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美元是如何崛起的?它又为何会衰弱?通过利用很近解密的档案材料,本书作者、美国外交政策领域的学术专业弗朗西斯·加文对战后美元霸权做出解析。本书强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脆弱性,认为战后货币关系并没有缓和政治关系的紧张,相反,它的政治化使得部分国家利用货币强制达到政治和安全目的,进而引发激烈冲突。加文无前例地揭示了这些冲突是如何在冷战的危险时期戏剧性地影响美国的政治与军事战略。可以说,这是了解战后美元霸权兴衰的必读书。
作者简介
弗朗西斯·加文(Francis Gavin),是一位领先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学术专业、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他的教学和研究兴趣包括美国外交政策,尤其是国家安全事务、核战略和军备控制、总统的决策以及国际货币关系的历史。他是美国罗伯特施特劳斯中心和国际安全法和汤姆斯利克国际事务教授。
目录
引 言 黄金、美元与权力:1958~1971年的货币、安全和美国国际收支的政治/1
经济政策、战略和政治/11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再思考/13
不同的冷战/17
本书概览/20
第一章 布雷顿森林与战后国际货币关系/23
布雷顿森林计划的缺陷/29
美元作为储备通货的困境/32
布雷顿森林体系与“调整”过程/35
布雷顿森林体系与流动性问题/37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艰难中起步/38
第二章 承诺的成本:艾森豪威尔、欧洲与美国的国际收支危机/43
从信心到担忧:20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国际收支赤字/47
战略与金融之间的张力/53
1960年的黄金危机/62
安德森—狄龙代表团的失利/70
战略与金融之间的冲突:美元、柏林及灵活反应/75
艾森豪威尔对肯尼迪提建议/81
第三章 冷战中的黄金战役:肯尼迪的国际货币政策/85
不情愿的君主:肯尼迪与国际收支,1961~1962年/91
美国的货币政策与德国:补偿的来源/94
国际货币政策:财政部VS.经济顾问委员会/100
与法国的紧张局势/109
德斯坦与法国的国际货币政策/115
肯尼迪政府内部针对货币改革的争论/125
第四章 改革、限制还是重新部署?:1963年的国际收支以及法德反抗/140
审视美国对欧洲的政策/142
对国际货币政策的评价/148
艾奇逊和鲍尔VS.狄龙和麦克纳马拉/154
肯尼迪与麦克纳马拉对灵活反应的迷思/164
重新部署部队、补偿与德国问题/172
联邦德国与黄金战役/177
横跨大西洋的讨价还价/185
第五章 林登·B.约翰逊接手:与戴高乐的斗争及1964~1966年的改革提议/189
十国集团的流动性研究以及凯森报告/191
戴高乐的攻击以及美国的回应/195
美国的新路径/204
特别提款权谈判与黄金问题/208
英镑在1964~1966年遇到的麻烦/212
第六章 保卫欧洲还是保卫美元?:1964~1967年的货币与安全/218
美德货币合作与补偿协议的破裂/222
货币—安全协议破裂/230
联邦德国的反应/237
艾哈德—约翰逊峰会/242
美国和联邦德国面临的危险/246
三方会谈,第一部分:1966年9~12月/249
三方会谈,第二部分:1967年1~5月/258
第七章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英镑贬值与1968年的黄金危机/269
英镑贬值/271
法国、美国和黄金总库/278
美国、德国与国际收支/282
1968年的国际收支计划/287
3月份的黄金危机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292
黄金危机之后:体系能否维持?/296
小 结/299
第八章 尼克松与全球货币关系的新时代/302
尼克松接手/305
康纳利在财政部/311
结 语 无法建立一个帝国/319
附录A 对数据的分析:分解美国1960~1961年的国际收支/327
如何为美国的赤字提供融资?/330
附录B 表与图/335
参考文献/346
译后记/358
精彩书摘
《黄金、美元与权力: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1958~1971)(典藏版)》:
任何一项计划的关键都在于说服欧洲人在其储备中保持黄金的比重,或者稍微减少一些比重。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詹姆斯,托宾提出的一项计划能实现这个目的。为了满足德斯坦提出的建立类似于欧洲国家间兑换政策的要求,托宾建议几个主要的工业国家可以决定一种统一的黄金与外汇的比例,对此所有国家都得遵守。这就要求拥有黄金比重过高的国家出售一部分黄金以换取外汇。不仅仅使用美元和英镑作为储备,所有参与国的通货都是可以接受的。这样就可以满足法国提出的法郎应该像美元一样成为储备通货的要求。每个国家都为其通货提供黄金担保以免贬值。托宾列出了许多种不同的实现方式,但是它们都涉及美国出售黄金以换取外汇,并会增加美元债务。一些欧洲国家也必须出售或购买黄金。一段时间后,储备中非黄金的比重将会下降,参与国的通货将越来越多地承担以前只有美元承担的责任。消除黄金比例的显著差异会使国际货币机制更具可预料性,也更好管理。
…… 前言/序言
