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 比较全球经验，解析本土现状，立足当下中国发展困境，聚焦上海发展道路。

2. 呼吁取消人口自由流动门槛，倡导用发展大城市促进中国城市化进程，谏言以人均GDP的均衡取代对区域GDP均衡的追求。让建设用地指标可以跨省流转，让农民工同等享受大城市的公共福利待遇，让留守儿童进入城市接受教育，让城市病在拥挤中解决……成见之外，情理之内。

3.逃回北上广！系统论证发展大城市对个人、群体、国家的好处！

4.2015年度中国人文社科极具影响力青年学者陆铭教授多年研究、力倡观点结晶，基于实证的反成见、聚共识之作。

内容简介

　　经济学家陆铭教授的《大国大城》关注的是中国当前城乡经济发展中切实存在的现实问题。房价陡升、雾霾遮天、交通拥堵；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工的窘境……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刚刚过半，但大城市的病状和乡村的隐痛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限制大城市人口流入，让农民工返乡，问题就能解决吗？不！去往城市，来谈乡愁。作者比较了全球经验，立足本土现状，基于实证，力倡中国发展大城市的重要性。社会问题宜疏不宜堵，只有让市场本身充分发挥对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的调节作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下棘手的社会问题。政府的功能不是与市场博弈，而是在市场失语的地方，以长远眼光，布局科学的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供给。《大国大城》将告诉你，只有在聚集中经济发展才能走向均衡，只有以追求人均GDP的均衡取代追求区域GDP的均衡，才能充分发挥出大国的国家竞争力，并提升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

作者简介

　　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作为客座教授（或兼职研究员）受聘于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和日本一桥大学等多所高校，并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参加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合作研究课题。主要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发展、社会经济学。

　　被评为2015年度中国人文社科极具影响力青年学者。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若想通过城市化的方式将这些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中国目前的城乡政策仍然需要以国际视野，从外部借鉴经验。在科学的逻辑和事实基础上，判断哪些经验值得借鉴，并结合中国实际状况，给出消化这些经验的方式，陆铭教授的这本《大国大城》，其很重要的价值之一，正在于此。

　　——胡永泰（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

　　陆铭是他那一代专业经济学家的思想家，我一直这样想。专业经济学家，由于承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通常难以思想。中国经济学叙事，于是常割裂为缺乏学术的思想和缺乏思想的学术。我读陆铭这本书，更强化了我关于陆铭的上述想象。这里的经济学叙事，充分超过了教义主义的经济学。中国经验，在陆铭的叙述里，不再是经济学教义的中国脚注，也不再是经济学家读不懂的中国传说。

　　——汪丁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目录

【上篇 大国难题】

第一章　中国经济的欧洲化

1. 欧洲正经历大考

2. 为什么大国梦如此迷人？

3. 大国的难题

4. 发展中大国的困境与机遇

5. 统一市场符合公共利益

第二章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1. 三个有关空间的误解

2. 自由移民的意义

3. 空间的力量 ： 3M 与3D

4. 城乡和区域发展中的要素流动和政策

第三章　打破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

1.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 为城市化“立法”

2. 世界不是平的

3. 行政配置资源的方向与人口流向相悖

4. 以效率换均匀的代价

第四章　警惕“扭曲之手”

1. 区域发展的公平性原则

2. 何不土地和户籍制度联动改革？

3. 劳动力都去哪儿了？

4.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之殇

5. 转变发展方式为何那么难？

【下篇 大城之解】

第五章　大城市不死

1. 大城市的生机

2. 包容性的就业创造

3. 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城市？

4.“ 以业控人”是南辕北辙

5. 挑选劳动力技能的后果

第六章　全球视野下的大城市

1. 中国城市发展：全球趋势的又一例证

2. 国家规模与首位城市：国际视角

3. 巨型城市的人口：东京道路

4. 中国的巨型城市：以上海为例

第七章　城市化之辩

1. 城市化模式 ： 事实胜于雄辩

2. 外来人口是负担还是财富？

3. 城市化会遭遇耕地瓶颈吗？

4. 拥挤的绿色城市

第八章　城市社会分割之困

1. 农民工留下青春和健康，带走自己

2. 歧视的原则

3. 户籍制约了消费

4. 为什么户籍不能成为身份？

5. 大城市的收入差距

6. 文化的融合将日益重要

第九章　向“城市病”宣战

1. 应对城市病的国际经验

2. 治理“城市病”：宜疏不宜堵

3. 集聚有利于污染减排

4. 贫民窟是“非典型性城市病”

