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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读人群 :大众 会馆一般指同乡人团体,而公所则多指同业的协会,会馆公所的主要作用就是“联乡情、笃友谊”。对客居他乡的外乡人来讲,建立自己的会馆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对同业来讲,有了同业的组织,才能排解同业纠纷、制定同业规定。老上海的会馆公所组织结构、管理模式、职权范围大同小异,会馆公所的会址大都长时期在固定的地点,这些建筑大都湮没多年,《老上海会馆公所》努力发掘考证,使读者可以按图索骥,寻找那些遗址遗迹。
内容简介
会馆一般指同乡人团体,而公所则多指同业的协会。《老上海会馆公所》以老上海同乡同业团体机构建筑为题材,引据文献,叙说源流,杂以个人亲历见闻,使读者可以按图索骥,寻找那些遗址遗迹,具有发掘梳理城市发展历史文脉、增进读者乡土人文知识的意义。
作者简介
薛理勇,祖籍福建省福清市,1947年出生于上海。长期任职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从事上海历史、中华文化史、风俗史研究。上海市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地名学会常务理事、上海道教协会常务理事等,并担任SMG纪实频道嘉宾主持。主编《上海文化源流辞典》、《上海掌故辞典》等。
目录
潮州府在上海的三家会馆
广州和肇庆人的广肇公所
宁波人的同乡会馆——四明公所
旅沪甬商的浙宁会馆
绍兴人的浙绍公所
海宁富商徐棣山与海昌公所
福建泉漳会馆
福州果橘商人的三山会馆
徽宁会馆思恭堂
无锡、金匮两邑的锡金公所
镇江人的京江公所
苏州洞庭东山会馆
山东会馆至道堂
湖南会馆和瞿真人庙
江西会馆
四川人在上海的蜀商公所
商船会馆
钱业公所和钱业会馆
昙花一现的汇号公所
豆市街与饼豆业公所萃秀堂
茶叶业同业公所
新发现的米业公所嘉谷堂碑
水木业公所与鲁班殿
木业公所和震巽木业公所
花业公所和售花公所
豫园内的同业公所
珠玉业和银楼业公所
上海的丝业会馆
附:清代至民国初年上海会馆公所一览表
精彩书摘
《老上海会馆公所》:
旅沪甬商的浙宁会馆 《光绪上海县续志·卷三·会馆公所》: 浙宁会馆,初名天后行宫,在荷花池头。嘉庆二十四年,甬商董萃记等创建。咸丰三年,寇毁。五年,因承运京粮,无议事所,号商董椿记、方振记、李慎记、赵钜康等集资重建,后厅日“正谊堂”。九年,工竣,乃定今名。光绪七年,以历年所积捐款增置基地。重建大殿、戏台、看楼,阅三载告成。司其事者为方振记、新记、镇康云。基九亩有奇。
浙宁会馆实际上是浙江宁波的船运商人建立的同业公所。宁波与上海隔杭州湾相望,水上交通十分便捷,海船在顺风顺水的情况下,几天就可以抵达上海港。正如《四明公所义冢碑》所讲:“四明襟山带海,地狭民稠,乡人耕读外,多出而营什一之利”,宁波背山依海,人口稠密,可耕地明显不足,于是,一部人在家乡耕读,还有许多人外出经商、打工。当清康熙1685年开放海禁后,许多人选择了上海,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宁波的海运商人就在大东门外置地兴建了“天后行宫”,这是同业敬奉航海保佑女神——天后的场所,也是同业聚会议事的地方。据记载,他们还在天后行宫里挖了一个不小的池塘,广植荷花,于是这里也被叫做“荷花池”,今天的大东门外还有一条叫“荷花池弄”的小路,这就是当年荷花池留下的痕迹。
在本丛书中经常提到,中国东南临海,长江口位于中国南北海岸线之中点,习惯上把长江以北的海面称之“北洋”,以南称之“南洋”,上海位于长江口的南岸,属于“南洋”,也处于南、北洋的交接处。
