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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书读懂历史背后的历史！

☆ 通俗历史畅销书作家、人大教授冷成金解读传统文化的精和中国智慧的魂

如果说道家智谋是中国智谋型文化中最聪明的一页，法家智谋是其中最刻毒的一页，兵家智谋是其中最冷峻的一页，纵横家智谋是其中最无耻的一页，阴阳家智谋是其中最神秘的一页，那么，儒家智谋就是中国智谋型文化中至为深刻的一页，是真正的大智谋。

儒家智谋的运谋方法不是谋智，即不是像法家或者兵家那样用强硬而直接的智慧迫使对方服从；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使人主动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以一种审美的态度来为王道理想献身。

内容简介

《王道：内圣外王的中国智慧》是畅销书作家、人大教授冷成金解读传统文化的精和中国智慧的魂的一部作品。

历史是什么？历史不是唐宗宋祖、秦皇汉武，也不是强权暴力、阴谋诡计，历史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大智慧，谁掌握了这种文化和大智慧，谁就掌握了历史！

冷成金用独特的“以智慧论历史，以历史说智慧”的手法，博采史实，通过一个个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剥开传统文化的内核，重新解读历史，为读者展示传统文化的精和中国智慧的魂。

作者简介

冷成金：人大教授，著名学者。主攻中国古典文学与传统文化，曾先后出版《中国文学的历史与审美》《读史有智慧》等。其中部分作品被翻译到韩国和日本，并引起了韩国的“中国流”。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认为其作品是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经典。

目录

自序　传统文化的精，中国智慧的魂／1

01　书生难做开国皇帝

开国与固权，帝王第一义也／2

书生难做开国皇帝／13

有礼，方知天子之贵／23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26

称霸于多事之秋／30

柔道治国：军中武将多好儒／39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45

无情帝王家，皇帝都是苦命人／60

02　内圣外王：最理想的人生模式

廉颇老矣，那碗饭该不该吃／66

太平天子易做，太平宰相难当／69

良臣忠国是一个历史命题／78

忠奸不明，谋国易谋家难／87

忠君未必是爱国／98

以顺为正，非妾妇之道／107

勇往直前，也要进退有道／109

慈忍之道，颠扑不破的赤裸人性／113

内圣外王：最理想的人生模式／126

03　庄严的政治，有时也需要务虚

尊严感，即存在感／136

仁者以武制人，以德服人／146

从谏如流，人格修养需到达极高境界／153

包办一切：奴隶的安乐窝／160

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163

如其仁，如其仁／169

庄严的政治，有时也需要务虚／181

04　走马灯，以臣代君

妓院与宫廷，最不讲道德／186

历史管身前事，也管身后名／191

走马灯，以臣代君／199

商业改变的不仅仅是政治／204

两个不倒翁，一部活教材／212

外人不好当，不好说，不好做／220

迂回进言，选对利益关联者／223

05　人心是一篇大文章

人心是一篇大文章／226

蜀中无大将，英雄泪满襟／232

不得其人，不逢其人／234

先量才，而后取其运／240

用则满目俊才，弃则遍地粪土／247

对贤明的人，不可随便开玩笑／250

说客的作用，实在不容忽视／254

即使是帮闲，也要有帮闲的本领／259

06　国家不幸，诗人幸

瞧，文人那副德性／262

宁愿当官，绝不愿当英雄／272

又是隐士，还得大名鼎鼎／279

诗意的战争听听可以，学是学不得的／282

功成不受赏，士人也／286

北山之北，南山之南／290

极高明而道中庸／296

国家不幸，诗人幸／307

07　微哉！无所不用间也

遵前制，而不令有失／312

雅量有道，四邻守之／315

君子所虑大而远，小人所虑小而近／318

无为：有所为，有所不为／320

各司其职，不必事必躬亲／322

成全小事，不如废弃大事／325

节奏！把握节奏！善于把握节奏／330

背水一战，有时是厉害到家的陷阱／338

微哉！无所不用间也／342

精彩书摘

内圣外王：最理想的人生模式

一般说来，传统中国人的理想有两条：一是做官，二是成名。做官实惠，成名可以不朽，如果能把二者集于一身，那就妙之极矣！

做官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荣华富贵”四字可谓形容尽了做官的好处，对于极为实在的中国人来说，如能得享高官厚禄，可谓不枉此生了。因此，中国人历来就对官有着敬畏和崇拜之情。

只做了官还不够高雅，如果能成为贤人甚至圣人，那就更加完美了。中国人历来对于先贤圣哲有一种神秘的敬畏感，认为他们不仅是天道的代言人，还是神明的象征，一般人尊重圣贤，读书人尤其如此，他们最大的愿望大概不是当皇帝，而是成为“帝王师”。

