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关注东亚地区是如何发展演进而来的,以及历史上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书中重点关注东亚历史上的四个主要大国——朝鲜、越南、日本和中国,探讨了它们是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外交、经贸和文化关系的,并比较了“汉文化”国家彼此交往的经验与其处理同北部、西部边境游牧部族关系的做法的异同。
作者简介
康灿雄(David C.Kang),美国南加州大学国际关系与贸易教授、韩国研究所主任,曾为跨国公司和政府提供咨询服务。已出版的中文著作有《裙带资本主义:韩国和菲律宾的腐败与发展》等;英文著作有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等。
陈昌煦,湖北浠水人,北京大学外交学博士。负笈燕园十载,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国家发展研究院、国际关系学院。现为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思想和东亚国际关系。
目录
前 言/001
第一章 谜题:东亚历史中的战争与和平
第一节 引言/001
第二节 历史对今天的启示/006
第三节 本书的主题/011
第四节 朝贡体系及其批判/015
第五节 本书的研究对象/021
第二章 概念:等级制度、地位以及霸权
第一节 作为组织原则的等级制度/023
第二节 作为对外行为动机的地位/025
第三节 国际关系中的霸权/029
第四节 小结/031
第三章 国家:儒家社会
第一节 文明与中国的概念/037
第二节 汉文化国家:朝鲜、越南和日本/043
第三节 其他政治单位:东南亚国家/063
第四节 小结/067
第四章 外交:朝贡制度
第一节 外交/071
第二节 次级国家间的等级制度和相互关系/089
第三节 日本德川幕府的对外关系/096
第四节 小结/101
第五章 战争:更持久的和平
第一节 衡量东亚战争/107
第二节 壬辰战争(1592~1598年)/116
第三节 中国出兵越南的失败(1408~1428年)/122
第四节 清朝平定朝鲜(丙子胡乱,1626~1636年)/129
第五节 小结/132
第六章 贸易:国际经济关系
第一节 中国的对外贸易/137
第二节 朝鲜和日本的对外贸易/151
第三节 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162
第四节 西方国家的对外贸易/167
第五节 小结/170
第七章 边疆:游牧部族和岛屿
第一节 游牧部族/175
第二节 满人入关/187
第三节 海疆/193
第四节 小结/198
第八章 启示:正反两向的历史
第一节 过去如何影响现在:我们是否都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204
第二节 现在如何影响过去/211
第三节 中国、领导权与霸权/214
注 释/219
参考文献/253
索 引/271
译后记/280
表目录
表3-1 1300~1900年东亚国家及其王朝更迭/044
表3-2 1200~1900年东亚的其他政治单位/064
表5-1 1368~1841年的主要东亚战争/104
表5-2 1368~1841年中国作战对手的类型/113
表5-3 1368~1841年东亚战事的类型/115
表6-1 17世纪60~70年代中国台湾和日本的中国商品价格/142
表6-2 1370~1500年东南亚国家来华朝贡的次数/143
表6-3 明朝时期各国与中国的朝贡贸易额/145
表6-4 1648~1672年日本的白银出口量/157
表6-5 1647~1692年进入长崎的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船只数量/160
表6-6 1581~1760年前往吕宋岛的中国和印度船只数量/164
表6-7 1681~1793年平均每年前往雅加达(巴达维亚)的中国和葡萄牙船只数量/168
表6-8 各国在马六甲食盐贸易中的占比/170
前言/序言
前 言
本书的主题是政治科学而非历史。因为历史研究的核心是对原始文献的使用,而我除了偶尔会去图书馆外,很少将时间花在满是灰尘的故纸堆上。相反,我的研究主要依赖于最新、最重要的二手文献,这些文献涉及东亚地区国际关系、贸易、国内政治等诸多方面。我的目标是利用这些史料来丰富我们对于东亚以及国际关系理论的认知,并回答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在14~19世纪这段时间里,国际关系在东亚是如何运转并发挥作用的。
对这一问题的兴趣,源于我对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学者用以检验这些理论的案例的深深失望。这些理论和案例绝大多数都出自欧洲历史,然而我在对当代东亚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它们普遍缺乏解释力。在《中国崛起:东亚的和平、权力与秩序》
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译者注一书中,我着重分析的是现在的东亚为什么会比学者们所预测的稳定得多。这是我探究东亚国际关系的第一阶段成果,我认为目标、信仰和民族认同远比均势、经济相互依赖更能帮助我们理解东亚国际关系。
尽管本书的构思与《中国崛起》并无直接联系,但同样可视为我对东亚国际关系研究的延续。在解释清楚当代东亚后,我开始关注东亚地区是如何发展演进而来的,以及历史上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究竟是怎样的。从本科到研究生阶段,我不断学习到的是西班牙无敌舰队、神圣罗马帝国、拿破仑和欧洲国家在战争、民族国家形成、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等方面的经验。与之相比,在开始系统研究东亚之前,我从未接触过任何有关中国朝贡体系、日本德川幕府时代对外关系的知识,我甚至根本没有听说过壬辰战争
壬辰战争(1592~1598年),即万历朝鲜战争,又称大明援朝抗日战争,是发生在朝鲜半岛的一场国际战争,也是中、日、朝三国首次大规模的冲突。——译者注。更为尴尬的是,虽然被称为东亚问题专家,我却几乎不了解20世纪以前东亚的情况,于是我开始弥补东亚历史知识的匮乏。随着阅读和思考的逐步深入,我也愈发为之着迷。
