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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幸運男孩》這本書13萬字，篇幅並不長，但在非虛構類作品中屬於罕見的精品。原因大緻有四點：其一，作者非常特殊的人生經曆。如書中所寫，在集中營裏兒童是極難存活的，作者能幸存下來有很多極為幸運和偶然的原因。他在集中營長大，早年的經曆塑造瞭他的人格，後來成為維護國際法、人權的大法官，這是傳奇中的傳奇。其二，作者沒有把自己的經曆寫成悲慘的痛史，他是在退休後纔開始寫作這部迴憶錄的，經過瞭半個多世紀的沉澱，他自己說，能以更超然和理性的心態看待童年的遭遇。書中對戰爭和罪惡的思考有深邃睿智的學者之風，這與他所做的學術研究和國際法庭的工作密不可分。其三，全書的講述采用當年孩子的口吻，盡可能用孩子的視角看待發生的一切，敘事從容有緻，英文簡潔優美，可讀性佳。其四，本書的譯文頗為精彩地體現瞭英文中的美感，是一部優秀的譯作，珠聯璧閤。
　　生命無比脆弱，生命的意誌無比堅強。
　　這本書寫下瞭普通人在極端情況下迸發齣的愛、良知與偉大人格。

內容簡介

　　當托馬斯·伯根索爾被押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時，年僅十歲，此前他還經曆瞭凱爾采猶太人隔離區的艱難生活。他是在集中營長大的，並不知道還有其他的生活方式。這本寫於六十年後的迴憶錄，用孩子的口吻講述瞭他17歲以前的生活，在凱爾采、奧斯維辛失去親人、多次死裏逃生的遭遇，以及從集中營被解救齣來以後動蕩漂泊的經曆。
　　托馬斯·伯根索爾後來成為著名的國際法學者和大法官，本書中的早年經曆對他的人格形成有著深遠的影響，引導他走上維護人權和國際法的道路。書中樸實無華的講述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2007年德文版率先問世以來，已譯成近十種語言在許多國傢齣版，中文版是首次推齣。他的迴憶錄印證瞭，隻有通過大屠殺幸存者的眼睛，纔能完全瞭解大屠殺。畢竟，身曆其境，刻骨銘心。

作者簡介

　　托馬斯·伯根索爾（ThomasBuergenthal），猶太人，1934年生於捷剋斯洛伐剋，著名國際法學者。“二戰”後，於1951年移居美國，他畢業於西弗吉尼亞州的貝瑟尼學院，又進入紐約大學法學院學習，並在哈佛大學法學院獲得法學碩士、法學博士學位，先後在美國得剋薩斯州大學法學院、美利堅大學華盛頓法學院、埃莫裏大學法學院、喬治·華盛頓大學法學院等校任法學教授，2000年至2010年，齣任海牙國際法院法官（美國籍法官），並兼任聯閤國、國際奧委會等多個國際組織的職務，為國際法研究院院士。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托馬斯·伯根索爾並沒有呈現給你一個普通的悲慘故事。作為大屠殺的幸存者，他展示瞭在道德上成熟的過程。此書的意蘊值得我們深思。他本人的經曆就是非凡的傳奇，他隻是質樸地將其錶述齣來。
　　——《每日郵報》（Daily Mail）

　　你以為你已經全都知道瞭……但是這部書不同。清晰、樸實無華的文筆以及它所觸及到的永恒的道德問題，使得伯根索爾的自傳迅速成為愛不釋手的讀物。
　　——《書單》（Booklist）

　　奧斯維辛的幸存者已越來越少瞭，作者以孩提的視角迴憶死亡與等待的觸目經曆，時間凝滯在奧斯維辛，寓言歐洲猶太人有過的獨特性格，讓這本書彌足珍貴。
　　——王炎（北京外國語大學研究員，《奧斯維辛之後》作者）

　　一口氣看完。一本人人應該讀的好書。從躲過一次次大屠殺的那個十歲男孩、到國際法院大法官，講述瞭生動故事。以特殊視角，審視人類的極惡與至善。
　　——林達（作傢，《像自由一樣美麗》作者）

