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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由Carol Benedict在其1992年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改写而成。在书中，作者用六大章的篇幅，尽可能全面地从历史、地理、传染病学和社会等角度来论述晚清中国的鼠疫。从内容上看，本书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前三章主要采用区域体系理论构建了区域内和跨区域鼠疫传布的认识框架，后三章主要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探讨晚清的鼠疫。作者利用地方志、医书、报章杂志和西方旅行者、中国海关医官、美国领事馆官员的观察记录等等中英文资料，比较成功地重建了清末中国鼠疫问题的全貌。不同以往的鼠疫问题研究者，该书不仅从医学史的角度探讨鼠疫的起源与传播，更从社会史的视角探察鼠疫带来的公共卫生问题引发的国家与社会、殖民政府与殖民地人民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该书是了解清末中国医学、疾病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重要著作。

作者简介

Carol Benedict, 中文名班凯乐，斯坦福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美国乔治城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代表作是1.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为第一部研究中国近代鼠疫与社会变迁的专著;2. Golden-Silk Smoke: A History of Tobacco in China, 1550-2010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11),讨论明清以来中国烟草消费史，本书获2011年费正清奖。

目录

目录





导言
鼠疫的传染病学
当代中国的鼠疫生态学
清以前中国的鼠疫记载
第一章中国西南地区鼠疫的起源（1772—1898）
18世纪的瘟疫(1772—1830）
19世纪的瘟疫（1854—1898）
结论
第二章鼠疫的地区间传播（1860—1894）
云南—岭南鸦片贸易的发展
19世纪中期西江沿线的干扰和北海的崛起
鼠疫从云南到岭南的扩散
鼠疫从北海到广东中部和东部的传播
结论
第三章东南沿海区鼠疫的空间传播（1884—1949）

概念与争议

东南沿海区鼠疫的传播

结论
第四章19世纪中国对鼠疫的医学、宗教和行政反应

中国传统医学对鼠疫的解释
关于鼠疫起源的民间信仰
社区对鼠疫的应对
官方对鼠疫的应对
结论
第五章市民行动主义、殖民医学与1894年广州、香港的鼠疫
广州的市民行动主义：善堂对鼠疫的应对
香港市民行动主义与国家医学的冲突
结论
第六章鼠疫与新政时期中国国家医学的起源（1901—1911）
鼠疫、船舶检疫和主权问题
袁世凯与警察指导的公共卫生
新式警察与鼠疫控制工作（1910—1911）
结论

结论
附录台湾(1897—1917)、香港(1893—1923)鼠疫发病率与死亡率模式
附录A香港(1894—1923) 、台湾(1897—1917)的鼠疫发病率与死亡率
附录B香港（1893—1907）、台湾（1897—1906）的人口死因比较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导言

