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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法思想史新编》主要内容包括：汉武帝时期主流法思想的形成与内容、魏晋时期的律学对主流法思想的深化、隋唐时期主流法思想的法典化、宋明之际主流法思想的僵化与衰败、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出现的历史背景等。

目录

前言 中国法思想史研究的应有之义
（一）“中国法思想史”研究之定位
（二）学科研究视角下的“中国法思想史”
（三）“中国法思想史”研究之反思
一 神权法时代与天之信念
（一）将法视为“神”的产物是不同地域文明伊始的共同点
（二）神权法时代法思想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三）春秋战国诸子有关“天命”思想的继承与改造
（四）中国社会的“天治主义”与天之信念
二 先秦儒家以人性善为基础的法律理想主义
（一）先秦儒家法思想的特点
（二）儒家的代表人物
（三）孔子对法的论述
（四）孟子与荀子对孔子法思想的发展
（五）儒家礼治、德治、人治思想的分析
（六）先秦儒家法思想中改良理论的分析
三 法家以人性“好利恶害”为基础的法律工具主义
（一）法家法思想的特点
（二）法家的代表人物
（三）法家的法治理论与韩非对法家的总结
（四）法家与儒家的博弈
四 以道家与黄老学派为中心的法律自然主义
（一）法律自然主义的定义与特点
（二）道家的“纯自然主义”法思想
（三）阴阳家的“神秘自然主义”及其法思想
（四）黄老学派的法思想
（五）以儒家为本的主流思想中的法律自然主义
五 以儒家为本的主流法思想与“法律现实主义”
（一）“主义”辨正与主流法思想的特点
（二）汉武帝时期主流法思想的形成与内容
（三）魏晋时期的律学对主流法思想的深化
（四）隋唐时期主流法思想的法典化
（五）宋明之际主流法思想的僵化与衰败
（六）“主流法思想僵化”之分析
六 主流法思想的地位与非主流法思想的发展
（一）汉中期后主流法思想的普及
（二）有关法律问题的探讨与争论
（三）非主流法思想的发展
七 主流法思想主导地位的终结
（一）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出现的历史背景
（二）黄宗羲的法思想
（三）王夫之对传统“法治”思想的改造
（四）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
（五）改良、立宪思潮与主流法思想主导地位的终结

附录
一 中国传统法中的“和谐”观
（一）“和谐”与“乐”——和谐原义
（二）“礼乐政刑，其极一也”——和谐理念的发展
（三）“法之不可犯，不若礼之不可逾”——古代法律体系对和谐理念的体现
（四）古今法理念的连接
二 中国古代的“权力”理念
（一）问题的提出：“定义”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
（二）中西不同的权力理念源于对人性认识的差异
（三）结语：中国古代是一个“混合政体”
三 价值观与法律的关系
（一）价值观与法律的表达
（二）价值观与法律的实际运作
（三）价值观与法律关系的思考
（四）结语
四 律、律义与中华法系关系之研究
（一）律与中华法系的概念
（二）律学：律义的阐释由法而儒的转变
（三）礼的拟制：律制日益简约，律义日益深邃
（四）对本文开篇提出问题的解答
参考文献
主要人名索引
重要流派索引
重要名词及内容索引

