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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每个人而言，从众常常是比较明智的做法。但从众亦能将个体和社会带往不幸甚至是灾难性的方向。危险在于，对他人的人云亦云，会导致我们无法发现自己究竟知道或者相信什么。我们的沉默，使社会失于获取重要信息。

　　奥巴马政府重要智囊、美国当代伟大的法学家桑斯坦扛鼎之作

　　前美国资深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伯里克利？莱希联袂推荐

内容简介

　　对我们每个人而言，从众常常是比较明智的做法。但从众亦能将个体和社会带往不幸甚至是灾难性的方向。危险在于，对他人的人云亦云，会导致我们无法发现自己究竟知道或者相信什么。我们的沉默，使社会失于获取重要信息。鉴于此，本书专门讨论从众之危害，以及异见之重要。

作者简介

　　关于作者

　　凯斯·R.桑斯坦，美国当代杰出的法学家、政治理论家和社会科学家，1954年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1975）和哈佛法学院（1978），获得法律博士学位，此后曾担任联邦高法院首位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的助理。自1981年起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在芝大常年担任卡尔·卢埃林法理学卓越讲席教授，受聘于法学院和政治学系。自2008年起，加盟哈佛大学法学院，先为菲利克斯·法兰克福特讲席教授，后升任哈佛大学罗伯特·沃姆斯利校级教授，曾担任奥巴马政府白宫信息和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2009-2012）。

　　自1980年代初进入学界以来，桑斯坦著作等身，在宪法理论、政治理论和行为经济学领域都做出了开拓性和基础性的学术贡献。2008年加盟哈佛法学院时，时任哈佛法学院院长、现为联邦高法院大法官的艾琳娜·卡根称桑斯坦为我们这个时代“研究领域广、作品多、引证率高、影响力大”的法学家。自2000年以来，桑斯坦的著作陆续有了中译本，在中国学界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译者

　　支振锋，法学博士，政治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华威大学、荷兰乌特勒支大学以及我国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等高校和研究机构做访问学者。

　　近年来已出版个人专著2部，译著6部，在《法学研究》、《环球法律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约25篇；在《人民日报》、《求是》、《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理论文章近20篇。此外，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法制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环球时报》、《南方周末》以及《紫光阁》、《民主与法制》等各类报刊发表文章约150篇。

精彩书评

　　在一个党派偏见日益炽烈，政治手腕覆雨翻云，以及超级媒体并购不断的时代，桑斯坦及时地向人们贡献了一部令人信服的警世恒言：异见不仅仅是个人权利，理性平和的异见与客观公平的论辩正是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的本质。

　　——参议员伯里克利·莱希(Patrick Leahy)
　　
　　

　　人类社会的繁荣有赖于信息的互通。然而，各式各样的繁文缛节、对一致性的狂热追求、对于异端的蔑视的和排斥等等，这些强大的力量压制了异见的表达。在这本内容广泛的著述中，桑斯坦教授探寻了在分配资源、实施正义、选择政府重要的社会决策领域中，异见的重要价值。对于任何一位想要了解组织——从家庭单元到国家政府——应该如何决策的人来说，他的洞见都是非常重要的。

　　——约翰·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理查德·泽克豪泽（Richard Zeckhauser）
　　
　　

　　这是一本重要而及时的著作，作者为美国富思想性和受尊敬的学者之一。桑斯坦教授在本书中探讨了美国宪法的精髓，以及言论自由、异见、包容新的思想对于维持和助益现代社会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对于任何一位对多元性和多样性在我们世界中的重要意义有所困惑的人而言，这本书都正是为他而作。

　　——爱德华·M.肯尼迪(Edward M. Kennedy)
　　
　　

　　在这本对卢梭、密尔和托克维尔等人所曾论述重要主题言简意赅的小重奏中，桑斯坦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法学家的多重视角发挥的淋漓尽致。他将从众、流瀑与群体极化作为概念化术语，从而将阻碍公共对话的恐惧、冷漠与无动于衷阐发的清晰明澈；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公共对话成为广告商、游说者以及当代那些自诩为伯利克里的家伙们。

