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周保松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师，研究政治哲学的学者。他把对哲学、人生与大学教育的种种思考写下来，通过电子邮件发给学生，然后一起讨论。这样的交流，夜以继日，经年堆叠，已有数十万字。通过撰写和阅读这些文字，教师与学生两者均获得了超出流俗之上的精神与信念的支持。

在书中周保松正面回答了下面这些问题：作为一个自由人，能够做出自己的选择，也必会做出选择，那么，什么是值得我们去追寻的？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离开这个目的有多远了？政治的本义是什么，怎样把个人的幸福和制度、政治生活融合为一？公正，在我们的社会、我们认定的更重要价值中，占据什么位置？作者不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他对个人成长和学术经历的追述，有亲切的体验和感人的故事，让书中的理念更具有可信的力量。此外，作者的哲学启蒙老师陈特在癌症病故前，与他做了五次长谈，分别关于幸福和意义等终ji问题。陈特一生罕有著述，书中这五篇对谈让我们认识了这位仁厚的智者。

作者简介

　　周保松，七十年代初生于中国农村，1985年移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毕业，英国伦敦政治及经济学院博士。现于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任教，曾获中文大学通识教育模范教学奖及校长模范教学奖。著有《自由人的平等政治》（2010）、《相遇》（2008）、《政治哲学对话录》（2004）等。

精彩书评

保松真是当今校园里面已经十分稀缺的理想主义者，给学生的那些信中的哲学教诲，在常人看来虽然“迂腐”，却是一个高贵灵魂不得不面对的人生大问题。香港、内地的大学如今越来越世俗，老师们也在迎合这些世俗，通常告诉学生一些生存的知识和技巧。这些玩意当然也需要，但在一个诱惑太多、欲望过强的时代里面，并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我最近也在思考，如何更多地给学生一种精神和信念上的支撑，让他们比较早地找到自我，找到人生的定力，这些“无用之用”，可能是让学生们记得一辈子的“大用”啊。

——许纪霖

周保松是我的老同学，不仅同在中大哲学系上课，而且还一起拜在石元康教授门下攻读政治哲学。只不过保松和我走得路太不同。当年我读了四年硕士都没念完，他却在本科毕业后跑到伦敦政经学院取得博士学位，然后回到母校的政治与行政学系任教政治哲学。

可是换个角度看，保松又是个十分反常的人。他本科本来念的是工商管理，一个人人称羡的热门行当，前途无可限量，但他却在大三那年忽然转系哲学，一个在另一种意义上“前途无可限量”的学科。不仅这样，他从大一就开始加入《中大学生报》，写一大堆批评校方和批判主流社会的文章，这也是一般商学院学生不会干的事。

更神奇的事还在后头。始执教鞭，他就发起网上讨论班，和他的学生日以继夜的大谈政治、哲学与人生，而且谈得极为严肃深入。前几年，他把第一批讨论成果编成《政治哲学对话录》一册，数十万言，自己印了三百本，留给同学当纪念。要知道，在教授都成了论文机器与行政人员，劳形于资金申请与工作报告之间的今天，还肯花这么多心力时间在学生身上的老师，实无异于一种几近消亡的文化遗产。