在有文字可考的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腺鼠疫的大范围流行。第一次是查士丁尼鼠疫（the plague of Justinian），公元6世纪它席卷了中东和地中海地区（Dols 1977：1419；Hirst 1953：10）。第二次是14世纪的“黑死病”（Black Death）。此次鼠疫始于1347年，先从西亚蔓延到中东和地中海地区，又波及西班牙和法国，最后到达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德国和波兰（Benedictow 1992；Dols 1977；Shrewsbury 1970；Ziegler 1969）。第三次大流行出现于19世纪末，在地理范围上大大超过了前两次。1894年，广州和香港出现了腺鼠疫,数年内从香港传遍了亚洲的许多地方：1896年传到了印度，1898年到越南，1899年又传入日本（Hirst 1953：104；Janetta 1987：194；Velimirovic 1972：493）。截至1900年，国际航运业已将鼠疫从亚洲带到了遥远的国际港口，如旧金山和格拉斯哥，造成了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世界性鼠疫大流行（Hirst 1953：296303）。
近代此次大范围流行的鼠疫发源于中国西南地区。18世纪晚期云南省暴发了腺鼠疫。最早记录的有可能是鼠疫的疫病出现于1770年代的云南，1772—1830年之间，它从云南的西部边陲慢慢传播到该省人烟较为稠密的中部和东南部地区。1830年后，鼠疫一度消退，然而到了19世纪中期又卷土重来，并进一步向东传播，19世纪六七十年代首先传至广西和广东西部，最后于1890年代抵达珠江三角洲。此次鼠疫还沿着中国的海岸线向北蔓延，并横跨海峡两岸，波及了福建、台湾和浙江的部分地区，以及上海、营口（牛庄）等沿海城市。
关于中国以外的地区第三次鼠疫大流行历史的著述颇为丰富。历史学家从多方面书写了印度的鼠疫，例如，探究了鼠疫对人口的影响（Klein 1986：725754；1988：723755），鼠疫引起的英国殖民政府内部不同派别和印度国民大会党之间的政治冲突（Catanach 1983：216243；1987：198215；1988：149171），以及印度民众对殖民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反应（Arnold 1988：391426；Arnold 1993：200239；Chandavarkar 1992：203240）。对于其他国家此次鼠疫的研究也为数不少，如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Hull 1987：210234）。另有一些著作关注在鼠疫控制中美国公共卫生部如何使旧金山的基层管理相形见绌，以及鼠疫暴发后南非和美国出现的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公共卫生政策（Kraut 1994：7896；McClain 1988：447513；Risse 1992：260286；Swanson 1977：387410；Trauner 1978：7087）。此外，也有学者考察了1894年香港和广州鼠疫的生物医学研究的意义（Cunningham 1992：209244；Hirst 1953：106120）。
虽然许多研究对晚清中国的鼠疫流行已有所涉及，但它们只是将其放在世界性大流行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Hirst 1953：101104；Simpson 1905：4866；王，伍1935：506519；伍1936：1531）。
饭岛涉的著作（1991：2439）是个例外。感谢饭岛教授将其研究成果的复印件惠寄给我。这些学者主要对探索鼠疫的全球传播感兴趣，并非致力于了解中国鼠疫史本身。鼠疫蔓延到了中国的广大地区，但是对其具体的传播范围仍缺乏说明，也没有人分析中国的个人或集体试图如何应对鼠疫引发的危机。
本书没有从鼠疫对其他地方的影响着眼，而是从中国内部鼠疫的起因与结果的角度来探究近代鼠疫大流行在中国的缘起。总体上，我试图尽可能全面地从历史、地理、传染病学和社会诸方面来论述晚清中国的鼠疫。更确切地说，我致力于以下问题的探究：有关鼠疫起源于云南的诸多问题；鼠疫从西南地区蔓延到东南沿海省份的原因；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对于鼠疫的社会、医学和宗教反应。
