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美國軍事曆史學傢桑德斯全新解讀世界秩序中的大國博弈
一部真實再現美國總統是如何影響世界軍事行動的重磅力作
本書榮獲2012年羅伯特?傑維斯和保羅?施羅德圖書奬
《泰晤士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鼎力推薦
一部全球視野下解讀美國總統與五角大樓關係的顛覆性力作
內容簡介
在作品中,伊麗莎白?桑德斯為我們理解美國為何、以及如何采取軍事乾預來轉變目標國製度機構以及社會提供瞭理論框架。她強調瞭國際關係中一個非常重要,但是經常被忽視的因素:領導人的個體影響作用。桑德斯認為,領導人的威脅認知,具體而言就是他們是否認為威脅的來源是其他國傢的內部製度及機構,他們的這種認知影響著乾預決定以及對乾預策略的選擇。”書中敘述瞭諸如豬灣事件、越南戰爭、古巴導彈危機、伊拉剋戰爭等一係列影響世界的軍事事件。
作者簡介
伊麗莎白·桑德斯,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科學與國際事務所教授。《五角大樓的秘密》一書榮獲2012年羅伯特·傑維斯和保羅·施羅德圖書奬。
目錄
第一章國傢乾預的時間和方式
第二章乾預的定義及解釋
第三章德懷特·戴維·艾森豪威爾
第四章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
第五章林登·貝恩斯·約翰遜
第六章前冷戰時期及後冷戰時期
精彩書摘
第七章領導人的角色:結論以及啓示
緻謝
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
約翰·菲茨傑拉德·肯尼迪就任總統期間進行瞭多種形式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乾預。肯尼迪進行的乾預(包括唯一一次為鎮壓越南叛亂的公開的軍事乾預)都和其他冷戰時期領導人有明顯不同。肯尼迪的乾預行動都帶有轉換型的色彩:從拉丁美洲到東南亞,肯尼迪一直在試圖大規模影響第三世界國傢的內部製度。肯尼迪的這種特徵不是受到國際壓力、政治經曆或理想主義影響而形成的。在就任總統之前,肯尼迪已經有瞭自己的一套認知方式;在整個政治生涯中,他也一直關注於第三世界國傢的內部事務。
和艾森豪威爾以及林登·約翰遜截然不同,肯尼迪認為威脅的來源是其他國傢的內部製度,並且一直堅守著這種想法。他在國會任職期間的書麵材料和演講記錄都可以很明顯地反映齣他的這種傾嚮。甚至在任職總統之前,肯尼迪就已經認為,共産主義製度以及反共獨裁者的高壓統治是非常具有威脅性的。任職總統後,肯尼迪立刻著手對轉換型策略進行政策性投資。
和其他總統一樣,肯尼迪的認知方式轉化為實際乾預決定的道路並不是一帆風順。很多評論傢指齣,肯尼迪有明顯的實用主義、甚至是現實主義傾嚮。他的轉化型計劃並不是隻從理想主義中發展齣來的:肯尼迪相信美國的國傢安全和第三世界國傢的內部狀況休戚相關。此外,盡管肯尼迪比艾森豪威爾更加能容忍中立主義和國際體係的“多樣性”,但是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肯尼迪卻並沒有做齣那一時期常見的反共主義行動。肯尼迪在做乾預決定時,一定會仔細衡量各方環境、美國的能力、可信度以及政治情況,不過,他的注意力重心始終在其他國傢的內部情況上。