5. 城市管控 ： 对人，还是对行为？

结语 为了公共利益

写给未来的一封信 （代后记）

致谢

精彩书摘

为什么大国梦如此迷人？

　　那为什么作为一个大国非常重要呢？无论从前现代经济还是从现代经济来说，“大” 都有很多好处。

　　先从前现代经济讲起。古代的中国分分合合，最终还是走向统一，为什么呢？古代的皇帝无非想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收税。《诗经·小雅》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基于这一观念，对皇帝而言，国家当然是越大越好了。第二件事情也非常重要，就是分散风险。同样一场地震，对于一个小国的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却能够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对于生活在都城的皇帝来说，修建连通首都和其他地方的道路和运河，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保证皇城里的粮食供给不会受到个别地方自然灾害的影响。第三方面是安全。中国的“中原地带”以平原为主， 没有什么特别难以逾越的自然屏障，因此，中国古代历朝，一旦分成若干小国，就战火不断，而一旦国家统一，则相对长治久安。同时，大国在提供国防、保护整个国家的安全方面也有规模经济效应—国家大了，人均军费支出就可以被摊薄。

　　这种大国具有的规模经济到了现代仍然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更为重要。比如说分散风险，在古代，不同地区的风险主要来自自然灾害， 而在现代，技术、金融、政策、国际环境都可能成为经济产生风险的来源。最近有研究发现，大的经济体经济波动相对较小。中国古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对于现代经济来说，还是一样道理。

　　在现代经济里，经济结构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这时，规模的重要性反而比前现代时期更强了。我这里列举几个主要的方面。

　　第一，大国有可能借助规模经济而发展“战略性产业”。例如民用大飞机产业，初始的投入非常大，国内市场规模越大，生产的平均成本越低。如果要保证这个产业实现收支相平衡，就要有一个最低的国内市场规模，以此才能够基本弥补制造这些飞机的成本。到目前为止，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个地方有足够大的市场来满足发展大飞机产业所需要的规模，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欧洲，还有一个就是中国。

　　第二个方面是技术创新。中国由于市场规模大，很多细小的技术创新都能在这个市场上得以生存。市场规模有利于创新，这非常重要。中国的市场销售量足够大，足以弥补产品研发阶段的初始投入， 也有利于某种细分产品的规模化生产。比如说“汽车安全扣”吧— 我猜这是个只有在中国才能买得到的产品。它的作用是将其插入安全带的插口后，一些带有提醒系上安全带功能的汽车就“闭嘴”了。曾经有外国人惊讶于中国居然把这个不安全的东西叫做“汽车安全扣”，同时，他们也惊讶于这样的商品居然有那么多的款式。对此，读者只需要在淘宝网上搜一下“汽车安全扣”就有体会了，其中一个安全扣的图片同时提醒你“为了你和家人的安全，汽车行驶请使用安全带”（谁说中国人没有幽默感来着？）。这里，我虽然举了一个黑色幽默的例子，但其实，规模有利于创新的例子比比皆是，包括淘宝网本身。要知道，如果离开人口总数，淘宝网不可能活得那么滋润。全世界的网上购物平台，就美国和中国发展得最好，这同说英语和汉语的人多不无关系。类似的例子，还包括手机软件（比如微信）。甚至现在很多跨国公司都将研发基地往中国搬，也是看中了中国的巨大市场。

　　第三个方面就是公共品提供。在前现代时期，公共品主要是指国防，但到现代，公共品就更多了。比如说卫星导航系统，世界上最早开发并应用卫星导航系统的是美国，西欧和俄罗斯紧随其后。对于中国来讲，由于有规模经济的好处，我们就可以开发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事实上，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开始工作。同时，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全球公共品提供者的行列。比如说亚丁湾的护航和参与抗击埃博拉病毒的医疗援助，这就是国际公共品。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大，所以虽然仍是发展中国家，我们还是有能力去提供这样一些国际公共品。最近，中国发起组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又是一个具有国际公共品性质的例子。

　　第四个方面就与现代服务业有关了。现在世界上真正有实力的国家，它的竞争力都集中在所谓现代服务业中，而标志一个国家实力的，基本上就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这几个行业。美国的竞争力有三个标志性的来源，一个是华尔街，一个是大学，另一个就是好莱坞。这些现代服务业都需要一定的规模来吸引全世界的一流人才。文化和教育产业特别受益于大国的规模经济，因为这两个行业在国与国之间带有一定的文化壁垒。例如，内地电影明星的身价涨得很快，于是港台地区的影视明星纷纷进入内地拍戏，歌手也竞相参加电视节目， 这就与内地市场的规模有关。像湖南卫视“我是歌手”这样的节目之所以有跨国界的号召力，就与其大投入的制作有关；而中国一个省的卫视能够有如此大投入的电视制作，就不能不说与这一市场规模背后的广告收入有关了。教育行业也是一样。商学院能够开出教授“中国经济”的国际MBA项目，相应的，研究中国经济本身能够成为重要的课题，这些如果离开中国经济的规模，恐怕都难成功。

