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名誉院长。1994 年创立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并担任主任一职。2008年被任命为世界银行头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成为担此要职的发展中国家*一人。2012 年在世界银行的任期届满，返回北大，继续教学研究工作。现任*guo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参事，*guo工商业联合会专职副主席，曾任第十一届*guo人大代表，第七至第十届*guo政协委员，第十届*guo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国内外多个有关发展政策、农业和减贫的委员会、领导小组兼职。

精彩书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未来经济新方向

虽然“供给侧改革”这个字眼早已为大众所熟悉，2016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着墨不少。从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长视野观察，中国宏观调控经过了“释放需求”和“激发需求”两个阶段，现阶段显然是强调供需匹配的结构调整阶段。本届政府上台以来，“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更是被明确为“创新调控方式”，“供给侧改革”被中国政府赋予了未来改革方向指引的地位。不过，尽管在解释和宣传方面做了诸多铺垫，但政府与市场沟通还是不够，市场对其还是存在诸多误解，甚至有资本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将其与西方的“里根主义”等同。笔者认为，“供给侧改革”是中国政府根据国情选择的创新调控方式，它以结构性改革为主要内容，目的是“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并非西方的“供给主义”。

供给侧改革仍强调发挥政府调控功能

2015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刊文《五问中国经济——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形势》，全面阐述了“怎么看”经济；2016年1月4日，人民日报再刊文《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系统论述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要“怎么干”，明确了经济发展短期、长期间的关系和处理。由“怎么看”到“怎么做”，历时半年有余，政府将经济发展和未来改革的一揽子框架向社会、市场做了详细阐述。这对引导预期、形成合力，有着重要作用。相对于过去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调控，中国政府就经济发展与公众的沟通，显然有一个飞跃！

从历程看，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法，经历了“经济新常态”——“供给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三个认识阶段，说明这一新提法是中国政府对经济发展深思熟虑后的结果，自然也将引领未来经济改革的思路和方向。

虽然《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文中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搞新的“计划经济”，“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放手”是最大的“抓手”，等等对政府行为边界的重新界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推行“供给主义经济学”。

供给经济学是相对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经济学说而言的。需求管理经济学的政策理论核心是“菲利浦曲线”——经济冷热引起的需求波动将引起通胀变化，财政、货币政策将围绕此展开；供给经济学的政策理论核心是“拉弗曲线”——政府减税将提高经济内生活力。供给主义是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的政治主张，实质是要政府对经济管理“甩手”，显然这并非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张。

中国“供给侧”改革前因后果

伴随出境游的兴起，中国游客海外购物的“生猛”态势为世界所瞩目。日本马桶盖、韩国化妆品、欧美奢侈品、澳新洋奶粉……中国人购买力之强似一股“龙卷风”，所到之处很多地方货架被一扫而空，以至于有港人抗议和海外限购的反常现象。当国人的出境游变购物游时，国内消费增长却一路走低，名义增速从2010年的18.3%一路下滑到2014年的12%；2015年，国内消费增长仍然延续了平稳、缓步下滑的态势！

面对投资持续下降和过剩产能突出状况，中国经济维稳对消费增长寄予了厚望。消费的稳中偏降格局，使得中国宏观经济中的总需求一直处于疲弱状态，进而导致了增长的疲软。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进入了明显的“底部徘徊”阶段，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一直不能消除；微观上，企业经营效益或继续下降。因此，笔者一直主张中国经济格局是“宏观稳、微观差”。笔者一直认为，中国投资型经济的特征不会改变，这是由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所决定。“去杠杆”压力和债务问题，使得中国经济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恢复投资的中高速增长，故中国经济的第一增长动力——投资，将延续低位，经济增速也将延续低位徘徊状态。

显然，“入世”以来中国经济需求导向的管理和发展思路，碰到了极大困难！依靠需求刺激，中国曾率先走出了2008年的危机冲击，并对制止全球经济崩溃做出了贡献！但随之迩来的是，需求管理也走到了尽头。经济增长阶段变化带来的内在动力转换（由要素扩张到效率提升），导致宽松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经济效应明显下降。此外，对中国当前经济困境来说，宽松财政政策本身运用空间有限——中国经济当前运行中的一大问题是政府债务处理，债务困境制约了刺激政策的运用。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也让政府直接主导的投资旧有扶持模式，难以延续。对经济增长平稳力度的调控，转而更多地依赖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虽然经济增长持续低迷，但政策也将持续观望。