在本章中,我將首先討論肯尼迪關於威脅來源的認知,然後討論他就任總統之後做齣的政策性投資。肯尼迪在轉換型策略方麵做瞭很多政策性投資,其中包括一個對外援助項目。肯尼迪的這個對外援助項目比艾森豪威爾的項目更注重目標國的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革情況。在肯尼迪眾多的政策性投資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個人十分推崇的反叛亂投資。在做反叛亂計劃時,他希望發叛亂行動能帶有轉換型特徵,即深入地乾涉目標國的內部製度。
接下來,本章將討論肯尼迪主要的幾個乾預決定。首先,我將簡要討論肯尼迪在拉丁美洲的政策,其中包括幾次反共行動以及肯尼迪政府對當地的政治改革和經濟發展。肯尼迪在拉丁美洲的轉換型策略和約翰遜對拉丁美洲的策略有著巨大的差異。之後,我將討論肯尼迪在老撾和越南的乾預決定。肯尼迪對目標國內部特徵的關注讓他成為瞭一個很具有識彆性的乾預者。他接受瞭在老撾的中立主義解決方式,但是卻在越南發起瞭反叛亂戰爭。他對越南內部改革和對戰爭的政治本質認知最終導緻他默許瞭反對南越南總統吳廷琰的政變。
肯尼迪和艾森豪威爾、約翰遜則形成瞭鮮明的對比。肯尼迪和約翰遜都是民主黨參議員,他們都瞄準瞭總統的職位,而且他們對於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外交政策和決定都有目共睹。約翰遜曾擔任肯尼迪的副總統,在肯尼迪被暗殺以後,他繼承瞭肯尼迪的外交政策,同時延續瞭他的國傢安全項目,並且繼續任用肯尼迪在任時的智囊團。通常情況下,我們會把約翰遜和肯尼迪的威脅認知和外交國防政策放在一起討論,因為畢竟約翰遜繼承瞭肯尼迪的大部分外交政策,但我要強調的是,除瞭繼承的政策以外,肯尼迪與約翰遜在看待第三世界威脅這一問題上,有著截然不同的觀點。
對於肯尼迪時期可以采用集中替代性闡釋來分析評估。以結構和物質條件假說為例,肯尼迪任職總統期間的國際壓力和軍事實力都不能充分解釋他所作的決定。肯尼迪就任總統期間的實例可以證明威脅認知會影響投資。談到國內競爭假說,肯尼迪的乾預決定也證明瞭行政部門的因果認知相比其他國內因素具有更顯著的影響作用。和艾森豪威爾一樣,肯尼迪一直是領導者他的智囊團,而不是被智囊團繞得團團轉。盡管有很多學者都曾提到,肯尼迪智囊團裏的發展經濟學傢和現代理論學傢對於決定有重要的影響作用,但是肯尼迪對於威脅來源的因果認知在他和智囊團閤作之前就已經形成瞭。而且,作為總統,肯尼迪招募瞭一支精英團隊,這支團隊更是加強瞭他原有的認知。就任總統之後,肯尼迪經常駁迴一些軍事和民事意見,他比較看重推動現代化建設的意見,並且比那些進諫者們還要推崇現代化建設。肯尼迪被暗殺意味著我們無法驗證他的認知方式是否會隨著不斷的學習而發生變化。不過,肯尼迪短暫任期內所做的決定還是足夠我們分析領導人的認識是如何影響軍事乾預的。
肯尼迪的認知
評論傢們通常認為肯尼迪在就總統之前就已經形成瞭一套外交政策策略。根據資料顯示,肯尼迪在就任之前在國會工作多年,在此期間形成的認知觀點極大地幫助他坐上瞭總統之位。他一直關注蘇聯外部侵略的問題,並且積極準備采取傳統方法來應對這類威脅。但肯尼迪最突齣的特點就是他對於第三世界國傢內部問題給予瞭高度的關注,肯尼迪不僅關注這些國傢內部製度的穩定,還看重這些內部製度的內容以及製度活力,因為他認為這些都是有可能導緻共産主義接管的危險因素。肯尼迪就任總統之前的這段時期也反映齣他對於早期對於遊擊戰的持續關注。肯尼迪就任總統之前就開始建立外交政策,這對於一個即將成為新一任美國總統的候選人來說固然是有好處的,但肯尼迪的認知類型對於他的政治事業並沒有發揮很大有利的作用。在乾預朝鮮之後,美國又開始對第三世界國傢的政治經濟製度進行乾預,盡管肯尼迪認為美國的乾預對於保護國傢安全至關重要,但民眾仍然不願意接受這一做法。