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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王学不是“阳儒阴释”，而是儒学的一种新形态；它与佛教禅宗相似或相同是因为两者都把“道”内在化了。同时，它也不是“儒体佛用”，确切地说，它是“儒因佛缘”，即它是在“成为圣人”这一儒学的动因中生发出来的，佛教因素在其形成过程中只是起了助缘的作用；经过改造的佛教因素成为王学的有机成分，但不是核心要素。

作者简介

熊贵平，1972年生，江西樟树人。宗教学博士，安徽财经大学讲师。学术研究以儒士佛教观为研究基点，推及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等领域，旨在总结诸宗教对话的历史经验，探寻新文化生成的内在机制，从而回应文明冲突与融合的世界潮流和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时代主题。

目录

序　言
导　论
第一章　“道”的内在化与圣人经书的相对化
第一节　庚辰前：“其心纯乎天理”方是圣
一　“天理”的内在化
二　内在化的“天理”与成圣的转向
第二节　庚辰后：“心之良知是谓圣”
一　亦理亦心的良知
二　良知与成圣的转向
第三节　圣人与经书的相对化
一　圣人的有限性
二　圣人的非权威性
三　经书权威的相对化
第二章　“同异”之辨向“是非”之辨的转变
第一节　庚辰前：“求其是而已矣”
一　道无精粗，见有精粗
二　反求诸己，是非自明
三　“第一义”真，“一切皆真”
第二节　庚辰后：“依得良知，即无有不是”
一　良知乃“圣门正法眼藏”
二　“是非同异，毎起于胜心”
三　由搁置是非到转化是非
四　万物一体，莫非己也
五　“一而已矣”“善观则不二”
第三章　“无求同异于儒释，求其是者而学焉”
第一节　庚辰前：二氏学圣人，“不得其道而偏焉”
一　不得“中道”，“则亦异端而已”
二　二氏“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
三　不辨同异，“求其是者而学焉”
第二节　庚辰后：“尽性至命不染世累”即佛
一　“本来面目，即吾圣门所谓良知”
二　“儒、佛、老、庄皆吾之用”
三　“外人伦，遗事物，则诚所谓禅矣”
综　论
参考文献
后　记

