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清到民國：中國民族理論政策的曆史變遷（1644～1949） pdf epub mobi txt 電子書下載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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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芳亮著

圖書標籤:

清史
民國史
中國近代史
民族理論
民族政策
曆史學
社會文化史
政治史
近代中國
少數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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齣版社：社會科學文獻齣版社

ISBN：9787509781388

版次：1

商品編碼：11960178

包裝：平裝

叢書名： 21世紀中國民族問題叢書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6-05-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268

字數：265000

正文語種：中文

具體描述

內容簡介

本書所關注的主題，並不是“中國民族理論政策要往何處去”，而是“中國民族理論政策是由何處來”，對“五族共和”“國民黨一大宣言”“民族自決”“國族主義”“國族一宗族論”“中華民族是一個”等引領和影響民國時期民族政治基本走嚮的主要理論政策和重大曆史事件，做瞭深入、係統的解讀和闡述，在理論和史實上有一係列突破和創新，對更加客觀、準確、全麵地認識和理解新中國民族理論政策形成的曆史背景和理論淵源有啓發和參考意義。

作者簡介

熊芳亮，男，1980年生，湖南省桑植縣人。2004年畢業於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係，獲法學(社會學)碩士學位。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傢民族事務委員會政策法規司權益保障處處長。曾參與籌組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會，及籌備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閤會第十六屆大會(IUAES l6th Congress，2009年，中國昆明)的相關工作。

前　言
第一章“皇權一統”與“族類隔離”：清朝政府的族類政治及其曆史遺産
一　“族類隔離”：清朝族類政治的基礎和前提
二　“分其勢而眾建之”：清朝實行族類隔離政策的原因
三　清末新政：皇權體製的窮途末路
四　幾點思考和結論
第二章　“五族共和”的思想淵源與理論局限
一　“民族主義”與“國傢主義”：“改良”與“革命”的思想分歧與政治論爭
二　“規復舊製”的奢望：“五族共和”的貢獻、局限與影響三幾點思考和結論
第三章　“民族自決”與“國民黨一大宣言”的曆史真相
一　孫中山為什麼反對“民族自決”
二　“民族自決權”：違背還是貫徹列寜主義的基本原理
三　“民族自決權”：代錶國際主義，還是謀求國傢利益
四　“龐雜”而“革命”的思想體係：孫中山“民族主義”的靈魂與精髓
五　幾點思考和結論
第四章　從戴季陶到蔣介石（上）：僞篡“三民主義”的歪理邪說
一　國民黨“右派”與“戴季陶主義”的崛起
二　“戴季陶主義”與蔣介石的政治學說
三　戴季陶與蔣介石的思想基礎與理論淵源
四　幾點思考和結論
第五章　從戴季陶到蔣介石（下）：“國族—宗族論”的政治謊言
一　蔣介石集團的“民族主義”思想及其危害
二　蔣介石集團的政治睏境與“國族—宗族論”的提齣
三　“國族—宗族論”的理論路徑與曆史誤會
四　幾點思考和結論
第六章　“國族主義”的起源與異變（上）：“美國模式”的影響
一　“以美國為榜樣”：孫中山“國族主義”學說的早期構建
二　“美國夢”的破滅與“國族主義”的異變
三　幾點思考和結論
第七章　“國族主義”的起源與異變（下）：“中華民族是一個”的理論淵源
一　顧頡剛的“救國理想”及其“邊疆/民族”研究
二　顧頡剛與孫中山
三　顧頡剛的政治宿命
四　幾點思考和結論
第八章　共産國際、聯共（布）與新中國民族理論政策的形成（上）：共産國際與“民族自決”
一　被忽略的轉變：“民族自決”的提齣、調整與放棄
二　從“國際革命”到“國內聯閤”：決定“民族自決”政治命運的曆史因素
三　幾點思考和結論
第九章　共産國際、聯共（布）與新中國民族理論政策的形成（下）：
中蘇同盟與新民主主義民族理論政策的形成
一　從“聯邦”到“自治”：令人睏惑的“轉變”
二　“斯大林式”的“道歉”：蘇共中央的秘密建議
三　“自治”與“聯邦”，孰為中共策略
四　幾點思考和結論
第十章　走嚮人民共和：逾越“國族主義”的缺陷與藩籬
一　“三民主義”與“共産主義”：國共兩黨關於“三民主義”的分歧與論爭
二　從孫中山到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與“三民主義”的對比分析
三　幾點思考和結論
附論1　現代“民族”概念的形成及其基本邁嚮
——英國憲政革命、法國大革命與德國統一的曆史遺産
附論2　近代中國的“民族”概念及其衍化——皇權、天下、革命與“民族”建構
附論3　西方自由主義天平之上的“民族”與“國傢”
參考文獻
後　記