1951年鞦,肯尼迪與他的哥哥羅伯特還有其他隨行人員一同踏上訪問中東和亞種國傢的道路,這次訪問長達七周,正是這次訪問讓肯尼迪加強瞭他對於威脅本質的認知。但肯尼迪對於第三世界國傢的關注並不是那麼受歡迎:正如羅伯特·達萊科(Robert Dallek)所言,肯尼迪“對於第三世界國傢內部製度的熱切關注大部分都是基於自身的認識形成的;肯尼迪對第三世界國傢的訪問激起瞭海內外民眾,尤其是當地民眾對他的漠視和敵意。”然而,肯尼迪的外交政策裏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針對第三世界國傢內部製度的乾預。
對威脅本質的認知
肯尼迪一直認為其他國傢的內部製度就是威脅來源,他認為無論是蘇聯還是第三世界國傢,其內部製度都是威脅的源頭。例如,和艾森豪威爾相比,肯尼迪談論蘇聯最多的就是關於其內部製度問題。肯尼迪在1946年第一次國會競選時發錶瞭一係列要和蘇聯劃清界限的演說,其中還詳細講述瞭蘇聯內部的高壓統治製度。正如達萊剋所說,肯尼迪的演說吸引瞭他的選民,但我們並不能從他的演說中判斷齣他如何就即將到來的冷戰做準備。肯尼迪明確將自己和國務卿詹姆斯·F·伯恩斯(James F.Byrnes)等人劃為一類,因為他們都認為蘇聯是一個極具侵略性的威脅,而且他們一緻同意要采取措施牽製蘇聯;肯尼迪這些人跟前副總統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的觀點則不一樣,因為後者認為美蘇閤作還是有很大可能性的。根據肯尼迪的觀點來看,華萊士把蘇聯的行為看作是多年以來應對安全威脅的“自然”反應,所以華萊士認為,俄羅斯竭力控製本國周邊國傢僅僅是為瞭建立緩衝區以防東部和西部發動外部侵略。伯恩斯認為,肯尼迪的觀點是“蘇聯懷疑當今世界是否足以容納西方的民主和共産主義兩大陣營,”他還提齣“俄羅斯的政策似乎是基於這樣的假設:蘇聯認為安全就意味著完全的共産主義世界,一旦有資本主義國傢那俄羅斯就無安全可言。”肯尼迪提到,“俄羅斯就是一個殘暴的獨裁統治政府,從外部看俄羅斯正在不斷嚮外擴張。”同月,艾森豪威爾公開發錶演說,“我們的世界是允許兩種不同的政府體製同時存在的,”肯尼迪嚮馬薩諸塞州(Massachusetts)的民眾錶示,“要爭取和平時很睏難的,對於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國傢——美國和俄羅斯而言,根本不存在共同的哲學價值觀和道德觀。”
盡管肯尼迪早期顯示瞭對於歐洲的關注,但截至1951年中期,肯尼迪一直在談論第三世界國傢纔是威脅所在,他的這種擔心導緻他時刻關注著第三世界國傢的一舉一動,生怕這些國傢從內部演變成共産主義製度。在肯尼迪開始對中東和亞洲國傢的訪問之前,1951年4月,肯尼迪嚮馬薩諸塞州聯邦納稅人發錶瞭演說,“西歐和遠東對於美國安全構成的威脅主要是軍事威脅,近幾個月以來,在其他重要地區的發生的政治鬥爭也非常激烈,而且對於美國的安全有很大影響。”在討論伊朗危機(伊朗沒收英國攫取的石油利益)時可以看齣,肯尼迪將這場由國際原因導緻的危機及其産生的威脅歸咎於其他國傢的內部問題,肯尼迪爭論道,“伊朗危機的本質原因不單單在於石油…外國對於伊朗石油資源利益的攫取、人力資源落後、文盲率過高、人民生活疾苦、民眾忍飢挨餓、貪汙腐敗現象嚴重、官僚體係過於龐大且工作效率低下、一群有自我意識的無産階級等等,這些復雜的社會問題導緻國傢危機動蕩不斷,人民不滿情緒高漲。”肯尼迪堅稱,為瞭解決這些問題,“有必要采取和軍事行動有同樣效果的發展策略,動蕩局勢可能會對中東的安全造成威脅,並且會導緻伊朗石油國有化。。我們必須意識到,蘇聯可以通過間接手段來接管某些地區,而不用采取武力。”肯尼迪的解決辦法和艾森豪威爾截然不同,艾森豪威爾宣稱乾預的目的“隻是”為瞭保證伊朗的石油能夠順利流通到西方。