　　——E.刘易斯（E. Lewis）

目录

1序言

引言从众与异见

从众、异见与信息 /

两种影响与三种现象 /

转变、震动与法律 /

1�� 随波逐流

困难的问题 /

容易的问题 /

诱因与谬误 /

官员的从众：一瞥 /

如何提升（或降低）从众 /

少数者的影响 /

电击实验 /

警察与供述 /

2�笔胤ㄓ胛シ�

法律作为信号 /

为什么，什么时候 /

赢得顺从，实现服从 /

废止原则 /

3�� 群来群往

信息流瀑 /

流瀑和异见 /

4�� 邻居们会怎么想

情感，群体认同和压制异见 /

多重无知与自我审查 /

披露者、异见者和反对者 /

奖励 /

多少异见？ /

超越经济人 /

什么是可得的？ /

5�毖月圩杂�

对观点无歧视 /

公共论坛理念 /

从众、异见与公共空间 /

言论自由的未来 /

安徒生不切实际的乐观 /

6�� 群体极化法则

群体做什么 /

陪审团和法官 /

愤怒和恐怖主义 /

群体中的信息隐匿与自我沉默 /

为何极化？一些解释 /

争论扭曲 /

情感 /

更多极端，更少极端 /

群体绩效，多样性与矛盾 /

简谈政治正确 /

群体思维和群体极化 /

7�� 制宪者的最伟大贡献

异见、战争与灾难 /

宪法争论与共和构思 /

宪法设计 /

结社和隐私 /

小圈子协商和被压制的声音 /

群体代表制一瞥 /

协商民意调查: 一组对比 /

8�� 法官也是从众者吗？

证据：一般情况下 /

众多数据 /

作为吹哨人的异见法官 /

为什么会放大？为什么会削弱？ /

两个例外和一个反驳 /

什么是应该做的 /

一个类比 /

参议院的角色 /

宪法与民意 /

9�� 高等教育的扶持性平权行动

多样性和刘易斯·鲍威尔法官 /

当前的讨论：一项规律 /

通过群体影响证明鲍威尔法官有理 /

种族中立性？ /

种族混合和种族成见 /

最好是超越种族 /

结论为什么不同意？

注释

索引

译后记

《雅理译丛》编后记

精彩书摘

　　引 言

　　从众与异见

　　以里根(Ronald Reagan)和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流行为代表，为什么政治保守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重获新生？非裔美国人中抽烟者的数量，为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急剧减少？为什么20世纪60年代，世界各地有那么多学生趋向左翼？什么能够解释在阿拉伯世界中传播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什么核能在法国被认为理所当然而在美国却饱受争议？什么能够解释环保主义在美国和欧洲大学校园的兴起？为什么欧洲人对待转基因生物忧虑重重，而美国人则等闲视之？我们如何能够解释扶持性平权行动政策在20世纪70年代的迅速兴起——以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此政策越来越多的攻击？

　　在本书中，我认为若没有对人类显而易见的从众性的认识，是不能充分回答这些问题的。人肯定不是绵羊。我们中许多人都展现出很大程度上的独立性。但是，大多数人,包括许多显而易见的叛逆者，都会受到他人观点和行为的强烈影响。如果没有异见的约束，从众就可能产生令人不安的、有害的，以及有时令人愕然的结果。略举几例。

　　董事会。在21世纪头几年，

　　1

　　许许多多的美国公司都面临由腐败和混乱并发所产生的严重困难。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包括安然的倒闭，但其他一些公司，包括世通(WorldCom)、阿德菲(Adelphi)和泰科(Tyco)在内，也都同样面临类似的重大问题。一位密切观察企业破产的观察者总结道，挽救之道并不在于更严格的监管，而在于针对公司面临的问题，工作团队中要鼓励严肃的讨论和乐于接受针对公司高管的直接质疑。1问题在于，当公司领导层被置于一个粗暴对待异见者的团队中时，哪怕是一些明智和强势的人，几乎也总是都会开始变得从众。对股东来讲，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证据表明，一个拥有对争论保持高度宽容的董事会的公司会运行得最好；这样的董事会“将发表异见视为义务，并且不会将任何主题看作是不可讨论的”。运作良好的董事会能包容一系列的观点并鼓励尖锐的问题，挑战流俗之见。

　　投资者。投资俱乐部是一些小群体，由一群将他们的钱汇聚成资金池，然后在股市上共同决定如何投资的人。哪一家投资俱乐部利润回报较高？哪一家利润较低？事实证明，表现最差的是那些充分社交化的俱乐部。2他们的成员彼此了解，吃饭都在一起，并通过感情纽带联结在一起。与此相反，表现最好的俱乐部只提供有限的社交联系，而集中精力在增加回报上面。表达异见在表现好的俱乐部中要常见得多。在表现较差的俱乐部中，常常很少经过公开的讨论就做出了全部一致的投票。在绩效表现较差的俱乐部中，投票往往是为了构建社会关系而不是为了确保高额的经济回报。一言以蔽之，从众导致收益水平显著低下。

