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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近代史爱好者及研究者
　　本书探讨晚清幼童留美出身的广东人唐绍仪，在晚清洋务运动以及民初政治和外交中所扮演的角色。唐绍仪在晚清和民国开国时期受知于袁世凯，在外交和政治上能发挥所长，表现杰出，并提拔了顾维钧等数位优秀的外交家。民国开国时期的政治复杂，唐绍仪在北方任职，却有南方人的情节。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唐却参加了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并支持同盟会所建的内阁制度，因此与袁世凯决裂。在此前，唐后受知于孙中山。孙死后，国民党派系林立，唐站在广东派的一边，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江浙派对抗。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唐绍仪赋闲居上海，日本谋在中国建傀儡政权，以与坚持抗日的蒋介石政权对抗，并以唐绍仪为重要的争取对象，蒋乃派人将之暗杀。蒋志在保护国家，而唐考虑与日本合作是谋求中国人民不直接受日本统治，与后来汪精卫的想法一致。本书能摆脱俗套，对唐绍仪政治生涯的转折有客观而透彻的分析，值得读者细读。──张玉法（台湾“中研院”院士）

内容简介

　　袁世凯倚他为股肱，孙中山视他为盟友，蒋介石当他是强大的政治对手，日本人将他看作“一流政治人物”。他是唐绍仪，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清末民初著名的外交家、政治家。
　　本书按时间顺序，详细介绍了唐绍仪自1882年到1938年遇刺身亡这一时间段内的政治外交活动，呈现出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上诸多重大问题的原委始末，着重论述了唐绍仪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为和影响，揭示了国内不同派系间的权力斗争以及列强为维护自身利益对中国政治、外交的干涉等。本书对唐绍仪政治生涯的转折多有客观而透彻的分析，堪称一部研究唐绍仪一生事业成就的总结性著作。

作者简介

　　杨凡逸，1975年生，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学士（1997）、硕士（2001）、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2010），研究专长为近代中国外交史，现为台湾师范大学侨生先修部历史科约聘教师，著有《美日“帕奈号”（U.S.S.Panay）事件与中美关系（1937—1938）》，发表《论唐绍仪在中英西藏交涉上的角色》《唐绍仪与1911年南北议和》《乾隆朝中缅关系初探》等论文。

精彩书评

　　杨凡逸博士研究唐绍仪一生的重要事迹，不只利用了近年广为流布的中、英、日文中的源文件资料，也将前人与时人对唐氏所作的研究论述，做了一番彻底综合整理的工夫，撰为本书，堪称为研究唐绍仪一生事业成就的总结性著作。
　　──李恩涵（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员）

　　作者以时间为经、主题为纬，分别由内政外交的交互影响、国民党史及宪政史的演进等角度入手，叙述唐绍仪在清末民国政治演变暨外交折冲樽俎的过程，书中交叉比对一手史料及二手论著，引证资料完备翔实，除了尽量还原史实之外，并客观地给予唐氏在历史洪流中的定位，值得向读者推荐阅读。
　　──陈三井（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

　　本书深入爬梳不同时期的唐绍仪，从其最初崭露外交头角、担纲民国首任国务总理、主持南北议和、一度淡出政坛、晚年政治抉择及其最后为国民党特务所谋杀。作者娓娓道来唐绍仪一生在政坛上的风云起伏，不仅深具学术价值，且陈述了许多不为人所熟知的历史叙事。
　　──吴翎君（台湾东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目录

