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內容簡介

　　眾所周知，用數據和圖錶根本讀不懂中國的金融。自古以來，無論是研究中國經濟還是金融，都必須把非市場因素計算在內，甚至還要把所研究的對象與當時的權貴、軍閥的私人關係計算在內。數據和圖錶總是枯燥的，而人物關係所帶來的種種傳奇顯然更加引人入勝。

　　“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樓塌瞭，”玩火者和珅、鬍雪岩的故事幾度重演？內憂外患的大時代，孔祥熙、宋子文主導貨幣戰爭，功罪誰與評說？篳路藍縷、錙銖纍積，幾世輝煌，什麼是上海灘金融豪門商道密碼？販夫走卒，飲食男女，江湖變遷中暗藏金融之手？

　　有人星夜趕考，有人辭官還鄉，金融的故事周而復始，給你講個笑話——“這次不一樣”。聽過很多道理，依然在金融的羈絆中霧裏看花，因為你從不知故事的真相。

　　中國金融博物館緻力於普及現代金融觀念，數年來詳細梳理中國金融史，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中精選15個具有代錶性的金融故事。讀懂瞭這些故事，你就讀懂瞭中國金融。

作者簡介

　　許敬，字剋念，中國基金博物館研究員，鳳凰周刊特約撰稿人，長期專注於中國近代史尤其是民國史的研究，是當前公共知識分子中影響較大的民間民國史專傢。自擔任中國基金博物館研究員以來，並將研究成果通過“金融故事會”公益講座嚮大眾普及，本書即為其數年工作的結晶。

精彩書評

　　有故事的金融纔是真實的金融，由金融的故事纔是曆史真相。

　　——中國金融博物館理事長 王巍

目錄

01 傳說與真相：金融巨頭的故事

周學熙：現代中國金融業的奠基人?

孔宋豪門手中的法幣改革?

金融功臣孔祥熙?

“紅頂商人”鬍雪岩?

人棄我取的喬傢商道?

史上“第一巨貪”和珅：傳說與真相?

官場中的商人：穆藕初的另類實踐

02 傳承與商道：金融豪門的故事

洞庭東山的金融豪門：席氏傢族?

隱形富豪：程氏傢族?

蘇州的金融世傢：貝氏傢族?

03 冒險與財富：上海灘的金融故事

老上海的商幫和銀行?

上海灘的金融傢們?

上海灘華人幫會百年沉浮錄?

04 飲食男女：街麵上的金融故事

中國“食神”：冼冠生?

舌尖上的金融：從蘇州鬆鶴樓說起?

附錄：中國近代金融史綱

精彩書摘

　　01 傳說與真相：金融巨頭的故事

　　導言

　　舊時代的人非常看重自己的姓名，因為這是父母所賜，不可更改，按照當時的禮法，隻有入贅作招女婿，姓名纔可以（也必須要）全部換掉。但事實上並非完全如此。比如民國時期的抗日名將薛嶽，本名叫“薛仰嶽”，但年輕做士兵的時候，長官將他姓名當中那個“仰”字漏寫，於是他將錯就錯，從此以“薛嶽”傳世。這樣的例子非常多，曾任清末兩江總督、兩廣總督的周馥也是如此。周氏是安徽東至人，少年時代正逢洪楊之亂，傢鄉被太平軍逼近，

　　在外齣逃難之前，傢裏人怕他從此不再迴故鄉，因此將他名字改為“復”，期待他早日還鄉的意思。後來他進瞭李鴻章的幕府做文書，李氏在寫給他的文書中將他的名字筆誤為“馥”，從此他就索性改名為“周馥”瞭。

　　這其中的原因沒人研究過。我曾猜想，中國古代的權威順位分彆為“天地君親師”，天地是虛懸一格，就現實層麵而言，“君”要比“親”更重要。清末王綱失墜，豪強紛起，居於上位的長官便是他們的小君主，其威權效力還是要高於父母的尊嚴。因此長官為自己改名（哪怕隻是筆誤），都是可以和必須接受的。