——梁文道

目录

新版自序

自序：活得好这回事

致谢

辑一 学生

1. 或许不是多余的话

2. 独一无二的松子

3. 政治、学术与人生

4. 论辩和论政

5. 读书之乐

附录 新亚学规

6. 政政人何所重

7. 走进生命的学问

辑二 老师

8. 夜阑风静人归时

最后的五堂课：与陈特先生对谈

9. 之一：体验死亡

10. 之二：追寻意义

11. 之三：善恶幸福

12. 之四：师友杂忆

13. 之五：论情说爱

14. 光照在黑暗里——纪念沈宣仁先生

附录 沈宣仁先生给作者的最后一封电邮

15. 真正的教者──侧记高锟校长

辑三 大学

16. 中大人的气象

17. 我所理解的新亚精神

18. 做个自由人——《政治哲学对话录》序

19. 个人自主与意义人生——哈佛学生的两难

20. 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重建中国大学的价值教育

21. 大学的价值：周保松、梁文道对谈

辑四 回忆

22. 童年往事

23. 倘佯在伦敦书店

24. 淘书心情

25. 寻找以赛亚．伯林

26. 活在香港——一个人的移民史

27. 行于所当行——我的哲学之路

代后记 可有可无的灰尘（陈日东）

精彩书摘

　　《走进生命的学问》试读：26. 活在香港 ──一个人的移民史

　　一 我移民香港﹐22年了。 我是1985年6月30日跨过罗湖桥的。跨过去的时候﹐并没想过后来种种。此刻回过头来﹐又显得有点欲说无从。昔日的日记相片书信仍在﹐多年尘封不动。外面正是十年回归大庆﹐我独坐一室﹐茫然地整理一己的历史。

　　20世纪80年代至今﹐有近百万新移民从中国来港。这百万人一离开罗湖﹐就好像细流入深海﹐静默无声﹐不知那里去了。再出现的时候﹐往往便是报纸头条的伦常惨剧主角。这幷非事出无因。对很多香港人来说﹐“新移民”一词几乎和社会问题同义﹐常常和家庭暴力﹑骗取社会保障援助﹑贫穷落后等关联在一起﹐是个不光彩的标记。新移民既是外来者﹐同时又被视为社会问题制造者﹐遂背负双重的道德原罪。很多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将新移民尽快改造成香港人﹐洗去他们旧的次等的不文明的生活方式﹐接受新的先进的香港人的价值。新移民跨过罗湖桥那一刻﹐就必须承认自己在身份上低人一等。这份深不见底的自卑﹐令新移民不愿面对过去﹐更加欠缺勇气在公共空间述说自己的历史。而主流社会不仅没兴趣了解新移民的前世今生﹐甚至有意无意丑化他们的形象﹐漠视他们面对的种种困难和承受的诸多不义。于是﹐新移民这一庞大群体﹐在据说是自由开放的香港﹐形成了某种集体性消声。

　　新移民明明无处不在﹐却又仿佛幷不存在﹔明明有话想说﹐却又无法可说。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因为香港本身就是个移民社会。1949年以降﹐历经几波大移民潮﹐目前七百万人口中﹐真正称得上“原住民”的﹐少之又少。但在这样一个移民城市﹐新移民的生存处境和精神状态﹐却甚少在公共领域受到关注。两年前﹐我在报纸发表了一篇短文〈像我这样的一个新移民〉﹐结果收到很多素不相识的读者的电话和来信﹐分享他们的移民故事﹐情绪热切而激动。这教我诧异。那一刻﹐我才知道有多少新移民的郁结被这个城市压抑着。他们渴望被聆听被理解﹐渴望得到别人的肯认尊重﹐却往往事与愿违。 在过去有关新移民的讨论中﹐经济考虑是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向度﹐例如新移民对香港人力资源的影响﹐为社会福利开支带来的压力等。政府最关心的﹐是如何用最有效的方法﹐令新移民脱胎换骨﹐成为有利香港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并减少他们对社会福利的依赖。至于新移民作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过去的个体﹐他们在新环境中的实存感受﹐在精神﹑文化﹑家庭、经济各方面遇到的种种困难﹐却往往被漠视忽略。每当有新移民家庭惨剧出现﹐媒体要么视其为个别事件﹐要么循例追究一下政府﹐要求聘多几个社工，增加几条电话热线便了事。

　　1999年12月﹐林婕﹐一个品学兼优的新移民女生﹐不堪在港生活的苦楚﹐在最美好的18岁﹐从高楼一跃而下﹐死后留下这样的问题﹕“我很费解﹐我到底做错了什么﹖难道『我来自内地』就是我的罪过吗﹖”林婕的死﹐迫使香港社会作了一点道德忏悔。当时的教育署署长罗范椒芬﹐写了一封信给全港老师﹐说﹕“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感到十分羞愧﹔对林婕和她的母亲﹐我有无限的歉意﹔作为教育署署长﹐我难以想象林婕所遭受的歧视﹐竟然发生在教育界﹑在学校里。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林婕用她的生命﹐打破一池死水﹐让香港社会一瞥新移民的艰难。但池水顷刻回复平静﹐事件很快被遗忘﹐社会幷没任何改变。人们其实并不了解﹐又或不愿意了解﹐林婕为什么要死。香港这样一个“繁荣安定”的社会﹐没法承受置一个年轻新移民于死地这样一种集体责任。这和东方之珠的想象﹐实在有太大的认知和情感上的落差。于是﹐林婕的死﹐遂被视为极少数不能好好适应香港的特例。而万万千千的新移民﹐早已安安份份完成改造。

