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97香港回归，中英谈判内幕是怎样的？其中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激烈斗争和较量？香港回归前夕，对于英国的蓄意破坏，我国如何应对才最终确保平稳过渡？回归后即遭遇亚洲金融危机，政府如何助力重创下的香港走出困境？《大国较量：中欧关系与香港回归亲历》，一段惊心动魄的香港回归较量史，一部鲜为人知的中欧外交风云录。

　　外交部原副部长、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原主任姜恩柱，潜心四年之作《大国较量》！一手史料公开，历史隐情解读！以亲历者揭秘香港回归前中英两国尖锐而复杂的外交斗争！

　　前国务委员戴秉国、中宣部原副部长曾建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原所长宋明江作序推荐！

内容简介

　　《大国较量：中欧关系与香港回归亲历》，一段惊心动魄的香港回归较量史，一部鲜为人知的中欧外交风云录！

　　·1984年，中英达成解决香港问题的协议，但英国并不甘心撤出香港——

　　90年代初英方修建香港新机场，是想留给未来特区政府沉重的债务负担？

　　回归前夕，英方加紧推行香港政改方案，意欲何为？

　　·回归之后的特区治理，毫无先例可循，各种困难与麻烦不断——

　　亚洲金融风暴香港遭遇重大冲击，香港如何在中央支持下走出困境？

　　中央驻港工作机构面临多方面压力，如何在风浪中站稳脚跟？

　　居港权引起重大政治风波，如何平息？

　　围绕香港问题，我国与英国进行了漫长的正面交锋和暗战，其中的艰难和惊险超乎我们的想象。而中欧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几十年来也可谓惊心动魄，颠簸前行，经历了很多不为大众所知的博弈和较量。

　　资深外交家姜恩柱就是中英关系以及整个中欧关系发展的直接参与者，甚至是塑造者。从西欧司司长，到驻英国大使，再到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他亲历了中欧之间的诸多重大事件，主导了无数次交涉和谈判。在《大国较量：中欧关系与香港回归亲历》中，他将自己几十年的对欧外交工作细说从头，围绕中欧关系、中英关系、香港回归等重大事件，对历史事件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进行了揭秘和解读，尤其是对香港回归前中英两国尖锐而复杂的外交斗争进行了详尽的记录。

　　真实生动的谈判场景还原，简练清晰的来龙去脉解析，以及对历史和未来的思考，《大国较量：中欧关系与香港回归亲历》体现出一个外交家的智慧和深刻洞见。这对外交工作者来说是一部可贵的历史参考书，对普通读者来说，也是一本难得的外交风云录。

作者简介

　　姜恩柱，1938年12月生于江苏高邮。中学就读于上海。1960~1964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

　　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先后在我国驻英国代办处、大使馆和部内西欧司工作。1984年起任西欧司副司长、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1991~1995年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分管西欧和港澳事务。随后历任我国驻英国大使、中央驻香港工作机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第十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全国人大大会新闻发言人。

　　20世纪80年代初曾为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研究员和布鲁金斯学会高级访问学者，从事国际问题研究。

　　作者为第十五届中共中央委员，第九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精彩书评

　　姜恩柱同志是中欧关系、香港回归等若干重大事件和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他历经数年，把自己的亲身经历、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写成此书。其内容丰富，材料翔实，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对一些复杂事件的来龙去脉写得简练清晰、一目了然；对一场场谈判交涉的回忆真实生动，引人入胜，体现了斗争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很强的可读性。此外，书中也不乏知识性和趣味性材料。我相信，这本书对有兴趣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会有所助益。

　　——戴秉国，国务委员

　　姜恩柱同志亲身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初期中英关系的跌宕起伏，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欧关系的快速发展，平息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中欧关系的艰难岁月和90年代中期以后中欧关系的重大突破，也就是说，本书中叙述的诸多史实都是他亲身经历的第一手材料。……书中既有双方唇枪舌剑的交锋场景，又有关于我国对外方针的阐述和我国基本情况的介绍，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读来令人兴味盎然。

　　——曾建徽，中宣部原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

　　姜恩柱同志这本《大国较量》既是一部回忆录，又可视为一部外交断代史，涵盖了中欧、中美、中俄关系。他以朴实生动的笔触记述了50多年来许多重大外交事件，既有宏观叙事，又有微观描写，举凡事件的来龙去脉、背景、人物、时间、地点、引语、数据，无不精准有据……例如，关于香港问题前因后果的叙述和分析，使一般不熟悉香港事务的读者读后都能比较容易地理解其中的关键和要害。我诚意推荐此书给读者。