　　白宫。在1961年4月17日，美国海军、美国空军、中央情报局援助1500名古巴流亡者，企图在猪湾入侵古巴。这次入侵是一次惨重的失败。3 2艘美国补给舰被古巴飞机击沉，2艘逃窜，4艘未能及时赶到。由2万名训练有素的士兵组成的古巴军队，2消灭了许多入侵者，并俘虏了幸存1200人中的大部分。美国以5300万美元的对外援助付给古巴作为条件，获释这些囚犯，并受到了国际谴责，同时使古巴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得到强化。

　　失败之后不久，肯尼迪（Kennedy）总统问：“我怎会如此愚蠢到让他们去行动？”4问题的答案不在于肯尼迪幕僚的局限性，他们是一支非常有经验和能力超群的团队。然而，尽管这些幕僚非常有经验且能力超群，但这个团队中没有一个成员反对那次入侵或提出替代性方案。尽管有些肯尼迪的幕僚私下也有疑虑，但是据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所讲，他们“从未公开表达出来，部分是由于担心在其他同僚眼中被贴上‘软弱’或‘胆小’的标签”。5这次失败证明了那些疑虑的重要性。据当时参与相关会议的施莱辛格讲，肯尼迪的“高官……一致同意进发……哪怕如果有一位高级幕僚反对那次冒险，我相信肯尼迪可能就会将行动取消。但是没有一个人反对”。6施莱辛格有自己的疑虑但是并未提出反对：“在猪湾事件之后的几个月里，我对于在那些关键决策中保持沉默而深深自责……当时为什么我除提几个怯生生的问题外而未能做得更多，只能解释为，在那种讨论环境下，揭穿这种胡言乱语的冲动都被消解了。”7

　　“讨论环境下”所形成的这种自我沉默，在肯尼迪政府的早期岁月中，并非仅此一次。用约翰逊总统的内部圈子一员的比尔·莫耶斯(Bill Moyers)的话来讲，这种现象无处不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那些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人走得太近，个人彼此之间太过相互欣赏。在处理国家大事时，他们把自己弄得好像是一个绅士俱乐部，重大决定常常在温情脉脉的情况下做出；3这种温情脉脉就好像一个小型理事会中的几位管事者，在决定明年会员的会费该是多少时那样。因此，你常常回避那些最终的艰难决定，这些决定会使得你反对……那些与你关系密切的人，而你们倾向于达成一致意见”。8

　　联邦法院。一位联邦法官，当她置身于一个三人组成的审判庭时，如果同席的是保守派或自由派同事，她会受到什么不同的影响吗？人们很容易倾向于去认为这根本无关紧要。但是这种认识被证明是错误的。如果身旁是两位由共和党总统任命的法官，其中一位共和党任命的法官尤其可能会根据保守的一套进行表决——废止环保性的规章，打击扶持性平权计划或者竞选资助法，驳回妇女和残疾人关于歧视的主张。民主党任命的法官也是同样的套路，如果同席的其他两人也是民主党任命的法官，他们也极为可能会按自由主义的那一套表决。以此方式，群体的影响造就了意识形态的膨胀，如此，一位法官的意识形态倾向，就因为同席的是两位由同一政党的总统所任命的法官而被放大了。

　　有一点与此相关。无论对于共和党法官还是民主党法官，如果被置于竞争性的观点之中，则会导致其意识形态的弱化。在许多场合，单独一位民主党法官，如果同席的是两位共和党法官，结果常常是，他将会像典型的共和党人一样表决；正如与两位民主党法官同席的共和党法官，结果也表明，他常常会像典型的民主党人一样表决。当伴随着的同席者是民主党法官时，共和党法官常常会比同席伴随着两位共和党法官的民主党法官，更会按照自由主义的那一套表决。这样总结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当与共和党任命的法官同席时，民主党法官将会像共和党法官那样投票；而如果与民主党法官同席时，共和党法官也将会与民主党人一样表决。但是这个结论本身是误导性的，因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如何表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与民主党人或共和党人同席。4