　　一直以来﹐我也如此相信。以为只是自己改造得不够快不够好﹐才做香港人做得如此吃力。20年过去﹐我才开始懂得问﹐为什么过百万的新移民﹐会在这个喧哗的城市失去声音﹖为什么林婕要选择死﹐来表达她对这个城市的怨恨﹖为什么一宗接着一宗的人伦惨剧﹐总发生在新移民身上﹖我开始意识到﹐不应只是问如何改造﹐而要问为何要这样改造﹐改造的代价是什么﹐以及谁去付这些代价。

　　今天的新移民面对的困境，很多不是我这个老移民所能了解的。要解决任何问题，了解是第一步。要了解，就必须让新移民说出他们的故事，道出他们的心声。以下所述，是我的移民史。我的经历﹐不多也不少﹐只是我的个人经历。我对这些经历的反思，不多也不少，也只是我个人的反思。当然，我们活在同一城市，个人如何分殊，总有时代的烙印。

　　二 1985年6月下旬的某个傍晚﹐我放学回家﹐母亲说过几天便要移民香港。我呆了好一会﹐然后咬着牙﹐说﹐我不去。眼泪跟着就掉了下来。 我不愿意离开故乡﹐一个广东西部偏远的小县城﹐因为我活得快乐。活得快乐﹐并非因为富有。事实上﹐家里一直很穷。我出生农村﹐父母两家被划为地主﹐父亲1957年更被打为右派﹐是新中国家庭成份最差的阶级，饱受政治之害。我小时候在农村放牛打鱼﹐后来才出到县城读书。我那时在读中学一年级﹐既没考试压力﹐也未懂为前途担忧﹐一班同学相亲相爱﹐日子过得无忧无虑。我走的时候﹐办的是停学手续﹐而不是退学﹐因为我相信自己一定会回来。出发那天﹐全班同学到车站相送﹐有人送我一瓶从江中打来的水﹐有人递我一包学校的泥土。车站拥挤凌乱，我们执手相看泪眼，初尝人生别离苦。

　　我能够移民香港﹐是因为父亲早在1981年来港探望几十年不见的伯父时留了下来。父亲1951年加入农业银行工作﹐为人能干正直﹐在单位受人敬重。他申请探亲时﹐压根儿没想过留下来﹐伯父却极力挽留。临返国内前一刻﹐伯父写了一首诗给父亲﹕“扁舟飘忽到桃源﹐车水马龙别有天。凡心未了留不住﹐他朝徒叹误仙缘。”伯父认为香港是桃花源般的仙境﹐希望父亲不要回到大陆那样的人间。几经挣扎﹐父亲终于放下早已收拾好的行李。我后来才体会到﹐对父亲来说﹐这是个多么艰难的抉择。父亲那时正当盛年﹐工资虽然不高﹐但事业发展顺利﹐和同事合作愉快﹐工作带给他很大的满足感。选择留下来﹐就等于要放弃几十年的事业﹐在一个陌生地方从新开始。而他当时在布匹公司做职员﹐一个月工资才1000元﹐减去租金﹐早已所剩无几。