其实呢，名、利往往是黏结在一起的，所以，在图得官位、名誉的同时，往往就有了实利，像孔圣人那样一生穷困潦倒、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情形毕竟是个别的，而中了状元、做了大官、发了大财的情形才是普遍的，所以，中国人往往把名、利看作一回事。

但二者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商人赚钱，还是为传统观念所鄙视，土地主有钱，也为城里的人看不起，因此，像曾国藩那样，既是晚清统治集团中最大的实力派，是名震中外的“圣相”，还是学术界的领袖，把官、权、名、利结合得十分完美，就成了传统的中国人的理想形象。

的确，在曾国藩的身上，虚名与实利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这一辈子实在没有白过，吃喝玩乐占了，叱咤风云占了，行权用势占了，建功立业占了，舞文弄墨占了，寿终正寝占了，总而言之，功名利禄四字全占去了，可谓占尽了在中国人看来令人羡慕追求的一切好处。

因此，曾国藩在沉默了一百多年以后，能够重新唤起人们的热情，也就不足为怪了。只是，一般人能够学其一面已属难得，更无机会能够全面模仿效法。

历史上的曾国藩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争议很大而且极其复杂的人物，在他身上，可以说集中了中国传统官僚的所有特点，也掺杂了一些文人的品格。前人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其意是说如果称赞他的话，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位“圣相”，如果审判他的话，又可以把他看作是“元凶”。其实，曾国藩远比此定论要复杂得多，说他是“元凶”则可，说他是“圣相”则还不太够格。只是出于简便，一般都这么评价他，这里也暂借此论来分析一下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是由“元凶”走向“圣相”的，我们就先从他“元凶”的一面说起。

曾国藩生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卒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湖南湘乡人。曾国藩曾多次以“耕读传家”为骄傲，可见，曾国藩的家庭既非大地主，也非书香门第，而是中国传统的理想家庭模式：多有田亩，衣食丰足，又能读书著文、咏诗作赋。先不说这种家庭理想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什么样的精神，但它把种地之实与读书之虚这两件事结合得很好，则是确实无疑的，这种虚、实结合的家庭结构，对于曾国藩虚、实结合的人生品格，恐怕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曾国藩的祖父不太识字，但务实能力很强，整治得家业兴旺。他的父亲得以有闲读书，只是饱经寒窗之苦，才不过考了个秀才，做了孩子王。到了曾国藩这一代，却是祖坟上冒出了青烟，一路科考顺利。

曾国藩六岁入塾读书；八岁学“五经”，读八股；十四岁赴长沙应童子试，成绩一等；二十二岁中秀才，两年后就学于中国著名的学府岳麓书院，同年曾入京会试未中，后刻苦攻读经史；至二十八岁再次入京会试，中进士，从此官运亨通。

曾国藩兢兢业业，获得了清廷的赏识，连连升官，至三十七岁升为二品官。他曾十分自负地说过：“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可见，曾国藩还是把做官当作人生第一要义的。在这期间，他历任工、刑、吏部的侍郎，可谓春风得意。

但如果历史不给他提供特殊的契机，他是不会成为现在的曾国藩的，他也许只会像无数个封建官僚一样，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的出现，给他提供了一片广阔的历史舞台。

185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太平天国起义军从广西桂平山区冲破重围，像一股滚滚的洪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北推进，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攻克了南方重镇江宁（今南京），并改名天京，定为国都。清政府的军队可谓是望风披靡，一触即溃。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感到没有力量组织军队、调集兵力围攻起义军了，只好像东汉末年朝廷镇压黄巾起义一样，让各地自己建立地主武装，称为团练。这些武装力量由当地的官僚和地主联合组建，具体指挥权属于组建者。

咸丰皇帝于1853年下令长江南北的在籍官绅组建团练，曾国藩因家在湖南的湘乡，就积极响应咸丰，于这一年回到家乡，协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团练。从此，曾国藩开始了他的“元凶”生涯。

曾国藩在同乡儒生罗泽南的帮助下，先建立起了一支数千人的队伍，然后逐渐扩大。他十分了解清朝八旗兵、绿营兵的腐败，因此，在组建队伍时，首先注意了从平民当中招募士兵，绝不引进官僚子弟，其次是他十分注意宗族关系，把军队组建成一个血缘家庭性质的组织，以增强战斗力。

曾国藩的军队与清军和其他团练武装相比，有如下明显的特点：

一、士兵均来自质朴壮健的湖南乡民，既易于训练，又勇悍善战，坚决拒收城镇油滑市民和老兵油子，以免带坏了队伍。军官则多来自他的亲友中的读书人，要求肯为“卫道”、“忠君”而献身，不能急功近利，坚决杜绝清廷八旗贵族军官的争权夺利倾向。