在1964年的电影《金手指》中,邪恶的金手指企图辐射诺克斯堡的黄金,毁坏国际流动性,从而摧毁西方资本主义。美元与黄金外流在约翰逊政府内部激起的恐惧与007探员的担忧颇为相似。
1944年,来自全世界的代表们为了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聚集到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小度假胜地。布雷顿森林会议形成了两个新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1944年,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和怀特由于磋商为稳定和重建战后国际经济的布雷顿森林协议而受到称赞,但是他们的全球货币协议很快就受到了考验,并且被发现不甚合格。
法国总统德斯坦在1962年夏天的出访中,因提议法国可以在货币问题上帮助美国而使美国决策者感到惊讶。德斯坦的到访在美国政府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即是否要进行激烈的国际货币改革。
肯尼迪认为法国和联邦德国正在搭“便车”。他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我们不能继续出钱为欧洲提供军事保护,而北约国家却不担负起自己的责任,仍然穷奢极欲。”
肯尼迪的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狄龙警告说,如果按照鲍尔、艾奇逊和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提议启动国际货币改革,将会激起对美元的挤兑。与之相对,狄龙提议大幅削减美国在海外的驻军数量。
在1962年5月那场著名的新闻发布会的前一天,法国总统戴高乐告诉他的助手阿兰·佩雷菲特,他打算宣布“金汇兑本位制已经变得无效了”。当佩雷菲特问道,如果美国人和英国人将视之为一种“冒犯”之举时该如何,戴高乐声称:“他们将会作出反应,但这没有太大关系。”最终,它要取决于美国人“整顿好他们的国际收支”。
美国总统林登·B.约翰逊和联邦德国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在1966年9月举行的峰会是一场灾难。当联邦德国总理告诉约翰逊,德国“将不可能全额履行现有补偿协议下的金融义务”时,约翰逊发怒了。艾哈德在联邦德国被认为是美国人的“替罪羊”,他带着羞辱回到了国内,几周之后他的政府就垮台了。
林登·B.约翰逊会见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和财政部长福勒时声称:“除了越南问题,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国际收支。”美国政府在1965年时相信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当时亨利·福勒宣布美国将举行一次世界货币会议。尽管美国政府全力以赴,到1968年英镑还是崩盘了,美元也岌岌可危。
随着全球外汇市场渐趋庞大和复杂,英镑、美元甚至法国法郎的平价都不断受到威胁,但联邦德国的马克却依然坚挺。
尼克松将他的首位财长称为“无足轻重的人”,他隐瞒他的预算主管,回避阿瑟·伯恩斯,并且对一位助手说,经济顾问委员会在经济政策方面“毫无影响”。但是总统明白,在20世纪最后1/3的岁月里,“经济实力将是其他实力的关键”。
尼克松很迷恋约翰·康纳利这位得克萨斯民主党人。这位财政部长主导了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并且宣称:“外国人打算压榨我们。我们的任务就是先压榨他们。”
在1944年签订布雷顿森林协议时,美元空前强大。到1971年时,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和黄金的外流使美元变得脆弱且易受攻击。
致 谢
没有许多个人和机构的热情与慷慨支持,不可能写出这本书。我想感谢阿瑟·伯克、马修·康纳利、迈克尔·克莱斯维尔、迈克尔·德茨、伊万·费根鲍姆、尤金·高兹、罗伯特·卡尼、乔纳森·科什纳、布鲁斯·库克里克、艾琳·玛汉、塔里克·马苏德、约翰·米尔斯海默、保罗·皮特曼、沃尔特·罗斯托、布莱恩·萨里亚蒙娜丝、玛丽·萨洛特、托马斯·施瓦茨、吉姆·斯特恩、杰里米·苏里以及汤姆·泽勒,他们对本书的各个部分都提出了一些最有益的评论与建议。我非常幸运地拥有一些非常优秀的研究助理。克里斯蒂娜·加勒戈斯、拉哈尔·卡勒特、阿曼达·克姆帕以及迈克尔·戈森,不知疲倦地付出了努力,尤其是迈克尔·戈森。本研究的部分内容要献给哈佛商学院的商务、政府与国际经济小组,伦敦经济学院的国际历史系,耶鲁大学的战略研究所,(德克萨斯大学)林登·B.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SAIS)的美国对外政策项目组以及哈佛大学的约翰·M.奥林研究所。我非常感激这些座谈中的参与者的评论意见。本书的部分内容之前发表过,感谢《外交史》、《国际历史评论》、《欧洲融合史学报》以及《环球:世界事务杂志》同意我在书中使用这些材料。
