抱母亲的脖子低声地说：“我不要死！”这足见病人当时难受的程度。第四天，也就是11月19日，若子真的死了。这巨大的悲伤，对周作人及其全家无疑是一次沉痛的打击。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若子死后，周作人把这场哀恸全部迁怒于山本忠孝大夫。周作人首先是找媒体帮忙，利用报纸大肆攻击山本医院。12月初，周作人连续两天在《世界日报》刊登广告，把若子死因归罪于山本大夫的误诊，指其“拖延掩饰，草菅人命”。接着又在《华北日报》接连发表《若子的死》及《又记》《再记》，控诉山本忠孝大夫的误诊、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不近人情的收费。随后还在《华北日报》数日刊登了与《世界日报》相类似的广告，力图通过报纸把山本大夫的名声搞臭。在通过媒体曝光的同时，周作人开始向有关部门申诉：一是发函天津日本领事馆要求吊销山本大夫的开业许可证；二是致信北平市卫生局请求对山本大夫进行检查与处分，并把这些申诉的文章刊登在《世界日报》上。大“闹”了整整一个月时间。不难看出，周作人已摆出一种非置山本大夫于死地不可的架势，一心要把山本医院搞垮。

若子生病发生误诊，过后周作人对主治医生山本大夫有些情绪过激并非不可理解。治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何况所误时间不到一天，周作人做出上述系列行动，似乎好像今天我们常说的“医闹”所为，只是手段显得更为“高明”而已。与梁启超肾脏被错割，为保护医院的声誉，自己不愿张扬相比，不能不说相差甚远。我想，这大概与他对若子尤为钟爱不无关系，更与他向来以悲观和阴郁的眼光看待事物一脉相连。在与其兄鲁迅绝交之后，他的这一心理无疑表现得更为突出，事情一旦发生，便不加分析地怀疑对方带有私利地加害于自己。由此可见，“医闹”现象的出现，原因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于素质低下。尽管时代不同了，但这种与周作人类似的心理恐怕仍是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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