　　當然，以上隻是我的鬍思亂想，但卻引發瞭一些思索。事實上，從清末到民國初年，一層層官員的選拔，並非必須通過皇帝的遴選或者中央政府的考試，而是由權貴從自己屬下的幕僚、偏將中推舉上報，隻需取得中央名義上的批準而已。在這個意義上說，長官的確比皇帝更重要。就這樣，從曾國藩開始，一個個勢力集團在某些代錶性人物身邊逐漸形成，從軍事延伸到行政，從行政延伸到財政，最後或乾預政治，或割據地方，無論其利其害，是福是禍，從洋務運動發軔，乃和民國相始終。

　　由於中國從來不是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傢，因此無論是研究經濟還是金融，都必須把政治因素計算在內。甚至也必須把我們所研究的財經專傢、金融傢與當時權貴、軍閥的私人關係計算在內。不過這倒是有利於我們講金融的故事，人物關係帶齣的種種傳奇總要比枯燥的數據和圖錶來得更加引人入勝。

　　周學熙：現代中國金融業的奠基人

　　京師自來水公司這要從袁世凱升官講起。袁氏是中國這一百年來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因為他復闢帝製而背叛共和，以緻成瞭曆史上一位反麵人物。但在稱帝這個荒唐舉動之前，他一直是個精明強悍並踏實辦事的優秀人纔，尤其是對於清末新政作齣瞭重要貢獻，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不可或缺的英雄。

　　甲午戰敗尤其是庚子事變以來，以慈禧太後為代錶的清廷統治者痛定思痛，決定對政治體製、軍事體製和行政體製、司法體製進行大規模改革。但是海外革命黨“驅除韃虜”的呼聲在國內激起的反響畢竟引起瞭滿洲權貴的疑懼。更重要的是，作為各地督撫的漢族大臣雖然錶麵上仍聽命於朝廷，行政權、財政權和軍事權卻越來越大，已經儼然藩鎮，1900年義和團事變中的兩江、兩廣、湖廣、閩浙等總督的“東南互保”就是個顯然的例證。此次行動的參與者就有袁世凱，當時他是山東巡撫。第二年李鴻章去世後，他接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並開始訓練新式軍隊，這就是北洋軍的發端。

　　我們現在已經無法判斷慈禧對袁氏的真實想法，事實是，1907年袁世凱被任命為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進瞭中樞地位當然更高，但手上的實權卻失去瞭。不過至少錶麵上，慈禧還是和袁世凱非常親密，經常召他進頤和園商量國傢大事。有一天，兩人正在對答，一個小太監進來和站在牆角的李蓮英悄悄地說瞭幾句話。慈禧此人多疑，便好奇地問他們說什麼，李蓮英連忙上奏，說紫禁城中的綢布庫房著火瞭，幸好已經撲滅，沒造成重大損失。於是慈禧隨口問瞭一句：“袁世凱，你有沒有防火的辦法？”

　　袁世凱本來就頭腦機敏且勇於任事，當場他就提瞭個方案，就是在京師開辦自來水公司，並派他最信任的理財專傢周學熙主理此事。當時，北京人生活用水的獲取狀況很不理想。皇宮和達官貴人都從玉泉山取水，普通百姓要麼打井，要麼買井水。北京的地下水含堿量很高，喝井水的普通人傢的容器中都結滿瞭白垢，很不利於健康。因此即使從民生角度來看，開辦自來水公司也是必需的舉措。

　　之前農工商部早就在籌劃此事，就是因為經費嚴重不足纔一直拖延。袁世凱已經不再是地方大員，當然也拿不齣錢來開辦。周學熙畢竟有著豐富的財經和金融經驗，他找到瞭一條解決之道，那就是發行股票。京師自來水公司是中國人創辦的第一傢自來水公司，而這張股票也是北京第一張股票。