　　——宋明江，我国原驻欧盟大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原所长

精彩书摘

　　第五章

　　香港回归前的激烈较量

　　1989年我国平息北京政治风波后，英国参与了对我国的制裁。在香港问题上先是抬高要价，后来又公然改变同中方合作的态度，采取同我国对抗的方针，从而使两国关系出现严重的倒退。

　　在香港回归的后过渡期，即从1990年4月香港《基本法》颁布到1997年6月底，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进行了错综复杂的斗争，尤其突出的是关于修建香港新机场和围绕香港政治体制发展而进行的博弈。由于中方妥善应对这两场大的斗争，保证了香港的顺利回归和政权的平稳交接。

　　修建香港新机场问题

　　问题的由来与发展

　　香港原有一个机场，名叫启德机场。启德机场位于九龙半岛，跑道是在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之间的维多利亚海湾里填海造成的。香港岛和九龙半岛都是摩天大楼林立，飞机起降于港岛和九龙半岛的两大群水泥森林中间的狭长空隙走廊，我曾多次乘飞机在启德机场起降，目睹起降的难度。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启德机场相当繁忙，客货载运量已趋饱和，由于受地理位置的限制，已没有扩展的空间。

　　1989年10月，港英当局提出了一个香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其中包括在港岛西南面的赤鱲角填海兴建新机场，建设与新机场配套的通往港岛的机场铁路和高速公路、桥梁以及港岛西区海底隧道等，总投资约上千亿港元，历时十多年完工。

　　这些计划公布后，香港和外来的投资者都不敢贸然参与，因为这些工程跨越1997年6月30日香港回归中国之后，涉及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以下简称香港特区政府），而没有中国政府的明确支持，这些工程的融资就困难重重。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英方才不得不找中方商谈。

　　中方从香港的现实需要和长远发展考虑，赞成兴建香港新机场。中方主要关注的是港英当局不能在香港回归前把财政储备都花光，而应给未来的香港特区政府留下足够的财政储备。建设新机场应讲成本效益，不应让未来的香港特区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

　　1990年7月，英国外交国务大臣弗朗西斯·莫德访华时，中英双方同意成立专家组共同研究修建香港新机场问题。同年10月，中英双方正式开始谈判。经过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和专家组等一系列会谈，双方于1991年夏达成协议，形成了一个书面文件，即《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

　　谅解备忘录确定，新机场建设要符合成本效益，本着不在财政上给香港特区政府造成负担的原则。具体规定：在1997年6月30日前港英政府“将在最大程度上完成”机场核心项目建设；跨越1997年6月30日偿还的债务总额不超过50亿港元，如超过，须由双方磋商；港英政府将预留250亿港元财政储备给未来的特区政府。

　　根据英方当时提供的资料，按1991年价格计算，新机场核心项目预算总成本为986亿港元。

　　梅杰首相来京签谅解备忘录

　　至1991年初，欧共体国家虽取消了对我国的很多制裁措施，但对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互访仍未开禁，继续禁止同我国军事合作和向我国出售武器，双方在人权问题上存在深刻的分歧，摩擦不断，争论激烈。

　　英国在西欧大国中率先同我国恢复高层往来，主要是因为它在香港问题上有现实的需要，特别是在建设香港新机场问题上需要取得中方的支持。

　　1991年9月初，英国首相梅杰访华。这是1989年以来西方大国政府首脑第一次对我国进行访问。

　　在此之前，英国外交大臣赫德于1991年4月初访华。赫德外交大臣向中方转达了梅杰首相希望同中国恢复信任、加强和发展英中关系的愿望。江总书记引用陶渊明的诗句“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意即两国关系要采取向前看的态度。李鹏总理重申，我们认为香港修建新机场是需要的，中国政府对此愿持合作的态度。

　　会谈后，我陪同赫德外交大臣去参观颐和园后湖苏州街。在入口处立有一石碑，上面写明此处1860年为英法联军所烧毁，1900年又为八国联军所破坏，现予重建。我想把他们引开未成，赫德外交大臣及其随行人员都粗通中文，他们看到这一石碑后，其助手自言自语地说，“啊，我们是坏蛋！”赫德本人一言不发，板着脸，闷闷不乐，进去匆匆看过几家店铺后就怏怏离开。其实，这并非是中方有意为难他，使他难堪，参观颐和园是英方提出的要求，我事先也不知道此处有这一石碑。况且，这一石碑说的是历史事实，无可厚非。

