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品制度在国家政治中扮演着官员等级制的角色。它规范着官员的等级地位、秩俸待遇乃至于权力与责任等，是中国古代官僚制度zui具特色的表征之一。但是对于官品制度建立的原因、时间和过程等问题，学术界鲜有讨论。本书作者陈长琦先生从官品起源于魏晋九品选官制度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以九品官人法取代传统的九品中正制，论证了九品中正制只是九品官人法的一部分的观点。提出魏晋时期的官品是以人品即资品的形式呈现的，而资品的获得除了传统上的中正评选授予之外，还有考试、赐官、赐爵、袭爵、赐位等途径，资品获取的多途径相比传统九品中正制度的提法更全面。赐位制度等资品获取多途径同时也导致了品位的轻滥，出于对用人制度改革的需要，北魏孝文帝、南朝梁武帝不约而同地进行了变革，孝文帝改革和天监改制一北一南，促使官品由人品向官阶性质转变，官品制度内涵由人品到官阶的性质转变，实现了汉、唐间政治制度的一次重要变革，它进一步完善、明晰了古代官员的分级、分层管理制度，奠定了中古以后官员等级管理制度的基本模式。

作者简介

陈长琦，男，出生于1954年12月，现为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1989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4年起任华南师范大学教授，2003年起任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2005年至2013年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华南师范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秦汉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广东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精彩书摘

官品的诞生

笔者认为，官品起源于九品官人法，最初，官品是九品官人法为官职所设计的任职人品要求。因此，从性质上言，官品诞生的初期，其性质属人品，即人的品，不是附属于官的品，它是官职所需要的人才品等。

官品是随着九品官人法的诞生而诞生的。《三国志·魏书·陈群传》：“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三国志·魏书·常林传》注引《魏略》：“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史料。但对这段史料的理解，学者意见颇不一致。

唐长孺先生说：“《魏志》卷23《常林传》注引《魏略·清介·吉茂传》：‘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一开始就说明中正品第不及于一般的庶民。”显然，唐先生认为，这段史料说明九品官人法一开始就是各郡中正对公卿至于郎吏个人进行品评。笔者过去也持这一看法，认为这条史料说明，九品官人法一建立就对现职官吏个人进行品评。

胡宝国先生则提出另一看法，他说：“《魏志》卷23《常林传》注引《魏略》：‘先时国家始制九品，各使诸郡选置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此段材料常常被误认为中正品评人物的范围上自公卿下至郎吏。其实不然，这里的意思是说，只能在上自公卿下至郎吏的范围内选中正。”

如果我们突破思维的藩篱，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即不从中正制度思考，而是从九品官人法制度来思考，那么，对“差叙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这句话，就可以获得新的认识。

据文献理解，文中“先时国家始制九品”中所提到的“九品”，应是九品官人法的省称。“始制九品”，即始制九品官人之法。《北堂书钞》卷60《设官部》“吏部尚书”条引曹魏史学家鱼豢的《魏略》曰：“陈群，字长文。延康元年始建九品官人之法。”因此，《魏略·清介·吉茂传》“先时国家始制九品”与《魏略·陈群传》“延康元年始建九品官人之法”以及《三国志·魏书·陈群传》“制九品官人之法”三段材料所谈主题都是一样的，即都是谈九品官人法。

那么，接下来所言“各使诸郡选置中正，差叙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就应该是九品官人法的具体内容。而这一具体内容，则包含并列的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各使诸郡选置中正”，谈的是建立中正制度；第二部分，“差叙自公卿以下，至于郎吏，功德材行所任”，则谈的是为官职职位确定所需人品要求。差，即差等、等差。差叙即以等级差别的形式，叙列担任公卿至于郎吏这些官职所需要的人品等级，也就是按等级叙列公卿以下至于郎吏这些职位各自所需的资品要求。

