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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神话与自然宗教：中国云南省少数民族的精神世界》是作者冈部隆志教授在云南省考察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之后撰写的调查和研究报告集，详细记录了在云南各地的少数民族村寨考察的经过，内容包括彝族、傈僳族、独龙族、白族、佤族、纳西族、哈尼族等多个民族的神话传说、民俗宗教、节日活动以及对歌等等，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民俗文化提供了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作者简介

　　冈部隆志，1949年生于日本枥木县，共立女子短期大学教授，研究日本古代文学、近现代文学、民俗学，也撰写现代和歌评论，1997年开始赴中国云南省考察少数民族文化。
　　
　　张正军，1964年12月生，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日本古代文学、日本民俗研究。

目录

讲述自我不足的创世神话
——中国云南省怒江流域的神话与文化
照叶树林文化带神话传说中的食物研究
人牲供祭
——中国云南省佤族的猎人头祭
抗议与偿还
——中国云南省小凉山彝族的“火把节起源神话”
死亡与祓禊
——彝族与日本的祓禊仪式比较研究
凤河村白族与巫师研究
傩戏的接受与发展
——云南省禄丰县高峰乡彝族的火把节研究
中国云南省弥勒县彝族红万村“火祭”的动物供牲
纳西族“祭署”仪式中可见的自然与人
白族的创世纪研究
《古事记》神话中的“兄妹婚禁忌型神话”与“天婚始祖型神话”的比较研究