　　北京當然不是水源豐富的地方，因此這項工程共鋪設管道一百八十五公裏，用瞭四百二十處水龍頭，並且在東直門修建瞭五十二米（相當於二十層樓）高的水塔。這要很多錢，經測算，總額需要白銀三百萬兩之多，而這些錢，必須完全從發行股票中獲得。這使得周學熙遭到瞭前所未有的睏難。

　　當時一般普通百姓的投資概念是有瞭錢就買房置地，很少有人會花重金買一張前途莫測的紙片。於是，周學熙隻能動用他在天津開設的官銀號作擔保。天津官銀號是1902年袁世凱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時命周學熙創辦的，實質上就是官辦的天津銀行，由這傢銀號擔保，老百姓就放心瞭，股票的購買開始踴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京師自來水廠的股票還具有債券的性質，因為天津官銀號擔保每年八厘的利息，自來水廠賺瞭錢還要享受分紅。但是官銀號本身也沒有吃虧，因為它成瞭這張股票的經銷商。股票通過銀號不僅在北京、天津兩地發售，還推嚮瞭全國的各大商埠，最遠的行銷地是漢口。

　　即使通過發行股票籌到瞭開辦費用，周學熙的麻煩纔剛剛開始。正常工程的艱難且不去說它，管綫雖然深埋在地下，但開掘地麵的時候還是會引起當地村民的不滿，尤其是路過墳墓的時候，老百姓會認為破瞭風水而和施工隊大起糾紛。而且施工期間正逢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同時去世，國葬期間還不許施工。此後的麻煩就更大瞭。溥儀上颱以後，袁世凱被攝政王開缺迴籍，周學熙在朝中的後颱倒瞭。經過不到兩年的建設好不容易自來水廠終於産水、通水、齣水，但接下來的事是老百姓又充滿瞭不信任，不願意買水。

　　皇宮裏的滿洲親貴是不屑於用自來水的，老百姓也不用，因為他們認為水龍頭裏齣水看著很古怪，不吉利。如果龍頭裏冒氣、冒泡的話，老百姓就更排斥瞭。周學熙隻能親自上陣，寫瞭很多科普文章宣傳說服，就這樣，自來水纔在北京慢慢推廣開來，逐漸成為民生之必備。

　　1947年，也就是自來水公司創辦四十周年之際，當時的北平市政府應市民要求，錶彰瞭創辦人周學熙。周氏當時已經八十三歲瞭，聽到消息非常感動和激動，還特意寫瞭兩首詩感謝這次錶彰。事情沒過多久他就去世瞭，有人說，他是帶著滿意和安慰的心情離開人世的。

　　周學熙和袁世凱

　　周學熙是貴公子齣身，他的父親就是我們前文提到的周馥。李鴻章在和太平軍作戰的時候，周馥投身他的大營下做個文書，之前隻是在大街上擺算命攤的。周馥有一個長處，就是書法非常好。有一天李鴻章翻閱文件，偶然發現其中的一份字跡特彆工整清麗，一問之下，寫字人叫周馥，於是李鴻章就常把此人帶在身邊，逐步培養，直到他成為直隸布政使。李鴻章去世後，袁世凱接替瞭其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位子，而袁氏留下來的山東巡撫的位子由周馥接任。此時，他的兒子周學熙正在幫袁世凱開辦山東高等學堂。

　　周傢和袁傢是世交。1868年，十歲的袁世凱跟隨叔父袁保慶來到南京，認識瞭三歲的周學熙。在隨後的兩年內，袁保慶和周馥是兩江總督府的同僚，袁世凱和周學熙也成瞭要好的玩伴。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李鴻章命令周馥負責前敵營務處，並命令袁世凱前去協助，這是兩人共事的開始，後來還結瞭兒女親傢。1899年，袁世凱齣任山東巡撫。

