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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武训是清末山东堂邑县人，他的特殊事迹是“行乞办学”。新中国成立前的电影剧本《武训传》对他所做的事赋予了浓厚的感情色彩，称他为“千古义丐”，反映了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的时代特征。
　　新中国成立初期重新拍摄电影《武训传》时，编导们对旧剧本进行了“把武训革命行动明朗化”的修改，但在这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时代，这些修改反而使得影片在“关涉到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方面，与当时正在大力确立和巩固的国家意识形态呈现出诸多相违之处。1950年10月影片公映后“好评如潮”，社会旋即掀起了“武训热”，引发了毛泽东的特别关注。在毛泽东看来，这些对武训和《武训传》评价的主流，是用似是而非的“马列主义名词”表达出改良主义的思想认识，由此决定借讨论和批评《武训传》，在新中国进行新国家意识形态教育。最初是要求在一定范围内讨论和批判武训的“不足为训”，然而，许多人对此认识上“跟不上”。1951年5月初，毛泽东决定亲自指挥这场“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斗争”。与此同时，毛泽东再三强调：“重要的不是武训和《武训传》”“主要是提高思想认识”“对事不对人”。但是，这场批判运动在贯彻执行毛泽东真正意图过程中却发生了一些“简单”“片面”“压服”等现象。
　　批判电影《武训传》事件是新中国为确立新的国家意识形态而进行的一场大规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在当代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该事件的发生、发展及结果似乎又是偶然和随机的，并非简单的“冤假错案”。发轫之作又具有“奇特性”，本身就说明批判《武训传》事件具有非同寻常的原因与背景。一旦我们“破译”出这一“奇特表象”下完整的逻辑程序，我们可以得到极为生动、丰厚的思想认识和历史教益。
　　《武训传批判事件研究：从历史语境的角度》把批判电影《武训传》事件的研究重点，放到对事件特定的“历史语境”和它的“实际构成”上来，即重点关注该事件发生特殊时代——“立而不确”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以及当时政治领导人的特定的思想认识和深刻的政治思考，通过“移情”到“彼时彼地”，用“同情的理解”去展示其“合情合理”的一面，以期对这个重大、“奇特”事件进行新的、具有逻辑自洽性的解读，是一部集思想性和历史性于一身的好书。
　　◎靠乞讨攒钱办义学的武训被誉为“千古一人”。
　　◎电影《武训传》中的观点却与新中国意识形态不合。
　　◎批判电影《武训传》体现出中国社会及其意识形态的变迁。
　　◎批判《武训传》时，毛泽东一再强调：“重要的不是武训和《武训传》”，“主要是提高思想认识”，“对事不对人”。
　　◎但这场批判运动还是发生了一些“简单”“片面”“压服”的现象。
　　◎破译这一奇特表象下的逻辑关联可以获得丰厚的历史教益。

内容简介

　　武训是清末山东堂邑县人，他的特殊事迹是“行乞办学”。1950年10月以武训生平事迹为内容的电影《武训传》上映引起“好评如潮”，同时也有对影片的批评意见。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这场争论对于新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意义，决定借对《武训传》的讨论批判，进行新国家意识形态教育。毛泽东强调：“重要的不是武训和《武训传》”，“主要是提高思想认识”，“对事不对人”。但这场批判运动还是发生了一些“简单”“片面”“压服”的现象。《武训传批判事件研究：从历史语境的角度》把对《武训传》批判事件的研究重点，放到对特定的“历史语境”和它的“实际构成”上，重点关注该事件发生特殊时代——“立而不确”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以及当时政治领导人特定的思想认识和深刻的政治思考，通过“移情”到“彼时彼地”，用“同情的理解”去展示其“合情合理”的一面，以期对这个重大事件进行新的合乎逻辑的解读。

作者简介

　　杨俊，江苏阜宁人，生于安徽宁国。历史学博士、公共管理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高级访问学者。浙江省新世纪151人才，浙江财经大学杰出中青年教师资助计划人选。现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教授、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二十一世纪》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全文转载，多篇论文被评为省部级优秀成果，出版学术专著数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以及省市级社科基金等项目多项。

目录

绪论
第一节选题意义及学术史回顾
第二节主要研究方法和材料

第一章历史语境（上）：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
第一节理论渊源
第二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
第三节“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
第四节“立而不确”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

第二章历史语境（下）：新中国成立初意识形态领域的
解构与建构第一节思想探源
第二节新国家新政治新文化
第三节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队伍状况
第四节意识形态领域的“解构”
第五节意识形态领域的“建构”
第六节特殊的意识形态部门——电影业

第三章电影《武训传》诞生记
第一节1949年前的电影版本
第二节重拍《武训传》
第三节剧本修改和审查
第四节编导的主观意图和实际效果

第四章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与批判
第一节“改良主义的影片”
第二节“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
第三节组织讨论与批判
第四节在《文艺报》展开批判