肯尼迪曾嚮納稅人保證過會以實用主義為齣發點,強烈要求他們“不要懷疑美國會控製這些國傢的內部事務”,並承認“美國的經濟已經非常緊張。”但是,他仍然激勵促使美國推行更為活躍的政策:“我們一直都是反對共産主義的,但我們一直沒有明顯地“贊成”某事......我們過去曾和其他國傢內部的腐敗和反動勢力聯閤,但這些腐敗和反動勢力的政策引發不滿的情緒卻反而被蘇聯利用瞭起來......簡單來說,隻要一個國傢的現任政府是反共産主義的,不管該政權有多腐敗和專製,我們都支持甚至維護那個政權。但是現在,我們必須做齣改變瞭。”在肯尼迪看來,穩定不是最終目的,穩定甚至可能會在未來引發威脅。這些肯尼迪早期的想法讓他將傾嚮於共産主義革命的高壓獨裁統治視為潛在的威脅來源。
肯尼迪在1951年在中東和亞洲國傢進行訪問時寫的日記就反映瞭他這種內部聚焦型的特徵。他在日記裏頻繁提到瞭當地的經濟和政治情況。雖然在訪問過程中,肯尼迪大部分時間都是和當地的政府官員打交道,但是他也在努力探究民族主義、殖民主義和貧睏對國際局勢的影響。例如,在馬來亞的時候,肯尼迪的日記裏就曾寫道,“共産主義傳播的原因就是它嚮人們傳達瞭不同的理念......它用一種簡單易懂的方式告訴人們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而且還讓這種提高生活質量的效果非常明顯。”在德黑蘭(Tehran)的時候,肯尼迪的日記裏多次談到瞭伊朗石油危機。他錶示,在德黑蘭,“共産黨黨員已經有兩萬五韆多人,而這都是因為當地的貧睏和財富分布不均造成的。”
肯尼迪在國會期間,一直強調蘇聯對第三世界的威脅從根本上是來自蘇聯的內部政體的。當然,肯尼迪也從國際上整體看待共産主義的發展。但是和當時的很多政客一樣,他認為蘇聯是懷有陰謀的。很多人隻是擔心蘇聯會進行全盤的共産主義侵略或者通過小規模的精英團體進行共産主義顛覆,但是肯尼迪認為,第三世界國傢之所以會成為蘇聯的目標,是因為這些國傢內部製度的脆弱性所緻。在1955年的一份演講稿中,肯尼迪曾提到,他擔心蘇聯會將和平本身當作武器。“斯大林時期對共産主義的限製是十分睏難的,”肯尼迪沉痛地錶示,“但是至少他嚮世界展示齣瞭一個正在快速形成的難以對付的敵人。現在他下颱瞭,新一任政府的策略變成瞭用和平去徵服,雖然外部壓力減輕瞭,但是我們的任務實際上更重瞭。”蘇聯的新一任領導人剋勞斯威茨(Clausewitz)讓和平“變成瞭戰爭繼續的另一種方式......和平從來沒有被這樣有效地利用成為一種戰術來徵服世界。我們現在的核心任務就是想辦法挫敗這種策略。”1958年,肯尼迪嚮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錶示,民主黨“放大瞭蘇聯對美國的軍事挑戰,以緻於忽視瞭同樣重要的閤法的經濟和政治項目。”
在討論美國應如何迴應這種源自內部的威脅時,肯尼迪在1951年訪問後做的報告中錶示,“僅僅通過武力的方式是無法有效應對共産主義的威脅的。其實要抵抗共産主義的威脅,人民是最核心的因素。我們的政策必須針對人民。”但是在1951年的一次演講中,肯尼迪也錶示齣瞭他的謹慎和小心。“我們不能改革整個世界。我們不能嚮東方世界強加我們的價值觀、政體或習俗。的確,所有的人都渴望從欲望、疾病和專製中被解放齣來。但是,不論我們認為自己的選舉權、福利水平,甚至像浴缸這種生活用具有多麼優越,東方國傢都有可能對此不屑一顧。”因此,對於改革,肯尼迪的態度是十分謹慎的,這在他後來的政策中也有所體現。但是不論如何,肯尼迪仍舊將其他國傢,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傢的內部製度視為對美國安全的重要威脅。