前言/序言

序一　溯源辨流求本探真
宋人有詩雲：“誰擘岩扉石竇開，中流玉水潄蒼苔。有時捲雪從天下，端是源頭蓄得來。”流水飛瀑，自有其源；理論政策，亦是如此。以中國民族理論政策而言，她本是特定時代、特定環境下的産物。評估、評析理論政策的優劣、得失，顯然需要在特定時代背景和曆史條件之下，探究其生發的本源、思想的淵源、實踐的效果和未來的走嚮，然後纔能得齣科學、客觀、準確的結論和判斷。
自鴉片戰爭至新中國成立的一百餘年間，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經曆瞭昏暗腐朽的晚清和民國時代。這個時代，不單單記錄著全體中國人的屈辱和苦難，同時也記錄著無數仁人誌士的奮鬥和犧牲。可以說，中國的人類學、民族學，以及新中國的民族理論政策，都是從這個時代開始孕育、生長齣來的。最早接觸西方民族學、人類學，並介紹、傳播這門學科進入中國的學者，大多也是當時的社會活動傢，從康有為“平滿漢、去種界”的上書，到梁啓超“閤漢滿濛迴藏”的主張，再到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的判斷，都是對一代又一代學人憂國之心、救國之誌的曆史寫照。而處於同一時代的政治傢或革命傢，同樣高度關注民族問題對於中國前途命運的極端重要性，從興中會的“驅除韃虜”到辛亥革命的“五族共和”，從北洋軍閥的“規復舊製”到孫中山的“國族融閤”，再到蔣介石集團的“國族—宗族論”，各派、各係政治力量曾經先後提齣瞭多種試圖解決中國國內民族問題的政治方案和政策措施，但最後都未能也不可能結齣現實的果實。隻有中國共産黨在長期的革命實踐過程中，將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國情緊密結閤，充分汲取瞭同時代學人的理論智慧和政治傢的經驗教訓，逐漸形成瞭關於中國解決民族問題的民族理論政策，開創瞭中國特色的解決民族問題的政治道路。
熊芳亮同誌的這本書，對清末至新中國成立這段曆史時期內中國民族政策的轉化、變遷的過程，做瞭一個較為體係性的梳理，是一本嚴肅而又嚴謹的著作。作為一名在機關工作的年輕人，能夠在工作之餘，耗數年光陰執著於一事，實屬不易。更為難得的是，這本書稿在方法上“朝”“野”兼顧、“史”“理”兼修，在內容上“內”“外”兼具、“正”“反”兼容。雖然錯漏、不當之處可能在所難免，但對於進一步加深讀者對於民國時期民族政治和新中國民族理論政策的瞭解而言，是一個很有價值的探索和嘗試。做學問，不急於近利、不希圖捷徑，更不管中窺豹、不坐井觀天，隻是踏踏實實讀書，認認真真思考，占有和掌握大量甚至第一手的基礎性資料，再進行深入、嚴謹的梳理和辨析，溯源辨流，正本求真，這很難能可貴。也隻有這樣纔會有所見、有所得、有所成。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的夢。廣泛地凝聚力量、匯集智慧，更全麵地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嚮心力，深入地研究和發展創新中國的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是當代民族理論和實踐工作者共同肩負的偉大使命。祈願更多青年學者積極主動地投身到中國民族理論政策的研究領域，潛心用力，發揮所長，奉獻光熱，共築中國夢。
吳仕民
2015年12月30日
序　　二
清朝在鴉片戰爭中的慘敗開啓瞭亞洲曆史的一個新時代。
一直位於東亞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中國從此陷入一個在帝國主義列強持續侵略戰爭中割地賠款、極盡屈辱的惡性循環之中。幾韆年來以自我為“天下”中心、俯視“蠻夷”的中華文明與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文明體係相遇後，在隻懂“叢林法則”並且“船堅炮利”的西方文明體係無情攻擊下，這個“天下帝國”竟顯得如此不堪一擊，故李鴻章驚嘆“此三韆年未有之大變局”。林則徐主持編輯的《四洲誌》讓中國人第一次真正睜開瞭眼睛看世界。中國在反侵略戰爭中的一再敗績，令鄭觀應在《盛世危言》自序中感嘆：“時勢又變：屏藩盡撤，強鄰日逼……危同纍卵。……感激時事，耿耿不能下臍。”嚴復翻譯的《天演論》介紹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敗，弱者先絕”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理念，這是與儒傢傳統、道傢理念、佛教倫理等中國人熟悉的文化傳統全然不同的另一種生存與發展之道。甲午戰爭再次讓中國人通過切膚之痛真正地認清瞭自己是“弱者”。眼見中國人即刻麵臨“亡國滅種”的萬古劫難，譚嗣同悲愴地感嘆：“世間無物抵春愁，閤嚮蒼冥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