北洋依托的陆地是华北、华东平原,千万年来,黄河夹带的大量泥沙在注入大海时沉淀下来,使北洋形成几十里,甚至百余里的滩涂,涨潮时,滩涂被海水淹没,退潮时,滩涂又露出水面,于是,只有上海制造的沙船和山东制造的卫船,这种平底浅船才能在这里航行;而南洋依托的陆地是闽浙的山地丘陵,近海多悬崖、岛礁,水深浪急,只有闽浙制造的深水船适宜在这里航行,也就是讲,北方南运的货物,必须进上海港,改装南方深水船才能继续南下,而南方北运的货物,也必须进上海港,改装沙船、卫船才能继续北上。所以,宁波商船主要承揽上海以南的南洋航运。
众所周知,所谓漕运就是“南粮北调”的水上航运,江南是中国稻米的主产区,为了解决北方粮食供应不足的困惑,从元朝起,中央政府对江南的征税部分实施实物税,就是对江南的征税直接征收稻米,再把稻米运往北方。明朝实行“海禁”,就是禁止在近海开展航运和贸易,漕运主要依靠运河运输,清承明制,漕运也走大运河。到了清朝中后期,尤其到了嘉庆以后,一方面是漕运量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则是大运河的北段淤塞严重,通航能力下降。于是,江苏省在上海设“江苏海运局”,将部分漕运委托上海的沙船商,走近海北上,而浙江的漕运仍走大运河北运。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改南京为“天京”,建立太平天国王朝,并控制了长江的部分水域,运河的航运受到严重影响,浙江漕运无法正常进行。而漕运被列为国家头等大事,地方官不能把漕米按时运到指定地方,主管人轻者罢官,重者服罪,于是咸丰五年(1855年)杭州知府王有龄(次年晋署盐运使,1858年晋浙江巡抚)就遣“红顶商人”胡光墉(雪岩)到上海,筹划仿江苏漕运的做法,将浙江漕运改为委托沙船商运。据记载,由于浙江已处于战争状态,漕米的征收已十分困难,胡雪岩就利用与上海沙船巨商郁泰峰的关系,在嘉定一带直接收购粮食,再委托上海沙船商北运,总算完成了浙江漕运任务。
漕运是长期任务,于是在胡雪岩的提议下,将宁波船商的天后行宫改组为浙宁会馆,并将“浙江海运局”也设在那里,与浙宁会馆的隔壁,《光绪上海县续志》中记: 浙江海运局,在王家嘴角西。同治年购建。初,浙漕由沙船 协运,嗣轮船分运后,始专用宁船。每岁冬,浙江巡抚派员来沪, 于此办运。
浙江的漕运,先由宁波船从浙江运抵上海,再改装沙船运往北方,后来,沙船被轮船招商局的火轮船替代了,于是,浙江漕运的沙船运输部分也改用火轮船运输。漕运是国家的“南粮北运”,规模十分庞大,承接浙江漕运的宁波船商也由此发迹,于是,几家发达的宁波船商又集资大兴土木,重建和扩建浙宁会馆。《申江胜景图》由上海《申报》馆刊印于1884年,绘图者是近代著名画师吴友如,所绘画者均为当时上海名胜名迹,此时,浙宁会馆刚全部建成,遂被《申江胜景图》收入,从画中可以看到,浙宁会馆建筑画栋雕梁,勾心斗角,十分华丽和壮观。到了清末,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把江南的粮食运往北方有利可图,许多商家投入“南粮北运”,清末,清廷废除漕运,浙宁会馆失去了独揽浙江漕运的优势,地位逐渐下降。
……
前言/序言
近代以后,西方国家在上海的同人团体或组织的club被上海人译作“总会”,如英侨的Shanghai Club叫做“英商上海总会”,美侨的American Club叫做“美国总会”或“花旗总会”,德侨的The Gernan Club(又作The Club Concordia)叫做“德国总会”等,而中国人在海外的“会馆”又多用英文写作Club。确实,中国的会馆与西方的club是有相同之处的。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稽山会馆唐大士像》:“尝考会馆之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隆间……用建会馆,士绅是主。