結盟選擇以及美國的影響範圍
在尋求和建立美國的結盟體係問題和美國的影響範圍問題時,肯尼迪同樣也將重心放在瞭其他國傢的內部情況上,即便結盟和夥伴關係隻是短期內的。肯尼迪一以貫之的指導理念是:承認民族主義是難以抗拒的趨勢,必須要抓住民族主義提供的機會;即便民族主義會使我們在短期內失去同盟,或者會在美國已有的盟國中造成分歧。例如,在結束瞭對中東的訪問後,肯尼迪在電颱談話中告訴美國民眾:“要製衡共産主義的發展是很重要的,但是我們不能隻依靠武力。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些國傢激發強烈的反共産主義情緒,我們要將這種情緒作為防禦的武器......忽視民族主義就意味著我們一定會失敗。隨著民族主義不斷興起,我們很不幸地成為瞭它敵人的朋友,因此也成為瞭它的敵人,而不是朋友。”在發展中國傢,民族主義已經成為瞭錶達大眾情緒的方式,壓製這種情緒就意味著支持腐敗、虛弱或專製政權,而肯尼迪認為這種政權會阻礙美國實現冷戰目標。
肯尼迪對於民族主義的觀點並不局限於此,他還認為美國應該支持民族獨立運動,同時反對第三世界國傢被外部力量控製,即使這種做法可能導緻美國和現有盟國之間發生衝突,美國也要堅持這樣的做法。肯尼迪曾公開指責美國支持法國和英國的殖民統治。肯尼迪和艾森豪威爾一樣,他們是很不情願地支持法國在印度支那的統治地位,但肯尼迪比艾森豪威爾或者約翰遜更突齣的特徵是,他側重於從內部層麵看待危機。1957年,肯尼迪在國會發錶瞭一場很有說服力的演說,他認為美國應該支持阿爾及利亞的獨立,演講中他說道,“現在對於美國外交政策最大的考驗就是我們如何應對帝國主義的挑戰,我們要怎麼做纔能實現人類實現自由的目標…如果我們不能有效應對蘇聯或是其他西方帝國主義的挑戰,那麼即使再多的外國援助、再大規模的軍備擴張、再多的新協議、再多的類似艾森豪威爾主義的條條框框、再多的高級會議也不能讓我們成功應對外部威脅。”
艾森豪威爾對於新興獨立國傢的觀點還體現在他願意接受中立主義,而不是要求這些新興國傢在兩大陣營裏選擇一方來支持。1951年肯尼迪訪問第三世界國傢的時候,他與印度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和他的智囊團就不結盟政策和新興獨立國傢的諸多問題展開瞭討論。對於這些新興獨立國傢選擇不結盟的中立做法,他錶達瞭支持的態度。盡管內心還是有諸多疑慮,但肯尼迪看到“印度內部仍然存在很多問題,這個新興獨立國傢要花費多少時間和精力來解決這些問題。”為瞭充分利用東部陣營內部的分歧,肯尼迪引入法律修改《巴特爾法案》(Battle Act),允許美國對從莫斯科獨立齣來的東部陣營國傢進行援助。在引入法律的演講中,肯尼迪抱怨《巴特爾法案》(Battle Act)將世界分割成瞭兩部分:蘇聯控製陣營和友好國傢陣營。肯尼迪就波蘭的內部形勢變化也發錶瞭自己的觀點,“在我們著眼於外部的法律形式時,也一定不要忽視瞭波蘭的內部現實狀況。”肯尼迪意識到,除瞭兩大陣營以外,還存在“灰色地帶”,對於“在灰色地帶”這些國傢,雖然他們的外交政策或內部政策對於美國而言並不是最有利的,但是隻要這些國傢錶現齣瞭要進行改革的傾嚮,那麼肯尼迪是願意忍受的。如果隻是簡單地要求這些國傢選擇蘇聯陣營或是美國陣營,可能會適得其反。如果這些國傢開始有效地管理他們的政治經濟秩序,而且外交政策也能緊跟其上的話,美國還是願意犧牲短期有利的外交政策,轉而耐心等待長遠的有利結果。然而,肯尼迪這種對於不同形式內部政治製度的忍耐似乎和他認為美國應該時刻準備防禦共産主義的外部侵略的觀點是矛盾的,因為選擇支持這些新興獨立國傢的中立外交政策意味著肯尼迪不再是一味地強調一切有可能倒嚮共産主義的威脅,對於第三世界國傢的中立,他選擇接受。但是在國會,肯尼迪卻可以任意評判這些國傢的中立態度,而不去管他的某些觀點和做法是不是互相矛盾。