资料篇
“伊茨黑”仪式的咒语
高峰乡火把节的祭文《火把节祭经》
神鹏与署的战争
论文出处一览表
后记
译后记

精彩书摘

　　《神话与自然宗教：中国云南省少数民族的精神世界》：
　　那么，少数民族为什么要在起源神话中讲述本民族的不足呢？我认为，这些神话反映了讲述这些神话的民族的历史状况。重要的是，对讲述自我不足的少数民族来说，其所处的现实状况并不那么有利，可以说他们是用起源神话来说明不幸的现实状况的。按我们常识性的理解，神话是要追溯到神的时代的，它具有使讲述神话的人们恢复自信的作用，我们只要回想一下近代以后不幸的日本的神话教育就可知，当时被教化的日本神话强调了日本在世界上是如何优秀的民族。但是，我们在这里论述的神话并不是这样的，那种神话是在告诉听众自己不如其他民族的现实，显然是讲述自己不足的神话。当然，根据讲述方式的不同，它也能成为自己作为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一员的生存根据，但是，这种对本民族生存根据的确认没必要非讲述自己的不足不可，那么，他们为什么硬要这样讲述神话呢？
　　工藤隆认为，少数民族拥有在与汉族比较中讲述自己不足的神话，这是有节制的美化。神话具有将自己的起源美化后再讲述的倾向。不过，虽说是神话，它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反映现实。如果乖离现实，过分美化的话，它会变成妄想，反而会成为煽动不安情绪的因素。近代日本向国民过分教育自我美化的神话，这是为了隐藏比欧洲列强弱小的自我担忧。少数民族把自己与汉族相比，没用神话讲述与汉族的战争和被迫逃到边境的历史，而是说自己不会使用筷子，不会用弓箭射穿石板，这是有节制的自我美化，他们没有煽动对汉族的憎恨，也没有妄想式地自我美化，这里潜藏着他们的智慧。即，少数民族承认自己受汉族统治的现实，既不屈辱地讲述失败，也不妄想式地夸张自己的优势地位。讲述自我不足的神话中包含着微妙的均衡感。
　　西本阳一把拉祜族讲述自己不足的讲述方式称为“自嘲语”。西本认为，神话中自嘲语的负面性其实位于“丧失”和“恢复”这种故事结构中，用自嘲讲述的负面性可以成为“恢复”或“再生”的伏笔。
　　即，讲述“丧失”，相反这也是促使它“恢复”能量。在这个意义上，拉祜族讲述的负面性恐怕是强调“屈辱”的“自嘲”吧！忍辱负重的负能量可转化为“恢复”力。拉祜族自我不足的讲述方式反映了拉祜族在历史上曾与汉族经历过激烈战争，在他们的言语中不能抑制作为历史记忆的“屈辱”。此外，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本考察的拉祜族是泰国北部的拉祜族，并未纳入中国国家系统中。
　　例如，定居于缅甸的拉祜族中流传的神话说，“拉祜族的国王把神赐的印信换成了姑娘的酥胸”。神想在某个民族中选出国王，把印信作为证据给了拉祜王，但是掸族不服，把一个姑娘送给拉祜王做佣人，拉祜王的肘臂碰到了姑娘的酥胸，姑娘哭个不停。国王不知所措地问她要什么，姑娘说要印信，国王就把印信给了她。从此，掸族王当了国王，所以现在的拉祜族成了异民族的佣人。
　　据说，该印信是中国皇帝把统治权放给土司的证据，掸族土司持有该印信，拉祜族在汉族追赶下往南迁移，不得不在掸族统治区生存。这则神话反映了那种负面的历史。我们不知道如果是定居于中国国内的拉祜族，因为民族团结的国策，是否会采用“成为异民族的佣人”这种讲法。此外，“本来是国王”这种讲法也与怒江流域的少数民族不同，它隐含着敢于讲述“屈辱”、不要忘了曾经有过国王的民族史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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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一、邂逅云南的底层文化
　　中国居住着55个少数民族，他们一面受到中国的主体民族汉族的文化影响，同时形成了各民族独自的文化。特别是在云南省，那里居住着25个少数民族，多数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的称呼反映了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有的研究者回避这一称呼，称其为民族集团，本文虽关注这一称呼的政治性和历史性，但还是使用一般通用的“少数民族”这一称呼）没建立过本民族的国家，没有自己的文字，主要依赖产业营生，保存了古老的文化。这些少数民族文化虽然各有特点，但其底层文化是相通的。例如，“自然宗教”就是如此。当然，与日本的宗教相同，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受道教、佛教等外来宗教的影响，但其底层文化基本上保留着浓厚的自然宗教的特征。
　　我感兴趣的是底层文化。15年前，应在中国云南省作对歌调查的工藤隆的邀请，我去云南省怒江流域调查了对歌、神话和宗教性祭祀仪式，这是我的一次云南之行。此后，我去云南考察过好几次，深切地感觉到日本固有的底层文化几乎都能在云南找到。啊，这不是与我们的文化几乎一样吗！这是我真实的感想。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最近虽然很少听到讲述云南与日本文化共同性的“照叶树林文化论”了，但是，实际来云南考察后，我觉得那是很有说服力的学说。
　　底层文化可谓无意识地制约着该文化传承人的思维和行为，因此，它是作为该文化传承人的共同体和民族的共性的知觉表象。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区别于其他共同体和民族的标识。但是，如果在底层文化这个范畴中来概括其他民族和其他国家的共同体，我们就会意外地发现超过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照叶树林文化论”让我们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照叶树林文化论”的提倡者发现了在照叶树林这一亚洲的植物带中共有的文化，该文化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亚洲这一区域，它不同于民族和国家的区别方法，提出了跨越民族和国家的共同文化。
　　重要的是，“照叶树林文化论”所谓的跨越国境的文化是扎根于本地生活中的底层文化，是生活于当地的人们并未意识到是文化的、由生活中的工具、食物、歌谣等来体现的文化。正因为它是底层的，所以，更能从根本上确认当地人的共同点。虽然云南的民族和所属的国家与我的不同，但是，我通过对云南的访问，发现云南人生活在与日本类似的底层文化中，我心情激动不已。现在想来，对云南民族文化的调查再次确认了我们（也可以说是日本人）并不孤立存在这一理所当然的事实。当然，那里即使存在着不同性质的文化，能确认共性的意义也是巨大的。
　　因此，我只是想看看云南文化，一有机会就去那里访问，如果有感兴趣的节日祭祀，就去看，当然，也去调查作为研究方向的对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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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云南省的神话和少数民族信仰的关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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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学是文学研究中的热门领域，而本成果所开展的“空间叙事研究”则是此领域中新的理论方向，是目前叙事学研究中最有发展前景、最具学术潜力的领域之一。其研究目的，是对传统叙事学重视不够甚至严重忽视的叙事的空间维度或叙事作品的空间元素进行系统考察，进而对叙事与空间所涉及的问题展开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从一个新的视角对叙事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属于文艺基础理论的创新研究，对于叙事学本身的学科建设，对于文学乃至其他学科的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的革新，都具有较为重大的价值。龙迪勇，江西宜春人，1972年出生，文学博士，文艺学、艺术学博士后，先后就学于四川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现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鄱阳湖学刊》主编、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叙事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叙事学和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级课题多项，论著获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多项。近年来所从事的空间叙事研究，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领域，是国内最早提出建构“空间叙事学”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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