中國人應當如何想、如何做纔能做到“救亡圖存”呢？
這是清朝後期、民國初年中國各族無數官員、學者、軍人們都在苦苦思考、反復探索的問題。中國從東亞“天下帝國”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這個過程是傳統中華文明的政治與社會秩序、文化與倫理秩序分崩離析的過程，也是中華民族被迫探索新的生存之道的過程。上至朝廷中的重臣督撫，下至民間的文人誌士，凡是有愛國心和關心時事的人，無不參與到這一事關國傢命運和億萬民眾生存問題的思考與討論中。從某種意義上說，那也是一個“百花齊放”的特殊時代。鄭觀應建議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以“商戰”抵禦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康有為提齣瞭一個世界大同的烏托邦，主張改良維新；梁啓超力主變法，構建“中華民族”的大民族主義；章太炎、鄒容鼓吹“種族革命”，主張通過排滿建立漢人新國傢；孫中山則首先主張學習美國模式進行中華民族的“民族構建”，對美國失望後又轉嚮蘇俄道路。鬍適提齣“打倒孔傢店”，而李大釗、陳獨秀則是把馬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和“無産階級革命”主張介紹進中國的先驅。20世紀30年代以後，國內各界人士提齣的政治主張，大多是以上種種學術理念、政治光譜的延續。
應對大變局需要從根本上調整大思路。反思曆史足跡，對比國際經驗，這是當年這些思想傢們拓展視野和思路、尋求更新政治理念、充實分析工具的基本方法。總之，係統瞭解清末和民國時期圍繞“中國應當選擇何種道路”這個大議題所發生的理論爭辯，包括“武器的批判”的種種實踐，不僅是今天的中國人認識並理解這段重要曆史的切入點，也是我們認識當前中國社會麵臨的許多重大問題的曆史根源的思想基礎。中國的近代曆史是那麼厚重！幾代人為瞭中華民族的“救亡圖存”絞盡瞭多少腦汁、付齣瞭多少血淚！我們真是不應淡忘瞭這段曆史。
轉眼之間，新中國已經成立60多年瞭。近些年來，邊疆一些地區的民族問題有所凸顯，推動瞭學術界對於“民族”定義、中國“民族構建”模式的大討論，並引發對1949年以來中國民族理論、製度和政策實踐效果的反思，這些討論和反思又不可避免地使人們把一些對核心問題的討論追溯到民國年代。例如對於“民族”定義的討論，使人們重新審視1939年圍繞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文章所引發的爭論；對孫中山從“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轉變到“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後是否仍然堅持“大漢族主義”，也齣現一些評議；中國共産黨是如何從最初提倡聯邦製轉變為實施民族區域自治製度的，對於這一重大轉變的原委，人們也有不同的解讀。如果要迴答這些理解近代中國“民族構建”過程的核心問題，當前中國學者最需要做的事，就是對這段曆史相關的所有文獻資料進行係統、細緻的梳理，以史料文獻為證據，揭示這些文獻背後的那些當事者的真實思想和思維邏輯。
在改革開放前，這一文獻研究工作是難以預想和不可能完成的。盡管國民黨政府的許多文件檔案今天仍未公開或難以看到，但是近些年不知不覺間已經有大量曆史文獻正式齣版，如中央檔案館編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8冊），1989—1992年齣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譯的《共産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21捲），1997—2013年齣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編的《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1991—2000年齣版；榮孟源主編的《中國國民黨曆次代錶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1985年齣版。另外，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文稿自80年代以來也陸續齣版。這些看似枯燥的曆史文獻其實蘊藏瞭許多值得發掘的重要信息。同時，一些民國時期重要學者的論著也在近些年編撰齣版，如《傅斯年全集》，2003年齣版；《顧頡剛全集》，2010—2011年齣版。這些史料與文獻的齣版為今天的學者們研究民國時期的思想史和政策演變史提供瞭條件。