　　现代全球经济已经实现“全球化”，国际贸易非常重要，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闭关锁国中实现发展，在此情形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只能够被少数大国（或经济体）享有，这个好处就是能够获得作为国际媒介货币（international vehicle currency，简称IVC）的铸币税。在国际经贸往来中，使用外国货币作为交易媒介的交易成本与这种货币的全球使用程度负相关。一国的货币要成为IVC，其经济必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相对其他经济体保持优势。目前世界上主要的IVC就是美元和欧元，曾经作为IVC的英镑因为英国经济的相对衰落逐渐被取代，而日本与美国GDP之比在1991 年的最高峰时只有60%，因此， 日元从未真正成为IVC。未来，随着人民币逐步国际化，人民币成为IVC应该只是时间问题。2015 年底人民币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货币，并居于第三位，这就是个标志性的事件。

　　尽管作为一个大国可以获得很多好处，但这也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规模越大越好。随着一个国家国土面积的增加，该国的人口规模、民族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等也会增加，这会使该国的治理成本增加。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民族之间商业往来的交易成本甚至堪比不同国家间贸易的交易成本。因此，一个国家的最优规模取决于国家规模增加带来的收益与治理成本增加之间的权衡。事实上，即便在“二战”之后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和平时期，全球许多国家的规模也因为这种成本与收益的对比而发生了变化，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冷战”结束之后苏联的解体。

　　统一的好与难，中国古代的皇帝都知道。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做了不少有利于维持国家统一的事情：为了治理的方便，秦始皇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还统一了度量衡。其中，统一文字特别重要，如果没有这一步，我猜，今天的北京话和闽南话可能是两种语言，而不是两种方言。另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秦朝建设了从都城出发往全国各个方向的“驰道”，并且在驰道沿途设了很多驿站，这为信息传递和维护国家统一创造了条件。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一个大国如何治理，并维持统一。

　　回头去看中国古代政治史或者改革史，历代王朝犹豫的事情就是在政治上实行集权还是分权。古代的通信技术和交通基础设施都不像现在这么完善，怎么才能够治理这么大一个国家？于是就出现了两种基本的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分权，比如说西汉，皇帝打下江山以后， 把全国各地分封给皇亲国戚。另外一种是集权，秦朝建立郡县制，它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地方官的任免权力收归中央。直到今天，省级地方官员的任免权仍在中央；省级以下的官员不由中央来任免，也只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在历史上，一些王朝在统治的后期出现政治的动荡和分裂，甚至最后王朝覆灭，很多都是因为政治上的分权导致地方实力太强，特别是在分封制下，地方的诸侯各自为王，就会威胁到国家统一。

大城市不死——包容的就业机会

　　虽然大量学者基于经济集聚带来的好处而主张不要为发展大城市设置限制，但仍有不少人认为中小城镇的优先发展能使大量农民迅速非农化，降低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城市的心理成本，较好地将城乡两个市场结合起来，并且所需建设资金相对较少，因而更符合中国国情。事实上，大城市和中小城镇的发展并不相互排斥，中小城镇的发展以大城市的发展为基础，并受其辐射功能的带动。如果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律，限制大城市的发展，结果是小城市也发展不好。

　　由于对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认识不足，中国的城市发展政策一直偏向于控制城市化进程和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在城市化速度方面， 政府似乎是有意压低城市化的速度，比如“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 年城镇化率由制定计划时的47.5% 提高到51.5%，5年提高4个百分点，低于过去大约1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实际上，到了2014 年底，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4%。在城市体系的调整方面，政策导向是重点推进中小城镇的发展，而限制特大城市的发展，具体体现在城市人口规模限制和户籍制度方面。

　　“十二五”规划提出，“特大城市要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大中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继续发挥吸纳外来人口的重要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落户条件”。而在实际操作中，大城市人口限制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低技能者，这一点，在各个地方的落户条件上均有体现。