凡人出都门者,藉有稽,游有业,困有归也。”一般认为,会馆作为一种专用的机构或处所名称出现于明嘉靖,隆庆年间,是指省、府、州、县设在京师、省城的同乡人机构,使同乡人在异乡找到一个归宿,帮助同乡人解决住宿或其他困难。中国古代实行科举考试,府、县一级的考试称之府试、县试,通过者获得秀才资格,省一级的考试称之乡试,获秀才资格者才有机会参加乡试,通过者获举人资格,京师的考试就是会试,通过者可获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赐进士出身,统称“进士”,就可能直接或候补放官。京师离地方很远,而只有获举人资格者才能到京师会试,一旦考得好成绩获取进士资格,就将得到进殿面见皇帝,被放以一定的官职。于是,一些省或富庶的地方就会在京师设立会馆,招待本省考生,我想,京师会馆出现,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到了清代,“会馆之设于京师,以为官游宴聚栖止之地,所以联洽乡谊也”,“士之试京兆礼部者,各郡县类有行馆为之栖止”,会馆是地方政府设在京师的招待所;当然,朝廷也会定期不定期地将朝廷的人事变动、国家形势印成邸报,通报相关官府或地方,京师会馆的另一个作用就是帮助地方政府打通朝廷的环节,向地方政府通报京师情报,于是,京师会馆又犹如今日地方派驻北京的“办事处”。
明朝和清初实行“海禁”,就是禁止或限制在中国近海开展航运和贸易,许多在元朝发展起来的沿海港口立即衰落。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收复台湾,标志着沿海反清武装被肃清,两年后,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解除了中国实行了三百年的海禁令。中国东、南靠海,长江口位于中国海岸线之中点,习惯上以长江口为界,以北的海面称“北洋”,以南的海面称“南洋”。北洋依托的陆地是华北、华东平原,黄河在这里直泻大海,千万年来,受潮汐的影响,黄河夹带的大量泥沙入海后就沉淀下来,沿海形成绵延几十里,甚至百余里的滩涂,涨潮时,滩涂被海水淹没,落潮时,滩涂又露出水面,只有上海制造的沙船,山东制造的卫船,利用其是平底浅船的特点,可以在沿海的夹沟中穿行;南洋依托的陆地是闽浙的山地和丘陵,沿海多悬崖、岛礁,水深浪急,只有福建、浙江、广东制造的深水海船才适宜在这里航行。换言之,从山东辽左南运的货物,先由沙船、卫船南运,进长江口到上海港后,改装南方深水船后才能继续南下,而从粤闽浙北运的货物,先由南方深水船北运,进长江口到上海港,改装沙船、卫船后才能继续北上。上海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港口条件,注定它就是中国近海南北航运的枢纽和中心,是货物的中转站、集散地。在康熙开放海禁后仅三十年,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上海的沙船商就在上海成立“商船会馆”,这是上海出现的第一个同业团体,又若干年后,福建泉州、漳州两府的海运商人在上海成立“泉漳会馆”,潮州商人在上海成立“潮州会馆”,以后,又有更多的会馆公所建立,与北京的会馆不同,上海的会馆公所主要是商人的同乡、同业团体。
中国的“会馆”或“公所”,早期均被西方译作guildhall,而guild,则多指欧洲中世纪时为了互相帮助和保护,同业之间形成的同业组织,相当于中国的同业公所、公会、协会。从汉语的通常释义中,会馆一般指同乡人团体,而公所多指同业的协会,而在中国,往往会是同一地方、区域的人从事相同或相似的职业,而进入上海的商人、手艺人尤其如此,于是,在上海,会馆与公所往往混用,如商船会馆,泉漳会馆明明是海运商人团体,但它就被称之“会馆”,而“四明公所”明明是宁波人的“同乡会”,但它又被称之“公所”,所以,我们不能根据称谓而确定是同乡会馆或同业公所,而只能根据其组织结构和职能来确定其是同乡会馆或同业公所。