　　在此期間，考取舉人的周學熙卻科場睏頓，再無長進，遂心灰意懶，想在實業上重開一片天地，於是在1901年投奔袁世凱，開始瞭兩人長達十五年的事業閤作。

　　1912年初中華民國的成立，將袁、周兩人的閤作期一分為二。前一時期袁世凱作為清廷的重要官員，戮力於直隸乃至北洋地區（如今的京津兩市，還有河北、山東、遼寜三省）的工業、財經、金融建設，周學熙襄助甚多。比如我們剛纔說到的天津官銀號、京師自來水公司和山東高等學堂、直隸工藝總局的設立，還有啓新洋灰公司的創辦，都是由袁世凱支持，周學熙操辦的。

　　袁世凱擅長政治、軍事和人際關係方麵的運籌，經濟層麵終非強項。但一切經營終究以工業、財政和金融為基礎，所謂“實業救國”，民生不立，一切都是空談。這方麵就需要周學熙這個財經專傢的鼎力相助瞭。兩人名義上是上下級關係，實質上是閤作夥伴甚至是朋友。1909年初袁世凱被逼下野，隱居於河南傢鄉。第二年三月份，周學熙的父親周馥已經七十五歲高齡，還以親傢的身份長途跋涉去祭拜袁氏祖墳，周學熙也從北京趕去會閤，父子兩人一共在袁世凱傢住瞭十天，相談甚歡。如此殷殷情意對於下颱失勢的袁世凱而言無疑是心理上的雪中送炭，也證明瞭周、袁兩傢的友誼經得起時間和時局的考驗。

　　辛亥革命勝利後，1913年3月，袁世凱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並於1913年10月被第一屆國會選舉為正式大總統，但壓力非常之大。先不說國民黨在政治上的挑戰和地方勢力在軍事上的挑戰，新生的中華民國首先要麵對的是財政上的睏窘。清廷原本沒有公共預算的理念和舉措，到瞭1911年，纔根據當年的收支情況編製瞭第二年（即宣統四年）的國傢財政預算案。從中我們可以看齣，當時清廷的中央財政收入為一億九韆萬元，其中92%來自全國各省的財政上繳。而事實上，整個1912年中央財政收入隻有三韆萬元不到，且軍費膨脹，入不敷齣，就連一嚮忠誠有序的北洋軍也開始鬧餉嘩變，在京師重地縱火搶劫。

　　此時，袁世凱想到瞭他長久信任的財政專傢周學熙，在1912年7月任命周為財政總長，主要負責對外藉款事宜。這場所謂的“善後大藉款”曾經遭到過廣泛的攻擊，但以今日之眼光來看，我們也想不齣，以袁世凱當時的處境，如不低頭嚮列強藉錢，還有什麼其他辦法能夠迅速挽救財政危局？讓老朋友從事這項工作，袁世凱是把周學熙架在火上烤。周氏遭到瞭輿論的廣泛攻擊，清譽受損。第二年四月份藉款成功簽字，他也黯然辭職瞭。

　　這項嚮列強藉款在心理上起到瞭激勵作用，在技術上起到瞭杠杆作用，是北京政府起死迴生的關鍵。從此北洋的財政狀況開始好轉，到1915年，財政收入已經上升至一億三韆萬元。

　　中國財稅製度的奠基者

　　自1912年7月擔任財政總長以來，周學熙一方麵舉行“善後大藉款”的籌措工作，和列強銀團唇焦舌敝地反復摺衝，另一方麵連續嚮國會提齣瞭三個財政稅收方麵的一攬子改革方案，意圖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財政問題，並使得財稅製度開始現代化。周學熙認為，清朝的稅收體製有三大弊病，那就是窮人納稅繁多；富人反而不納稅；地方截留嚴重。就此，周學熙設計瞭一個中央和地方兩利的財政體係和納稅方案，但還未及施行便匆匆下野瞭。

　　1915年4月，周學熙被再次徵召齣任袁世凱政府的財政總長，纔開始有時間、有精力推廣他的一係列製度設計。他首先設立新的財政管理體係，明確清晰地劃分瞭國稅和地稅的區彆；同時將鹽務直屬於中央；然後整理田賦，公平丈量。他的這些舉措開始瞭中國稅收體製的新時代，被中華民國曆屆政府所沿用。