前言/序言

熊贵平同学博士毕业有年，其博士学位论文屡经修改后，即将以“王阳明佛教观研究”为题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付梓，来函邀我为之序。我乐于为之，亦当勉力为之。
贵平虽然离开了武汉，但似乎一直在我身边。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勤奋而又倔强的学生。这一点后来在他的微博中得到了印证。他说：
犹记当年考研，不甘心一辈子只和普通学校打交道的我毅然选择了报考北京大学，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认为考任何一所学校都要经受激烈竞争，备考过程都要吃苦，也就是说，考北京大学要竞争、考江西师大也要竞争；考北京大学要吃苦，考江西师大也要吃苦。既然如此，考江西师大，不如考北大！考北大没有成功，只要上线，还可以调剂。另外，我出身微寒（注：应为寒微），只有靠自己的努力才能改变命运，若是还考普通院校，它能给我多大的平台？或许北大不一样！因而我选择了北京大学，准备全力以赴拼一下。书记召开考研动员大会，听说有人要考北京大学，说了一句话：考研要量力而行！我很是心虚，难道自己的想法不对？是否江西师大的学生考北京大学就不自量“力”？是否需要换个学校？我为此纠结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方志远先生到学生宿舍来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态，听了我的志向和顾虑，先生只说了一句：假如北大只招一个，那就是你！当年，先生或许是随口说说；现在，先生或许不记得是对谁说。但先生的这一句话是迷雾中点亮的明灯，驱散了我心头郁结的阴霾；是向懈怠者吹响的号角，激发了我内心深处对成功的渴望。信靠着先生这句话，我最终圆梦北大。回过头来想想先生的话，我认为他诠释了一种精神，那就是：深信自己能，敢与强者争。实在地说，考研中竞争对手很难精确评估，要获得胜利只有全力一拼。
之后他还因此举办了考研辅导班，为北京大学等名校输送了一些研究生。他在附记中还说：
2008年始我考入武大，师从麻天祥教授专治中国佛教，也涉及阳明等明儒群体。我猜想先生当年的那句话当是化自高扬心性的阳明学。
贵平学的是历史专业，以“通古今之变”为冀求，却又有“究天人之际”的思考。之前以及博士在读期间，似乎对近代僧人印光法师的净土信仰饶有兴趣，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思辨性强的王阳明的心性学说，除了环境使然，或许这正是他选择阳明学的思维基础。
毫无疑问，学术论文，当然包括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问题意识是第一要务。自然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贵平把它归纳为“研究什么”“为何研究”和“怎样研究”，并且认为，它们将自然内化为研究成果的文本的内在逻辑，进而成为对文本进行评价的基础和依据。贵平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及现在的《王阳明佛教观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显而易见，《王阳明佛教观研究》是以王阳明的佛教观为研究对象，并通过王阳明的佛教观这一个案，探寻文化间的交流与碰撞、冲突与融合的内在机制和普遍规律。为达到这一目的，贵平首先从王阳明的圣人观出发，通过对圣人的本质——“道”的分析与归纳，考察“道”的内在化对王阳明的是非观和佛教观的影响，揭示出“道”论与是非观、佛教观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从而得出全书的核心结论——人们对异质文化是排斥还是接纳以及排斥和接纳的范围和程度，就其深层动因来说，与其所持有的“道”论（真理观）密切相关。应该说，在方法论上，《王阳明佛教观研究》有劳思光“基源问题”研究法的影子，但就其精神实质而论，尚属宗教学的进路。当然，劳氏把中国哲学史上每家理论都视为根源于某种“基源问题”的有机体系，凸显了思想理论的整体性，但在“基源问题”的认定和把握上难免存在主观性。《王阳明佛教观研究》吸取劳氏所提出的思想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观点，但在“基源问题”的判定上，坚持了“宗教是文化的核心”的认识，把思想文化看成是人类面向终极关切不断生发的产物，或者说是一个宗教的人在走向自我完善过程中的倾诉和宣泄。具体到王阳明的研究上，贵平把与“道”合一、成为圣人作为王阳明的终极关切和理想践履的内在动因，并规定着王阳明的精神面貌和思想文化的理论特质。正是“道”的内在化导致王阳明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转变，使得他的是非观、佛教观等与明代前期诸儒有着显著的差异。如此，遵循“道”的内在化进而圣人观、是非观、佛教观之演进次序的书写方式，充分展现了王阳明思想的生成动态，表现了有别于其他学术研究的特征。
学者曾言，“观察现实，应当有历史感；研究历史，应当有现实感”。它告诉我们，学术研究要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实现双向融合。发掘现实问题的历史维度，才能明了问题的源流本末，对问题的把握才有深度和厚度；豁显历史问题的现实意义，才能使历史活在当下，真正成为“当代史”。贵平之研究，在学理上，是要探寻新文化生成的内在机制和基本规律，总结出中国特色的宗教对话模式；在实践中，则是为正在开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为世界范围的宗教对话贡献东方的智慧。这就是他的“历史问题”的“现实关怀”。正像汤用彤先生说的：“过去的事，往往可以作将来的事的榜样。”贵平在儒士佛教观的研究中，不仅仅停留于历史事件的追索，而且具有浓郁的现实关怀；不仅仅揭示儒士佛教观之所是，而且进一步探寻何以成其所是；不仅仅局限于儒佛关系，而且更具有宗教与文化的广阔视野。
扎实的第一手材料、独到的研究方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得《王阳明佛教观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作为该书蓝本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得到了评审专家的一致好评。书中最见功力之处是对王阳明学说特质的把握：贵平一改学界“阳儒阴释”“儒体佛用”之说，提出“儒因佛缘”之义，既肯定了王学的儒学特性，又令人信服地分析了它与佛教禅宗相似的原因，深得佛学的神髓。另外，在佛教中国化的把握上，作者从儒士这一文化接受主体切入，通过仔细辨析进入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元素及其因革损益，从而得出在“道”的内在化者的思想体系中，异质文化只具有形式的意义这一结论，深化和推进了佛教中国化的认识。
学术研究永远是在通向真理的路上，饱尝艰辛得出的成果也将不断地经受事实无情的证实和证伪，因而学术研究的意义不在于提出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而在于在对未知的探索中实现自身乃至社会的良性提升。贵平积数载之功，成一家之言，不足之处，或许难免，然而勤奋好学，不忘初心，窃为之赞许。观其未来，我瞩目焉。
麻天祥
丙申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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