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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的改革如同巨龙腾飞，并开始在世界经济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全面讨论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劳伦·勃兰特和托马斯·罗斯基历时8年，组织几十位北美著名的中国经济专家和学者，编撰了一部“工具书”式的手册，内容涉及政治体制、劳动力流动、人口政策、环境和资源保护、教育和科技发展、产业政策，财政分配制度改革、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全球化、法制建设、收入差距、地区差异等等，几无遗漏。既有从历史学、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角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阐述；也有从各个经济专题角度详释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历程；更有从部门结构、收入差距和地区差异角度论述的中国经济改革中的结构性问题；还有对未来（2025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展望，可谓是一本关于中国经济大转型的“百科全书”。

精彩书评

　　★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改革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这本书用引人入胜的20章篇幅对中国经济改革做出了一个全面、深入、及时的分析。所有的章节都由当今最知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所著，并且其中许多章节是与相关专业领域的学者合著。作者们没有孤立地分析中国情况，而是把它放在经济过渡和发展的一般背景下，与其他经济体的发展经验对照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作者们并未简单地解释经济数字，而是依据经济理论来阐释数据背后的含义。对于想深入了解中国的经济成就、不足之处和现实挑战的人来说，这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著作。
　　——钱颖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过去30年中国伟大的经济改革是当代经济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本书中的所有章节都由众多世界**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学者共同完成，并最终由劳伦·勃兰特和托马斯·罗斯基编撰成册。该书是迄今为止试图用统计数据来解释“中国奇迹”的最全面的著作。我相信在未来许多年中，这本著作将成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理解中国经济增长地位的最重要的参考书。
　　——Gerard Roland，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这本书收录了中国经济研究领域最**的专家学者对中国经济各个重要方面的杰出研究成果。如此全面和丰富的内容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它对希望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读者和其他一些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都具有重要意义。
　　——魏尚进，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
　　
　　★中国有句古话：“书中自有黄金屋。”勃兰特和罗斯基编的这本书汇集了国际学者在中国经济研究领域的卓越成果，既有珍贵详细的历史资料，又有仔细深入的分析……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方方面面有机整合在一起，对经济福利以及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的深层次思索使得本书在同类书籍中脱颖而出。因此，对于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和学生而言，它必定是最重要的参考书。
　　——Eswar Prasad，布鲁金斯研究所

目录

1 中国的经济大转型
2 中国与发展经济学
3 中国的转型表现一一一个与其他转型经济比较的角度
4 中国转型过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5 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
6 改革中的中国劳动力市场
7 改革时期的教育
8 环境资源与经济增长
9 中国的科学与技术
10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11 法律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2 中国的财政体系：进行中的工作
13 中国农业的发展一一历史的教训、近年的成就、未来的挑战
14 中国的金融体系：过去、现在和未来
15 中国的工业发展
16 拥抱全球化
17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结构转型
18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收入不平等
19 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因素
20 预测2025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

精彩书摘

　　《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
　　体制调整：重建政治层级体系和权力租金来源
　　很快，全国的官员们不得不与时俱进地调整他们的策略。和中央政府相比，官员们面临着三个类似的挑战：回馈其拥护者的资源来源、自治权和下级的忠诚。经过财政体制改革，国家领导人有能力向他们的支持者提供回馈。财政系统，原来一直是领导们最头疼的问题，现在成了无与伦比的回馈拥护者的资金来源。中央政府的预算收入从1993年GDP的不到3%上升到了2005年的9%。在满足其自身的支出之后，中央政府在地区间进行巨额的转移支付。在新的财政体制最初的几年里，大部分的政府间转移支付都是中央为了促使地方政府服从新的税收制度而不得不做的交易。但是随着收入的增加，国家领导人能够将新增资源用于表现较好的地区。从1999年开始，西部大开发战略将财政资源不停投入13个低收入省份。2003年之后，大量资源投入到振兴东北计划，意图支持这个落后（但是仍然相对较发达）的地区。就像80年代一样，这些计划也是通过给地方官员和特定地区提供一定的好处在省一级开展。但是和80年代不同，这些好处是直接来自中央政府的预算。受益的地区会得到公路、桥梁和新的生产性投资。
　　政府间转移支付按照回馈拥护者的资源的分配来规划，特别是把区域政策和社会政策结合起来。当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所改进，而同时中国的社会问题随着城镇地区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瓦解而初露峥嵘，中国的预算开始更多地向社会计划倾斜。预算支出模式显示了中央政府认识到需要妥善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比如资金拮据的养老金体系、脆弱的基础教育和几乎不存在的基础医疗设施），但是资金的流向是分地区的，主要流向贫穷的西部省份或东北地区。富裕的沿海地区靠自己的预算来为类似项目提供资金。在这种方式下，中央的收入再分配仍然没有制度化，很容易受到个别领导人的影响。
　　随着2004年末2005年初农业税的废除，乡村地区的官员回馈其拥护者的资源也要依赖于正式预算（Lu and Wiemer，2005）。由于此前预算外的收费已经被大幅削减，农业税的终结导致地方官员几乎完全依靠上级预算的转移支付来为他们的项目融资。这种财务上的依赖给了高层决策者更大的杠杆。
　　最后，中央政府的支持者由于关键垄断部门的逐渐稳定而越来越多。在9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从大部分竞争性部门撤出，将他们留给地方政府监督，而自己则将注意力集中在垄断部门。中央针对能源、电信和电力等部门制定了重组计划，每个部门都有三到四个国有企业，在保持国有的同时引入了一定的竞争。到2002年，这一套办法成为正式制度，中央政府设立了国有资产监管委员会，负责监管中央所属的199个大型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基本涵盖了所有的垄断部门，很好地利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并从2003年以来的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中得到了有利的发展。几乎全部的利润都留归这些企业，截至2005年，这些企业的利润占GDP的比重超过3%。这些强大的国有公司也成为回馈拥护者的重要资源来源。总体上，自本世纪以来，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成功地创造了稳定的用以回馈其拥护者的资源渠道。
　　中央政府对关键的金融部门、战略性的大型企业和自然垄断的大型企业一直保持着控制，所以“选择性退出”的总体模式仍然继续着。但是，第一阶段“选择性开放”的做法在第二阶段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后果。由于无法再将经济开放限制在政治风险较低的农业领域和外资部门，中央的领导层开放了大部分的经济部门，条件是地方领导可以从中获得充分的资源和政治支持。
　　以GDP来衡量，中国目前的经济已经相当于改革伊始1978年的10倍。更重要的是，业已开放的部门在经济中占的比重稳步上升，以至于限制这些部门就会严重影响到经济增长。最后，在将资源重新集中到中央的过程中国家领导人不得不提供一些东西作为交易。在新的财政体制下，中央政府在税收当中占有的份额大幅上升，为了取得地方政府官员的认可，当时的副总理朱镕基遍访各省，说服地方领导接收新的税制。虽然朱镕基在细节上同地方官员们达成了妥协，但是他能够将财政体制的各个方面联系起来，对地方施加压力，并最终得到了一个成功的总体结果（Xu，2001）。由于地方政府官员是很大的一块党内选票来源，中央政府不能不顾及他们的利益，但是财政体制改革的结果说明政治体系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权威性。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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