　　孔宋豪門手中的法幣改革

　　1928年11月1日，中央銀行正式於上海成立。在迴憶起當年開幕典禮的時候，後人不無嘲諷地寫道：宋老太太滿麵春風，一手扶著大女兒宋靄齡，一手攙著小女兒宋美齡，後麵緊跟著兒媳張樂怡。剛參觀過大女婿實業部長孔祥熙在上海南市舉辦的國貨展覽會，又前來參觀小女婿蔣介石授印、大兒子齣任總裁的中央銀行開幕典禮禮品展覽。

　　文中的“宋老太太”當然就是倪桂珍。她的丈夫是著名傳教士宋耀如，國民黨元老，也曾是孫中山的金主之一和財務主管。1928年的確是倪氏最為誌得意滿的年頭。她有三個兒子，其中兩位還在上學，但大兒子宋子文已是財政部長兼央行總裁。她有三個女婿，大女婿孔祥熙任工商部長（後任實業部長）；二女婿孫中山去世不久，開始被尊為“國父”；小女婿蔣介石則是國府主席，是握有軍政實權的國傢元首。

　　這場以蔣氏為核心，以孔宋為兩翼的人事安排，標誌著國民黨豪門政治的正式誕生。此後近二十年間，中國的財政大權基本由孔宋二人掌控。如此以裙帶關係固結的政經同盟，給予蔣氏政敵以源源不絕的攻擊說辭。但客觀考察這一段曆史，我們能夠發現，因為僅用兩年，國民政府由東江一隅而猝然占領全國，缺人纔、缺經費，是其麵臨的最大麻煩。所以，蔣介石如此任人唯親，似乎也可以理解。

　　蔣介石與上海金融界

　　國民黨嚮來以“革命黨”自居，尤其重視軍事和黨務人纔，對於財政吸納，總是以募款為主，不太注重長久有效的經濟管理。事實上，國民黨也一直缺乏穩定的根據地，所以很難吸引金融人纔前來效命。1924年孫中山“聯俄聯共”，好不容易在廣州有瞭一方喘息之地，對於高級官員的選擇，也隻能簡便為之，任命自己能夠信任、而又願意效忠的兩位親戚來主管財政，他們就是孫的妻舅宋子文和襟兄孔祥熙。

　　孔宋雖然後來聲名赫赫，但當時基本沒有財政金融經驗。當時，從事財政工作，重點並非在於管理能力，而是能否與金融界要人保持緊密親切的溝通上。這一點，孔宋二人相當欠缺。不過，當時孫建立的“廣州革命政府”僅僅是政令不齣珠三角的地方政權，尚無需盱衡全國的財經形勢。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經濟，呈現齣非常奇特的割裂現象。一方麵，由於歐戰爆發和俄國革命，歐洲對於中國絲茶等農産品的需求直綫下跌，兩湖江浙的農業逐年蕭條乃至凋敝；另一方麵，同樣由於歐戰，列強在中國的工商投資和消費品輸入也大幅度降低，由國人舉辦的現代製造業和現代銀行業開始蓬勃興起，上海成為亞太地區最重要的金融中心，無論大阪還是香港，都遠遠無法與之比肩。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國的兩大國有銀行 — 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經營重心也已轉移至上海。由於商股不斷注入，導緻官股微乎其微，北洋政府事實上已經失去瞭對這兩傢銀行的控製。民營銀行以所謂的“南三北四”為代錶，立足上海，輻射江浙，連橫京津，成為現代工業和房地産業的資金蓄水池，有著愈發顯著的社會美譽度和經濟信任度。

　　無論北洋政府還是地方實力派，對於上海金融界總不敢予取予求。上海的銀行傢們在政治上受到租界治外法權的保護，這是其一；更重要的是，上海灘的金融業呈自由競爭態勢，萬一民營銀行受到當局壓迫，其金融信用就會崩潰，那麼無論儲戶還是業務就會流嚮外資銀行。大局如此，這種殺雞取卵的蠢事，任何正常的政治傢都不會嘗試。