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完成博士论文时,我得到了安嫩伯格基金、梅隆基金以及罗伊·F.尼科尔斯奖学金的资助。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约翰·M.奥林研究所、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弗吉尼亚大学的米勒公共事务中心、(德克萨斯大学)林登·B.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的政策研究所以及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约翰·F.肯尼迪、林登·B.约翰逊总统图书馆提供了慷慨的旅行和研究资助。感谢德克萨斯大学的合作协会(Cooperative Society)给予我的一笔补助金。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史蒂夫·米勒和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为我在1998年秋季撰写手稿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需要特别感谢两个机构。所有在那儿度过时日的人都知道,塞缪尔·亨廷顿和史蒂芬·罗森为哈佛大学的约翰·M.奥林研究所提供了美妙且令人激动的环境。难以想象有比德克萨斯大学林登·B.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及其兄弟组织林登·B.约翰逊总统图书馆更具学院气息和智识激励的环境。林登·B.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的教授、档案保管员、访问研究人员以及学生都经常成为我灵感的源泉。我尤其要感谢图书馆前主任哈里·米德尔顿、林登·B.约翰逊公共事务学院的院长埃德温·多恩、贾米·加尔布雷斯以及艾兹培和沃尔特·罗斯托,自从我达到奥斯汀以后,他们就一直给予慷慨的支持,态度友善。
需要特别提到几个人。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在若干年里一直给我令人难以置信的爱与支持。情况无论好与坏,阿特·伯克都极为友善。娜塔莉·布里顿令人惊叹。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出色的员工——尤其是查尔斯·葛瑞琪、布莱恩·麦当娜、帕梅拉·阿普顿以及阿曼达·麦克米兰——为成功地完成这个项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兰达尔·伍茨为改善原稿慷慨地提供了详细的建议和有益的鼓励。迈克尔·帕里斯,以前在林登·B.约翰逊图书馆、现在是贝勒大学历史系的杰出教授,在若干年里对这个项目帮助甚大。当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时,沃尔特·麦克道戈尔一直是在智识上给予我兴奋和鼓励的源泉,约翰·列维斯凭着友善和敏锐为原稿的若干个版本付出了辛勤(仁慈的)劳动,而且他的建议使本书增色不少。尤其感激德鲁·埃德曼在若干年里提供的热情支持和友谊。最后,所有与马克·崔切伯格合作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伟大学者和导师的典范,他在生活和专业上对我的影响难以言表。
引 言
黄金、美元与权力
1958~1971年的货币、安全和美国国际收支的政治
我们正处在战后历史上最重要的时刻。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非常严重的紊乱。结果——无论在越南还是在黄金危机问题上——取决于自由的人们在现在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如何行动……如果世界上的自由国家缺乏紧密合作,如果国会没有批准税收增加(议案),我们将遭遇一场金融和贸易危机,这将毁坏我们在这些领域已取得的成就,也将危及整个西方世界的繁荣与安全。
——沃尔特·罗斯托给约翰逊总统的信
1968年3月19日
1964年,以詹姆斯·邦德为主题的惊悚片《金手指》(Gold-finger)在全美和全英的影院上映。在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的原著小说中,阴险的金手指在普斯格罗(Pussy Galore)的大力协助下,密谋从诺克斯堡(Fort Knox)窃取美国的黄金现货。影片为原著不可能出现的场景增添了一个有趣的扭转。影片中,邦德怀疑金手指能从世界上最安全的建筑物中移走数吨黄金。金手指告诉007探员,他不必真的移走这些黄金。相反,他只需进入诺克斯堡,然后安装上一个由中国提供的定时核装置。炸弹将照射到建筑物内所有的黄金,从而使之失去效用。邦德由此认识到金手指阴险计划背后极度天才的想法。如果世界上大部分黄金现货被损毁,金手指私人贮藏的黄金将奇货可居。在邦德看来,更恐怖的是它对全球收支体系的影响。如果美国的黄金现货失去效用,国际流动性将萎缩,西方的贸易和货币体系将崩溃。一次灾难性的萧条将会发生,而中国将利用西方经济体的崩溃轻松地赢得冷战的胜利。幸运的是,邦德敏捷的思维加上普斯格罗小姐的政治态度和柔情在最后一秒钟发生了不可思议的转变,这场灾难因而避免。总之,詹姆斯·邦德和普斯格罗小姐将西方世界从金融混乱和政治灾难中拯救出来了。
影片所选从经济上斩杀西方世界的目标极富启示。它不是一个巨型工厂,也不是为机械、交通或武器系统提供动力的重要自然资源。它也不是如华尔街或伦敦城那样的金融中心。它是一堆沉重的黄色金属,一种管制商品,有固定价格,几乎没有非货币用途,安保费用高,而且难以移动。毁坏这种资源真的会使西方经济瘫痪吗?当时的决策者和经济学家显然是这样认为的,正如1967年末和1968年在约翰逊政府内部传阅的备忘录所写的,它们对局势的详述与金手指密谋的情节并无二致。