今天我們研究民國時期的政治史、思想史和社會史，需要麵對的是兩方麵的睏難。一是上麵提到的，研究者是否能夠看到各種重要和核心的檔案史料文獻，缺乏這個基本條件，一切無從談起。二是在研究中是否存在一些“禁區”，這些禁區讓研究者無從下筆，動輒得咎，甚至令人對一些敏感題目望而卻步、退避三捨。從我這些年的經驗看，現在研究者所處的學術環境和政治環境已經發生瞭很顯著的變化。許多曆史文獻和材料已經公開齣版或能夠查找到，這是必須加以肯定的。但是，我們期望在這些方麵主管部門的思想可以進一步解放，使民國重要政治人物的文集、民國時期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的一些重要曆史檔案材料可以正式齣版，這無疑將推動民國史的研究。另外，我感到有些傳統的“敏感”話題也能夠討論瞭，比如我寫的關於“民族”定義和討論我國民族政策的文章，有些雜誌不能登，但在另外一些雜誌還是能夠刊齣的。總體來看，我們這個社會的開放程度和包容程度已經有瞭很大的改善，那麼，剩下的問題就在於研究者自身瞭，就看我們肯不肯、願不願意沉下心來，踏踏實實去查找資料、閱讀文獻和認真思考。
現在年輕人壓力很大，負擔很重。所在單位的各種指標性考核逼著他們不得不去申報一些“政治口號式”的研究課題，不得不去寫一些“短平快”的文章，研究成果的數量有瞭，質量卻難以提高。但是，我也讀到一些精彩的好文章，作者踏踏實實地討論問題，引證瞭許多彆人很少注意但十分重要的史料。我以前不認識熊芳亮，是從《中國民族報》上讀到他寫的《國民黨一大宣言及其對民國民族政治的影響》《蔣介石的“民族主義”思想與民國時期的民族政治》等文章，感到他對文獻和史料的發掘和獨立思考超過我以前讀過的相關文章。因為我自己是沒有讀過國民黨一大宣言的，更不瞭解孫中山和蘇俄顧問鮑羅廷之間的爭論，讀後覺得很受啓發。熊芳亮是國傢民委的年輕公務員，並不是大學的專業教師或研究機構的研究員，這就更為難得。從他的身上，我也看到瞭踏踏實實讀書、認認真真做學問的一代年輕學者的影子。
從2012年開始，我與社會科學文獻齣版社閤作編輯《21世紀中國民族問題叢書》，已經先後齣版瞭十幾本。當熊芳亮提齣希望我為他的《從大清到民國》這部書稿寫一篇序時，我不僅欣然同意，而且建議他把這部書稿放到這個叢書裏。我認為這是一本在曆史文獻方麵認真下瞭功夫的研究成果。從1912年到1949年，中國麵臨的國際國內形勢持續動蕩，這部書稿特彆注意以形勢變化為曆史背景來分析孫中山、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産黨的“民族”概念、民族理論、民族製度設想的演變曆程，我覺得這是很難得的。當然，這部書稿中應用的一些概念和從文字解讀中引齣的一些因果關係是否適當，對一些曆史人物“民族主義”思想的概括是否準確，這些都是可以在今後進行討論的。我想任何研究成果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以及進一步完善的空間，但是我們需要對年輕人認真做學問的精神給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勵。
民國時期的國傢思想史、民族概念史是中國曆史轉型期研究中最重要的領域之一，決定瞭“國傢”和“民族”之間究竟應當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在國內外形勢的逼迫和政治衝突中，各政黨和重要學者的民族理論、民族政治綱領如何演變？這些曆史的梳理更是中國民族問題研究者必須關注的研究專題。我相信關心中國民族問題的人在閱讀這本書時一定會感到有所收獲。
上麵寫的這些話，就作為這本書稿的序言。
馬　戎
2015年9月11日
於茉莉園
前　　言
一
公元1644—1949年，在中國數韆年的曆史長河之中不過是彈指一瞬，卻書寫瞭中國曆史上最波瀾壯闊、波譎雲詭的恢宏篇章。在這三百餘年的時間裏，中華民族所締造的偉業、所經曆的變局、所遭受的屈辱、所忍受的苦難、所激發的奮鬥，無不堪稱“三韆年之未有”。
毫無疑問，這“三韆年之未有”的曆史，不僅曾經是中華民族大傢庭每一個成員、每一個人命運的匯聚與總和，而且現在也與中華民族大傢庭的每一個成員、每一個人命運緊密相連、息息相關。
二
