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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伟 林毅夫作序！

　　持久战、歼灭战、速决战；阶段论、改革论、协调论

　　这就是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战略、战术和政策。

内容简介

　　《持久战新论：新常态下的中国增长战略》讨论未来五至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战略问题。基本结论是：战略上坚持持久战！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延续增长奇迹，实现翻番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为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作为一种战略，持久战既要解决“怎么看”的问题，更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一方面，持久战不是指中国经济长期不好甚至一直走下坡路，而是一种与崩溃论和反转论有本质区别的认识，即：短期内，由于存在债务病、利润病、泡沫病等严重经济污染而面临严峻挑战；长期看，中国是一个革新型发展中大国，具有较强后发优势和体制可改革性，经济前景向好。

　　另一方面，持久战不是等、熬、忍，而是一套推动从短期严峻向长期向好转化的战略战术安排，即：要依靠有效政府和有为干部；要坚持阶段论、歼灭战和速决战；要以实质性调整并辅之以必要的调控来治理经济污染；要积极防御金融危机；要发挥政治家在维持体制可改革性中的核心作用；要推动创新导向型改革；要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力量。

作者简介

　　赵昌文，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副校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政策、经济增长、国有企业、金融改革、科技金融等。近期出版的著作有《从攫取到共容：金融改革的逻辑》。

　　朱鸿鸣，公司金融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改革、增长战略、货币政策。近期合著有《从攫取到共容：金融改革的逻辑》。

精彩书评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上要坚持持久战，战术上要打好歼灭战。赵昌文和朱鸿鸣博士的新著《持久战新论》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这一问题系统而深入的论述。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杨伟民

　　中国当前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维持经济增长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面临不少新挑战，需要新的可持续增长战略。两位直接参与中国经济改革和政策研究的经济学者的新著《持久战新论：新常态下的中国增长战略》，对中国如何迈向高收入经济体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

　　——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德怀特·珀肯斯

　　中国国内正在经历一个长期且复杂的经济转型期。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也同样正在经历一个长期而复杂的变迁过程。本书为我们理解这一持久且相互关联的过程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洞见。

　　——剑桥大学中国发展讲席教授 彼得·诺兰

目录

序一李伟

序二林毅夫��

导言

第一章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与政治—经济生态

关于持久战的一个分析框架

经济增长的秘密

后发优势

体制可改革性

“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框架

政治—经济生态

反转、长期停滞还是持久战

第二章崩溃论、反转论与持久战

经济崩溃论

经济反转论

驳经济崩溃论

驳经济反转论

持久战

第三章阶段论、歼灭战、速决战

阶段论

阶段论的历史经验

持久战的阶段划分

对阶段论的忧虑：六大认识误区

歼灭战

速决战

第四章调整与调控

两类分析框架

改革、调整与调控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四次典型调整

清理僵尸企业与去产能

调整中的调控

第五章从消极防御到积极防御

金融周期

消极防御与积极防御

去杠杆

整顿金融秩序

提升监管能力

高筑墙、广积粮、稳释放

第六章政治家与体制可改革性

对改革前景的忧虑

中国体制可改革性的演变脉络

改革的有利条件

营造良好的政治—经济生态

避免社会过度分化

实施合理的改革策略

第七章企业家与创新导向型改革

创新视角下的经济结构

重塑创新导向型报酬结构

增强企业的纵向流动性

建立市场友好型的国有经济

第八章有效政府与有为干部

范围与强度

中央与地方

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第九章全球化与持久战

全球化

“修昔底德陷阱”与新型大国关系

长期停滞、再制造业化及全球经济政策协调

全球化的不满及全球治理改革

以务实的态度看待国际舆论

全球包容性增长与南南合作

参考文献

致谢

精彩书摘

　　全书共分九章。

　　第一章为“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与政治—经济生态——关于持久战的一个分析框架”。

　　本章是全书的理论框架，构建了一个包括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和政治—经济生态等核心概念的用于分析经济增长绩效的框架。后发优势和体制可改革性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两个关键因素。根据这两个维度，可以将不同经济体分为四类——革新型发展中经济体、革新型发达经济体、僵化型发展中经济体和僵化型发达经济体。每一种类型的经济体在长期增长绩效方面的差异，既取决于是否仍具有后发优势，也取决于决定后发优势能否得以实现的体制可改革性。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引入了政治—经济生态，以解释经济的短期绩效。基于该框架，对于一个正在经历下行的经济体而言，存在经济反转、长期停滞和持久战三种前景，分别对应于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和政治—经济生态的不同组合。中国是较强后发优势、较强体制可改革性和政治—经济生态欠佳的组合，其经济前景是持久战。