1967年圣诞节的前三天,总统助理约瑟夫·卡利法诺(Joseph Califano)向林登·B.约翰逊发了一份电报,概述了一项由“国际收支内阁委员会”(cabinet committee on the balance of payments)开展的紧急研究的调查结果。该委员会被要求开展一个重大而影响深远的项目,使美国日趋高涨的国际收支赤字恢复平衡。自从1958年国际收支赤字首次引起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注意,无数的委员会和高级官员已就遏制美元和黄金外流提出对策。但当英国的货币市场出现大规模的投机而被迫在1967年12月17日令英镑贬值时,这项任务就变得非常迫切了。总统最亲近的顾问们认为,除非大幅削减美国的赤字,否则美元就是投机者的下一个攻击对象。挤兑美元将迫使美国暂停履行其将美元兑换成黄金的承诺,从而终结其作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之基石的承诺。如果美元兑换黄金的承诺不被遵循,许多经济学家担心经济紊乱的效力将会彰显,从而形成一场堪比20世纪30年代经济崩溃的全球性萧条。
委员会提出的一些建议很严厉。它建议的举措包括增加关税和出口补贴,大幅提高旅游税,提高盟国缴付的补偿支出,限制美国银行的海外借贷,强行控制对外资本投资。对进入大选年份的一位四面楚歌的总统而言,这些举措无异于政治自杀。它将激怒包括从银行、跨国企业到普通美国旅游者在内的所有人。这些政策建议将激起其他国家的抗议,尤其是西欧国家,可能会遭遇其他国家的报复性举措,从而抵消任何潜在的国际收支收益。由于内部危机而在1966年和1967年紧张到濒临破裂的大西洋联盟,将会面临委员会的政策带来的更大压力。紧张的货币关系已经是过去八年来美国与三个欧洲强国——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之间关系的刺激因素,而国际收支问题可能恶化这些紧张关系,甚至走向破裂。而且,该计划有悖于战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在全世界促成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为达成该目的不惜接受对美国商品和资本的不公正歧视。
约翰逊为之震怒。总统认识到他处于毫无胜算的困境中。如果他不采取行动,美国将耗尽黄金,给西方经济带来虽然未知但可能是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即便他成功地执行了这些政策,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影响也绝对是恶性的。除了相信这些举措不受欢迎,约翰逊还相信彻底消除美国的赤字将会大幅减少世界的流动性。布雷顿森林体系不是金本位制,而是一种金汇兑本位制,在该体系中美元充当主要的储备资产。美国赤字的一部分是为世界贸易融资提供国际流动性。“黄金的全球供给不足以使现有体系正常运转——具体而言,利用美元作为储备通货对创造国际流动性以维持世界贸易和增长是必要的。
林登·B.约翰逊为国际收支赤字危机令人难堪的讽刺意味而扼腕叹息,他相信赤字主要是因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角色而产生:“与此同时,我们的强大被许多外部的情形所需要:越南、全球防务、德国军事设施、给欠发达国家的援助、海外军事援助等。”总统被告知,如果美国终结所有这些承诺,国际收支赤字将消失,而美元将稳定。但是制定这些政策将会使全世界感受到美国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如果所有这些事务或即便其中一些事务被剔除,我们的货币结构—国际收支将与其他国家一样强势。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将会回流。黄金流失的风险将会消失,甚至在事实上,我们的黄金储备将会增加。”
约翰逊相信他陷入了与肯尼迪和艾森豪威尔一样的两难境地。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可以摆脱,但政治和经济成本非常高昂:美国回归孤立主义,而西方世界将遭遇金融毁灭。“我们在政治和军事上所担当的全球领导者角色,是我们一方面在经济上面临当前困局,另一方面在现有货币体系中改变经济困局而导致我们的盟国在经济上难以维系的唯一原因。”总统感到自己要在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含辛茹苦建立的军事与经济的广泛承诺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健康之间作出选择,而后者是战后经济繁荣的基础。但是,顾问们告诉他,他没有选择:如果不采取行动,世界货币体系将会崩溃。1968年1月1日,他向公众陈述了国际收支方案的一些措施。
对此,国外的金融中心表示出无声的赞扬,但另外的绝大多数人被激怒了。美国的公众难以理解决策者何以将国家引入如此的困境。在《新闻周刊》一个读者甚众的专栏中,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严厉地批评了约翰逊的方案:“我们(的地位)降到多低了!美国,自由的国土,竟然禁止其商人投资海外,竟然要求其公民不要在国外的口岸亮相或者消费。美国,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竟然声称其对外政策将不再由其国家利益和国际承诺而定,而取决于需要减少5亿美元政府海外支出。”
尽管该方案激起了负面的政治反应,令约翰逊政府略感宽慰的是,严厉的国际收支政策看来起了作用。1968年刚开始的几周,货币和黄金市场平静了,美元也变强了。但是到了1月底,国库中的黄金又出现了外流,起初流失速度较缓慢,但随着冬季慢慢过去,速度就加快了。约翰逊政府很恐慌。几个月内美国的黄金储备将会耗尽。怎么办?