　　陪审团。以个人的身份，当普通公民被问及，一位被告应当为其违法行为受到何种程度的惩罚。9用0到8来衡量他们的回应，0表示没有任何惩罚，8表示“极端严厉”的惩罚。记下他们个人的意见之后，这些人被分到六人陪审团之中，要求要仔细考虑并达成一致的裁决。当大多数陪审员一开始就赞成轻微惩罚时，陪审团的裁决表现出“从轻的转变”，即裁决程度会整体低于个体成员彼此开始讨论之前的中等水平。但是当大多数陪审员赞成强有力的惩罚时，小组整体上会产生“从严的转变”，即裁决程度整体高于个体成员开始讨论之前的中等水平。当群体的成员变得愤慨时，相互讨论的结果会使他们更加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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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在很大的程度上，人们明显会受他人行为的影响。在对餐馆、对手、医生、商店、领袖、图书、电脑、电影、偶像、政见以及更多方面的选择上，我们常常人云亦云。这种从众并非愚蠢或无意义的。一方面，对于在他人的决定中，会传递出什么才是真正应该做的的信息。如果大多数人都喜欢莎士比亚，赞美亚伯拉罕·林肯，对香烟避之不及，那么对这些方面予以关注就是有意义的。另一方面，我们中大多数想得到他人的好评。那些对主流意见表示拒绝，却表现出奇特倾向的人，很可能会发现自己不那么受欢迎。他们的事业可能会受到威胁；他们本身甚至可能遭到排斥。排斥令人不快。世界上很多地方，对不服从的惩罚就是死亡。

　　由于这些原因，从众常常是理所当然的。问题在于，从众亦能将个体和社会带往不幸甚至是灾难性的方向。最大的危险在于，对他人的人云亦云，会使我们无法发现自己究竟知道或者相信什么。我们的沉默，亦使社会失于获取重要信息。正如我们所能看到的，思维相近的人常常会走不必要的极端。而那些持异见者和拒绝接受他人强加压力的人，常常是以其自身所付出的重大代价，履行了重要的社会功能。对于在公司董事会议室、教堂、运动队、学生组织、教职员工、投资俱乐部中的持异见者如此；对于白宫、国会、最高法院中的持异见者，也同样如此。在战争期间与和平年代同样如此。鉴于此，本书就是专门讨论从众之危害，以及反对之重要性的。

　　本书源于2003年2月10日至11日在哈佛大学法学院霍姆斯讲座上所发表的演讲。能够发表这些演讲，我要感谢主办方的盛情邀请，以及在讲座期间所提供的友好、慷慨和实质性的帮助。我衷心感谢罗伯特·克拉克院长（Robert Clark）、克里斯蒂娜·乔尔斯（Christine Jolls）、大卫·威尔金斯（David Wilkins）、理查德·泽克豪泽（Richard Zeckhauser），感谢他们的慷慨与帮助。尤其是乔尔斯的盛情款待和实质性帮助，更令我感激不已。对于本书形成各个阶段中不可或缺的探讨和评论，我十分感谢迈克尔·阿伦森（Michael Aronson）、布鲁克·哈林顿（Brooke Harrington）、里德·黑斯蒂（Reid Hastie）、格雷琴·赫尔弗里希（Gretchen Helfrich）、大卫·赫什莱弗 （David Hirshleifer）、克里斯蒂娜·乔尔斯（Christine Jolls）、第默尔·库兰（Timur Kuran）、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苏珊·穆勒·奥金（Susan Moller Okin）、埃里克·波斯纳（Eric Posner）、利奥尔·斯特拉希勒维茨（Lior Strahilevitz）、大卫·斯特劳斯（David Strauss）、埃德娜·乌尔曼-马格利特（Edna Ullmann-Margalit）、阿德里安·沃尔缪勒（Adrian Vermeule）、丽莎·范·阿尔斯泰恩（Lisa Van Alstyne）、理查德·泽克豪泽。当然，还要感谢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三位匿名审稿人。卡伦·坎贝尔（Caryn Campbell）和丽萨米歇尔·埃尔曼（Lisa Michelle Ellman）提供了极棒的研究协助，特别是第8章中司法投票的数据（尤其是，他们清点了成千上万的选票！）。衷心感谢我的经纪人西黛尔·克雷默（Sydelle Kramer），她在许多阶段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帮助和建议。我还非常感谢苏珊·华莱士·波尔默（Susan Wallace Boehmer），她远远超出了文字编辑的作用，无论行文风格还是具体内容，她总能在最后一刻做出许多改进。同样，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女儿艾伦·鲁迪克·桑斯坦（Ellen Ruddick-Sunstein），她对本书贡献良多，曾与我就从众和异见进行了很多讨论。

　　谨以本书献给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一位常常对习惯性看法持有异见的人，一位对本书给予了无尽帮助的人，一位了不起的同仁！

这本是国外名著的译本，翻译质量很好，书制作精美，值得阅读和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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