二、把父子、兄弟以及有其他血缘亲属关系的士兵编在同一组织内，利用宗族亲缘关系维系士兵，使士兵打仗时能互相救助，且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一旦失败，全宗族就会遭到灭族之祸。曾国藩的这一招的确十分有效，把一支国家的军队变成了宗族军队，所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果然大大地提高了战斗力。这一创举也开了中国近代军阀的先河。

三、在组织上，曾国藩规定，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这样既提高了组织指挥的战斗力，也为曾国藩建立了一支私人的军队。

曾国藩虽然坚决反对满族人担任一般的军官，以免影响战斗力，但为了取得朝廷的信任，他特别推荐了满族人塔齐布为湘军大将，荐举多隆阿为湖北将军，在一切准备完成后，曾国藩的这支湘军开出湖南，准备同太平军作战了。

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曾国藩率湘军出战，在岳州与太平军接触，没想到一战即溃。曾国藩出省时共有湘军一万，包括水、陆军各五千，连其他人等共一万五千多人。岳州一战，水师被彻底击垮，几乎全军覆没。曾国藩可能是从未受过失败的滋味，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便投水自杀。他的部下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湘军统帅死去，赶忙把他救了出来。

曾国藩羞愤交加，下大力气整顿湘军，过了三个月，再战岳州，于七月攻陷。同年八月，曾国藩督战，经过激烈的争夺，又攻下了武汉。曾国藩这时总算报了岳州之败的仇，情绪高涨起来，叫嚣道：“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进逼九江。这时，太平天国起义军开始认真对付曾国藩了，派石达开为统帅，大举向西增援。石达开是一位智勇双全的著名将领，他设计把曾国藩的水师诱入鄱阳湖，再堵住湖口，打败了湘军，焚烧了战船。曾国藩看到苦心经营的水军又一次化为泡影，连自己的坐船都被烧掉了，不得不只身逃走，更是羞愤交加，再次投水而死。这次投水幸亏被部下拉住，免受了入水之惊。曾国藩两次投水，未得其死，也许仅是做做样子，并未真的想死，只是收拢人心而已。

石达开打败了曾国藩的这支在当时看来生气勃勃的军队，太平军又打破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军事上威震全国，大有夺取全国之势。可就在此时，太平军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为争权夺利相互残杀，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等著名将领先后被杀，两万多精锐死于内乱，石达开又带十万精兵出走。太平天国从军事上的全盛时期走向了军事上的下坡路。

此时，曾国藩趁机再夺武汉，并在与李秀成激战后夺得安庆。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曾国藩受命为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有了更大的指挥权，遂派三路军马发起进攻：李鸿章率自己的淮军保上海进攻苏南，曾国荃率主力进攻天京，左宗棠进攻浙江。太平军由于士气低落，战斗力大大下降，所以连吃败仗。再加上英国“常胜军”的支持，无锡、常州、苏州等地连续失陷。同治三年（1864年）四月二十七日，洪秀全在绝望中死去。

曾国藩的湘军入天京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以致“秦淮河尸首如麻”。湘军见物即抢，“子女玉帛悉数扫入湘军”。曾国藩完成了他率湘军攻灭太平天国起义军的“元凶”的使命，由于他善于玩弄权术，接着又一步步地登上了“圣相”的位置。

曾国藩在攻打太平军十二年的历程中自然并非一帆风顺，他数次战败，两次投水自杀，还有一次因害怕李秀成的大军袭来而数日悬刀在手，准备一旦兵败，即行自杀。他虽然忠心耿耿，但还是屡遭疑忌。在第一次攻陷武汉之后，捷报传到北京，咸丰帝大为高兴，赞扬了曾国藩几句，但咸丰身边的近臣说：“如此一个白面书生，竟能一呼百应，攻克武汉，并不一定是国家之福。”咸丰听了，默然不语。

曾国藩也知会遭人疑忌，便借回家守父丧之机，带着两个弟弟（也是湘军重要将领）回家，辞去一切军事职务。过了近一年，太平军进攻盛产稻米和布帛的浙江，清廷恐慌，又请他出山，并授他兵部尚书头衔，给了他军政实权。不久，慈禧太后专权，认为满人无能，就重用汉人，为曾国藩掌握大权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咸丰十一年（1862年），曾国藩被授以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政的权力，巡抚、提督以下均须听命，不久又被赐以太子太保头衔，兼协办大学士。自此以后，曾国藩在清廷中有了举足轻重的位置。