　　我出来工作后﹐父亲有次和我说﹐考虑职业时﹐一定要选择有意义﹐能带给自己满足感的工作。这番说话﹐说来轻描淡写﹐却道尽他的辛酸遗憾。人到中年才离开故土﹐放弃前半生辛苦累积的工作经验﹑地位﹑社会关系以至事业追求﹐在不确定的新环境由零开始﹐代价不可谓不大。不少人认为新移民无论吃多少苦﹐受到怎样的对待﹐也是值得的﹐甚至应该的﹐因为即使从事最底层的工作﹐甚至领取社会援助﹐收入也较国内高。更重要的﹐这是他们的选择﹐因此没有资格抱怨。诚然﹐选择来的人﹐必有来的理由。而生活在香港的许多好处﹐更是毋庸多言。但这幷不表示﹐香港社会可以用任何方式对待新移民﹐更不表示对于新移民失去什么和承受什么可以视而不见﹐因而对他们缺乏基本的理解和尊重。

　　事实上﹐父亲那一辈其实无路可退。他们既不能回到过去﹐却又无力在新环境赋予生活新的意义。他们面对的﹐是基本的生存问题。唯一的出路﹐是接受现实﹐胼手胝足努力工作﹐幷将所有希望寄于下一代。他们初到香港﹐普遍存在强烈的自卑感﹐自觉处于社会边缘﹐而曾经有过的理想和追求﹐只能压抑于心底深处﹐幷随年月流逝而逐渐淡去。第一代新移民的名字，往往是牺牲。

　　经过20多年茹苦含辛的工作﹐我们家里的经济环境已大有改善﹐父亲却已垂垂老去。即使粗心如我﹐也常常感受到父亲的落寞。真正能提起父亲兴致的﹐是和他谈起昔日国内生活种种﹐例如年少的轻狂﹐当年在银行工作的情况以至农村生活的种种趣事。即使是反右运动和文革时被批斗的情形﹐父亲回忆起来也津津有味。但我从来没敢问父亲﹐香港是否是他的桃花源。2007年6月30日﹐是我来港22周年纪念日。那天我们全家坐在一起吃了顿饭。我问父亲﹐回首过去﹐可曾后悔移民来港。父亲沉默良久﹐说﹐看到你们今天活得很好﹐我不后悔。 严格来说﹐香港没有为社会贡献的概念﹐因为社会只是抽象地指涉单独的个体在其中追逐利益的场所﹐本身幷非一个实体﹐更不是休戚相关的社群。人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一切归于个人﹐与社会无关。因此﹐父亲只能说为他的子女付出了多少﹐却不能说为香港贡献了什么。家的概念﹐延伸不到那么远。或许正因为此﹐对于那些辛苦大半生却老无所依的老人家﹐我们往往既没同情之心﹐亦无亏欠之情。

　　三 未移民之前﹐我对香港的认识﹐全部来自流行文化。那个年头﹐香港电视剧刚开始流行﹐〈大地恩情〉﹑〈万水千山总是情〉一出场﹐便风靡一时。但真正教我们着迷的﹐还数〈大侠霍元甲〉。当时这套剧是晚上九点播放﹐而我们学校的自修课却要九点才完。因此﹐八时半过后﹐所有课室便出奇地安静﹐人人收拾好书包文具﹐蓄势待发。钟声一响﹐全校几百人蜂涌而出﹐以最快速度跑出校园﹐跨上自行车﹐在街上横冲直撞﹐直奔家里。沿途听着叶振棠的主题曲“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待赶到家，刚好正式开始。 香港流行曲也开始普及﹐张明敏﹑邓丽君﹑徐小凤﹑许冠杰﹑林子祥一一登场。那时候﹐很多同学都有一本歌簿﹐将自己喜欢的流行曲歌词抄在上面﹐彼此交换﹐下课后一起在走廊引吭高歌﹐又或躲在课室一角独自吟唱。音乐课上教的那些革命电影歌曲﹐早已乏人问津。我班上有位同学的哥哥看准时机﹐开了一家唱片店﹐专门从香港买回歌星的最新卡式录音带﹐然后大量翻录转售﹐几块钱一盒﹐在小镇很受欢迎。 但我真正受香港文化“荼毒”的﹐还数武侠小说。我自小沉迷书本﹐尤喜小说神话传奇﹐小学三﹑四年级时已将《三国演义》﹑《封神榜》﹑《三侠五义》﹑《大明英烈传》﹑《水浒传》﹑《镜花缘》﹑《东周列国志》等一大堆囫囵吞枣地看了一遍。那时找书不易﹐什么书都读。我第一次接触的香港新派武侠小说﹐是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录》。这本书是当时正在追求我大姐的未来姐夫借我看的﹐我之前对梁羽生一无所知。谁知书一上手﹐便再放不下，结果不眠不休﹐两天将书啃完。我至今仍记得﹐读后步上天台﹐眼前晕眩﹐心中无尽怅惘失落﹐书中主角张丹枫和云蕾的影子挥之不去﹐只想放声大叫。在我的阅读史中﹐那是一个分水岭。我的近视﹐也因此加深﹐当时镇上却无眼镜可配﹐上课时总看不清楚老师写些什么﹐结果影响了升中试的成绩。