　　五个月后，梅杰首相来北京访问，他这次访华主要是同李鹏总理共同签署《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在联合新闻公报中表示，这个谅解备忘录的签署体现了中英两国政府随着1997年6月30日的临近在香港问题上加强合作和发展中英双边关系的愿望，双方将密切合作以实施备忘录中的各项规定。

　　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分别同梅杰首相举行了会见和会谈。

　　两国领导人重点讨论了中英双边关系和香港问题。双方强调，决心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英联合声明，双方还重申，在今后六年中，双方将按照联合声明，密切磋商和合作，以实现香港1997年政权的顺利交接和保证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

　　在同李鹏总理会谈中，梅杰首相以他收到英反对党人士和大赦国际等组织的来信为借口，提出要谈人权问题。他说，他提出这些问题不是为了对抗，而是表明西方对这些事的“关注”。

　　李鹏总理回答说，我这里也收到一位历史学家的来信，来信表示欢迎梅杰首相访华，赞成发展中英关系，但希望不要忘记中国一百多年来受西方列强欺凌的历史，信中还回顾了英法联军1860年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1900年侵占北京的历史，至今伦敦大英博物馆还陈列着大量从中国抢去的文物，希望英国不要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的内政。李总理说，中国并不反对就人权问题进行讨论，但不同的人对人权有不同的标准，不能让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接受西方的人权标准。

　　虽然在人权问题上有交锋，但梅杰首相向李总理强调，在香港问题上的合作对双方的利益都是至关重要的。他本人非常关心恢复同中国的良好和建设性的关系，他将致力于英中两国之间重建信任和信心。

　　从梅杰首相这一表态来看，这次访问本来可以成为中英两国恢复和发展关系、加强在香港问题上合作的新起点，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期望并未成为现实，相反，这次访问之后，随着苏联的解体和英方对国际形势和对华政策做了重新评估，英方在香港问题上同中方合作的政策却发生了向相反方向的变化。

　　财务安排突破规定，双方达成妥协

　　梅杰首相的承诺音犹在耳，两国政府首脑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墨迹未干，英方已将它置于脑后。英方并未按已签署的备忘录办事，而是大大突破了备忘录所做的规定。

　　1992年3月，英方提出新机场建设的第一个财务安排方案。新机场核心工程成本从原先的986亿港元提高到1122亿港元，增加13.8%，其中机场铁路成本从125亿港元剧增至221亿港元，增加77%。同时，港英政府打算主要靠举债建设新机场，预计将给特区政府留下730亿港元的沉重债务负担。此外，如果工程出现延误、成本上升等，港英政府承诺要追加投资225亿港元，这就是所谓的“或有债务”。中方向英方指出这一方案违反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的原则和规定。1992年7月，两国政府代表为此举行了会谈。后来英方又相继提出第二个、第三个财务安排方案，仍然都是建设成本高、总体预算大幅上升、给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留下沉重财政包袱的方案。

　　直到1994年2月，英方在中方建议的基础上，提出第四个财务安排方案，才向备忘录确定的原则和规定靠拢。中英双方又经过反复讨论，最后达成以下主要共识：机场总体预算成本为1582亿港元；同意英方总体注资额不少于603亿港元；1997年留给未来特区政府的债务从原先不超过50亿港元提高到不超过230亿港元。1994年11月由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双方首席代表就香港新机场总体财务安排达成了协议，由中方首席代表郭丰民和英方首席代表戴维斯正式共同签署了会议纪要文本。有关香港新机场建设问题的斗争才告结束。

　　在此期间，正当中英双方就新机场建设进行唇枪舌剑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一场性质更为严重的在香港政治体制发展问题上的斗争又拉开了帷幕。

　　推行代议政治体制的图谋

　　突破惯用提法

　　1992年4月24日，英国首相梅杰在伦敦宣布，任命保守党主席克里斯托弗·帕腾接替卫奕信，担任香港第28任，也是英国统治下的最后一任港督。克里斯托弗·帕腾后来抵香港上任后取中文名为彭定康。