精彩书摘

　　《中国法思想史新编》：
　　（2）阴阳家的天象与法
　　阴阳家，或称阴阳五行家是战国时的一个重要学派。代表人物是邹衍（约公元前305-前240年）。据《汉书·艺文志》载，阴阳家由古代掌管天文历法的官职演变而来。阴阳家以阴阳五行的演变解释“天象”等自然界的变化，并以此附会人类社会的政治。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范畴，也是古人用来表示普遍存在的两种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并不断发展变化的事物规律，如天地、日月、昼夜、寒暑、水火、雄雌、男女等等。自然界的一切无不由阴阳组成，无不由阴阳变化衍生。五行指土、木、金、火、水，古人认为此五种物质是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这五种元素的变化，是相生相克的，即“相生相胜”。配以阴阳二气，五行的“消长”变化，使自然界有规律地变化，“运行有常”，诸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等等。若阴阳五行运行不畅，就会出现天灾，诸如“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等等。
　　邹衍创立的阴阳家将人类社会的祸福、王朝的兴替，亦用阴阳五行的变化加以解释，于是形成了“五德终始说”。“五德终始”学说的主要内容是认为与自然界五行相对应的人类社会中有“五德”，其也处在不断的相互消长、相生相胜的有规律变化之中。邹衍以此说解释了舜、夏、商、周的兴替：“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即舜有土德，而夏有木德，与自然界中木克土相对应，夏代舜而成为统治者；商为金德，金克木，故夏为商所灭；周有火德，火克金，故商为周所灭。这种五德终始的理论，给王朝的兴衰赋予了神秘的宿命色彩，也为新建王朝赋予了合法性，因而深受统治者的赞赏。秦始皇统一天下，按照五德相胜之说，自认为有“水德”，故能代周，因为水能灭火。每当王朝兴替之际，新建王朝莫不依据“五德终始”的理论证明旧王朝气数已尽，新王朝应运而生。
　　就法思想而言，阴阳家主张的“时令说”与“谴告说”都为后世主流思想吸收，汉以后阴阳家的学说成为主流思想家解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的三纲及君主至上、德主刑辅的有力依据。
　　“时令说”。阴阳家将为政的方式——德与刑附会于阳与阴，德为阳，刑为阴。并告诫统治者应顺应天地四时阴阳的变化而或用德政，或用刑治，不可逆时而动。反映阴阳家思想的《礼记·月令》这样因时安排了统治者的”政务“：春季是阳气长、阴气消之始，万物复苏。统治者应行”春令“应合阴阳五行的变化。在春季须行德政，以助阳气。此时应禁止杀伐，不动土木，多行庆赏教化，使百姓能体察到上天的好生之德与统治者的仁慈之心。即使对罪犯也要怀有怜悯体恤之心：“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夏季阳盛阴衰，万物生长，应行“夏令”并持续春季的德政，赦免小罪，缓决重囚。“百官静事毋刑，以定晏阴之所成。”即百官应静守其职，毋动刑罚，以稳定阴阳的变化。秋季阴气长，阳气消，故万物萧瑟，有肃杀之气，统治者应行“秋令”以合阴阳五行的变化。在秋季须以阴助阳，以刑辅德，故应“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戮有罪，严断刑”。并“申严百刑，斩杀必当”。以刑杀应上天肃杀之气，确立统治者的权威。冬季阴盛阳衰，应行“冬令”，保持威严，对犯罪者严惩不贷。后人总结阴阳家的为政原则为：春夏以庆赏，秋冬以刑罚。而主流法思想中的“司法时令说”与汉之后形成的“司法时令制”直接导源于此。
　　“谴告说”。如果统治者逆“时令”而动，阴阳就会失调，五行变化就会出现混乱，自然界就会发生灾异。如此一来，自然界中的灾异就变成了上天对人类、尤其是对帝王的警告和惩罚。如《月令》记：“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林不收；行秋令，则天多沉阴，淫雨早降，兵革并起”，等等。灾异谴告具有神秘的色彩，但是其对日益强大起来的君权毕竟是一种制约的力量。
　　……

前言/序言

　　中国法思想史研究的应有之义
　　在近两三年《中国法思想史新编》的撰写过程中，我不由得对前入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成果格外关注，有许多著作置于床头、案上，每有闲暇或写作间隙，便会翻阅。读这些书的目的，在于用心体会“中国学术思想史”这一系统性课题的主旨，寻找自己的研究视角与“中国法思想史”研究的应有之义，希望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斩获。
　　（一）“中国法思想史”研究之定位
　　通过大量的浏览阅读，我认为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有三种视角：
　　一是原汁原味地描述先哲的思想及其传承，理解务求其深，陈述务求其真。比如东方出版社（北京）1996年重印的“民国学术经典文库”之“思想史类”丛书中的杨东莼著《中国学术史讲话》、顾颉刚著《汉代学术史话》、陈钟凡著《两宋思想史评述》、嵇文甫著《晚明思想史论》；中华书局（北京）1989年出版的梁启超著《饮冰室合集·专集》之《老子哲学》、《孔子》、《墨子学说》、《墨子学案》等。
　　二是以现代的学术研究方法，阐释以往的思想，以今释古。目前有关成果大部分属于此类。如中华书局（北京）1989年出版的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1995年出版的章太炎著《国学讲演录》；商务印书馆（北京）1997年出版的钱穆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年出版的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著《中国思想通史》；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1999年出版的李泽厚著《中国思想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01年出版的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等。
　　三是为我所用，借评论古人的学术思想而阐述自己的观点、主张。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2006年出版的傅斯年著《中国古代思想与学术十论》：三联书店（北京）1949年出版的吕振羽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8年出版的朱维铮导读、梁启超撰《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01年出版的蔡尚思著《中国思想研究法》；三联书店（北京）2005年出版的钱穆著《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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