　　我想把我的遭遇講述給更多的聽眾，不是因為我認為我早期的生活是多麼值得一提的大事件，而是因為我長久以來一直認為，隻有通過大屠殺幸存者們的眼睛纔能完全瞭解它。說到大屠殺，人們通常用600萬這個數字來概括，這種說法在無意中使受害者成為非人的數字符號，而且淡化瞭這場人類史上慘烈的悲劇。這些數字將受害者轉化為一群可代替的、沒有名字也沒有靈魂的軀體，無視他們曾經作為人類的個體。像所有的悲劇一樣，大屠殺中也産生瞭英雄和惡人，有從來沒有喪失人性的普通人，也有那些為瞭自己活命或者僅僅為瞭一塊麵包，就幫助納粹把其他人送進瞭毒氣室的人。還有在這場大屠殺中一些沒有喪失人性的德國人的故事。
　　——托馬斯·伯根索爾《幸運男孩》

目錄

中文版序 劉大群
前 言
第一章 從盧布赫那到波蘭
第二章 卡托維茲
第三章 凱爾采猶太人隔離區
第四章 奧斯維辛集中營
第五章 奧斯維辛死亡之旅
第六章 解放
第七章 在波蘭軍隊的日子
第八章 渴望團聚
第九章 新的開始
第十章 在德國的生活
第十一章 去美國
結束語
後記
附錄：六十年後對奧斯維辛的反思
關於作者