会馆公所的主要作用就是“所以联乡情,笃友谊”,对客居他乡的外帮人来讲,建立自己的会馆才能一致对外,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对同业来讲,有了同业的组织,才能排解同业纠纷,制定同业规矩,避免同业竞争,保护同业利益。当然,落叶归根,旅沪的外地人不希望客死他乡,而靠私人的力量是难以或无法“扶柩归乡”的,于是,上海的会馆公所另一个重要的职能,就是解决同乡、同业的寄榇、暂厝、运柩等殡葬困难。
对社会和政府来讲,会馆公所又是政府与百姓之间的“中介”,民众遇到特殊的困难,可以求会馆公所帮助,而政府在管理上有不顺手之处,也可以由会馆公所协调,可以避免民众与政府的直接对话、冲突,所以,上海的历届政府均会给申请建立会馆公所者较大的支持。
中国是宗法制度十分严重的国家,于是,上海的会馆公所的组织构架、行政制度会有宗法制的深刻印痕。古代,往往一个地方、地区、地域的人会从事同一种或相似的职业,于是,上海的不少会馆公所并不见得就是完全的同乡或同业团体,如丝业会馆只是以浙江杭嘉湖地区丝业商人的团体,浙绍会馆只是以绍兴钱业、炭业为主的商人团体,锡金会馆只是江苏无锡米业为主的团体,不论会馆或公所,其大多是同乡人中的部分同乡人,同业中的部分同人的组织,无法代表全部旅沪同乡人或同业同人的利益。1909年,鉴于原四明公所在处理“四明公所事件”失利的教训,旅沪甬人领袖虞洽卿、朱葆三等发起成立旅沪宁波同乡会,得到更多的旅沪甬人的支持,以后,各地旅沪客家相继建立同乡会,使原来的同乡会馆的地位明显下降。1918年4月,中华民国农商部颁《工商同业公会规则》,规定由地方商会负责,“以维持同业公共利益,矫正营业上之弊害为宗旨”,建立同业公所;1923年又颁布《修正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其中第九条说:
本规则施行前,原有关于各工商业之团体,不论用公所、行会或会馆等名称者,均得照旧办理,但其现行章程规例,应呈地方实业行政主管官厅,或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转报农商部查核备案。嗣后修改时亦同。
前项公所、行会或会馆存在时,于该区域内不得另设该项同业公会。
措词婉转,但言简意赅,就是讲,在《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实施后,如有新的同业公会建立,原有的同业公所会馆的职能解除,如没有新的同业公会建立,准许原公所会馆继续存在,但其必须根据《工商同业公会规则》修订章程,并报地方商会或最高行政长官批准,再报农商部备案,实际上,经改组后的公所会馆就相当于同业公会了。事实上,在1918年《工商同业公会章程》颁布后,几乎绝大多数的同业在上海总商会的监督和指导下建立了同业公会,原来的公所会馆对同业的管理、约束权就转移到同业公所,公所会馆已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
上海的会馆公所组织结构、管理模式、职权范围大同而小异。但与以后的“同乡会”、“同业公会”相比较,会馆公所必须有属于自己产权的会所,而许多同乡会、公会只是一个社团组织,一般不建造自己的会所,而是租用住所或房间作为会所的登记地址。上海的会馆公所会长时期在固定的地点,这些会馆公所建筑大多已湮没多年,许多人也想知道那些会馆公所在哪里,建筑又是什么样的?对此,本书努力发掘,考证,使读者可以按图索骥,寻找那些遗址、遗迹,为具体认识上海的历史文化起点作用,做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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