基于上述关怀，本书分为六大章。第一、二、三章采用区域体系理论构建了区域内和跨区域鼠疫传播的认识框架。第一章关注鼠疫在中国西南地区的起源，并分析18世纪的经济增长如何导致了使鼠疫首先暴发于云南的生态变化。我认为，鼠疫不是经济崩溃或人口下降的表征，而是18世纪中国西南边陲大规模发展的结果。第二章探讨鼠疫沿19世纪贸易路线长距离传播，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路线常用来在云南和岭南之间运送本土出产的鸦片。第三章以东南沿海区鼠疫传播的城市和乡村模式为基础，就鼠疫对人口的影响问题提出一些尝试性的结论。
最后三章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讨论晚清的鼠疫。第四章考察鼠疫流行期间充斥于19世纪的医学、仪式和行政活动的病原学理论和宗教解读。第五章对1894年广州和香港的鼠疫进行个案研究，叙述华人精英活动家和英国殖民政府在如何正确应对鼠疫问题上的冲突。第六章描绘在清政府统治的最后十年，国家和社会在鼠疫应对上的变化，并详述清末新政期间（1901—1911）应对鼠疫的工作在国家医学和公共卫生组织的创立方面所起的核心作用。我认为，和欧洲相比，清政府并没有将强有力的公共卫生措施强加给社会。然而，19、20世纪之交中国开始接受并采纳西方的国家医学观念后——很大程度上这是围绕着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产生的国际医疗政治的结果，这一点改变了。
鼠疫的传染病学
本书所用的“鼠疫”一词，指的是现代生物医学所描述的一种特定疾病。
此处对鼠疫传染病学的探讨主要根据Pollitzer 和Meyer的著作（1961：433501）。致病微生物耶尔森氏鼠疫菌（有时也称巴斯德氏鼠疫菌）是一种杆菌。某些种类的杆菌对人类非常有害，不过耶氏鼠疫菌对人产生影响是偶然的。鼠疫是一种主要影响啮齿动物和其他动物的人畜共患病，动物和人被昆虫，通常是鼠蚤叮咬之后会被传染。假如鼠疫菌进入肺部，受害者染上继发性肺炎并因此咳出血或带有鼠疫菌的飞沫，此病就会直接传染。这种罕见类型的鼠疫传染性很强，如果不治疗，一两天之内就能置人于死地。在较为常见的淋巴腺鼠疫中，感染两三天之后细菌侵入淋巴系统，腹股沟、腋窝或颈部会出现清晰可见的淋巴腺肿大。其他症状包括高烧、寒颤、呕吐、头痛、眩晕及谵妄。早期阶段使用抗生素是目前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但是如果不治疗，腺鼠疫会在五日之内夺走60%~90%感染者的生命。较少发生的临床上的其他鼠疫类型还包括脑膜型鼠疫（影响脑膜和脊髓）和败血型鼠疫（影响循环系统）。
鼠疫至今仍存在于生活在全球某些界线明确的地理区域的野生哺乳动物之中。这些荒野被称为“鼠疫自然疫源地”或“野生啮齿动物鼠疫疫源地”，具有适合鼠疫耶氏菌在动物之间持续传染的气候学与昆虫学特征。在这些自然疫源地，能够充当传染病宿主的动物非常多，绝非仅限于老鼠。旱獭、松鼠、草原犬鼠、野兔、沙鼠、家鼠、田鼠和鼩鼱都能携带鼠疫菌。典型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居住着若干不同物种，每一种对鼠疫都有自己的免疫力。那些对鼠疫传染具有高度免疫力的物种供养着鼠疫菌，因为每个季节鼠疫只导致一些动物死亡。其余种类对鼠疫具有免疫力，继续携带受感染的跳蚤而没有不良影响。当这种跳蚤咬了易感染物种，大量新宿主即被感染，其中许多死于被称为“动物鼠疫”的阶段。然后跳蚤舍弃动物尸体去寻觅新的宿主，包括人，假如他们就在附近的话。
鼠疫从动物到人类的传播比较频繁地发生在某些物种身上。在欧洲历史上，人间鼠疫最普通的传播媒介是黑家鼠（有时也称为船鼠）和褐家鼠（也叫作挪威鼠），它们现在仍然生活在世界各地。此外，还有其他200多种啮齿动物能充当人间鼠疫的传播媒介（纪树立1988：480）。其他动物，如家猫，也是鼠疫从啮齿动物向人类传播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当老鼠或家畜感染上了流行中的鼠疫，一个“家鼠型鼠疫疫区”就形成了。
当人类占据了感染鼠疫的动物生活的地区，或者当被感染的动物迁移到或被带入人类居住区，人类和疫蚤就有了接触。跳蚤本身并不能跳得很远，但是它们可以被动地由能远行的动物宿主（鸟、家兔、野兔以及以啮齿动物尸体为食的食肉动物）或人（藏在其行李、货物或运输工具中）带到各处。疫蚤被动地由人携带转移是人类居住区之间鼠疫传播最普通的方式，它们藏在许多商品中被带来带去：原棉、羊毛、谷物，甚至是麻布袋。由于人类在疫蚤的长距离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故鼠疫往往沿着运输路线传播。
当代中国的鼠疫生态学