因此，可以确定官品是随着九品官人法而诞生的。它是为九品官人法服务的，它的性质是人品，是为官职所规定的所需人品要求，而非官阶。

品位的轻滥

南朝的赐位限度也是二品。沈约《宋书》卷 94《恩倖传》序曰：“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岁月迁讹，斯风渐笃，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凡厥衣冠，莫非二品”乃为名句，多为学者征引。然而，对于“衣冠”二字，一些学者并无深究，有用增字解经法，加为“衣冠子弟”、“衣冠大族”，解释为门阀子弟、门阀大族。认为门阀子弟或门阀大族出身者，都因中正的品评而获得了二品。将“衣冠”理解为“高门华阀”，其实，“衣冠”就是官僚。《魏书》卷 74《尔朱荣传》论河阴之变，百官被杀，曰：“河阴之下，衣冠涂地”。“衣冠”即百官。《周书》卷 32《唐瑾传》：“于瑾南伐江陵，以瑾为元帅府长史，军中谋略，多出瑾焉。江陵既平，衣冠仕伍，并没为仆隶”。仕伍即百姓，衣冠与百姓并举，即指官僚。《文选》卷 40 沈约《奏弹王源文》：“自宋氏失御，礼教雕衰，衣冠之族，日失其序。”注引《袁子正书》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故谓之冠族。”命士即天子任命的官员，可知沈约《宋书?恩倖传》与其《奏弹王源文》中“衣冠”一词之用例相同，皆用以借喻官僚。正是东晋以来大规模、密集的赐位，品位的累积，造成了南朝以降“凡厥衣冠，莫非二品”的局面，形成了品位的轻滥和贬值。

品位的轻滥，动摇了九品官人法的根基。人人均可轻易获得品位，特别是文武百官的“莫非二品”，使九品官人法失去了昔日人才选拔与人才任用的功能并渐次走向消亡。这不禁令人想起秦汉时期曾经盛行一时的二十等爵制以及赐爵制度，在二十等爵制建立之初，其在时人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与官位结合紧密，有爵者可以为官，如韩非所言：“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但随着汉代赐爵的盛行，赐爵成了皇帝即位、立皇后、立太子而普天同庆的点缀。爵位的普及、轻滥，使爵位在人们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渐次丧失，造成人们赐爵不喜、夺爵不惧的无所谓心态。到了南朝，赐民爵就更是一种虚设的、毫无用处的花样文章。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大规模的赐爵造成了爵位的轻滥和二十等爵制的消亡，同样，大规模的赐位也造成了品位的轻滥与九品官人法的消亡。如果站在魏晋南北朝与隋唐历史的节点上，审视赐位制度的性质与内涵，考察赐位制度作用与影响，也许有助于正确认识九品官人法，正确解读其消亡的历史之谜；也许有助于正确认识科举制度，正确解读其创立的历史意义；也许有助于加深理解在魏晋南北朝与隋唐历史的转折中，社会与制度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由人品到官阶：官品性质的演化

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的改革，也使官品制度完成了由人品向官阶的转变。魏晋时期所谓的官品，是任官所需要的人品，我们又称其为资品，官品是附着于当官的人的品。例如，我们在魏晋南朝文献中所见的“二品官”、“二品清官”，均指二品资品者担任的官、二品资品者担任的清官。太和二十三年的改革，在太和十九年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官品的官阶性质，消除了太和十九年改革中所遗留的人品痕迹。例如我们所提到的，太和十九年改革的官品表中尚保留下来的国子学生（第七品中）、尚书算生（从第八品中）、诸寺算生（从第八品下），在太和二十三年的官品表中已被删除。

至此，魏孝文帝在历史上，也成就了一个对中国古代官制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创举，正如《魏书·官氏志》所言：“前世职次皆无从品，魏氏始置之，亦一代之别制也。”同时，他也将魏晋九品官人法为任官之人所设计的“品”，转化成为了为官位之等级所设计的“品”，即职官的官阶。孝文帝君臣谈论及此，亦沾沾自喜。孝文帝自诩：“班镜九流，清一朝轨，使千载之后，我得仿像唐虞，卿等依俙元、凯。”参与其事的刘昶则对曰：“陛下光宅中区，惟新朝典，刊正九流，为不朽之法，岂惟仿像唐虞，固以有高三代。”一个说自己“得仿像唐虞”，一个奉承“岂惟仿像唐虞，固以有高三代”，从这段对白可看出，孝文帝君臣对官品制度改革的成就之感与得意之心，跃然纸上。