　　接着下来﹐我发现一本叫《武林》的月刊﹐正在连载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更把我弄得心痒难熬。但不知何故﹐连载几个月就停了﹐而我却像吸毒者一样﹐对武侠小说上了瘾﹐在镇上四处打探何处有梁羽生和金庸。上了中学﹐一位同样是小说迷的高年级同学告诉我﹐镇上某处有武侠小说出租﹐但一定要熟人介绍。我大喜，央求这位做我的介绍人。出租室有点神秘﹐屋内黑沉沉的﹐书架上排满了金庸﹑梁羽生﹑古龙的作品﹐全是繁体字版﹐封面用牛皮纸包着。那个年代不如今天开放﹐出租港台图书还有顾忌。租书除了十元按金﹐租金要两角一天。这是相当贵了。当时租一本连环图才两分钱﹐而我一个月不过几元零用钱。但那真是一片新天地。为了省钱﹐我必须每天看完一本。我于是在最短时间内学会繁体字﹐也学会逃课﹐甚至学会一边骑车一边看小说。在别人专心上课时﹐我却偷偷跑到学校后山的橡树林﹐在午后阳光和聒耳蝉声中﹐沉醉在侠骨柔情和刀光剑影的世界﹔在夜阑人静时﹐我抱著书偷偷跑到公共厕所﹐借着昏黄微弱的灯光﹐与郭靖黄蓉杨过小龙女同悲同喜。

　　金庸和梁羽生的小说﹐除了功夫爱情﹐同时呈现了一个爱憎分明的世界。对是非黑白的坚持﹐对弱者的同情﹐对朋友的道义﹐对承诺的重视﹐对民族的热爱﹐是这些小说不变的主题。当我全情投入小说情节时﹐也不自觉地接受了背后的价值。可以说﹐武侠小说除了带给我无穷乐趣﹐也无形中影响了我的思想情感。说来有点可笑﹐我在逃课中完成了另类的人格教育﹐而我对此却毫不知情。

　　我们是受香港文化影响的第一代。当时虽已开放改革几年﹐整个社会仍颇为封闭落后。历年政治运动磨尽了所有人的理想和热情﹐九十年代全面资本主义的时代仍未到来﹐人人处于精神极度饥渴﹐却不知出路在哪的躁动状态。香港的电视剧﹑电影﹑流行曲和文学的传入﹐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香港文化商品最大的特色﹐是使人欢愉。它没有什么政治道德说教﹐却能深深触动人们的情感。邓丽君的中国小调﹐〈大地恩情〉的乡土情怀﹐金庸小说的侠义精神﹐甚至张明敏的〈我是中国人〉﹐着实滋润了我们的心灵。尽管如此﹐我对香港幷没多大向往。父亲去了香港以后﹐家里的生活慢慢有了改善﹐开始有了电风扇﹐黑白电视和卡式录音机﹐我间或也会向同学炫耀一下父亲带回来的斑马牌原子笔。但很奇怪﹐我从没想过要成为香港人。香港仿佛是个遥远得和我没有任何关系的世界。

　　四 抵达香港那天﹐最初迎接我的﹐是深水埗地铁站的北河街鸭寮街出口。当年的鸭寮街﹐和今天一样热闹挤拥，旧摊档满地﹐叫卖声盈耳。我和妈妈紧紧跟着父亲﹐拖着行李﹐一步一步在人群中穿过。抬头上望﹐只能隐隐见到天空的一抹蓝。