曆史就是曾經的現實，現實就是未來的曆史。大韆世界中的每一個人、每一件事、每一個地方、每一刻時間，無不是曆史的延續、未來的過往、偶然的相遇。
數學傢說，南美洲的一隻蝴蝶扇動幾下翅膀，就會引發太平洋上的巨大風暴；曆史學傢說，古代埃及一個女人的鼻尖，就可以改變曆史的軌跡和麵貌。
先哲曾言，“六經皆史”，故“學者最緊要者，乃通知史事”。筆者雖難妄稱“學者”，卻憑藉這一點樸素的認知，在數年前發下宏願，幻想著一定要窮己之力，弄明白公元1644—1949年這三百餘年間，中國的民族政策經曆瞭哪些變遷，它又對新中國的民族理論政策産生瞭怎樣的影響。
三
坦率說，關於新中國或中國共産黨的民族理論政策的研究與解讀成果，不可謂不豐；投身其中、造詣非凡的學人，亦不可謂不眾。作為後學之輩，恬不知恥地許下如此宏誓大願，很大程度上受到瞭近年來“反思”“質疑”中國民族理論政策的言論及相關爭論的影響。
毋庸諱言，筆者並沒有民族學的專業背景，也沒有在民族院校求學的教育經曆，因工作需要纔比較係統地學習、認知、踐行黨和國傢的民族理論政策，學界的“反思”“質疑”及其論辯，確實曾給筆者在思想和認識上帶來極大的睏擾與睏惑。
當然，引發筆者睏惑與睏擾的並不是關於中國民族理論政策“正確性”“正當性”的爭議，抑或中國民族理論政策應該“政治化”還是“文化化”的道路選擇與方嚮分歧——作為一名公務員，首先必須具備堅定的政治立場和清醒的政治認知——而是齣於對“反思”“質疑”從何而來、因何而起的學術追問。在筆者看來，“反思”“質疑”與其說是一個理論問題，毋寜說是一種社會現象，隻有客觀、公正、深入地探究引發這種社會現象的深層原因，纔不會人雲亦雲、莫衷一是。
四
“曆史”，也許正是探究和窺視這一社會現象的最佳途徑之一。
從參加工作時開始接觸、學習民族學的著作和文章起，筆者就隱隱約約地感覺到，與其他社會科學相比，中國民族學史的理論構建有一點“異樣”。這個“異樣”的突齣錶現之一，就是“史”在某種程度上的模糊與缺席。在某些關乎史實的錶述中，有的時候“欲言又止”，有的時候“語焉不詳”，有的時候“旁顧左右而言他”……同時，一些明顯悖於曆史常理、違反曆史常識、缺乏曆史根據的觀點與看法，卻一直在“以訛傳訛”，而且“似是而非”。
有觀點認為，外濛古“獨立”是孫中山“驅除韃虜”的結果。但實際情況是，外濛古有其自身的政治和曆史背景，其“獨立”是清政府分崩離析的大勢使然，八世哲布尊丹巴可能連孫中山的名字都沒有聽說過。
有觀點認為，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思想是典型的“大漢族主義”“狹隘民族主義”。但實際情況是，孫中山的“舊民族主義”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明確賦予瞭“民族”以“國民”“公民”的意義。他的“新民族主義”——“國族主義”學說——中也飽含著極具政治創造力和理論包容性的“人民”內涵，更遑論孫中山先生所倡導的“團結”“共同奮鬥”的思想和主張一直延續至今。
有觀點認為，蔣介石的“國族—宗族論”繼承的是孫中山先生的“遺訓”。但實際情況是，蔣介石集團打著繼承“總理”遺誌的旗號肆無忌憚地歪麯、僞篡瞭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學說。
有觀點認為，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觀點與蔣介石“國族—宗族論”的提齣存在理論關聯。但實際情況是，顧頡剛對蔣介石集團的邊疆/民族政策一直持批評、批判的態度，兩者可謂涇渭分明、水火不容。
有觀點認為，國民黨的主張是“民族團結”“國族融閤”。但實際情況是，蔣介石的“民族分治”思想深入骨髓，在“民族自決”的道路上比其他人走得更遠、更徹底。
有觀點認為，共産國際的“民族自決”政策符閤“馬列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基本原理”。但實際情況是，“民族自決”政策從一開始就受到“大國沙文主義”的支配和影響，不過是打著“馬列主義”旗號的“矯詔”，其目的就是要讓國、共兩黨放棄對中國少數民族革命運動的領導權。
有觀點認為，共産國際和聯共（布）自始至終都堅持把“民族自決”強加給中國共産黨。但實際情況是，“民族自決”也曾經曆提齣、調整直至最終放棄的曆史過程，斯大林甚至在新中國成立前夕直接建議中共“不要讓少數民族獨立”，否則新中國民族理論政策體係的形成，還會遇到更大的睏難與阻力。
有觀點認為，中國共産黨的民族政策是“照搬蘇聯模式”的結果。但實際情況是，毛澤東思想纔是新中國民族理論政策的靈魂與核心，它既是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在中國化過程中的理論升華，也是孫中山三民主義學說“新民主主義化”的理論升華。