面对那个冬季接踵而至的危机,白宫几近瘫痪:越南的新春攻势(Tet offensive),朝鲜截获“普韦布洛”号(USS Pueblo)美国军舰,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辞职,日趋恶化的种族关系,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小学高调亮相。国会拒绝通过被政府视为对加强美国国际经济实力至关重要的预算和税收方案。在国家似乎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之际,约翰逊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就是在其任上看到美元的崩溃。显然,严厉的国际收支方案没有效果。在这种惶恐不安的气氛中,由约翰逊的密友、经济学家巴巴拉·瓦德·杰克逊(Barbara Ward Jackson)所撰写的一份备忘录在白宫传阅开了。
该备忘录中的预言很可怕。其中,杰克逊认为总统艰难的方案将不足以挽救国际货币体系。美元很弱;而英镑已经贬值了14%,更弱。杰克逊警告说,许多引致大萧条的情形在当前的发展趋向上也很明显。如果不采取快速行动,经济和政治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暗含着1929~1931年大灾难的危险情形正在当前的世界经济中酝酿。如果危机发生,经济后果将会非常明显,世界贸易的混乱将使欧洲出现萧条和大规模的失业,而紧缩将很快蔓延到发展中国家。这又会带来深远的政治影响。俄罗斯人会觉察到期盼已久的资本主义的失败,从而转向强硬的冒险主义和敌对策略。较穷国家的绝望情绪会冲击现在对中国及其“文化大革命”所持有的清醒认识。世界可能会危险地改变目前并不是完全无效的“共存局面”。
总统还能采取什么措施呢?心烦意乱的约翰逊将该备忘录转给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加德纳·艾克利(Gardner Ackley)和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以征求意见。两位顾问都认为世界经济崩溃并非不可能。艾克利次日对备忘录回应道:“的确,世界经济形势面临急剧恶化的风险——如果没有及时的行动加以逆转,甚至可能导致世界性的萧条。”罗斯托认可“国际金融问题可能失控,会为世界经济带来非常严重的紧缩后果”。罗斯托提出,现在是对欧洲国家,尤其是对德国采取强硬措施的时候了,并且建议派出由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率领的代表团迫使盟国予以配合。但是德国自1961年以来在一系列补偿协议上一直都非常配合。更为重要的是,德国尽管有巨额国际收支盈余,但已经有若干年没有向美国购买黄金了。联邦德国政府甚至在1967年采取了特别举措,公开同意不再从美国国库中购买黄金,以鼓励其他盈余国持有美元。由于其他欧洲国家之前已经被施压但无果而终,所以现在很难相信这些国家会帮助美国。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考虑以前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激烈举措:提高黄金的美元价格,关闭私人黄金市场,或者同时终结美元与黄金的关联,以在事实上允许美元对其他货币实行浮动。约翰逊政府发现,这些举措中没有一项具有吸引力。
到3月中旬,黄金外流已经濒临危险边缘,政府被迫采取行动。约翰逊要求英国政府关闭伦敦黄金市场,并且呼吁在华盛顿召开世界主要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的紧急会议。经过一个周末的紧张磋商,政府终结黄金库的计划获得了批准,通过将政府间的黄金市场(黄金价格保持在35美元/盎司)和私人市场(价格可以上下波动,但假定为上升)分隔开来以消解市场压力。除法国以外的主要国家央行行长都同意不在公开市场购买或出售黄金,而且同意在年末启动存有争议的特别提款权(the 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计划。创立政府间黄金市场意味着美国的黄金现货将不再受私人市场的冲击。与强迫私人的美元债权持有者相比,说服外国政府不购买黄金对美国而言更加容易。这些举措基本上开启了终结短暂且时断时续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过程,而该过程的呈现与金手指或中国毫无干系。
国际货币关系中这一特殊时期产生了许多重要的问题。这场金融危机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以有效限制国际收支赤字和黄金外流?美国决策者是否正确评估了国际收支失衡的起因和潜在影响?国际收支失衡是否如美国领导人所声称的那样缘自领导者角色所面临的庞大海外需求?相对于纯粹的经济因素,危机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政治和外交问题所驱动的?为什么美国决策者要为维持一个有着明显缺陷的国际货币体系付出巨大努力?这些问题构成了一个基本上尚未讲述的故事的核心,这个故事的历史涉及美国决策者为理解并解决看似棘手的国际收支失衡和黄金外流问题而做的尝试所带来的战略、政治和经济上的后果。
1958~1971年,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找到一种途径去控制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并遏制国库的黄金流失。许多被用于或考虑用于解决国际收支问题并缓解黄金流失的政策都与美国对外政策、战略和国内经济政策的更高层目标相冲突。这种冲突在美国政府内部和西方盟国之间造成了严重的紧张局势,影响了从美国海外军事部署到在欧洲投资在内的广泛的政策领域。尽管存在这些政治紧张局势,但美国决策者担心如果国际收支赤字得不到削减并且黄金外流得不到遏制,将会发生经济灾难。无论正确与否,许多决策者将其等同于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货币状况,担心该问题如不加以纠正,将会酿成国际经济崩溃和政治灾难。
连续四届政府都为此所困扰,既要解决美国的国际收支失衡和黄金外流却又不能危及美国在全球广泛的政治和军事承诺。每届政府都出台了一些有争议的方案以限制或消除赤字,但都没有成功。这些方案对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对美国在冷战关键时期的大战略也有着重大影响。然而,尽管这一主题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在外交史或经济史方面尚未有人详述美国决策者为理解并解决国际收支赤字这一苦恼问题所作出的努力。本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在研究过程中,我针对国际货币关系史、盟国间的互动,冷战时期美国对外经济、战略和外交政策的本质作出了一些论证。这些论证贯穿全书,大致可分为三种也许有所重叠的类型。
经济政策、战略和政治