自 序
引　言
第一章　唐绍仪与晚清外交
第一节　唐绍仪在朝鲜的外交作为
第二节　负责北洋对外交涉.
第三节　对主权的坚持：中英西藏交涉与中日东三省善后事宜交涉
第四节　任职外务部右侍郎期间主持中国路政
第五节　整顿海关行政
第六节　唐绍仪与清季东北问题
第二章　唐绍仪与民国成立前后的政治（1911—1912）
第一节　蛰伏复出与出任南北议和清廷总代表
第二节　唐绍仪出任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
第三节　袁唐关系生变
第三章　唐绍仪与民初南北政治（1916—1925）
第一节　声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
第二节　拒绝出任外交总长
第三节　与孙中山南下护法
第四节　唐绍仪与1919年上海南北议和
第五节　南北政局的变化与唐绍仪淡出政坛
第四章　唐绍仪在1930年代的政治抉择（1931—1938）
第一节　从反蒋到附蒋
第二节　七七事变以后的对日态度及遭到暗杀
结　论
征引书目

精彩书摘

　　二、南北议和经过的再探讨
　　以唐、伍两人为首的南北双方的首次正式会谈是在1911年12月18日下午于上海英租界南京路的市政厅秘密举行，为时4小时之久。依照事前的约定，双方的参赞均不得直接与对方总代表对话，只可向己方总代表以书面或口头方式提出建议。
　　由于南北双方先前曾于12月9日（农历十月十九日）缔结了停战协议，但在陕西、山西、安徽等省仍时有冲突发生，唐、伍两人先是互控对方率先挑起衅端，接着双方均要求对方须撤出于停战期内违约所进占的地区。另外，陕西、山西、皖北由于电报不通，双方均要求对方代电令本军停战。接着双方拟定了电报稿后，唐氏即质问伍氏何以在电报中将山东及东三省列入；伍氏则答称，山东人民倾向独立，而取消独立则纯为巡抚孙宝琦个人的意见；至于东三省则因有关东都督蓝天蔚之起义，再加上奉天亦有革命党起义，故奉天亦须列入东三省，否则对当地革命党人士无法交代。唐绍仪最后要求革命党一律遵守停战协议，伍廷芳称已起义省份，“可以为一致之行动”，至于尚未起义的省份，若有自行起兵者，则“非所能知”。唐氏又要求伍节制各省咨议局不得暴动，伍氏则答称无法约束这些怀抱革命思想的自由发起者。
　　双方议和的目标在商定和平条件，一般认为应首先决定此后的中国政体问题。在第二次会议中，伍廷芳于会中申明两点：其一，成立共和政体，选举总统；其二，优待皇室，并设法维护满人的生计。唐绍仪虽表达其个人有意接受伍氏所提出的共和要求，然仍不敢自作主张，并表示须先向袁氏请示后再给予明确的答复。唐氏于是在12月27日致电袁氏请代奏召开临时国会。本次会议的唯一成果是双方都同意停火期限由原先的12月24日延长至12月31日。
　　和谈的会议记录虽已提供中外报刊披载，但英记者丁格尔（Edwin J. Dingle）则披露了一段未曾出现在公开会议记录的对话：
　　唐：就个人而论，本人倾向共和，此乃解决当前危机之唯一办法，然吾人切勿忽略满、蒙、藏及其他领土之完整。
　　伍：我方并未声言完整之领土，仅提联合之十八省。
　　唐：就贵方之质问，尚须请示袁总理。
　　丁格尔接着比较清军与革命军的情况。在客观方面：第一，清军无论是在训练及装备上，皆优于革命军；第二，清军扼守关内外、芦汉、津浦等路，因而掌握交通要冲；第三，江北冬季寒冷，革命军无法适应冬季作战；第四，革命军仅仅是临时招募，多半为乌合之众。因此，除清军临阵倒戈外，革命军根本无力直捣北京。而主观方面，一手创办新建陆军的袁世凯仍深获官兵拥戴之威望，只要各新军仍效忠于袁氏，革命军要想拿下北京的机会即相当渺茫；而革命军即使能攻取北京，亦须至少费时一年以上。反之，清军虽能固守江北，然如想进一步收复江南亦非易事，除非革命军阵营发生内讧。