……
那麼，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五
為瞭大緻梳理齣從清末到新中國成立期間中國民族問題和少數民族理論政策演化、嬗變曆史的一個基本輪廓，筆者自2008年起開始閱讀馬剋思主義經典作傢關於民族問題的論著，同時收集、查閱瞭大量民國時期的曆史文獻與檔案資料，並在此基礎之上先後撰寫瞭十餘篇論文。應該承認，筆者最初並沒有預想到這些論文最終會形成現在的數量和規模，更沒有預想到原本以為隻需要用一兩篇文章、一兩年時間就可以完成的任務，竟然一直拖延到現在。
有人說，人生就是一個x，你永遠不知道下一秒鍾會發生什麼。曆史何嘗不也是這樣？當你接觸的資料越豐富、掌握的信息越全麵，你就越能身臨其境、感同身受地還原和迴歸曆史場景，收獲的認知往往齣乎意料，得到的結論也會讓你充滿驚喜和驚奇。
也許這就是總有那麼多人迷戀曆史的原因吧！
六
本書共分為十章，另有附論三篇。
第一章的主題是清朝政府的“族類政治”。按照最初預想的寫作計劃，筆者原本是要從辛亥革命和“五族共和”開始的，但在閱讀清末革命派與改良派論戰的文獻時，産生瞭一個非常強烈的感覺，那就是如果不對清朝政府的民族政策有大緻的瞭解和基本的判斷的話，就不可能正確、科學、客觀地認知和評判辛亥革命和“五族共和”的功過得失，更難以理解整個民國時期的民族問題和民族政治。另外，學界對於清朝政府民族政策的認識和評價的確有失公允。從某種意義上說，將清朝政府視為“民族壓迫的牢獄”的觀點當然不對，但片麵放大其族類政治的曆史功績、視其為“古代中國族類政治的集大成者”顯然也與實情不符。在筆者看來，正是因為清朝政府無處不在的隔離、封禁政策，隔絕瞭各族群眾在經濟上、文化上、社會上、政治上的交往、交流與交融，導緻各族相異、相疑、相輕、相恨、相離，難以凝聚、匯聚、團結成統一的整體和力量進而抵禦外侮、振興國傢，難以共同應對“三韆年未有之大變局”。換言之，清朝政府給近現代中國的民族問題打下瞭一個“結”，無論是南京臨時政府的“五族共和”，還是孫中山所倡導的“國族主義”，乃至整個民國時期的民族政治，都是在試圖解開這個“結”。就此而言，我們顯然需要從“隔離”“封禁”的角度，重新解讀、批判清朝政府的民族政策及其曆史遺産。
當然，僅以一章的篇幅解讀清朝政府施行二百多年的民族政策，難免會顯得單薄和平麵。清朝政府的族類政治遠比“隔離”“封禁”這樣的標簽復雜和飽滿。例如，在姚念慈所著之《康熙盛世與帝王心術》，以及國外史學傢史景遷所著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中，關於康熙、雍正、乾隆三位清朝皇帝政治理念和政治心態的獨到分析，對於深入開展清朝政府族類政治的研究就極具啓發意義。眾所周知，在諸多武俠小說、戲劇、電影中，包括金庸先生的《書劍恩仇錄》在內，乾隆皇帝是一個有著漢人血統的皇帝，是天地會等反叛組織“光復漢室”的唯一希望，而史實中的乾隆皇帝卻查禁瞭雍正皇帝旨在重構“華夷之辨”的《大義覺迷錄》。也許，清朝政府變革其“族類政治”的唯一機會，正是在乾隆皇帝手裏斷送的；等到“清末新政”的時候，清政府已經病入膏肓、積重難返瞭。
第二章的主題是辛亥革命與“五族共和”。關於辛亥革命和“五族共和”的研究文章比較多，筆者所關注的不是革命派和改良派在“民族問題”上的主張，而是重在探尋和分析二者分歧存在的理論基礎，因之剖析“五族共和”走嚮失敗的深層原因。通過第二章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革命派與改良派在“閤族而治”還是“分族而治”問題上的分歧，背後還包含著極具思想史意義的理論衝突。無論是革命派所倡導的“民族主義”觀點，還是改良派所秉持的“國傢主義”立場，其實都不符閤中國的國情、政情，都具有難以剋服的缺陷與缺點，在此基礎之上倉促而成的“五族共和”最終失敗，也就成為曆史必然。
對於國民黨一大宣言所提倡的“民族主義”，學界多持肯定和積極的評價，但其中暗藏的玄機和危害卻鮮有人論及。筆者在第三章還原瞭共産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通過《關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和國民黨問題的決議》以及鮑羅廷依據該決議起草國民黨一大宣言的曆史背景，指齣共産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決議和國民黨一大宣言所宣示的“民族自決”，將中國各民族“各自鬥爭、相互鬥爭”的民族主義路綫強加給國、共兩黨，不僅違背列寜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基本論述，而且違背孫中山先生團結四萬萬人的大力量“共同奮鬥”的“國族主義”路綫。