为什么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此担心黄金储备、补偿协议和汇率等看似次要的问题?关键在于这些问题并非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涉及根本的大国政治和战略问题。本研究证明,在三种目标间存在着一种三角关系,即针对苏联和德国的“双重遏制”(dual containment)的战略目标,避免再次发生大萧条的经济目标,以及为美国继续干预欧洲事务赢得国内支持的政治目标。美国国际收支是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而这是史学研究文献从未认识到的。这强调了一种重要的方法论观点。我们不能以孤立的眼光看待经济政策、战略和对外政策问题。
国际货币关系、核武器和德国问题
国际货币政策与冷战的核心议题——德国问题——有着重要联系。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所面临的基本对外政策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将联邦德国固定在北约体系所建立的政治和军事现状中。为了“压制俄罗斯、控制德国”,北约体系要求大量美军驻扎在联邦德国。美国必须维持这种局面。
但是美国许多高层决策者认为美国在欧洲慷慨的政治和安全政策——主要指在联邦德国部署六个陆军师的决策——是美国货币困境的根本原因。如果出于对国际收支问题的关切而将美国军队撤回国内,情况会怎样?如果维持这些驻军,美国决策者是否会冒发生经济灾难的风险?对许多决策者而言,大幅削减美国海外驻军的数量是缓解国际收支问题最具吸引力的目标。面对(东西方)紧张关系的缓和、经济萎靡不振和欧洲的不妥协,国内民众是否会支持派驻大量常规部队的做法?美国高层决策者如何与这些问题斗争,是本书的核心主题。对这些问题的回应所产生的后果,远远超出了国际货币关系的范畴。
从欧洲撤军
不要轻视美国决策者在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在将美国军队撤出欧洲问题上所面临的经济压力和国内政治压力。奇怪的是,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都表达了强烈的愿望,希望为了加强美国国际收支而将军队“调出”欧洲。这是本研究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但是,如果美国大幅裁减派驻的常规部队,北约体系将会被削弱。苏联可能会鼓起勇气在东欧采取更具攻击性的行动。而且一旦缺乏美国的保护,联邦德国可能走上一条更加独立的政治和军事道路,其中可能包括为其军队装备核武器。这将会使美国的盟国和对手深感不安。
灵活反应的神话
肯尼迪和约翰逊在任时期见证了冷战期间美国战略最重要的修辞转变:从大规模报复到灵活反应。新战略被认为通过允许总统作出灵活的核选择并增加常规能力以应对欧洲出现的任何规模的军事危机而提高了威慑力。但是新战略在修辞上的主要支持者,最明显的就是肯尼迪总统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希望通过将军队撤出西欧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对此,我们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认真对待该战略呢?事实上,本书第三、四章,尤其是第六章将会揭示,在修辞层面上对传统战略的强调和在操作层面上希望减少美国对北约的传统承诺,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再思考
一个无效且危机频发的货币体系
长期以来,有一种信念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现代史上最有效、最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事实上,关于布雷顿森林时期的传统认识有着严重缺陷,这是始终贯穿本书的一种观点。布雷顿森林协议并未如其所声称的那样带来金融稳定、经济互助和国际合作。相反,战后货币关系的显著特征是危机和混乱、强行的资本控制以及不可兑换。规范货币关系的是国内利益和宏大战略的考量,而非所宣称的跨国机构与明智的规则。这使全球货币关系高度政治化——远甚于当下——而且常常相互敌视。投机者冒较少的风险即可享受巨大的潜在利益,而且能在几周之内就使整个体系瘫痪。
脆弱而非霸权
即便布雷顿森林体系经常是不稳定的、无效的,难道该体系的设计不正是通过迫使其他国家持有美元为美国的海外帝国融资而使其获益吗?传统上正是这样理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美国维持全球霸权的先决条件”。“美国的盟国顺从于一个霸权体系,该体系使美国享有在海外开展单边行动以促进美国利益的特权。”
真实的故事与此相差甚远。美国决策者并不钟爱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出现国际收支赤字,欧洲(另外在较小程度上还有日本)事实上为这些赤字提供融资,使美国可以寅吃卯粮。但是美国并不认为这是强势的来源:按照体系的规则,欧洲日益增加的美元持有量随时可以兑换成黄金,这是悬在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美国政府体会到脆弱感,因而不喜欢该体系。肯尼迪对这种脆弱感给出了最好的阐述,他向其顾问诉说,如果体系不改革,欧洲人终会得出结论:“天啊,现在是时候了……如果每个人都想要黄金,我们都将被毁灭,因为缺乏足够的黄金。”许多美国决策者非常愿意通过牺牲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所享有的优势以结束这种脆弱性。
美国对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思考
这里指向另一个以前未被认识到的事实:美国认真地考虑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远早于以前所认为的时间。这有悖于长期以来的观点,认为“由于这符合美国维持其得益于运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特权的利益”,美国将不会“认可对体系的结构性改革方案”,如此将会威胁“美元的持续主导优势”。
事实上,为了结束其脆弱性,美国非常愿意牺牲该体系赋予美元的所谓铸币税特权。早在1962年,要求重塑和改革全球收支体系的戏剧性提议——这将终结美元的特权地位——就已经得到认真考虑了。提议纷至沓来,直到1965年7月约翰逊政府公开承诺改革该体系。艾森豪威尔甚至建议用铀取代黄金作为体系的储备资产。在美国政府内外传阅的大部分计划都超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这些提议之所以未被采纳,主要不是由于要牺牲铸币税的收益,更多的是出于对未知的担忧。结构改革会带来混乱、失序,甚至萧条吗?在1968年黄金危机以及该年12月救助法郎的会议失败后,情形就非常清楚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仅存的一些内容也时日无多了。
理查德·尼克松“毁灭”布雷顿森林体系?
