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 近代史名家再议史学研究之门径与取法。历史研究若从后生之分科观念进入，难免牺牲问题以迁就系统，大抵求深则难免偏蔽，求通则流于浮泛，自然与历史本相有所距离。本书在考察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时，力求梳理概念从无到有的演化过程，把握历史事件发展的本来脉络，借此呈现史事的本相和前人的本意。

★ 晚清民国诸多具体问题再探讨。只有跳出分科治学的窠臼，才能*大程度地切近历史的本相。

科举与学堂之争，其实是中学与西学之争，如何看待和安置中学，牵涉礼制的根本，也可以说是*大的政治；

晚清科举制由改到停的历程，相当典型地呈现出朝野在教育领域内就科举与学堂权衡取舍的心路轨迹，并且折射了文化观念由坚守夷夏大防到中体西用再到用夷变夏的演变。

大学里的党派之争，不仅影响大学师生彼此之间以及大学与当局的关系，而且往往对国家民族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

中等社会、城镇、北洋军阀、华南等等概念，看似属于社会史或政治史的范畴，但就概念本身的发生演化而言，又是知识演进的体现，可以纳入文化史的领域；

张之洞死后的盖棺论难定，显示了中国式著述的独特，不宜套用后来抄袭与盗版的观念，以及历史人物无论如何客观评价，终究不及时空全面的展现更加贴切。

追究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不仅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知识人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缠绕之间的两难困境，更对今日平衡民族主义与全球一体化的矛盾有所借鉴……

内容简介

本书由作者近年陆续写成并发表于各种学术期刊上的文章结集而成，我们选取其中关涉“晚清民国政治、社会与文化”这一主题的文章共计十四篇独立成书，主要篇目有《从科举到学堂的中西学之争》《先锋与本体的冲突——壬寅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述论》《天地人生大舞台——京剧名伶田际云与清季的维新革命》《盖棺论难定：张之洞之死的舆论反应》《清末城镇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民国开国的歧见、新说与本相》《“北洋军阀”词语再检讨与民国北京政府》《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华南”概念的生成演化与区域研究的检讨》等文，汇集了近代史相关领域的*新研究成果，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晚清民国这阶段中国社会的转型有重要的启发。

用后来的特定分科观念眼界考察并不按照分科发生演化的历史问题，如何顾及历史上人事本身具有的各个层面及其相互联系，而不至于为了将就分科的范围先入为主地取舍材料以致肢解了事实，或者说，如何才能善用分科的长处，同时又不受其局限而导致偏蔽，尽可能依据各类相关材料，梳理史事本来的时空联系，由全过程和各层面*大限度地展现历史本相与前人本意，实在是治史能否得法的一大关键。

——桑兵

作者简介

桑兵，河北威县人，历史学博士。历任广东省珠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中山大学逸仙学者讲座教授。出版《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治学的门径与取法》等专著。主编《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及同名丛书、《清代稿钞本》等。合编《戴季陶集》《近代中国学术批评》《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国学的历史》《读书法》等。

目录

绪论：不分科的专题研究

一 专题与专家

二 问题与系统

三 专门与总汇

四 贯通与专精

从科举到学堂的中西学之争

一 教育与“教”“育”

二 新学堂与旧学校

三 纳科举于学堂

拒俄运动与中等社会的自觉

一 “中等社会”的出现

二 两种解读

三 激进路线的凸显

四 应用与争议

先锋与本体的冲突——壬寅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述论

一 风潮前史

二 风潮起因

三 曲突徙薪

四 调停失败

五 影响深远

天地人生大舞台——京剧名伶田际云与清季的维新革命

一 千丝万缕保皇会

二 不知不觉革命党

盖棺论难定：张之洞之死的舆论反应

一 文本来源

二 取材准则

三 看法各异

四 影响预测

清末城镇结构的变化与商民罢市

一 “ 城镇”的地位及其结构变化

二 罢市的类型与影响

三 罢市的效应与趋向

民国开国的歧见、新说与本相

一 逊位还是退位

二 帝制与共和

三 单一制与联邦制

四 总统制与内阁制

“北洋军阀”词语再检讨与民国北京政府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 军阀”词语产生的再检讨