后记

对官品起源问题研究的兴趣，源自二十多年前。那时，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是两晋南朝政治史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品，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在我原来所接触的学术观念、在自己已有的知识体系中，官品无疑就是官阶，这在脑海里似乎已根深蒂固，毋庸置疑。但当认真、仔细阅读史料，深入思考时，原有的认识开始动摇，因为在史料中看到了许多官品并非官阶的证据，这使我在一段时间里陷入了深思，大约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里，我陷入了物我两忘、寝食不思的境况，相关史料反复在脑海里涌现，夜以继日，辗转难眠，面对食物，一口也吃不进去。迄今已忘却当时我是怎样从那一境况中摆脱出来的。在这期间，我完成了《魏晋南朝的资品与官品》一文的构思，提出了对官品问题的最初认识。

从踏上学术研究的道路，至今不觉已三十多年过去。回首往事，个人的命运，总是与时代、与国家的命运相连。我的祖籍在湖北武昌陈家湾，家与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相邻。据老人讲，先辈是从广州番禺迁来的。祖父以制作竹器营生，供伯父与父亲兄弟二人读书。1926 年10 月，北伐军攻占武昌，受到革命的鼓动，还是中学生的父亲，投笔从戎，加入贺龙的军队，番号是国民革命军二十军。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四一二政变”，贺龙打出“东征讨蒋”的旗帜，率军开到南昌，在南昌举行了暴动，史称南昌起义。暴动失败后，父亲和同学一起逃回武昌，又回学校读书，后来考入“国军”军医养成所（迁台后易名“国防医学院”），毕业后，入“国军”147 后方医院做医生。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携家人随军转战于湖北、陕西、河南等地，直至抗战胜利，方离开军队。然而，就是这段参加南昌起义和抗战时期军队医生工作的经历，成为家庭及我幼年的伤痛。

1966 年的初夏，“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我刚刚考完小学的毕业考试，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与震耳欲聋的革命口号，如同滔天巨浪，排山倒海而至。批判“走资派”、“反动权威”、“反革命”的浪潮接踵而来。很快，街市变成为游斗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战场，天天流动着飘荡红色旗帜、高呼革命口号队伍的洪流。一天，父亲被工作单位——医院的革命组织以“叛徒、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抓走、批斗，直到晚上，仍未放回。母亲让我去看看，我战战兢兢地走进父亲工作的医院，眼前一幕，终生难忘。往日熟悉的父亲住所门口挤满了闹哄哄的人，从人缝中钻进去，好不容易看清楚，在昏暗的房间一隅低头蜷缩着一个人，那人头发被剪得七零八落，并被从头浇下的墨汁、油漆所污染，头发、脸上、衣服上满是黑乎乎的墨汁、油漆。从他那身材，看起来像父亲，但我不敢相信、不敢断定，我站在门口的人群中，眼直直地望着他，一会儿，他缓缓抬起头来，虽然他满脸漆黑，虽然他五官难辨，但我认出了，那是父亲！我被震撼了！他似乎发现了我，嘴嚅嚅而动，我站在那里，头脑一片空白，他说什么，或者没有说什么，我一概不知，我被惊呆了。倏尔，我转身挤出人群，一路狂奔，跑回家中，关上门，母亲跑过来问我，我依然呆立着，任凭催促，说不出话来，脑子里满是父亲那令人恐怖的、满脸漆黑、满头残发、满身墨迹的形象，那场景，就像一把利刃，直穿我的心，使我的心滴血、颤抖、震撼、恐惧，被烙下深深的印痕。我原本不知道人可以受到这样的侮辱！人的尊严可以受到如此的践踏！回到学校，昔日要好的小伙伴儿，躲我而去；有的指着我的鼻子骂“反革命子弟”！社会的歧视、“反革命”的帽子，如同厚重的乌云，笼罩着我的童年，令人窒息，感受到沉重的压迫。童年的遭遇，使我刻骨铭心。

五十年前的那场浩劫，并非只是个人的苦难，而是国家的不幸，是民族的苦难。在“文化大革命”发生五十周年之日将临之际，回忆人生，我由衷地庆幸四十年前“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庆幸三十八年前高考的恢复。