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周期性的“出清”，不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出清”都不可避免！在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阶段，政府对经济周期有着超强的控制力。改革开放已近40年，中国经济体系的市场化程度已达相当程度。但是，基于传统和习惯的差异，中国政府对市场“出清”天然地反感，总是以政府的“计划”出清来代替市场的“自然”出清。面对产能过剩和经济转型的困境，在需求调控政策“无招”的情况下，采取了以产能调整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改革。

供给主义的前世今生

被经济学现代供应学派公认为理论鼻祖的是萨伊的供给定律。法国学者让?巴蒂斯特?萨伊于1803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概论》的不朽著作，书中观点“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被后人总结为萨伊定理，并简述为“生产自动创造需求”。实际上萨伊描述的“生产自动创造需求”，仅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阶段，市场均衡时的一种状态，萨伊定律的前提是产品以产品购买，货币只是商品交换的媒介。显然，萨伊定律只和当时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相吻合；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社会需求也发展到了“马斯洛需求”的高级阶段，单纯价格调节已不再能“出清”供求失衡！

在政策实施层面，供应学派成为宏观政策的理论和思想基础，是在20世纪80年代。上世纪70年代，在政策层面实施了20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正被现实问题所困，凯恩斯主义倡导下政府干预和需求管理思想，令西方世界陷入了严重的“滞胀”状态。面对新问题，需求管理的思想束手无策，难以有效应对。1979年和1980年分别当选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都不约而同地采纳和实施了供给学派的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这个政策层面供给学派的思想核心，是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政府最少限度的干预市场，最少限度的涉入经济：太多的税收和监管，太高的公共开支，压榨了企业精神。供应学派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是，繁荣经济最好通过减少行业管制和企业税收，鼓励经营者提供更多廉价商品来实现，不能像凯恩斯思想那样靠增加公共开支，通过“需求管理”来实现。供应学派认为，减税和取消管制，能够释放市场的根本建设性力量，激发企业内在活力，从而提升经济活力。

不过，正如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思想，长期实施带来 “滞胀”副产品一样，作为应对“滞胀”问题而产生的供给主义经济政策，长期实施的结果，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并将供给主义带入难解困境——不平等的极端扩大，并最终导致2008年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目前仍然没有走出此轮危机，2016年很可能演化成新兴市场危机。

供给侧改革≠供给主义

当前中国资本市场上存在着一种错误看法：供给侧改革=供给主义。这显然是犯了“望文生义”的毛病。将西方供给主义经济政策的成功经验，当作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前景，则又犯了食“洋”不化的毛病，实则是先有主观方向判断、再找论证逻辑的“忽悠”！

西方作为政策层面上的“供给主义”，并不与学术层面上的“供给主义”思想等同。作为学术思想的“供给主义”，核心是“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其具体含义是在价格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前提下，供需双方通过价格调节可自动达到均衡，这显然只能是理论上的分析；政策实践层面上的“供给主义”，其核心是自由主义，即政府最大限度减少干预，包括税收、管制能，企业在不受干扰情况下会发挥最大活力，市场会自动调节失衡，不会长时间处于不能“出清”状态。作为自由主义在经济领域政策实践的“供给主义”，是针对凯恩斯需求管理思想下政府对经济干预的行为，作为对立面而提出的学术思想；同时，也是被当作为解决因长期实施凯恩斯主义带来的“滞胀”问题的解决方案。

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政策目的，是为了打赢“四个经济迁灭战”（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和防范金融风险），是为了加速产业调整，是基于产业过剩问题长期悬而未决而提出的新解决方案，实质是要政府加深对经济运营行为的干预。“供给侧改革”，会使政府进一步涉入经济领域，强化政府对产业的调控，与西方曾经的“供给主义”，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虽然中国政府在“供给侧改革”纲领中也提高要放松对行业管制，但只是对“应该按市场原则进行运作的领域”，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点领域、广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国民经济重点命脉的产业，政府主导的国有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更为重要的是，上述政府管控经济的标准，仅是模糊的论述，实践中并无明确标准，从而经常导致了松而不放的局面。在意识形态上，自由主义仍然是中国的敏感和忌讳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