三 “ 北洋军阀”词语产生的再检讨

四 “ 北洋军阀”的谱系

五 奉系的加入与北洋正统

六 北洋与北洋政府

七 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

一 外来影响

二 内部响应

三 分歧与一致

孙中山与科举制

一 无缘科第

二 科举考试的利与弊

三 变科举为专门之学

四 科举制与单立考选权

南浔·湖社与国民党

一 南浔与国民党

二 湖社与南浔

三 湖社与国民党

四 几点议论

“华南”概念的生成演化与区域研究的检讨

一 华南概念的晚出与限定

二 “ 华南”的涵盖与演化

三 日本的南进政策凸显华南

四 广州为华南中心的初显

五 区域研究的本旨与流弊

国民党在大学校园的派系争斗

一 相煎何太急

二 校园烽烟

三 河东河西

四 国共进退

1948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

一 学潮与倒王

二 朱家骅与王星拱

三 朱家骅与CC派

人名索引

征引文献

精彩书摘

【从科举到学堂的中西学之争】

晚清历经半个世纪的科举与西学之争以及中西学校（堂）之争，说到底都是中西学之争，所争即中西新旧学问的优劣消长。既然科举制始终无法安顿西学，纳科举于学堂，以学堂兼容中学就成为其他为数不多的可能选择。而由此形成的新学，实际上是西学以及以西学为内核的东学战胜中学并进而整合中学的产物。这种不是同化外来文化，而是被外来文化所同化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并非常态。用分科眼光认定的所谓教育转型，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变动中起到重要作用。一方面，造成培养新式人才的机制，推动社会各个领域的全面更新，使得中国人的知识系统和思维行为方式发生根本改变，促进了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导致中国社会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趋向与此前截然不同，推动中国进入欧洲中心主导和笼罩的世界体系；另一方面，造成自古以来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发生形似而实不同的断裂，被肢解的中学不仅必须依据所对应的西学分科来决定自己是否仍有继续存在的价值，而且在没有宗教精神的文化系统中失去道德伦理的支柱作用。如此一来，追赶先进开始扮演终极关怀的信仰角色，欧化西化成为时尚。用西式的观念看待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难免误读错解，觉得一无是处，从而埋下赶上甚至超越他者之后自我迷失的隐忧，使得中国文化之于人类文明多样化的重要选项的潜在价值无从显现。而超越以变化为进化、以现在为现代的观念，重新检讨清季教育变革的因缘得失，认识历史，了解现状，把握未来，已经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必由之路。

【先锋与本体的冲突——壬寅浔溪公学第二次风潮述论】

辛亥时期风起云涌的学界风潮，对于广泛而迅速地散播自由民主思想，鼓动民众反抗专制统治的情绪，产生了巨大的刺激作用。而浙江湖州吴兴县南浔镇的浔溪公学，在辛亥学界风潮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尤其是1902年11月发生的第二次冲突，具有相当典型的象征意义。风潮中针锋相对的冲突各方，以及应邀前来的调解人，其实本来是大方向一致的同道。近代史上，一种相当普遍的情况是，当“革命”处于自发阶段时，其直接诉求有时虽然看似同一营垒中的内耗，但冲突所产生的强烈冲击力和广泛社会影响，却起到了动摇和破坏现存统治秩序，间接乃至直接动员民众的作用。

从研究具体史事的角度看，浔溪公学风潮还有另一重典型意义，即相关各方对于同一事件的陈述和评价，出于各自立场和利害的差异，往往相歧甚至相悖。重现史实如果仅仅依据某一方的记述，不单会造成片面，还可能整体上扭曲真相。参照比勘各种记载，力图回到历史现场，则可以在不断近真的同时，探测和把握相关各方态度立场差别的心路历程，从而找到矛盾冲突的内在联系，以免用后来外在的观念臆测解释。

【盖棺论难定：张之洞之死的舆论反应】

盖棺论定，已成人物评价的一种固定模式或习惯。韩愈《同冠峡》诗所谓“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当人的生命不再延续之时，似乎就可以断定其一生的是非功过，对其生平作出客观、公正、恰当的结论。据此，史学研究中，人物评价成为不少人追求的目标或准则。可是，这样的信念是否可靠，大有考究的余地。尤其在千古大变局的社会转型期，面对中西新旧的乱相，当局者固然难以取舍，后来人也不易权衡。秉承着盖棺论定的信念，以生命的终结为起点，无数的生者试图判断一个人一生的是非功过，结果仍然只是提供了四面看山的视角。努力客观的结果，还是制造新的主观。清季张之洞之死，恰好是盖棺而论难定的典型。清季以来，由于报馆林立，利害迥异，许多人可以及时发表各自不同的意见。而后来的人物传记往往以传主的生平为起点和终点，这些当时盖棺论定的看法，一般并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却不失为研究和理解人物评价的上佳素材。

【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孙中山对新文化派的回应】

1921年后，孙中山在宣讲解释三民主义时，几度提及有人用世界主义反对其提倡民族主义。关于此事，后来的研究者从反对帝国主义的角度解释演讲的内容，指出反对世界主义是孙中山在他后期活动中为了宣传民族主义而进行的思想批判之一。不过，孙中山当时回应的直接对象，并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泛指一般的世界主义。王尔敏的《中山先生民族主义正解》，依照孙中山的演讲文本，指其说是警戒国人不可醉心于新文化运动，亦未明确其对内对外的具体所指。其实，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反驳有人用世界主义反对其提倡民族主义，具体所指，外部渊源主要是英国的罗素、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和德国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内部则几乎涵盖国家主义以外新文化阵营各个派系的代表，甚至包括一度倾向社会主义的国民党人如戴季陶等。世界主义自清末取代以天下观为主导的大同思想进入中国，由于“西方”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中地位日益上升，以及欧战宣告国家主义破产，世界主义在以西为尊的新青年中渐趋流行。经过与外力压迫下不断高涨的爱国情绪相融合，形成“世界的国家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与孙中山改造后的民族主义虽有分歧，亦存在沟通的基础。随着民族危亡的日趋严重，越来越多的新文化派重新回到民族国家的立场。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取舍，始终是困扰后发展国家的两难选择。

追究孙中山的回应对象，可以了解世界主义在近代中国发生发展的渊源脉络，尤其是对于五四新文化时期中国思想界各党派系受此影响的实际状况，有所把握。这不仅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知识人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缠绕之间的两难困境，更对今日平衡民族主义与全球一体化的矛盾有所借鉴。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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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说我学贯中西，但我自信有我，独立的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