　　12月24日，庆亲王与袁世凯拟定一项训令，授权唐绍仪将政体问题留待国民议会决定，该议会依照事前双方商定的条件，于3个月内由全国各省选举的代表组成。袁世凯于12月26日下午将该项训令发送给唐氏，唐氏于12月28日晚收到该电报，于是在12月29日南北举行第三次会议时，乃提议将该议题列入讨论的范围。
　　唐绍仪鉴于停战期限即将届满，于是提议讨论罢兵的方法，他原提议7日内双方应一律罢兵，且不得再有战争，但最后双方决议自12月30日上午8时起，所有山西、陕西、湖北、安徽、江苏等省的清兵，5日内，一律退至原驻地百里之外。针对伍氏所质疑之彼此驻兵太近，易发生冲突，而宜撤出境外，但唐氏认为仍需有兵力维持地方秩序。最后双方同意仅留巡警保卫地方，清军撤出的地区，革命军亦不得侵占，以免双方发生冲突，并于5日内商妥退兵条款，按照所订条款办理。山东、河南等革命军已占之地，清军亦不得进攻，革命军亦不得进攻他处。此外，双方还决定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体问题，在获得多数与会代表通过后，双方均须依从在国民会议未解决国体问题前，清廷不得提用已经借定的洋款，亦不得再度举借外债。最后，双方还拟定了对于于清帝及满、蒙古、回、藏人士之待遇等问题。
　　12月30日，各省代表于南京召开临时大总统正式选举会议，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大总统。此一革命党的重要措置已使南北议和的进行产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也为唐绍仪是否应继续担任清廷议和总代表产生变量。
　　在12月30日的第四次会议中，双方所讨论的议题主要包括：（1）国民会议的开会地点；（2）是否举借外债，由清、革双方均分，以用之于维系地方的治安上；（3）对清室的待遇等。
　　早在1911年11月26日（宣统三年十月初六），上海《申报》即披露当时担任清廷邮传部大臣的唐绍仪严厉谴责张勋部队在南京“擅专行事”，无视清廷的命令。 所以，基本上，唐、伍两人在张勋纵军烧杀奸掠的议题上早已取得共识，在他们的第五次会议中即正式讨论之，后者认为，由于张勋屡次违约、纵兵烧杀奸掠、违逆人道，“形同强盗”，故应视为匪徒，唐绍仪则同意将此事致电袁内阁查办。其次，在第四、五两次会议中，双方争执的另一焦点在于国民会议的开会地点，唐绍仪请伍绍仪同意于北京召开，伍氏则坚决反对，并主张应于上海召开。唐氏同意将伍氏的主张代为转达袁内阁，并请袁世凯尽速回电。
　　三、袁、唐两人与列强的互动
　　伍廷芳希望南北议和于上海召开，除了受到江浙地方势力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列强在上海拥有庞大的利益，他希望藉由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会举行南北议和而吸引国际的注意。唐绍仪之所以同意赴沪谈判，或亦基于与列强联系便利之故，因此他较之在汉口时更为重视列强的态度。而唐、伍两人在会场的互动，实际也都在列强的监控之下，所有台面上下的运筹帷幄，列强能通过直接间接的手段予以相当的掌握。此外，由于当时列强多支持袁世凯之执掌大权，借以收拾当时的混乱局面。所以，自袁氏复起掌权之初，列强即竭力促成南北议和，并对和会施加压力。因此，在谈判开始后不久，英、美、日、俄、德、法六国驻沪领事随即于1911年12月20日向唐、伍两人先后面交同样内容的照会一份，以对他们施以强大的外交压力。