　　在此半个月前英国刚举行大选，保守党以微弱多数取胜，梅杰继续担任首相。

　　在这次选举中，七名曾经在上届保守党政府担任过副大臣或以上职务的保守党议员落选，其中包括彭定康。在英国，按照规定，在政府担任副大臣以上职务的，必须先当选为下院议员，否则就不能担任。彭定康作为保守党主席，为保守党在这次大选中险胜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他同梅杰和赫德关系密切，本应“论功行赏”，安排他出任内阁大臣。可是现在他因落选议员，如何为他做出安排就成了一个问题。据英国报纸透露，梅杰首相曾劝说其他的议员让出席位给彭定康，但当即遭到有关议员的拒绝。在这种情况下，梅杰不得不另想他法。

　　据说，早在撒切尔夫人1990年11月辞去首相职务之前，保守党领导层曾经议论过，1997年将香港交还中国之前，要打破过去由职业外交官担任港督的惯例，改派一位政治人物去担任英国统治下的最后一任香港总督。这是参照“二战”后英国撤出有关殖民地时的做法而提出的意见。20世纪40年代英派“二战”期间曾任东南亚战区最高指挥官的蒙巴顿勋爵去印度，60年代派丘吉尔的女婿、英驻法大使索姆斯去南罗得西亚，并在撤出这两地之前搞所谓“还政于民”。在英国看来，这是一条“成功”的经验。英国保守党领导层认为，鉴于香港交还中国前形势复杂，职业外交官任港督对华态度“太软”，难以驾驭复杂的局势，必须派一位强势的政治人物去坐镇。而彭定康当时正无其他合适的安排，于是他们就想到要派彭定康去香港。

　　彭定康于1979年起当选为下院议员，开始从政；1979—1981年先后担任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和社会事务大臣的议会私人秘书；1983年起先后任教育科学国务大臣和海外发展国务大臣；1989年任环境大臣；1990年11月梅杰取代撒切尔夫人出任首相后，任命彭定康为保守党主席。梅杰是保守党领袖，是保守党的一把手，而保守党主席主要负责该党的组织工作，这个职位相当于一个内阁大臣的级别。

　　英大选第二天，时任副督导长的顾立德同梅杰首相商议，并由顾立德出面就派其出任港督一事征求彭定康本人的意见，彭定康欣然接受。

　　梅杰首相在宣布对彭定康的任命时说，“管理好到1997年的过渡时期，从而确保香港的自由、稳定与繁荣，是政府最为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而克里斯托弗·帕腾先生（彭定康）是最为合适的港督人选”。

　　我们敏锐地注意到，梅杰首相这段简短的讲话中出现了新的提法。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标准措辞是，在香港的过渡时期内，“英国政府负责香港的行政管理，以维护和保持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也可简称为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现在英方在“繁荣和稳定”之前加上了“自由”一词。

　　5月中旬我在北京会见英方一位高级官员时，对英方言论中这一超越联合声明、不符合双方通常用语的新提法表示关注，希望英方予以澄清。英方这位负责官员解释说，英方使用“自由”一词，没有任何其他用意。我表示，既然如此，希望英方还是回到“维持香港繁荣与稳定”的惯常提法，以免误解。以后事态的发展表明，英方使用的“自由”这一新的提法，并不是没有其他用意，而是有明显的意图。

　　一再提高要价

　　7月上旬，我应邀访问英国。这次访英，香港政治体制发展问题将是一个重点议题。

　　在香港政治体制发展的问题上，中英双方一直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不断进行争论和斗争，但迄今为止，在中英总体关系良好的情况下，双方还是能通过商谈就一些具体问题达成妥协，基本维持合作的局面。

　　英国方面早就有在撤出香港之前推行代议政治体制的打算和谋划。

　　英国为维持它对香港的殖民统治，一直在香港实行以行政为主导的政治体制，通过任命总督来管理香港。长期以来，总督管制香港主要依靠五大系统：一是行政局和立法局这两个决策咨询机构；二是以布政司为首的行政系统，布政司为总督的首席政策顾问；三是以首席检察司为首的司法部门和各级法庭；四是直接对总督负责的包括廉政专员公署在内的监察系统；五是总督象征性统率但实际上直接受英国防部指挥的英军驻港司令部。

　　以行政为主导体现在各个方面。在行政与立法的关系上，立法局在名称上是“立法局”，但实际上只是在立法方面向总督提供意见的咨询机构。它协助总督立法，参与法案的辩论和审议，立法权则属于总督。总督担任立法局的主席，决定召开会议和议程大国较量：中欧关系与香港回归亲历电子书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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