精彩書摘

　　第一章　從盧布赫那到波蘭
　　那是1945年1月，正逢東歐典型的嚴鼕季節，漫天的風雪，天寒地凍。我們乘坐的是沒有頂棚的火車，根本抵禦不瞭這寒冷惡劣的天氣。就在蘇聯軍隊到達前幾天，我們撤離瞭波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前往德國的薩剋森豪森集中營。我們被迫行軍瞭三天之後纔坐上火車。途中，當我們的火車從捷剋斯洛伐剋的一座橋梁下麵穿過時，我看到橋上的人們嚮我們揮手，忽然，麵包如同下雨一般落到我們的車廂裏。之後，當我們穿過另外幾座橋梁時，又有麵包不斷地扔下來。自上車以來，除瞭冰雪以外，我什麼都沒有吃過。可以說，這些麵包如同雪中送炭，讓我從飢餓的死亡綫上掙脫齣來，同時也拯救瞭許多同我一起踏上“奧斯維辛死亡之旅”的人們。
　　當時，我並沒有把橋上扔下來的麵包與我齣生的那個國傢——捷剋斯洛伐剋聯係到一起。在戰後的歲月裏，由於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我經常會在一些場閤中被要求齣示齣生證，直到這時我纔把這兩者聯係起來。因為我沒有齣生證，所以我就得按要求提供一份誓言，“據本人所知及所信”，我確認我於1934年5月11日齣生在捷剋斯洛伐剋盧布赫那。每當我簽署一份這樣的文件時，腦海中都會閃現齣那些捷剋斯洛伐剋的橋梁。
　　1989年12月，捷剋斯洛伐剋共産黨政權倒颱後不久，我終於設法拿到瞭我的齣生證明。它證實瞭我在多個誓言中所確認的內容，也給瞭我和我妻子佩吉去盧布赫那的動力——她去那兒是齣於對我齣生地的好奇，而我去那兒則是為瞭要把自己和地球上的那一片土地聯係在一起，因為就是在這片土地上我第一次睜開瞭雙眼。
　　從首都布拉迪斯拉發起程，我們開車沿著盤山公路，順著路旁水聲喧鬧的小溪和蜿蜒的河流行駛瞭幾個小時後抵達瞭盧布赫那。這是一個度假小鎮，位於今天的斯洛伐剋塔特拉山脈海拔較低的地方，它被景色迷人、起伏平緩的山巒環抱著，這些山巒將低塔特拉山與更為險峻的高塔特拉山區分開來。之前，我們並沒有對這次旅行做齣什麼計劃，隨便選瞭個日子就齣發瞭。可湊巧的是，抵達盧布赫那的時間正是1991年5月，差不多就是我在那裏齣生的整整57年之後。當我們的車駛進這個群山環抱的小鎮時，迎接我們的是風和日麗、陽光明媚的一天。
　　現在我終於知道為什麼我的父親曾經夢想著有一天能夠迴到盧布赫那，為什麼我的母親那麼喜歡這裏瞭。這兒真是一個田園詩般的地方。當我和佩吉穿過小鎮，希望能夠找到曾經屬於我父母的那傢酒店時，我纔意識到，除瞭官方的那張紙把我永遠與盧布赫那連在一起外，我和這裏沒有任何的關係。我們沒有找到那傢酒店。後來我纔知道，它在60年代的時候被拆除瞭。雖然這次訪問讓我證實瞭盧布赫那確實是我父母經常談到的那個美麗的地方，但是我也很憂傷地意識到，對於我和我的傢庭來說，這個小鎮僅僅扮演著一個故事中腳注的角色，故事從這裏開始，由一個孩子的誕生而帶來喜悅的故事逐漸演變成瞭另外一段決然不同的故事。
　　1933年希特勒上颱後不久，我的父親，穆戴剋·伯根索爾從德國搬到瞭盧布赫那。父親決定同他的朋友埃裏希·戈達爾一起，在盧布赫那開一傢小酒店。戈達爾在一傢柏林的主要報社工作，是一個反納粹的政治漫畫傢，他在盧布赫那擁有一些財産。對於猶太人和那些反對希特勒及其納粹黨意識形態的人來說，德國的政治局勢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危險。我父親和戈達爾顯然認為，德國對於希特勒的熱情幾年後就會減弱，到那個時候他們就可以再迴到柏林瞭。在此期間，與德國鄰近的捷剋斯洛伐剋可以讓他們更密切地關注事態的發展，而且還能夠為那些在匆忙之中需要離開德國的朋友們提供一個臨時的避難場所。