世界上的几个鼠疫自然疫源地位于中国境内。中国26个省（包括台湾省）、自治区（原文如此。——译者）中有17个有动物鼠疫疫源地，影响波及194个县，面积约达500000平方公里（纪树立1988：6466，475）。中国的流行病学家根据地理位置、传染鼠疫的动物种类和现存的特定鼠疫菌株，划分出了10个不同的鼠疫自然疫源地（见表1）。在这10个地区，已知共有50多种传播鼠疫的哺乳动物、约40种不同的昆虫媒介和17种独特的鼠疫菌株（同上：479480）。
本书关注在过去的两百年中曾对人类生活造成重大危害的中国三大鼠疫自然疫源地：满洲平原、滇西纵谷和中国南方家鼠鼠疫疫源地。
对于中国南方家鼠鼠疫疫源地是构成一个鼠疫自然疫源地，还是滇西纵谷疫源地的“补充”，现在有所争议。关于这两种观点的讨论，参见赵永龄（1982：257）。表1所列的大多数其他疫源地是孤立的地区，因此对人类几乎没有威胁。在这些遥远的地区，只有当人类积极侵入动物的天然栖居地，如狩猎或诱捕，鼠疫才会向人类传播。这种情况极为罕见。相反，在人口稠密的满洲平原，鼠疫很容易从达乌尔黄鼠传染给褐家鼠这种中国北方最常见的共生啮齿动物。中国东北动物鼠疫的这种特殊生态环境是至少自20世纪初以来满洲频繁发生人间鼠疫的原因（伍1926；1936）。
滇西纵谷鼠疫疫源地位于中国西南的横断山系，面积约为230平方英里。在这个山区，两种对鼠疫有免疫力的野生物种——大绒鼠和齐氏姬鼠，维系了这一地方性动物病传染链。这个地区也居住着半野生啮齿动物——黄胸鼠，它对存在于大绒鼠和齐氏姬鼠中的特殊鼠疫菌具有高度易感性。鼠疫从野生动物连续不断地传播到黄胸鼠，然后后者又把鼠疫带回到毗邻荒野的人类居住区。
黄胸鼠是迄今为止中国南方发现的最常见的啮齿动物，也是云南西部地区（滇西纵谷）以及雷州半岛和闽南（合称为中国南方家鼠鼠疫疫源地）甚至现在仍存在鼠疫的原因。
黄胸鼠仅发现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在中国的热带地区，黄胸鼠占所有共生啮齿动物的60%~95%，在亚热带地区占老鼠的20%~80%，在温带地区则不到啮齿动物总数的6%（赵永龄1982：260）。与此相反，在中国的热带地区，普通的褐家鼠在啮齿动物中所占比例不足7%，在亚热带地区为15%~50%，在温带地区占所有老鼠的85%~100%（此处的“热带”指平均气温介于22℃~26℃之间，年降雨量为1500~2500毫米的地区。亚热带地区指1月份的气温在0℃~15℃之间、7月份的气温在26℃~30℃之间，年降雨量为1000~2000毫米的地区。温带地区指那些冬季气温在0℃以下的地区）。动物学家把黄胸鼠归类为半野生动物，因为它们喜欢栖身于房屋的高处或屋顶，也生活在菜园、田野或丛林中。它们几乎什么都吃，不过更喜欢谷物、豆子和其他植物。收获季节黄胸鼠在外面活动，以成熟的谷物为食，其余大多数时候则生活在人类的住所。虽然黄胸鼠的自然栖息地分布在长江下游诸省（在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和安徽尤为常见），不过它们也被发现于运载货物去北方的货车和船只中。印鼠客蚤（the Asiatic rat flea）是中国南方最常见的鼠蚤，也是黄胸鼠与人类之间鼠疫传播的主要媒介。
清以前中国的鼠疫记载
虽然在现代生物医学中，“鼠疫”这个词专指由耶尔森氏鼠疫菌引起的传染病，但在西方的文化和文学传统中，该词另有涵义（Herzlich and Pierret 1987：7）。在西方的想象中，鼠疫一直被视为最可怕的灾难。西方的历史意识，深深地印刻着对14世纪灾难性的黑死病，以及随后持续肆虐欧洲大陆一直到18世纪的一波又一波瘟疫的集体记忆（Carmichael 1993：630；Park 1993：612）。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88：89）曾雄辩地指出，鼠疫，这种被认为是造成了历史上这些著名的灾难的疾病，依然是难以置信的，它是彻底毁灭的最有说服力的隐喻。这些想象现在仍然与我们同在。在最近对1994年印度肺鼠疫暴发的反思中，评论家詹姆斯?芬顿（James Fenton）写道，鼠疫已经在我们的民间传说和想象中留下了“社会生活自身的前景岌岌可危”的印象。对芬顿来说，“鼠疫不是许多传染病中的一种，而是所有疾病中的疾病，是可以摧毁城市及其礼仪、道德——衡量其自身价值的所有标准的疾病”（1994：48）。
鼠疫作为疾病分类学中的独特类型，在中国并没有引起这种文化上的反响，“鼠疫”（字面意思是“老鼠的疫病”）这一现代称呼甚至直到19世纪晚期才开始使用。
截至19世纪末，中国的医生已在使用“鼠疫”一词来描述西方医学界定为“plague”的疾病。例如，1891年出现了一部专著《治鼠疫法》（郑肖岩1936［1901］：序），对此我将在第四章中加以较详细的讨论。19世纪晚期的一些地方志编纂者也使用了“鼠疫”一词，例见《上林县志》（1899［1876］，1：10a）。 相反，鼠疫以及其他曾经流行的传染病被泛称为疫或大疫。许多地方对经常暴发的疾病或