许多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认为理查德·尼克松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毁灭者”。关闭黄金窗口被描述成美国货币政策所经历的休克和大逆转,更令人惊奇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被认为是美国帝国野心的经济基石。但是本研究证实,到尼克松上台时该体系已经病入膏肓。事实上,可以认为该体系在其形成之时就开始瓦解了——在大多数西欧国家于1958年末实行货币在经常账户下可自由兑换之后。该体系在一次次的危机中蹒跚前行,在1958~1971年之间美元和黄金问题没有一年不是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最紧迫问题。
而且,美元和黄金问题远在“伟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计划或越南战争升级之前就已经是一个严重的难题。1965~1966年,甚至到1970年,美元和黄金问题在紧迫程度上远远低于1960年或1963年时的情形。虽然越南战争的开支加剧了美国国际收支的恶化,但大多数美国决策者认为因履行北约承诺而花费在西欧的30亿美元才是真正的肇事者。
不同的冷战
对手与盟国间的多极对抗
本书所涵盖时期的主要地缘政治事件就是与苏联的冷战对峙。但是很显然,在黄金问题上西方与苏联的关系只是次要的。有关黄金、货币(体系)改革甚至常规军队数量的冲突主要来自北约内部的盟国间,而不是与苏联的两极对抗。
比如,美国可以也经常这么做,如果德国不在很多问题上顺从美国,它就威胁撤回军队。这种撤军的威胁(国际收支赤字使其得以实现)有助于迫使德国在很多问题上持它原本希望避开的立场——比如放弃独立的核弹部队,疏远戴高乐,同意支付补偿费用,以及持有美元而不是黄金。另一方面,联邦德国也可以通过减少补偿支付额度或暗示盈余的美元可以兑换成黄金,对美国的欧洲议程或其武器控制政策表达不满。国际收支问题常常是美国与英国、法国尤其是德国在大的政治分歧上争论不休的一个战场。这些关系远比有关这一时期的描述所揭示的更为激烈。
地缘政治压倒经济……但不是你所认为的原因
整个这段时期,美国不断地牺牲经济利益以换取地缘政治利益。最明显的表征是,虽然美国决策者面临巨大压力,也有强烈的愿望,但没有在北约大规模地裁军。古巴导弹危机之后,很少有美国高层决策者担心苏联会攻击西欧。而且除了公开声明,很少有高层决策者相信增加美国的常规部队对欧洲的防务和遏制很重要。但是军队被保留了,虽然会产生国际收支成本,这是由于它们对有关德国和核问题的许多易爆发事项具有稳定效应。这种动态性——美国决策者盘算不能通过撤军缓解美元和黄金问题,不是因为苏联威胁而是由于德国问题——对传统的新现实主义解释提出了挑战,这些解释认为冷战时期欧洲的争斗由苏联与美国的两极对抗所主导。这也对冷战期间美国只关注经济利益的解释提出了挑战。
美国关于经济和政治帝国的矛盾
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常常被描述成帝国性和霸权性。极端一点说,这种描述将美国在战后与世界的互动解释为无情地寻找市场、资源和政治主导。这种描述更温和的版本,则将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帝国描绘成非正式的,是受邀创立的。由于历史、财富和战略重要性,欧洲被认为是美帝国的焦点。关于美国主导对世界而言是好是坏涌现出许多争论。但很少有人反驳这种见解:美国热切地创立、维持并主导跨国的政治和经济机构或体制,其目的在于维持美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
美国的冷战帝国在西欧的两个最显而易见的特征就是,经济方面的布雷顿森林货币秩序和政治方面的北约同盟。根据政治学家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分析,美国维持霸权是“基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核威慑力量扩展到包括其盟友”。但是,我们将会看到,许多美国决策者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对于北约的广泛承诺是种重负,如果不能废除,则希望起码能削弱它们。显然,在美国所谓的帝国的经济和战略支柱间,存在较大的矛盾。
过去的“教训”
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于国际收支赤字的惶恐是否有道理?如第一章和附录A所述,他们对宏观经济的担忧可能有所夸大。虽然1971年之后的浮动汇率体制时常表现出混乱无序,但它并没有带来许多决策者所担心的灾难和萧条。为全世界的增长提供动力的国际资本流动,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以来已经呈现出指数级的增长。虽然出现过一些全球性的货币乱局,但是所担心的类似贸易战、“以邻为壑”政策和国际紧缩的可怕局面并未出现。而且浮动汇率已经大大缓解了在20世纪60年代令美国决策者颇为担忧的两大结构性问题——调整和流动性。