　　我的父親於1901年齣生在加利西亞，這是波蘭的一個地區，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屬於奧匈帝國。他在小學學習的課程和中學上的大部分課程都是用德文和波蘭文教授的。他的父母住在一個農場所屬的村子裏。農場歸一個富有的波蘭地主所有，我的祖父幫他管理著大片的農用房地産，在當時，在那個地方，對於一個猶太人來說，這是份不尋常的工作。在奧地利軍隊中，那個波蘭地主曾是我祖父的指揮官，兩個人都退役後，他就讓我祖父為他工作。最後，他的許多農場都讓我的祖父負責管理瞭。
　　我父親就讀的那所離傢最近的高中在一個小鎮上，距離他住的地方還有段路程。據傢裏人說，為瞭上那所學校，我父親還在一個負責鐵路岔道口的司旗員傢寄宿瞭一段時間，他負責的鐵路岔道口處於一個戰略要地上。從那個小鎮過往的火車每天要經過這個岔道口幾次。由於附近沒有火車站，司旗員隻得讓早上和下午通過的那兩趟火車減速，這樣我父親就可以跳上或跳下火車。後來為瞭減少父親上學的危險性，還采取瞭一些安全措施。
　　我父親高中畢業後，正值1919年開始的俄波戰爭時期，他又在波蘭軍隊中服瞭短期的兵役。此後，他就上瞭剋拉科夫大學法學院。然而，在學業完成前，他就離開波蘭，移居到瞭柏林。在那兒，他投奔瞭他的姐姐，並在一傢猶太人開的私人銀行找到瞭工作。他的姐姐嫁給瞭一個著名的柏林時裝設計師。由於他在幫助管理銀行投資組閤方麵的成功業績，他的職位提升得很快，年紀輕輕就成為那傢銀行的高管。他在銀行的職位以及他姐夫的社交圈使他有機會結交許多住在柏林的作傢、記者和演員。希特勒上颱後，他的追隨者對猶太人和反納粹知識分子的攻擊日益嚴重，而受到攻擊的人中有不少是我父親的朋友，這些因素促使我父親離開德國來到盧布赫那定居。
　　格爾達·席伯格萊特，是我的母親，我叫她Mutti1，她1933年來到我父親的酒店。她從德國的大學城哥廷根過來，那裏是她的齣生地，她父母在城裏開瞭傢鞋店。那年她還未滿21歲，她是1912年齣生的，她父母把她送到盧布赫那的目的，是希望通過在捷剋斯洛伐剋的度假能使她忘記那個想要娶她的非猶太男朋友。而且他們還認為，女兒離開哥廷根一段時間對她會有好處，因為在哥廷根，遊蕩在街頭的納粹青年對猶太人，特彆是對年輕的猶太女性進行騷擾，使她在那裏的生活越來越不愉快。
　　當我母親的父母安排她在酒店的住宿時，他們要求酒店派人到德國、捷剋斯洛伐剋交界的邊境去接她。我父親決定不派司機，獨自一人駕車到邊境去接。結果，她還以為他是酒店的司機。晚餐時，她被安排坐在酒店主人的餐桌上，當她發現酒店主人就是被她當作司機的那個人時，她感到很不好意思，因為之前她還嚮他打聽過伯根索爾先生，這也是由於她聽母親曾經說他是一個非常值得考慮的單身漢的緣故。很多年以後，每當我聽到母親講起這個故事時，我總想知道她來盧布赫那是否是她父母有意安排的相親，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他們心裏認為母親有與我父親結婚的可能性，如果真有這個計劃的話，我父親是否也參與瞭這個計劃呢？或者這隻是一個巧閤，那個嚮我外公外婆推薦我父親酒店的朋友正好也認識我父親？假如這個故事還有更多隱情的話，我也永遠不得而知瞭。對於我母親來說，愛情永遠是一見鍾情，這不就是明擺著的事嘛。
　　……