　　该照会系由法国公使皮科（Fran?ois Georges-Picot）以法文起草。12月19日下午4时，驻沪六国总领事先在德国总领事馆会合，当场分发该照会的英文稿，翌日（12月20日）上午，六国总领事在俄国总领事馆集合，联袂前往议和会场，先后将同样内容的照会交给唐、伍两人。该照会内容如下：
　　（国名）政府认为，目下中国战事若持续下去，不单中国自身，同时亦对外国人之实质利益与安全造成重大影响。
　　（国名）政府在持续采取其一贯的绝对中立态度的同时，认为有责任非正式地吁请双方代表注意，有必要尽速达成协议，使目前的冲突归于停止，并认为此观点符合清、革双方之希望。
　　唐绍仪在接获照会后立即做出回应，他同意向清廷转达列强的善意，并承诺在与伍廷芳磋商后，由两人发表联合声明。伍氏则先询问现场是否有邀请记者，各国领事则以未得本国政府训令而未表同意，他在响应中一方面先感谢列强，另一方面，则表示其本身是数个主和团体的一员，因而不能无视于为自由而战的中国人民。因此，若一旦同意和平，就必须根基于巩固的基础之上，以确保日后任何革命事件不再重演。此外，革命党方面批评该照会中的第二段，亦即革命党不相信列强真能维持和平与秩序。他认为这项照会暗示列强有意援助清廷。当时有传闻称，袁氏有意借延长停战期限，以获取外国借款以支付其军队的饷银并维持秩序。大多数革命党人士则对于外力的介入并不感到意外，愿意无惧地面对这项可能性。
　　12月22日上午，袁世凯致电英国公使朱尔典与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希望能在当日下午共同商讨上海议和的相关问题。依照外交惯例，朱尔典与伊集院两人在会晤袁世凯前先曾私下磋商，但两人并不知道袁氏作此商讨的真正意图。朱尔典在离开英使馆前接获一封寄自驻沪总领事的电报，其中说明上海议和所讨论的一些问题：唐绍仪虽为清廷议和总代表，然其同情共和的倾向却是众所周知，实际上他已抛弃了所应代表的立场。唐氏致电袁氏称，为防止谈判破裂，有必要发表正式宣言，建议应于3个月内召开国民会议以决定日后中国的政体，解决各项难题，并避免无谓的伤亡。在中国本部的22省中，每省咨议局应各选出3名代表，而目前南北双方的议和代表应不在国民会议的参加名单之内；该建议业已获得革命党温和派的赞同。唐氏认为解决此项困境的唯一办法，不是抛弃清廷，就是与全民的意志相对抗。朱、袁会谈时，袁氏强调即使他有意接受革命党的提议，他也是无法将其麾下的将士带向革命阵营。因此，袁氏认为由于共和将导致中国之分崩离析，他宁愿告老还乡，也不愿冒此风险。站在维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立场上，袁氏坚信帝制的观念在中国人民的旧有观念及习惯中已根深蒂固，因而以激烈的方式缔造共和并与过去传统割裂是中国人民所万万无法容忍的。他认为伍廷芳及温宗尧等人根本毫无行政经验，且对中国内情一无所知，根本没有资格代表中国人民。朱尔典虽同意袁氏的看法，然仍希望他考虑采纳唐绍仪所提出之国体问题交由国民议会代表决议的建议。袁世凯则认为，在当前国家动荡的情况下，召集各省代表共聚一堂实窒碍难行，且在未获朝廷奏准前，他当然无法采纳唐氏的建议。然而，就袁氏个人而论，他当然愿意将此问题交由民意决定。袁氏在结束与朱尔典的会谈后，随即会晤日使伊集院。事后英、日两公使还相互比对与袁氏的谈话记录。