　　此外，本章还重点讨论了体制可改革性、经济生态与经济污染。我们认为，体制可改革性比改革本身更重要，它是改革动力和改革阻力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改革阻力主要是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束缚；在改革动力中，政治家——政治领域企业家或一切愿意并能够真正推动制度创新的政治人物——是最活跃、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政治家又有领袖政治家和一般政治家之分。前者在政治领域享有很高的权威，对改革方向和改革进程具有关键影响力，他们负责为一般政治家的制度创新或改革实践创造一个适宜的宏观环境，引领制度创新。后者是制度创新的实践主体。政治家能否涌现并发挥作用则取决于是否有适宜的政治生态。在经济生态和经济污染部分，我们根据熊彼特的“循环流转—经济发展”框架，区分了两个层次的经济生态——“循环流转”需要的经济生态和“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生态，并识别了四类主要的经济污染：货币病、债务病、泡沫病和利润病。

　　第二章为“崩溃论、反转论与持久战”。本章首先介绍了国内外关于中国经济前景的两种错误论调——经济崩溃论和经济反转论，指出了这两种认识的危害性。并且，基于已经提出的分析框架，从中国所拥有的三个优势——较强后发优势、较强体制可改革性和大国优势——出发，反驳了崩溃论和反转论，进一步阐释了为什么是持久战。

　　以上两章回答为什么是持久战，后面七章回答如何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考虑到持久战认识层面的内涵——短期严峻和长期向好——是矛盾的，基于第一章的“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和政治—经济生态”框架，战略上坚持持久战主要应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要有实现从短期严峻向长期向好转化的战略战术。二是要优化政治—经济生态，特别是经济生态。三是要进一步增强体制可改革性并推动改革。这便是第三章至第九章的主要任务。

　　第三章为“阶段论、歼灭战、速决战”。本章讨论的是持久战的战略战术原则，解决的是如何实现从短期严峻到长期向好的转化，实现持久战的矛盾统一。阶段论是持久战的关键，其内涵为阶段划分、区别对待，短期换长期，速度换效益。“十三五”期间，增速阶段论意味着“前低后高”——以6��5%为基准，前期或调整阶段的战略性增速目标可以甚至应该低于6��5%，后期或恢复阶段的战略性增速目标高于6��5%——并以此实现以空间换时间，以短期换长期的目的。

　　本章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三次成功实施增速阶段论的历史经验，并逐一反驳了反对阶段论的六大认识误区，即基数大、增速低，陷入日本式L型增长，稳增长就是防风险，“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短期增速目标引导预期，以及“初战必胜”。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战术上的歼灭战和速决战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只有在战术上坚持对经济污染的歼灭和对引发经济污染的各种因素或环节的速决，才能达成战略持久的目的。关于歼灭战，主要应坚持两个基本原则：一是集中力量；二是以彻底治理经济污染、实质性推进改革，而不以维持较高的短期增速为主要目标。

　　第四章为“调整与调控”。本章讨论的是如何治理经济污染，修复经济生态，特别是循环流转所需要的经济生态。我们认为，优化循环流转意义上的经济生态，需要调整与调控的结合。其中，调整是指“退且要退够”，是治理经济污染的主要手段；调控是指宏观调控，是调整的辅助，目的是避免调整可能带来的恶性循环。两者统一于阶段论。一方面，调整体现阶段论，坚持增速阶段论就必须实施调整，若不坚持阶段论就无法获得调整所必需的增速空间。另一方面，调控适应阶段论，要以坚持增速阶段论为前提，避免调控力度过大。

　　本章首先比较了“新动能—旧动能”和“循环流转—经济发展”两类分析框架，并将后者作为分析的主要框架；讨论了改革、调整与调控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了混淆改革与调整的潜在危害；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四次成功调整的历史经验，总结了调整方向与调控取向之间的相互关系。其次，重点讨论了清理僵尸企业和去产能这两类调整，以解决利润病和货币病。最后，分别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角度讨论了调整阶段的调控政策。此外，考虑到调控政策可行性及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相应的宏观审慎政策作为配套，在调控部分还讨论了宏观审慎政策。