与此同时,在阅读东亚史的过程中,我发现了现有文献的两大主要特征。一是关于20世纪前的东亚研究基本上都是由单个国家的案例研究或不同国家间双边关系的案例研究组成的,比如中国—蒙古关系研究、朝鲜—日本关系研究等。而将东亚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进而揭示更广范围内的国家间互动模式及其异同的成果却极为罕见。二是大多数研究都呈现出明显的民族主义史学倾向,都带有具体的政治目的。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所有的史书乃至所有的文字写作,都服务于某些特定的目的。但是,这种倾向在东亚研究著作中却异常凸显。20世纪前后,西方国家开始涉足东亚事务,西方的社会规范、制度、文化开始影响东亚各国,并从根本上对它们既有的世界观产生了剧烈的冲击与挑战。在争取和维护本国政治、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独立的抗争中,东亚各国政府和社会精英采用民族主义的史学研究和写作方法,目的就是要鼓舞本国人民。历史学家在自己的书中都会强调主权独立和平等,讲述辉煌的民族历史,突出卓越的军事战功,却往往忽略了这样的描述与真实的历史之间可能存在巨大的鸿沟。上述现象让我更加执着地追寻过去,我希望尽可能准确地还原这段历史中的国家间关系,并且探索出一种能够使我们在东亚问题上达成一致观点的方法。
本书得以形成正是源于这一设想。我所重点关注的是东亚历史上的四个主要大国——朝鲜、越南、日本和中国,我将探讨它们是如何处理相互之间的外交、经贸和文化关系的。同时,我还将比较这些“汉文化”国家
概指那些深受中国(汉族)文化影响,大量吸收中国文化,乃至尊中国文化为正本的国家。——译者注彼此交往的经验与其处理同北部、西部边境游牧部族关系的做法的异同,我认为东亚地区之所以能够出现具有如此强大稳定性的国际秩序,原因在于文化观念在其中发挥了和军事、经济因素一样重要的作用。
从而,我希望本书能够有助于我们接受一种新的东亚研究思路:将东亚视为一个由众多不同国家组成的地区,将对东亚地区的概念化认识从略显过时的中国与西方的比较中解脱出来。因此,我更多地关注那些中国周边国家的历史经验,而不是只关注中国本身。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下,中国在东亚的中心地位都是一个既无须大肆宣扬,也不必引起无谓恐慌的事实。相反,我对那些相对较小的国家应对和处理中国在本地区的强势地位的做法更感兴趣。我的研究也主要围绕这些国家展开,比如朝鲜、日本、菲律宾、越南或马来西亚。
本书从开始构思到完成写作前后历经十余年,在此过程中,许多人曾惠予我巨大帮助,使本书观点变得更加准确和完善,很遗憾我无法一一致谢,唯恐有所遗漏。但是,我还是要向以下几位学者表达我特别的谢意,他们慷慨地耗费时间和精力阅读了本书。其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我的同事、挚友车维特(Victor Cha),一直以来他都毫无保留地给予我建议、支持和鼓励。他是少有的兼具超凡精力、远见和智慧的学者,我的很多研究成果都吸收了他的真知灼见。同样,我要感谢雷德雅(Gari Ledyard)和康明思(Bruce Cumings),他们在许多场合为我提供了广泛而深刻的见解,为我指点东亚历史的细微精妙之处,加深了我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利亚姆·凯利(Liam Kelley)和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仔细阅读了本书的部分章节,他们的建议深深影响了我对朝贡体系特别是越南的看法。编辑安妮·卢腾(Anne Routon)总是对我提出更高的要求,她完成了大量至关重要的工作,帮助我不断完善最初的论证,使本书成功地从杂乱的草稿中脱胎而出,这些对于我的思考和写作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
此外,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精心组织了美国政治学年会(APSA)一系列精彩的小组讨论,并最终汇编成了一本有关政治文明的论文集,使我可以有机会与众多研究东亚问题的学者切磋观点。他们是帕特里克·杰克逊(Patrick Jackson)、詹姆斯·库尔斯(James Kurth)、苏珊·鲁道夫(Susan Rudolph)、布鲁斯·劳伦斯(Bruce Lawrence)。还有一些学者都曾以不同方式对书稿提出过宝贵意见,包括艾儒蔚(Rawi Abdelal)、布鲁斯·巴腾(Bruce Batten)、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伊恩·克拉克(Ian Clark)、布里奇特·科金斯(Bridget Coggins)、柯娇燕(Pamela Crossley)、邓刚(Gang Deng)、约翰·邓肯(John Duncan)、吴翠玲(Evelyn Goh)、伊恩·赫德(Ian Hurd)、江忆恩(Iain Johnston)、柯克·拉尔森(Kirk Larsen)、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李知映(Jiyoung Lee)、戴维·莱昂尼(Dave Leheny)、塞巴斯蒂安·曼维尔(Sabastian Mainville)、丹尼尔·尼克松(Dan Nexon)、高贵礼(Gregory Noble)、尼古拉斯·奥努弗(Nicholas Onuf)、T.V.保罗(T.V.Paul)、朴柳真(Eugene Y.Park)、雷文修(John Ravenhill),理查德·萨缪尔斯(Richard Samules)、艾伦·斯塔姆(Allan Stam)、石康(Kenneth Swope)、万明(Ming Wan)、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卫思韩(John E.Wills)、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Wohlforth)、吴本立(Brantly Womack)、赵刚(Gang Zhao)和达特茅斯学院国际关系委员会(Dartmouth IR working group),他们无私分享自己的知识财富,这一切无疑都对本书大有裨益。本书观点的早期版本先后发表或报告于麦吉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乔治城大学、哈佛商学院、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克莱蒙特学院、美国国际关系学会2008年年会等场合,我也因此得到了许多同行有益的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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