　　比如，上海市的落户实行打分政策，只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才有评分资格，并且打分向高学历、重点高校（如211 高校、教育部重点建设高校）以及具有高技能水平（如大学成绩排名、外语水平、计算机水平） 的毕业生倾斜。在深圳，外来务工人员入户实行积分制，累计积分达到一定分值才可申请入户，而积分的计算同样向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倾斜，应届毕业生申请落户必须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和学士以上学位。北京市的户籍分配和工作单位相挂钩，留京指标更多地分配给了事业单位、大型国企和外资企业，然而由于数量有限，在这些企业内部，指标也往往分配给了教育水平相对更高的劳动力。不仅特大城市如此， 即使在我调研的一些中等城市，落户标准都将教育水平作为一个条件。如果全国各个城市同时都不要低技能者，那他们去哪儿城市化？

有一种在现实中存在的担心是，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城市将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从而加剧失业问题。人们常常认为，在城市扩张过程中，低技能者将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担心就业问题的人，忽略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那些外地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而且无法获得本地人的福利待遇，那他还留在大城市干什么呢？

　　几乎所有反对城市发展的论点都严重忽略了城市扩张的好处，而与城市扩张的坏处相比，那些好处往往并不直接可见。城市发展的好处最重要的来源就是所谓“人力资本外部性”。这个词的意思是说， 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不仅能使自己的收入有所提高，而且，在他与其他人的交往中，还能够相互学习和影响，促进知识的传播和生产， 于是，别人的收入也能够有所提高。

　　可能有人会说，既然城市发展的好处来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性”，那么，城市就只需要把大学生留下来就可以了。如果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人力资本外部性”不只是大学生才享有的，低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在城市中也能够得到知识、技能、信息等多方面的外部性。即使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村移民也常说，在大城市能够长见识，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进一步深究的话，低技能劳动者在大城市获得的收入提升效应往往要大于高技能劳动者。道理是这样的，每个人都能够从城市的高教育者那里得到“人力资本外部性”，从而提升自己的收入。但是，一个大学生留在大城市发展，却会面临大学生之间的相互竞争，这种竞争就会降低他们的收入，从而抵消一部分“人力资本外部性”提升收入的作用。

　　而低技能者却与高技能者有互补性。一方面，在同一个生产单位， 两者就是互补的，比如金融区要配保洁工，工程师要配操作工；另一方面，如果将整个城市看做一个生产单位，那么，高技能、高收入的人也需要餐馆服务员和家政服务员。这个问题，我在下文还会详细讲到。

　　空口无凭，让我们来看数据分析的结果。10 余年来的研究发现， “人力资本外部性”的确是存在的，我本人和哈佛大学的格莱泽教授（Edward Glaeser）正在做的一项研究也用中国的数据证实，“人力资本外部性”是存在的，一个城市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一年，这个城市的劳动力平均工资可以获得21%的提高，而且的确是低技能者所获得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更大。

　　通常来说，城市人均教育水平较高的城市，也是规模相对更大的城市。于是，反对大城市发展的人仅凭直觉就说，随着城市的人口规模扩张，城市将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从而将加剧失业问题。反对大城市的人还认为，在城市扩张过程中，低技能者将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同时，原来的城市居民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 从而也会加剧原有居民的失业问题。

　　那么，事实是否如人们担心的那样呢？已有的经验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对本地居民失业的影响程度很小，但的确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竞争，从而对工资上升有抑制作用。在理论上，劳动力流入并不必然增加失业，这主要是因为存在着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会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不过长期以来，有关城市扩张有利于创造就业岗位的经验证据仍很缺乏，也没有经验研究为不同技能的劳动者如何在城市扩张中受益提供证据。针对这些政策争论，我和高虹、佐藤宏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 2002 年的城市居民数据研究发现，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创造就业机会。城市人口每增加100 万人，个人的就业概率平均提高0.66 个百分点。相比于城市总人口规模，高技能劳动者的集中对就业的影响更大。平均来说，一个城市的大学毕业生每增加100 万人，会使该地区个人的就业概率提高4.34 至6.61 个百分点。

　　我们同时也发现，城市扩张的就业增加效应对于较低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更大。对于受教育年数小于等于9 年的劳动者来说，城市中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每增加100 万人，其就业概率会提高8.58 个百分点。而对于受教育年数在9—12 年之间的劳动者来说，这种效应下降到了3.57 个百分点。受教育年数大于12 年的劳动者受益更小，仅为2.12 个百分点。

　　城市规模促进就业的效应在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之间存在差异，这一现象可能还与中国的制度有关。在当前的户籍制度下，本地户籍居民享有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各类福利。在户籍制度制约下，各地（尤其是大城市）的落户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均向教育水平高的人倾斜，于是激励人们通过过度追求高文凭来获取大城市的户籍和相应的福利，加剧了大学生的相互竞争和就业难。而当高技能者挤破头要留在 大国大城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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