　　第五章为“从消极防御到积极防御”。本章是第四章的延续，讨论如何治理债务病和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以修复及维护循环流转所需要的经济生态。首先，论述了防范和应对大规模金融风险所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即反对消极防御，坚持积极防御——主动防御、攻势防御和全面防御。其次，明确了防范和应对大规模金融风险的三大歼灭战——去杠杆、整顿金融秩序和提升监管能力。在对金融风险的具体处置中，要高筑墙、广积粮和稳释放。

　　第六章为“政治家与体制可改革性”。在后发优势客观存在的背景下，中国最大的风险就是不改革甚至改革往回走，是体制可改革性的丧失。为此，本章讨论如何增强或维持体制可改革性。首先，梳理了中国体制可改革性的演变脉络，根据其变化趋势将1977—2012年划分为三个阶段——1977—1978年、1979—2003年和2004—2012年，并分析了各个阶段体制可改革性变化的驱动因素。其次，分析了中国增强及维持体制可改革性的有利条件。最后，从营造有利于政治家发挥作用的政治—经济生态，增强社会流动性，实施合理的改革战略等方面提出增强中国经济体制可改革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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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为“企业家与创新导向型改革”。本章讨论的是如何通过改革，修复和维护经济发展所需的经济生态，释放企业家的创新活力。首先，从创新视角——生产性活动—非生产性活动、规模意义上的企业结构、所有制意义上的企业结构——讨论经济结构，概括了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的三个内核：创新导向型的社会报酬结构，即有利于企业家才能、人才、资本等创新要素配置到生产性活动的社会报酬结构；较强的企业纵向流动性，即创新型小企业具有能够成长为大企业的空间和能力；市场友好型国有经济及国有资本的存在并不显著影响竞争中立性。其次，根据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的要求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和政策建议。一是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再平衡和去资产泡沫，重塑社会报酬结构，避免创新要素脱实向虚。二是通过反垄断和便利创业来增强企业的纵向流动性。三是通过去除国企政策性负担、实施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建立市场友好型国有经济。

　　第八章为“有效政府与有为干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的实施主体是政府和干部，本章讨论的便是如何更有效地发挥他们的作用。首先，从范围和强度两个方面来界定有效政府，并基于战略上坚持持久战视角，从治理政治—经济生态、发挥后发优势并推动创新或产业转型升级，维持乃至增强体制可改革性等三个方面讨论了政府应履行的职能。其次，从政府间治理结构，即央地关系、中央与中央部委关系、地方竞争与合作等方面讨论如何构建有效政府。最后，强调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强调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从说服干部，实现政商关系由“亲浊”向“亲清”的转变，优化官员激励机制等方面激励有为干部更好地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

　　第九章为“全球化与持久战”。本章将战略上坚持持久战由国内视角拓展至国际视角，讨论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实施持久战。首先，从一般意义上分析了全球化对于后发优势释放和维持体制可改革性的积极作用，建议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便更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力量。其次，识别了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面临全球化背景的四大趋势性变化及挑战：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面临“修昔底德陷阱”阴影的干扰；发达经济体很可能陷入长期停滞；发达经济体推行再制造业化；对全球化的不满正在不断增加。为有效应对这些挑战，需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推行中国自身的“再制造业化”，加强全球经济政策协调，推进全球治理改革。最后，推动全球包容性增长与“南南合作”，拓展全球增长空间。

　　人类进步与发展的历史上，总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问题，但怎么看待和应对这些问题却是有大学问的，是需要大智慧的。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也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从贫困走向富裕并最终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经历的。不仅如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年11月8日。。

　　这就是持久战的逻辑！这就是持久战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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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导言｜

　　“战略上坚持持久战！”

　　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延续增长奇迹延续增长奇迹不是说要再次创造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年均10%左右的增长奇迹，而是在当前相对较高人均GDP，全球第二大经济规模的基础上，保持持续较快的经济增长。，顺利实现翻番目标，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为最终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本书的主题是论“持久战”，即回答未来五到十年，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为什么需要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以及如何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