然而有必要回顾,是什么原因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给美国决策者造成了如此大的担忧。大多数冷战时期的政治家,不论是民主党或是共和党,都出生于大萧条时期。一场大衰退演变成一次全球性灾难的事实——奥地利信贷银行(Creditanstalt Bank in Austria)倒闭,1931年英镑脱离金本位制,1933年伦敦经济会议(the 1933 London Economic Conference)失败及美元贬值——已经烙进了大多数决策者的集体记忆之中。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是一个简单的公式——货币混乱和贬值产生以邻为壑的政策和经济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滋生独裁政权,独裁者发动世界战争。
外交史学家在冷战时期针对两次世界大战起源的历史解释显示出了巨大的影响力。关于萨拉热窝和慕尼黑的类比,在理解东西方的军事和政治竞争方面给决策者和研究者提供了简单但富有影响力的分析工具。关于大萧条的类比为理解战后的国际经济关系提供了同样富有影响力的框架。许多研究者已经揭示,萨拉热窝和慕尼黑的类比对两次世界大战的缘起给出了过于简单化且具有误导作用的解释。大多数战后决策者所使用的大萧条类比同样过于简单化,而且甚至可能产生比有关萨拉热窝和慕尼黑的类比更大的误导作用。但是无论理解的正确与否,战后决策者从20世纪30年代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所吸取到的教训,对如何理解国际收支赤字和黄金外流问题以及如何批评这些问题产生了巨大影响。本研究强调了这些世代间的教训是如何影响政策争论的。
本书概览
本研究聚焦于1958~1971年美国与欧洲相互交织的货币和安全事务的关系。与苏联艰难斗争的根本性政治和军事问题、大西洋联盟的稳健性以及德国问题所带来的困境,主导了美国在这段时期与欧洲的关系。当然,这些事务牵制了四届政府的对外政策注意力,而且这些主题常常是商议和辩论美国国际收支以及黄金外流问题的背景。换句话说,货币问题不是在真空中讨论的,而不可避免地与当时宏大的政治和安全问题相关联。这条规则反过来说也是对的。对货币关系的关注常常影响到对欧洲的大战略和政策。国际收支和黄金问题必须被置于宏大的政治和战略背景中加以理解。
本研究第一章审视了美国国际收支和黄金外流问题背后的经济议题。在讨论了布雷顿森林协议的起源和实际运转后,该章以迥异于传统思路的方式描述了战后国际货币关系。第二章集中于美国在艾森豪威尔执政后期对国际收支问题的担忧。国际收支赤字成为主要的担忧正好出现在赫鲁晓夫开始向柏林施压的时期,而20世纪60年代黄金危机的爆发也正好是东西方和盟国间关系紧张的时期。美元和黄金危机完全在艾森豪威尔的意料之外,该任政府的反应经常从迷惑不解变化为极度恐慌。另外,大西洋联盟的军事和战略环境发生了变迁,既有渐进也有剧烈,这些变迁对美国的国际收支有着重要影响。第三章聚焦于肯尼迪政府的头两年,重点关注新政府如何应对这些战略和政治压力,同时也揭示针对如何解决美元和黄金问题所产生的争论。本书第一次揭示了政府成员关于主张对国际支付体系实行激进改革和倾向于更加缓慢和审慎战略之间的讨论。第四章直面古巴导弹和柏林危机、多边核力量(multilateral force,MLF)计划以及“天空闪电”(skybolt)事件之后,法德于1963年针对美国政策作出的几近革命性举动背后的货币问题。
本研究的第五章至第八章聚焦于1964~1971年,此时东西方的紧张局势大大缓解,而联盟内部尤其是美国与西欧之间的紧张关系,却大大加剧。第五章按时间顺序叙述了约翰逊政府在1964~1966年之间的国际收支战略,重点关注通过用特别提款权取代美元作为世界储备通货来改革国际货币关系的一些工作。第六章论证了安全与货币之间的关联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是如何加剧了美国与西德的紧张关系。这种张力威胁到了已使中欧趋于稳定的主要军事和政治安排,激起了美国与联邦德国在冷战期间最严重的危机。本章还详细分析了三方会谈,该谈判清楚地将美元和黄金问题与驻军数量联系起来,而且背景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NPT)这一容易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第七章描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崩溃起始于1967年12月的英镑贬值,结束于1968年3月将私人黄金市场和政府间黄金市场分立。最后一章审视了尼克松于1971年正式终结美元与黄金间可兑换性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