　　12月23日，朱尔典与伊集院两人再度收到庆亲王与袁世凯要求于翌日（12月24日）举行会谈的要求，因为庆亲王与袁世凯拟提出一份发给唐绍仪训令的草稿，授权唐氏将政体问题留待国民议会决定，该议会可依照南北双方所商定的条件，于3个月内由各省选举的代表组成。12月24日下午4时，庆亲王与袁氏于在外务部先会见朱，向朱尔典展示致唐绍仪的训令电报，主要是授权唐氏在清、革双方商妥的情况下，可同意于2—3个月内召开国民会议。庆亲王与袁氏向朱尔典保证，该项提议业已获得皇族的一致同意，并恳切要求身为友人的朱尔典提出坦率的建议。朱尔典则认为该项提议一方面有助于将清廷置于道德的优势，另一方面若革命党方面拒绝，则反而对其不利，因此极为合理。不过，庆亲王表示，若国民会议于此后2—3个月内召开，日益窘迫的清廷财政将更加恶化，因而向朱尔典询问，一旦清廷同意该提案，列强是否愿提供财政援助。朱尔典则响应，会议延后召开，将可使清、革双方得到冷静的机会，且不会对清廷造成损害，至于外援方面，清廷不妨先试探其他列强的意见，朱尔典个人赞成召开国民会议，然若庆亲王提出财援要求，他愿代为询问英国政府的态度。
　　庆亲王表示，他与袁世凯一致认为，共和无法在中国建立稳定的政府。朱尔典早已将两人的意思转报英国政府。在中国建立共和政体是否可行是列强无法擅自做主的事；各国或许可认为，中国人民应有自己决定其国家政体的权利。朱尔典本人从未建议中国实行共和，因为就他个人对中国的了解，中国并不适合该项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政体。袁氏则严厉抨击共和的窒碍难行，并宣称若国民会议一旦同意共和，他宁可辞职；朱尔典表示，在华外国人对此一问题的看法有分歧。一派认为由于中国人民长期仰赖君主政体，故其智慧尚不足以实行共和；另一派认为各省宣示独立的政府在许多方面基本上是民主的。袁世凯则认为，在沪外国人据说一面倒的倾向共和，朱尔典同意这项看法，但他也认为上海人民对政府作风不满的原因主要在于清廷对黄浦管理委员会（Huangpu Conservancy）的无所作为，据说这使在沪外国人认为，政体改变较之维持当前政权对其利益较不具伤害性。
　　伊集院先前曾向袁氏转达日方倾向希望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袁氏则反问日方拟提出何种支持，伊集院则称该问题仍待请示外务省之后再予答复。12月24日，庆亲王与袁氏再度向伊集院询问日方对中国召开国民会议的态度，伊集院则称日方的训令可望于两日内接获，在未收到训令前，中国不宜轻举妄动。
　　12月25日，袁世凯请日使馆通译官高尾前往会谈，当时他甫接获唐绍仪的急电，感到事态紧迫，于是请高尾代将电报转给伊集院电传本国。 袁世凯显然有意藉由唐绍仪的催促而迫使日本早日表态。伊集院乃于12月26日下午亲自拜会袁世凯，再度要求袁氏缓发训令。然袁氏则向伊集院表明，皇族为避免谈判破裂，袁氏本身又鉴于周围的情势及其本身的处境，故只能同意召开国民会议讨论日后之中国政体，而且他实在无法承担延迟训令唐绍仪所可能造成的后果。伊集院眼见无法扭转袁氏的决心，只能将袁氏的决定电回本国政府，并警告袁氏应对一切后果及日后所衍生的事态负完全责任。
　　12月26日上午，袁世凯通知朱尔典称，由于情势极其紧迫，且日方答复的时限即将逼近，因而拟于当日下午将12月24日所草成的提议致电唐绍仪。朱尔典则认为在未获得伊集院的同意前切勿发送电报，他并将此紧急事态告知伊集院。伊集院在与朱尔典进行密谈时表达若中国一旦建立共和，将使日本处于极其困窘的立场，他并试图说服朱尔典联合列强共同向中国提出列强希望中国维持君主政体的立场，希望能借此对革命党施加一定程度的压力。朱尔典则向伊集院警告，革命军握有在华外国人三分之二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威胁之力，且据英国驻沪总领事法磊斯及其他人士的判断，革命军当然会对在华外人诉诸报复，以谴责列强意图支配日后中国的政体。英国的立场尤其微妙，因为香港与星马地区的大多人口多来自华南各省，他们公然对革命党表示同情。 法磊斯也认为，由于革命党方面有相当良好的情报机关，因而相当了解日方的态度。伍廷芳等人宣布日方若一旦反对，全中国人将团结起来奋力一搏；革命军将领将奉命于12月31日起再度开始战斗；革命党方面并致电日方称，若一旦重启战端，日方须为此负完全之责任。