许有自己的称呼，有时这些名称似乎与鼠疫是相一致的。例如，18、19世纪云南的“痒子病”，指的就是一种通常发生在老鼠死亡之后，导致人体出现肿块的流行病。
疾病史学家依靠淋巴腺鼠疫的两个独特特征——老鼠之间的流行病和淋巴腺肿大——来辨别史料中的耶尔森氏鼠疫菌传染病。人类通常因啮齿动物身上的跳蚤罹患此病的事实，意味着历史记载中关于老鼠之间流行病的描绘可能标志着鼠疫的暴发。使淋巴
腺鼠疫得名的淋巴腺肿大是不同寻常的，文字记载中提及这种症状意味着这种疫病有可能曾经出现过。虽然这种症状使人联想到鼠疫，但这种现象的记载并不能构成明确的回顾性诊断，因为判断人体现在（或过去）是否罹患鼠疫唯一确切的办法是在实验室进行检测（Cunningham 1992：209244）。显然，如此僵化的科学标准使得断定过去任何一次瘟疫是否为“鼠疫”都极其困难，假如不是不可能的话。甚至在“鼠疫”一词的使用上，具有某种语言上的连贯性的西方传统也是如此。
这些问题不仅摆在医史学家，也摆在当今的流行病学家面前。1994年秋印度暴发流行病的原因，虽然被广泛报道为是肺鼠疫，但是甚至在流行病结束的两个月后这一点仍有争议。一些科学家怀疑这场疾病是否为鼠疫，因为鼠疫菌尚未在实验室中分离出来。另一些人则认为就是鼠疫，因为肺型鼠疫的典型症状和病变在那些患者身上很明显（《纽约时报》，19941115，C3）。
对中国文献中的鼠疫进行回溯性的辨识就更成问题了。不仅在19世纪晚期之前汉语中没有鼠疫一词，而且中国的观察者采用迥异于20世纪生物医学的词汇来表述疾病，并用从我们现代居高临下的角度来看显得含混不清的方法记录症状，因此任何利用中国的历史记录把某次疫病确认为鼠疫的历史学家都要面对严肃的方法问题。一方面，我们面临着现代人的情感与20世纪之前中国人的情感之间的差距，我们在找寻对他们而言不存在的事物——生物医学上被称为“鼠疫”的疾病，用现代术语把文献记载中的任何“疫”称作“鼠疫”是将其转换成那些遭受过疾疫之苦的人们眼中、心里和经验中法认识的事物。另一方面，正如欧洲历史上的鼠疫，我们法通过显微镜证实我们的怀疑，而必须依靠远远达不到实验室设定的标准的文字证据，因此我们永远法确定中国历史上的某次疫病是否即为现代生物医学意义上的鼠疫。
阅读清代以前中国的鼠疫史文献时，必须谨记这些显而易见的困难。鼠疫已被认为是导致至少三次不同时期大规模瘟疫流行的根源：隋末和唐代的前二百年（7—8世纪）的瘟疫；12至14世纪（宋元时期）影响中国的瘟疫；17世纪明清之际的瘟疫。
20世纪研究鼠疫的重要专家伍连德博士，最早引述了几部经典医书作为中国至少自7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着鼠疫的证据。
伍连德，自称为“鼠疫斗士”，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一直活跃在鼠疫研究与鼠疫防控事业的前线。中国最早和最成功的鼠疫监测、防控机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的成立与持续运转，与伍连德的推动有很大关系。关于其工作与生活的更多事迹，参见其自传（伍1959）和傅维康（1984：6466）、杨上池（1988：2932）撰写的传略。根据伍连德的研究（1936：11），巢元方的《诸病源候总论》（公元610年）和《千金方》（公元652年）都描述过一种主要症状是身体出现肿块（恶核）的疾病。崔瑞德（Denis Twitchett 1979：42，52）也认为，在7—8世纪的中国至少有一些瘟疫是由腺鼠疫引起的，他还仔细重构了一系列瘟疫的时空影响范围以强化自己的观点。在承认法知悉鼠疫是否确为这些瘟疫的起因的同时，崔瑞德也注意到，至少其中某些瘟疫的时间与许多历史学家所认为的中亚和中东鼠疫暴发的时间一致。他猜测这两种现象之间应有联系。
12至14世纪期间中国可能出现过鼠疫。中国的医史学家范行准支持这一观点（1986：162163，241242），他引用了许多宋元医书，这些医书描述了一种症状（出现肿块、淋巴结肿大、高烧、咳血及痰）与不同类型的鼠疫（腺型、败血型和肺型）非常相似的疾病。和伍连德、崔瑞德不同，范行准认为直到12世纪鼠疫才在中国广泛传播，因为当时的编年史家将鼠疫描述为一种“新”病。