　　上海的金融傢的構成比較簡單。上海開埠以來，尤其是太平軍橫掃江南的時候，蘇州、寜波的富商流亡滬上，以舊式錢莊為業。其中有一批善於學習並目光遠大的年輕人逐漸進入外資銀行和洋行，從推銷産品的“跑街”起步，最終成為買辦，進而以傢族名義投資金融業。他們是上海灘的老派人物，其代錶為席正甫、虞洽卿。

　　甲午戰爭以清廷的慘敗而告終，1895年後留東學子絡繹於途，其中，有許多人的名字在中國近代史上熠熠生輝。他們在日本大部分加入同盟會，但迴國後的經曆各有不同。比如錢新之在辛亥革命後即疏遠瞭國民黨，轉而為張謇效力，後為“北四行”在上海經理業務；也有的學子在日本就親近康梁保皇黨，比如張公權，因此梁啓超任北洋財政總長

　　的時候，命他主管中國銀行事務。這些人即是上海銀行界的新派人物。要想取得上海金融界的支持，無非是和上述新老兩派金融傢建立互信，保持共信。1927年初，國民黨北伐軍飲馬長江，必須和滬上各界接觸以尋求其支持的時候，問題就來瞭，因為無論宋子文還是孔祥熙，似乎都無法完成任務。

　　孔宋都是留美學生，與留日學生素無交集。孔氏迴國後，一直在山西太榖服務於桑梓教育事業，和上海金融界極少往來。宋氏倒是在滬上任職五年，但職務不高。而且他迴國的時候，其父宋耀如已經去世，傢族的人脈餘緒已經散去，沒有對他事業有多少幫助。孔宋二人與上海灘銀行傢們既缺乏曆史關係，又缺乏人際信任，國民黨介入金融界的願望，看來無法達成瞭。

　　正在這彷徨關頭，倒是作為軍事領袖的蔣介石解決瞭這一難題。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期，蔣氏曾在滬上從事證券交易，一麵為孫中山籌集革命經費，一麵也為自己的事業開拓新的路徑。這場嘗試以失敗而告終，使得蔣氏對於自由市場體係及金融業人士終身都非常厭惡，這是後話。但這段不長的從業經曆也使得他結識瞭虞洽卿等幾位寜波老鄉，並保持著親密關係。1926年夏天，國民黨軍剛剛準備揮師北進，虞就派自己女婿去廣州拜訪總司令蔣介石，一探虛實之餘，確認蔣氏對於江浙資産階級的善意和誠意。其後，虞簡直成瞭蔣在上海的代理人，竭力說服滿心疑慮的外國領事和滬上金融傢，要求他們同樣信任和支持蔣介石。

　　北伐軍抵達上海後，銀行界願意承銷“江海關二五附稅庫券”，為蔣氏政權輸血達七韆萬銀元之巨，與虞洽卿的摺衝調和大有關係。除瞭這些老派人物的支持，新派人物錢新之也因為與蔣氏的曆史淵源，願意投身國民黨政府。錢與蔣介石年齡相仿，辛亥革命時曾一起任職於滬軍都督府，關係良好。十五年後重逢，決意繼續支持蔣的事業，遂加入南京政府任財政部次長，成為蔣氏與上海金融界溝通的最重要的橋梁。

　　但是，軍國大事，既在稅收和公債，也在財政整理，更在規劃今後的金融發展方嚮。新上颱的財政部長宋子文做這一切，有點力不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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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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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靜，則難成事。不是讀書苦，而是我們無法抑製那顆動蕩不安的心。當今豐富多彩的生活，早已俘虜瞭不少同學的心。讀書與娛樂相比，讀書當然是苦的。此外，讀書之悲苦，是因為我們太強調功利性。林語堂先生曾說過：“讀書的本旨湮沒於求名利之心中，可悲。”讀書本是無功利的，帶著功利之心讀書，讀書還會有趣嗎？還是林語堂先生說得好：“讀書本是一種心靈的活動。”看來，快樂讀書的前提，就是安頓好那顆動蕩不安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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