　　这一消息显然影响了日本，因为伊集院于12月28日再度拜会了袁世凯，并向袁氏保证日方对召开国民会议不表异议，只希望他能经常与伊集院保持密切联系，为平定时局而充分尽力。
　　12月28日晚，清廷正式下诏同意召开国民会议。该诏书指出由于君主立宪或共和问题将对中国的内政外交形成重大的影响，故应交由全民公决，而非仅由朝廷或特定团体来决定。另外，该诏书还提出停止冲突以筹备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
　　朱尔典认为，该诏书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妥协的意味，虽然它的内容就东方国家而言稍嫌不符实际，然应为解决问题的唯一可行办法。 此外，朱尔典还认为，清廷所以下诏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唐绍仪在致袁氏的电报中认为东南各省的民心一致赞成共和，符合民众要求的唯一解决途径就是将国体问题交由国民会议公决；其二，内阁在上奏中详陈了派遣唐绍仪赴沪和议的原因，另除感谢朱尔典与列强驻华使节的调停外，还详细引述唐氏所呈报上海议和过程中诸电报，内阁因而认为，由于革命党丝毫不让步，再加上清廷方面欠缺资源，导致内阁别无选择，只能奏请皇室考虑采纳唐氏的建议而召开国民会议。最后终于获得诏准。因为在过去3个月期间，清廷已受尽诸多侮辱，宁愿保持颜面，而不愿让战争来裁决其未来命运。
　　英国外务部则认为，唐绍仪呈给袁世凯的电报提供了饶富兴味的谈判记录，导致了决定以国民会议决定未来政体。很不幸的是，由于双方对选举及开会的细节问题发生争执，再加上革命党业已宣布共和，这项计划因而未获支持。就该电报的内容而论，朱尔典的行事作风机智而谨慎。日后须关注的是伊集院之态度对革命党的影响。
　　在清、革双方的停战协议即将届满的前三日，唐、伍两人再就延长停战事展开磋商。唐绍仪认为清廷方面已数度延长停战，今已无法再作任何让步，而革命党提出延长停战之事，无非是想获得准备战争的时间，清廷方面对此断然拒绝。唐氏认为，若欲匡救时局，无非在召集国民议会之事获得裁可。大概在同一时间，北京发生炸弹攻击事件，除了威胁皇帝与皇族大员外，亦影响到外国人的安危，这样将使当时的政局更增添纠纷。就唐、伍两人决定由袁世凯担任大总统之事，当袁氏被询问时，立即予以否认，但先前唐氏曾向日驻沪总领事有吉明告知袁氏当在获得清廷上谕后才得以成为大总统；唐氏也提及袁氏在会晤伊集院时，伊集院称，由于日方的地位有别于他国，故他国不得干预，日本则应负起重责大任单独行动。日使馆参事松井庆四郎除对此加以驳斥外，还对唐氏说，伊集院从未说过以兵力助袁氏之事，亦不希望使袁认为日方有意出兵，且在未接获日本政府的训令前，袁世凯即向唐氏发出关于国民会议的训令，袁氏须为此承担一切后果。另外，唐绍仪还指出，袁氏与庆亲王在会见朱尔典与伊集院时，朱尔典对召开国民会议一事不表异议，而伊集院却有不同意见，松井则再度对此加以驳斥，并说唐氏的这一言论与袁氏的电报内容并不吻合。 因此，唐绍仪在呈内阁电报中指出，伊集院与松井两 折冲内外：唐绍仪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外交（1882—1938）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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