许多历史学者把宋元时期中国传播甚广的瘟疫和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联系在一起，提出黑死病起源于中国（伍1936：47；Ziegler 19 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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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就是人类文明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凡有文明的地方，就可以写出它的科学史来。就此而言，我们可以有“美洲的玛雅科学史”、“非洲科学史”、“少数民族科学史”，当然也可以有“中国科学史”。但是，这样定义的科学史也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假定科学作为“人类”的自然知识有一种主导的、本质的形态，世界各民族或多或少、或先或后的靠近这种主导形态——生活在现代的人们很容易认同这个主导形态就是西方的科学，特别是西方近代的科学——科学史就是记载自然知识的这一主导形态的发展历程。这个假定也被认为是“现代性”在科学史领域中的体现。著名的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想把中国的科技文明纳入统一的世界科学史图景之中，就属于这种伟大的努力。他以西方近代科学为基本参照系，仔细查检中国历史上与之类似的科技成就，从而按现代的分科体系梳理出中国古代科技的涓涓细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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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啊，经典作品，可以研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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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挺好的一本书，值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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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国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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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然界的实证研究已经自古代经典描述（例如，泰勒斯，亚里士多德等人），和科学方法已自中世纪使用现代科学的曙光往往追溯到近代早期，特别是科学革命发生在16世纪-17世纪的欧洲。科学的方法被认为是如此重要，以现代科学的一些考虑，早前咨询走进大自然是前科学。传统上，科学史家所定义的科学足够广泛，包括那些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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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咋样，看了再说。送货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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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各个文明特别是主要的大文明之间，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共同的本质意义上的自然知识形态，各个文明都有其独特的与自然界打交道的方式，并形成各自特有的自然知识形态。要是写起通史来，前者可以称为“百川纳海”型，后者则可以称为“百花争妍”型。科学史将主要是西方的历史。这是西方大多数科学史家采用的定义，因此他们编写的科学史基本上是西方科学史。只是由于对西方科学文明的产生和传承有过贡献，少数非西方的文明也可以纳入其中，比如古代埃及和两河流域的文明可能对希腊科学的产生有过贡献，阿拉伯人在公元8-11世纪在希腊科学的传承方面有过贡献，所以通常也被提及。过去我们多认为这是“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在作怪，其实主要是科学的定义在“作怪”。再说大多数科学史家采纳这个定义也是有道理的，毕竟，科学首先是作为“西学”而成为“显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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