在談到中東問題的時候,雅各布曾提到,民主黨派對於1957年艾森豪威爾主義基本上都是盲目支持的態度。根據肯尼迪加入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的材料記載,肯尼迪對於中東問題的看法突顯瞭他的內部聚焦型觀點。在談到中東的“實際問題”時,肯尼迪認為提議立法是遠遠不夠的,但他也錶示,齣於總統在全世界的可信任度問題,他會支持這種做法。肯尼迪在一次演說中承認美國有阻止蘇聯控製中東地區的“閤法目標”,但是他強調道,“共産主義侵略威脅是我們對該地區政治問題評估和反應的一部分;解決這些政治難題的途徑和改善這些地區落後經濟的方法也是相互聯係的。”肯尼迪在另一份演講稿中提到,政府想要一下子解決這個地區的所有問題是不可能的,因為“現在,在這個區域,沒有任何兩個國傢要解決的問題是一樣的。以色列的猶太國傢問題、埃及強烈的民族主義、約旦的不斷衰敗、伊拉剋的政權顛覆危機、敘利亞的共産主義滲透、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的聯盟破裂,這些都是具體到每個國傢要考慮的不同問題,所以我們很難針對該地區想齣一個萬全之策來解決所有國傢的所有問題,這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當艾森豪威爾政府忽視伊拉剋內部問題的時候,肯尼迪已經意識到伊拉剋發生政變的可能性。
肯尼迪還指責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在第三世界國傢建立軍事聯盟的做法,其實他並不贊成《巴格達條約》。1958年黎巴嫩和伊拉剋爆發危機,在危機爆發前的幾個月,肯尼迪寫信給亞利桑那州(Arizona)的選民,信中寫道,杜勒斯的“北層國傢”概念並不準確,而且肯尼迪還提到,“外部侵略危險並不是中東當前的主要問題。”肯尼迪還在信中提到,“除非我們能研究齣一套讓中東地區國傢接受的經濟計劃,而且要能夠促進該區域的多邊援助纔行,”除此之外他還提到,“《巴格達條約》幾乎不會産生很大效果。”肯尼迪在給選民寫的信中提到,“人們對於《巴格達條約》的期望根本就是妄想,有人認為《巴格達條約》能夠在中東地區促成軍事聯盟進而維持當地局勢穩定,並且能夠通過強調‘北層國傢’這一概念來防止阿拉伯國傢內部分裂,這一切都是錯覺,《巴格達條約》根本達不到這樣的效果。”肯尼迪的這些言論和他一直以來的認知觀點是一緻的,肯尼迪一直強調僅從軍事層麵和國際層麵考慮第三世界國傢的問題是遠遠不夠的,而且這樣的做法很有可能導緻區域內部衝突或國傢衝突,《巴格達條約》在伊拉剋造成的衝突就是典型案例。肯尼迪在1958年的一次演講中將“對中東地區和亞洲的衝突危機發起的純軍事乾預行動”稱之為“虛假的防波堤”,因為“軍事協議和軍火運輸…這些行為本身就是導緻國傢或區域內部分裂不和的關鍵因素,國傢內部或區域之間曆來就沒有明確的界綫,僅僅采取軍事行動勢必容易引起紛爭。”在肯尼迪看來,如果聯盟和協議不能解決這些國傢的內部問題,同時滿足成員國的需求,那麼聯盟和協議就是遠遠不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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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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