第四、五章主要分析和研究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民族主義思想。長期以來，民族學界一直有一個“以訛傳訛”的印象，即蔣介石集團所炮製的“國族—宗族論”是繼承孫中山先生的“遺誌”，似乎孫中山先生就是“國族—宗族論”的始作俑者。通過文獻分析，筆者認為，不僅這種“繼承遺誌”的印象並不準確，而且“國族—宗族論”也並非蔣介石集團民族主義思想的真實麵貌。在發動反革命政變、竊取革命政權之後，蔣介石集團不僅沒有繼承孫中山先生“國族主義”的“遺訓”，反而繼續以所謂“純正的三民主義”（史稱“戴季陶主義”）為名背叛、歪麯、僞篡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及其“國族主義”學說。在戴季陶、蔣介石的民族主義思想中，“劃族而治”“民族分治”纔是其深入骨髓的政治理念。雖然蔣介石在抗戰壓力之下炮製瞭所謂的“國族—宗族論”，但這並不能改變其分裂、分治主義的本來麵目。
第六章主要分析和研究所謂“美國模式”對孫中山“國族主義”構建和民國時期民族政治的影響。近年來，屢有學者提齣藉鑒“美國處理民族問題的經驗和模式”來處理中國的民族問題，引起瞭不小的震動和爭議。其實藉鑒“美國模式”，並算不上“創見”。早在20世紀10年代末20年代初，孫中山先生就已經在藉鑒“美國模式”構建其“國族主義”學說瞭。值得我們關注的內容主要有二：一是孫中山先生所理解的“美國模式”與現在學者所理解的“美國模式”大相徑庭——孫中山認為“美國模式”就是一種基於“民意”“民主”的“政治化”模式，而現在的學者基本上認為“美國模式”就是一種“去政治化”的“文化化”模式；二是孫中山先生在美國政府的步步緊逼之下最後不得不放棄瞭藉鑒“美國模式”構建其“國族主義”的路徑和做法，轉而在傳統文化中尋求思想資源，進而為戴季陶及蔣介石集團以儒傢聖哲和道統學說僞篡、歪麯其“三民主義”學說開啓瞭方便之門。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孫中山先生及其“國族主義”的境遇，很值得後人警醒和深思。
第七章以顧頡剛“邊疆/民族”思想為主題。對於顧頡剛，學界大多關注其史學成就和有關“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討論，而忽略瞭對顧頡剛本人“邊疆/民族”思想演化進程及其思想淵源的關注和剖析。根據筆者的分析，顧頡剛的“救國理想”深受孫中山“三民主義”學說的影響，其“邊疆/民族”思想更是如此。“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觀點，從本質上看就是對孫中山先生“國族主義”的重申和闡述。換言之，孫中山先生纔是“中華民族是一個”的真正首倡者。顧頡剛的貢獻在於，他戳破瞭蔣介石集團依附在孫中山“三民主義”之上的“道統說”“聖哲說”的政治謊言，讓“國族主義”再次迴歸到依托“民意”與“民主”的“政治化”的路徑。顧頡剛關於中華民族“不組織在血統上”“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的觀點，直至今日仍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第八、九章主要分析共産國際和聯共（布）對於中國共産黨民族理論政策的影響。對共産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關係的研究，一直以來都是史學界的“顯學”。藉助蘇聯解體後逐步解密的檔案文獻，近年來史學界的相關研究成果頗為豐碩。但檔案解密的“春風”，似乎並沒有颳到民族學領域。通過這兩章的分析，可以發現“民族自決”並非共産國際一以貫之的政策導嚮，經曆瞭製定、調整然後實際上放棄的階段；同時，正如前文所述，共産國際在中國推行的“民族自決”政策，顯然也很難與馬列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基本原理畫上等號。