前言/序言

　　這本書也許在很多年前，也就是說，在我對書中描述的事件還記憶猶新的時候就應該撰寫。但是自從1951年我到美國後，一直忙於學業、事業和傢庭，這種生活使我幾乎無暇顧及過去的事情。這也可能是，在潛意識中，我覺得我需要半個多世紀時間的沉澱纔能寫齣我早年的生活，因為時間能使我以更超然的心態來看待我的童年遭遇，可以使我在寫作時不至於陷入對細節的描寫，而更能突齣我現在所認為的故事重點。書中記錄的整個經曆對我人格的形成有著持續和長遠的影響。
　　當然，我心裏一直都明白，總有一天我會講述我的故事。我必須要講給我的孩子們、孫子們。我認為他們應該知道一個孩子是如何經曆瞭大屠殺、如何在集中營幸存下來的。我在飯桌上和傢庭聚會時給我的孩子們講過一些片段，但是從來都沒有完整地講過。畢竟，那不是講述這種故事的恰當場閤。但是這是一個必須要講述並且流傳下去的故事，特彆是一個在大屠殺中被實際毀滅瞭的傢庭必須這樣做。隻有這樣，纔能重建我們傢庭聯結過去與未來的紐帶。舉例來說，我從來沒有特地告訴過我的孩子們，我的父母在戰爭中是如何錶現的，以及當其他人在相似的情況下失去瞭道德準則時，他們所展現的堅強性格。有關他們的勇氣和正直的故事豐富瞭我們的傢族曆史，這些絕對不能隨我百年之後一起被埋入地下。
　　我還想把我的遭遇講述給更多的聽眾，不是因為我認為我早期的生活是多麼值得一提的大事件，而是因為我長久以來一直認為我們隻有通過大屠殺幸存者們的眼睛來看大屠殺纔能完全瞭解大屠殺。說到大屠殺，人們通常用600萬這個數字來概括，這種說法在無意中使受害者成為非人類化的數字符號，而且淡化瞭這場人類史上慘烈的悲劇。這些數字將受害者轉化為一群可代替的、沒有名字也沒有靈魂的軀體，無視他們曾經作為人類的個體。我們每一個經曆過大屠殺的人都有一個自己值得去講述的故事，就是因為每個人的故事中都能看到一張鮮活的麵孔。像所有的悲劇一樣，大屠殺中也産生瞭英雄和惡人，有從來沒有喪失人性的普通人，也有那些為瞭自己活命或者僅僅為瞭一塊麵包，就幫助納粹把其他人送進瞭毒氣室的人。還有在這場大屠殺中一些沒有喪失人性的德國人的故事。
　　對於我來說，每個大屠殺幸存者的遭遇都在大屠殺曆史中增添瞭有價值的一筆。這些遭遇使我們加深瞭對這場災難性事件的瞭解。這場災難不僅永遠毀滅瞭歐洲猶太人本身，還毀滅瞭他們獨特的文化和性格。這就是為什麼我要用記憶當中的那個孩子的口吻來講述我的遭遇，而不是以一個老者的身份迴顧這段生活。後一種方式將會失去原汁原味，無法真實反映齣一個在大屠殺中幸存下來的孩子當時所見證的一切。
　　這本書是我對六十多年前發生的事件的迴憶。這些迴憶肯定帶有被歲月流逝和歲數增長所捉弄的痕跡，比如：有的人名忘記瞭，有的記得不準確瞭，有些事實和事件發生的先後日期和順序可能記混淆瞭；有些事件的發生可能和我描述的有齣入，或者有些事情我以為我是親眼目睹的，但事實上可能隻是聽聞的。由於我沒能提早動手寫這本書，我已經不可能再去徵詢和我一起在集中營裏生活過的其他幸存者的意見，或者將我對特定事件的迴憶與他們的迴憶相對比。對此，我感到非常遺憾。然而，最令我遺憾的是：我沒有和我的母親討論過這些事情的細節。此外，盡管我已經盡瞭最大的努力，但是要讓我明確區分哪些事是我親眼所見的，哪些是我父母講給我聽的，哪些是我從他們談話中聽到的，我覺得，即使有可能分清楚，那也是極其睏難的，特彆是在寫這本書的前兩章的時候，這種情況尤為突齣。我隻能說，在我寫這些事的時候，我覺得每件事我都記得非常清楚，樁樁件件曆曆在目，如同親身經曆。
　　雖然本書的章節是根據時間順序編排的，但是我在每章中提到的具體事件或情節不一定都是按照事件發生的先後時間順序敘述的。這麼多年來，我經常能夠非常清晰地迴憶起特定的事件或情節，但是不能確定它們發生的具體時間。對於當時還是個孩子的我來說，日期和時間對我沒有什麼重要意義。當我努力迴憶我那段生活歲月時，我發現我當時根本就沒有年月日的時間概念，不像現在的我，時間概念很強。我是在集中營裏長大的，我不知道還有其他的生活方式，我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活下去，挨過一小時算一小時，挨過一天算一天。那就是我的思維模式。我隻計算我們還要等幾個小時纔能吃上下一頓飯，或者計算距離門格勒醫生可能采取的下一次死亡篩選行動還剩幾天。比如：當我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根本不知道我在1944年抵達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具體日期，我是在谘詢瞭奧斯維辛集中營檔案館後纔得知確切日期的。我從互聯網上查到瞭凱爾采猶太人隔離區大清洗的日期，查到瞭我被從薩剋森豪森集中營解放齣來的具體日子。我為寫這本書所查閱的資料範圍僅限於此，其餘的故事都是基於我的迴憶寫齣來的。
　　20世紀50年代中期，我曾在一個學院的文學雜誌上以連載的形式發錶瞭奧斯維辛死亡之旅，嘗試著講述瞭我的一些故事。如果那時我就寫瞭這本書，那麼這個迴憶錄一定錶達瞭一種更直接的感受。那時我還沒受到歲月流逝給記憶，特彆是痛苦的記憶帶來的影響，我還能清晰地記起我對死亡的恐懼，我經受過的飢餓，與父母分開時籠罩在我心中的那種失落無助、沒有安全的感覺，以及親眼目睹恐怖情形時的反應。隨著時光的流逝，隨著大屠殺以來生活的變遷，這些感受和情緒都已淡化瞭。作為本書的作者，我相信讀者同樣會對這部分內容感興趣，對此我很抱歉。但是我相信如果這些感受和情緒這些年來一直伴隨著我的話，那麼，嚴重的心理創傷會使我很難走齣大屠殺的陰影。
　　大屠殺的經曆對我一生人格的形成，對我成為國際法教授、人權律師和國際法官的生涯都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無論我在當時是否意識到瞭這一點，很顯然，是我過去的經曆把我引上瞭人權和國際法的道路。無論如何，它為我提供瞭成為一名更好的人權律師所需的東西，因為我不僅在知識方麵而且在情感上懂得一個因人權遭到踐踏的受害者的境遇。畢竟，身曆其境，刻骨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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