第五章大规模批判运动的发动
第一节“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斗争”
第二节批判运动的发动过程
第三节“对事不对人”
第四节批判运动的铺展

第六章《武训传》批判的历史过程
第一节批判文章分析
第二节“疑惑重重”与“贯彻不力”
第三节“动机与效果”之争
第四节《武训历史调查记》

第七章影响深远的批判事件
第一节“电影就是政治”
第二节“史学革命观”的萌发
第三节文艺界的整风学习运动
第四节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第五节“小人物”和“大人物”
第六节“至今没有引出教训”

余音
结束语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精彩书摘

　　武训(1838-1896)，山东堂邑柳林镇武庄(今属山东冠县)人，清朝末年，在穷乡僻壤的鲁西地区，他以行乞集资的方式，兴办了柳林的“崇贤义塾”、杨各庄的“育英堂”、临清的“御史巷”三处义学。1896年，武训在病中逝去，但在他身后，人们对其人其事赋予丰厚的感情寄托和欲望投射，建构出不同的武训形象。
　　武训行乞兴学的事迹在清末就开始产生影响。当时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宣付国史馆立传；各级官府、各界名流开始采用种种办法，彰扬其“孝义、节行、克己好义”的道德楷模精神。梁启超亲自为武训立传，张謇也在南通师范学校第一届简易科卒业演说中，称武训“可谓能宏道，可当绝大人物”，称其大仁、大智，可与孔孟诸贤比肩。[2]辛亥革命以后，武训在社会舆论中的形象，由晚清的“义士”上升为平民教育的先驱，人们对武训先生的行动及精神推崇备至，政界、学界、商界争相表彰：蒋介石、汪精卫、林森、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戴季陶、何应钦、何思源、黄郛、王世杰、熊式辉、邵元冲、杨虎城、张自忠、傅作义、宋哲元等政界、军界要人；蔡元培、黄炎培、邓初民、蒋梦麟、李公仆、陶行知、郁达夫、臧克家、蒋梦麟、段绳武、王星拱、张伯苓等文教界人士，甚至于一些落魄军阀如段祺瑞、吴佩孚等，或撰文赞颂，或题辞纪念，或为以武训为名的义学捐款。
　　当时崇尚“武训精神”最著名的是陶行知先生。陶行知从美国留学归来后，就开始从事教育活动。他的教育活动，是当时中国救亡和争民主的大潮中的一股洪流，因此他在政治中屡遭迫害，他所从事的教育实践得不到政府的任何支持，只能四处筹款，备尝艰苦。所以，陶行知对武训“行乞兴学”的精神产生了共鸣，同时也是为了把武训搬出来做他的政治活动的掩护，[2]陶行知把“武训精神”归结为“三无四有”，盛赞武训为“普及教育之先导，私人兴学之表率，中国教育事业的楷模。”他在全国提出“跟武训学”的口号，要求大家做“集体的武训”[3]……
　　1945年12月，陶行知等人又在重庆兴起了纪念武训诞辰一百零七周年活动。出于对同一营垒中的战友的支持，郭沫若应陶行知之邀，参加组织了纪念会。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也参加了发起活动。[4]纪念会请帖多半出自郭沫若之手笔：
　　今年十二月五日，为山东堂邑武训一零年诞辰纪念日，其一生行乞兴学，艰苦卓绝，世可难能！……而期社会有志士友，皆如武训先生，高瞻远瞩、立下决心、尽其在我，顺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群需要，加紧普及教育工作，提高人们知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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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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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很不错的书，京东促销价格也很合适。

评分☆☆☆☆☆

看过武训传这部电影，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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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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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办学愿望的武训此后仍然一囊一钵，到处奔走募化。一天，他在路上遇到周大，周大告戒他要当心受骗，武训开始怀疑了。郭知县为他呈报请奖，张抚台要为他向皇上请封号、造牌坊，更使他感到不安和疑惑。清王朝因农民暴动处于危机之中，告急文书雪片似的飞向北京。清王朝的鹰犬们献技，对周大这样的“响马”要剿，对武训这样的人要抚。光绪封武训为“义学正”，赏穿黄袍马褂。当“乐善好施”的牌坊建好时，武训却好像发了疯，不肯跪谢皇恩。满腔悲惘的武训拖着黄马褂走进学堂，他对孩子们说：“你们记牢了，将来长大，千万别忘了咱庄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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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视角看待建国初期的武训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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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重新拍摄电影《武训传》时，编导们对旧剧本进行了“把武训革命行动明朗化”的修改，但在这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时代，这些修改反而使得影片在“关涉到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方面，与当时正在大力确立和巩固的国家意识形态呈现出诸多相违之处。1950年10月影片公映后“好评如潮”，社会旋即掀起了“武训热”，引发了毛泽东的特别关注。在毛泽东看来，这些对武训和《武训传》评价的主流，是用似是而非的“马列主义名词”表达出改良主义的思想认识，由此决定借讨论和批评《武训传》，在新中国进行新国家意识形态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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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崇拜、个人集权从武训批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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