關於新中國民族理論政策的製定過程，現在學界大緻上采用下述說法，即由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提齣建議，毛澤東和黨中央采納瞭他的建議，從而放棄瞭“聯邦製”，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而20世紀90年代初期，就有俄羅斯學者根據最新的解密檔案，指稱斯大林曾在1949年2月初通過訪問西柏坡的米高揚，嚮中共中央正式建議“不要讓少數民族獨立”，且毛澤東的反應讓米高揚感覺到這樣的建議簡直就是多此一舉，因為毛澤東似乎從來就沒有想過“要讓少數民族獨立”。2007年，有黨史專傢在公開齣版物上正式披露，在毛澤東的《論聯閤政府》（194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1947年）等文獻中，原本有“民族自決”和“聯邦製”的內容，隻不過在新中國成立後齣版的《毛澤東選集》中被刪除瞭。2008年，中央檔案館和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聯閤齣版瞭《建國以來周恩來文稿》，公開瞭關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曆次草稿及其起草過程的相關文獻。從中可以發現，直至1949年8月，共同綱領草案初稿中仍包含著“組成中華各民族聯邦”的內容。很顯然，單純從“李維漢建議—中央采納建議—放棄聯邦製—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角度，很難解釋上述檔案文獻的價值和意義。第九章的研究主題，就是結閤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前後國際、國內形勢的復雜變化，考察和分析中國共産黨和新中國的民族理論政策的確立過程。通過該章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大量的曆史事實和史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都錶明，關於“民族自決”和“聯邦製”的問題，在毛澤東的著作和中共檔案文獻中確實存在不同的錶述和搖擺反復，但對這種不同錶述和搖擺反復需要在中共、蘇共兩黨關係變化的大背景之下，從黨的政策和鬥爭策略的高度進行理解、分析和把握。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堅持將“馬列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國情和革命實踐相結閤、走有中國特色的解決民族問題政治道路的根本立場和基本原則並未因政治形勢的變化而發生動搖和改變。而中蘇同盟關係的建立，並沒有導緻中國共産黨“照搬”和“照抄”所謂“蘇聯模式”，反而為中國共産黨獨立自主地探索有中國特色的解決民族問題政治道路創造瞭良好的國際環境與政治條件。
接下來的問題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産黨中央為什麼會堅持走獨立自主的道路、放棄“聯邦製”的主張呢？其理論原因在於中國共産黨早在抗戰時期就已經形成瞭比較成熟的、將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國情和革命實踐緊密結閤的毛澤東思想。通過對比分析孫中山“三民主義”與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第十章旨在闡明中國共産黨“新民主主義”的民族理論政策，不僅需要且妥善處理瞭與馬列主義關於民族問題的基本原理之間的理論關係，而且還需要且妥善處理瞭與孫中山“三民主義”尤其是“國族主義”之間的理論關係，是對馬列主義與孫中山“三民主義”兩大理論體係的繼承、發展和升華。毛澤東在其“新民主主義”理論中，將“中華民族”和“少數民族理論政策”構建在“人民民主”和“人民共和”的政治基礎之上，彌補瞭“國族主義”學說的缺陷，是一次重大的理論飛躍。在強化“國族構建”和“民族國傢”思想有所抬頭的今天，重新閱讀“新民主主義”理論無疑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和現實意義。
本書附論共計三篇，是筆者分彆於2008年和2009年完成的論文，對近代西方國傢、近代中國、現代西方自由主義理論中“民族”概念的形成、衍化和演變曆程做瞭簡要梳理和分析，雖然現在看起來文章略顯稚嫩，但實際上奠定瞭本書對於“民族”概念的一些認識基礎，故附錄在書後，供讀者參考。
七
曆史總是比你知道的更復雜，比你想象的更豐滿，比你揣度的更詭秘。
筆者實不敢妄言這本小書的文字已經給讀者提供瞭唯一的、正確的、清晰的答案，但它確是筆者數年來的心血所寄，是筆者在睏惑中探索、思考的成果。如果能夠對讀者有一點啓發、有一點助益，筆者就以為善莫大焉，能夠心滿意足瞭。
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