曾国藩急流勇退的方式进一步获得了清廷的信任，在取得了大权，进攻太平军胜利以后，他仍然小心翼翼。由于曾国藩的湘军抢劫吞没了太平军的很多财物，使得“金银如海、百货充盈”的天京人财一空，朝野官员议论纷纷，左宗棠等人还上书弹劾。曾国藩既不想也不能交出所掳财物，因此他在进京之后，急忙做了四件事：一、因怕权大压主而退出了一部分权力；二、因怕湘军太多引起疑忌而裁减了四万湘军；三、因怕清廷怀疑南京的防务而建造旗兵营房，请旗兵驻防南京，并发全饷；四、盖贡院，提拔江南士人。

这四策一出，朝廷上下果然交口称誉，再加上他有大功，清廷也不好再追究什么。他的恭谨态度，更加深了清廷对他的信任，于是又加恩赏以太子太傅衔，赏双眼花翎，赐为一等侯爵，子孙相袭，代代不绝。至此，曾国藩荣宠一时。

曾国藩还曾打过捻军。捻军首先在淮北一带零星起事，后逐渐汇成大流，又得太平军相助，遂成大势。清廷本想派蒙古贵族僧格林沁镇压，以显示并非只有曾国藩一类的汉人才有用，但僧格林沁被捻军击毙，无奈又得派曾国藩出马。曾国藩不像僧格林沁那样紧追捻军，而是坚壁清野，实行围堵的政策，后来还是被捻军冲破，终于无功。后经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出马，才算压住了捻军。

曾国藩还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赞成购买洋船洋炮，又派李鸿章等人“师夷人之长”，学习洋人的技术，网罗科技人才，建立枪械工业，对开矿等也有所提倡。他还注意选拔人才出国学习，在国内也主张设立学馆，培养人才。

曾国藩之所以成为所谓的“圣相”，“圣”就“圣”在他是封建道学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曾国藩极为推崇程朱理学，并且深入研究，提出新的理论，认为做学问就是为了恢复人性，就是恢复天地间的“理”和“气”，使人这一正气的凝结物载以封建道德的灵魂。这一点，与程朱理学的思想脉络是完全一致的，都是维护封建道德的。

他还特别推崇先秦时期的“内圣外王”的理论，即在思想品德上要提高修养，向圣人靠拢，在实际能力上要有王者风范，能匡时济世。曾国藩确实身体力行了这一理论，算得上言行一致。

他在训诂学等方面也很有成就。学术上的造诣和他的权位结合起来，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加上他亲手培养了许多学生，提拔了很多士子，因而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当时有许多人把他吹捧成所谓的“圣相”。曾国藩还亲自实行他的理论，未回乡组织团练以前，在京中做官时就十分注意修身养性，特别是在“静”字上下功夫。

他的生活起居极有规律：早起、静坐、养气、保身、读书、写字等，每日坚持记日记。这套做法连他的老师都很推崇，当朝皇帝也多有嘉评。也许正是因为他做出了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吧，才官运亨通。

曾国藩在晚年时，即便在军旅之中，也未忘记修身，强调立志、求知、敬恕、忠信、反省、慎独、谨言、有恒、勤俭、谦虚等。其目的，如他的“内圣外王”理论一样，还是“始于修身，终于济世”。

曾国藩始终不忘“半耕半读”的生活，这是一种虚实相间的，进可攻、退可守的生活。他一直认为这是最为理想的生活方式，并在家书中不断告诫子弟，必须以耕为本、以读为先，占住了这两条，家族就可长保富贵，就可立于不败之地。他的许多告诫子弟的话被家人保存下来，成为像《颜氏家训》那样为人们所重视的家训律条。

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曾国藩在游园时忽觉足麻，被儿子扶进屋后端坐休息，无疾而终。

也许，曾国藩从未想过自己在去世百余年之后会引起人们的巨大热情。因为他既不像二程、朱熹那样给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也不像诸葛亮那样是人们所敬仰的保国爱民的贤相典型，但是，他却留给了人们深深的思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何以会出现这样一位人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二程、朱熹可以被当作圣人来供奉，可望而不可即，无人去同他们攀比，就像皇帝也从不同孔子争高低一样；诸葛亮那样的贤相也可供奉在庙里，享受烟火祭祀，当作神来膜拜。可曾国藩不同，他既不可被当作圣贤来敬，也不可被当作神佛来供，他是一个人，一个世俗中的人，一个集世俗的名、利于一身的人，一个可供效尤的集世俗的名、利于一身的真实的人！

经历了现代历史的风风雨雨和当代历史的轰轰烈烈，人们也许疲惫了，并没有找到当初为自己设计的人格理想，并且已经感到了理智的枯竭与情感的焦虑，于是就回过头来，想在被他们所抛弃的东西中再寻找精神支柱。

当他们折头而回时，忽然发现了这么一个人，于是，热情便来了！

然而，这热情是好是坏，现在评说，还为时过早。

（参见《清史稿?曾国藩传》等）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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