1978 年，原本被剥夺读书权利、初中毕业就被迫下乡的我，有幸考入大学。此后，相继修完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业，踏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三十多年来，基本在中国古代史领域里蹒跚。初入大学时，有一段时间，我曾思考自己未来的学术研究方向，心想，做学问应该做一流的学问。我比较了世界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三个专业，觉得自己不能够做世界史研究，因为语言等问题的障碍，我们很难在世界史方面做出一流的成果，很多时候只能在外国学者身后走，难以超越外国人的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本来是一个很好的选项，没有语言障碍，资料又丰富。但刚从“文化大革命”走过来，对政治干预学术比较反感，我反对“厚今薄古”及狭隘的“为现实服务”的口号。觉得“今”不一定都当“厚”，而“古”不一定皆应“薄”。如果“今”只能“厚”，只能歌颂，那就不需要改革了，对现实的批判、改革，才是社会不断前进的动力。而对“古”，对自己的历史的妄自菲薄，则是失去民族文化自尊的表现。“为现实服务”，不应该是学术刻意去追求的目标，而是学术价值的外在功能, 拿学术去为什么服务, 为谁服务, 不是学术本身的事情。现实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明天又有一个新的现实, 学术怎能去追着不断变化的现实而去不断变化？“四人帮”时期，要求史学为现实服务，一些学者陷入其中，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后。在当时的环境下，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敏感的课题受到限制，不能独立，不能客观，不能说出自己真正想说的话，这也不是我想要的。而古代史，与现实距离比较远，与自己的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做研究的时候，方可以保持客观，又免触及时讳。因此，我选择了中国古代史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

在课题选择中，我偏好于做实证性的历史问题研究，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没有能达到宏观把握历史的水平。我的导师他们那一代人，在宏观研究方面做得不错，我没有学好。年轻时，自学过哲学，学然后而知不足，读的理论方面的书越多，越感到自己理论方面的修养不够，吴泽先生曾对我讲过，要研究思想史，首先得自己是思想家，如果自己没有思想，怎么去研究别人的思想？这对于我无疑是当头棒喝，我自忖不是思想家，没有理论方面的建树，因此，我远离曾经喜欢过的哲学、远离思想史的研究，去做具体的研究。

但自1992 年以来，由于兼任行政职务，需要处理的事务性事情太多，挤占了做学问的时间。如果能够重新选择，我会选择学术，连教研室主任也不做。我同许多同辈学人一样，都深受儒家思想熏染，具有儒家的济世情结，不会丢弃社会责任，只顾自己。孟子说，士大夫应“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自己无自知之明，自以为可以兼善，但实际兼误，学问没有做好。做学问需要长考，专注一个问题需要定下心来思索，这与行政工作是矛盾的。往往是正在思考一个问题时，被突然打来的一个电话，将思路打断，事情处理完，把打断的思路再续上，要花一段时间，糟糕的是，有时刚刚把打断的思路续上，又来一通电话，再次把思路打断，这样反复多次，一篇文章要花很久时间才能完成，而且达不到应有的深度。但是想起来，自己应该是有失亦有得，失的是，学问没有做好，得的是，却还能有现在这样的身体。我读起书来，容易入定，有时会深陷所思而难以自拔。2008 年，我曾患过一段时间的抑郁症，其痛苦，非身受者，难以体会……那是一种非常厉害的精神疾病，时时有轻生的意念在心中浮起。但是，经常需要处理的行政事务，却无意帮助了我，如果不是时常突然来的电话或者通知，分散我的思考，我的学问可能会比现在做得好，但同时，我也可能患上严重的抑郁症。我在《六朝政治》这本书的后记里提到过这件事。有时候太专注、太投入一件事情，其实有副作用。现在在家里看书，如果没有人干扰，我时常会忘记时间，一晃几个小时过去，回过神来，不知是上午，还是下午，往往要想一下，才能确定是何时。

回想走过来的路，逝去的时光虽难以释怀，但一切皆是过眼云烟，唯有学问才是心灵的归宿。

陈长琦

乙未岁末于广州华南师大听雨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