　　2015年11月，中央已经提出了战略上坚持持久战的构想，持久战一词也逐渐流行起来。但是，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43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于是，关于中国经济前景，迄今仍然流行着崩溃论和反转论两种截然不同但都不正确的认识；关于短期增速目标，还存在可以先“退一步”再“进两步”和必须坚守6��5%底线两种取向；关于当前政策选择，就有了是以收缩性的结构调整优先还是以扩张性的宏观调控优先的不同主张。

　　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从现实出发，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系统地回答什么是持久战？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以从根本上消除认识误区，确保持久战战略的有效实施。

　　持久战一词源自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它是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演讲稿，全面深刻地阐述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和如何进行持久战。正是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中华民族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洗刷了百年耻辱。

　　根据我们的理解，持久战有认识层面和实践层面两方面的内涵。在认识层面或“怎么看”的方面，持久战是关于中国抗战前景的一种观点，与亡国论和速胜论相对应。即从战争结果看，中国“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46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从抗战过程看，“不能速胜，必须是持久战”

　　同上。。在实践层面或“怎么办”的方面，持久战是争取抗战胜利的一种战略，包括了阶段论、能动性、政治动员、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歼灭战等一整套战略战术体系。

　　实际上，若将持久战战略应用于经济工作中，战略上坚持持久战也应有认识层面和实践层面两方面的内涵。

　　在认识层面，持久战与经济崩溃论和反转论相对立，并不是指经济形势长期不好甚至一直走下坡路，相反，它意味着中国经济前景向好不会陷入长期停滞；但是，在通往美好前景的道路上，需要克服诸多困难和问题，未来一段时期甚至可能会出现较大波动。

　　为了回答为什么是持久战，我们构建了一个包括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和政治—经济生态等核心概念的分析框架，并基于此反驳了崩溃论和反转论。一方面，中国是一个革新型发展中大国，具有较强的后发优势和体制可改革性等核心优势，中国经济不会崩溃，不会陷入日本式L型增长或长期停滞，也不会陷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相反，中国经济的转型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在未来十年左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另一方面，当前经济生态欠佳，存在债务病（杠杆率持续攀升）、泡沫病（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利润病（产能过剩严重以及大量僵尸企业存在）等经济污染，也存在着干部不作为等政治污染，制约了经济的“循环流转”，中国经济不会在短期内实现反转。

　　在实践层面，持久战不是指持之以恒，更不是等、熬、忍，静待经济自动向好，因为“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

　　《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47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而是包含了一整套克服当前困难争取经济长期向好的战略战术安排。具体而言，至少应该包括以下重要方面。

　　坚持增速阶段论，以短期换长期。短期严峻与长期向好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若仅仅将长期作为每一个短期的简单相加，就不可能最终实现从短期严峻向长期向好的转化。要实现两者的统一，除了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外，更需要进行阶段划分，并对不同阶段赋予不同的战略任务，即坚持阶段论。在增速为纲的背景下，阶段论就是要对不同阶段赋予不同的增速目标，从而达到以短期换长期的目的。从历史经验看，每一次坚持增速阶段论，都取得了成功。据此，我们将“十三五”划分为“前低后高”两个阶段——调整阶段和恢复阶段，以6��5%这一2020年翻番目标所隐含的必要增长率为基准，调整阶段的增速目标可以甚至应该低于6��5%，恢复阶段则高于6��5%。

　　打好歼灭战，彻底治理经济污染。严重的经济污染已经影响到正常的循环流转，是中国经济面临短期挑战的主要原因。对此，要以歼灭战的战术，集中力量并可以牺牲一定的增速来推动调整——“退且要退够”，彻底治理经济污染，优化经济生态。与此同时，需要辅之以宏观调控，以阶段论为原则把握好调控力度，既要避免调控过度加剧经济污染，又要确保调整的稳妥推进，防止在此过程中诱发经济的恶性循环。此外，还要坚持积极防御原则，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避免金融危机对于经济生态的巨大破坏。

　　维持体制可改革性，释放后发优势。作为仍具有较强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大国，推动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核心在于充分释放后发优势。这就需要维持体制可改革性，确保制度供给可以与时俱进地满足随经济发展阶段变化而变化的制度需求。维持体制可改革性的关键在于优化政治—经济生态，充分发挥领袖政治家的引领作用和一般政治家的主体作用。就具体改革而言，就是要推动创新导向型改革，建立创新导向型的报酬结构，增强企业纵向流动性，发展亲市场的国有经济，从而释放企业家的创新活力。

　　塑造有效政府，依靠有为干部。“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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