　　我们住的地方﹐是北河街一个房子里面的板间房。这是一幢非常残旧的“唐楼”﹐房子只有三十多平方米﹐却住了三户人家﹐大家共享一个厨房和厕所。板间房再分为两层﹐父母住下层﹐我住上层﹐算是个阁楼。阁楼没有窗﹐晦暗局促﹐人不能站直﹐得弯着腰才能在茶几上读书写字。躺在床上﹐天花板好像随时会压下来。

　　初到的一年﹐日子难过。我当时有写日记的习惯。最近重读﹐发觉1985年7月7日写下这样的感受﹕“离回家还有358天。今天简直快要疯了﹐真想偷渡回故乡去。这几天简直度日如年。” 然后是7月8日﹕“我真后悔自己来香港﹐现在要我死也愿意。”这样的情绪﹐整本日记随处可见。那时打长途电话又贵又不方便﹐只能和故乡的同学通信。生活的最大寄托﹐是写信和等信。邮差每天派信两次﹐分别是早上十时和下午四时。我每天起来﹐脸未洗牙未擦﹐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楼下看信箱。有信﹐便满心欢喜。没信﹐便难掩失落﹐只好不安地等待下午的另一次派信。那一年﹐我写了好几百封信。

　　新移民最难适应的﹐也许并非居住环境恶劣﹐而是“生活世界”的突然转变。生活世界是个复杂的意义系统﹐包括我们的语言﹑传统﹑价值﹑小区网络人际关系﹐以至日常的生活习惯等。只有在这样的系统里﹐我们才能确认自己的身份﹐理解行动的意义﹐并肯定生活的价值。如果我们由小至大活在一个安稳的世界﹐我们根本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因为一切皆显得理所当然。只有当我们由一个世界急速转换到另一个世界﹐而两者又有根本断裂时﹐人才会深刻感受到无家的失落。很多新移民初到香港，最难忍受的，就是这种断裂。没有邻居，没有社群，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别人的理解同情，只能捱和忍。

　　来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被一种难言的疏离感笼罩着。表面上﹐语言﹑读书﹑生活各方面﹐虽有困难﹐慢慢也能应付。但在内心﹐我却一点也不认同自己是香港人。走在街上﹐觉得所有人和自己一点关系也没有﹔回到家中﹐脑里只有昔日的回忆；看到中国和香港的运动员比赛﹐我会为中国队打气；每次返回家乡﹐我才有着地的感觉。时过境迁，我已很难用言语描述“这个地方不属于我”的孤独。未来香港前，我是全班最活泼好动的。移民后，我彻底变成另一个人：自卑、孤僻、不合群、极度忧郁。伴随这种心境﹐我沉迷的不再是武侠小说﹐而是李煜﹑李清照﹑柳永那些忧伤的长短句。

　　读到中学四年级﹐我的迷惘更甚。为求出路﹐我开始找老师讨论人生的意义﹐跟同学去基督教会听福音﹐甚至胡乱找些佛学书来读。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某天放学后﹐夕阳斜照﹐我站在弥敦道和界限街交界的安全岛﹐看着川流不息的汽车和匆匆的人群﹐突然觉得完全无力再行下去。我软弱地斜靠在栏杆上﹐看着红灯转绿灯﹐绿灯转红灯﹐人动也不动﹐茫然四顾﹐不知何去何从。我身边的新移民同学，好像完全没有我的烦恼，所以我当时认定自己不正常，所有问题都出在自己身上。

　　我最喜欢的﹐是到鸭寮街淘书。鸭寮街并没书店﹐“收买佬”只是将收回来的书和其它杂物﹐随意堆在一起。要挑书﹐便要不怕脏﹐且得有耐性。我在那里淘到最多的﹐是小说散文﹐但也找到一套三册马克思的《资本论》﹐ 唐君毅的《哲学概论》和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等。后来读大学时﹐我甚至在那里用十元买到最近逝世的美国哲学家罗蒂（Richard Ro 走进生命的学问（精装）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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