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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战后日本的选择和构想》通过对战后日本外交政策演变的分析，认为战后日本外交在宪法第9条和《日美安保条约》的制约下，基本上采用了所谓吉田茂的“中庸”路线，但这一外交路线受到左右两派的攻击，造成了“和平国家日本”和“大国日本”的分裂，并对日本通向“正常国家”的外交构成极大的障碍；进而又从“中等国家”外交的角度分析了战后日本外交的主体性，认为日本应放弃追求“大国外交”，从日本自身及国际形势的实际出发，采取“中等国家”外交的策略，这样反而更有利于日本外交主体性的发挥。

作者简介

　　添谷芳秀，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教授，著名的国际政治及日本外交研究专家，其研究方向是国际政治、亚太及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和日本外交。1979年从日本上智大学外国语学部英语专业毕业，1981年获得日本上智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国际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得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学专业国际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先后担任财团法人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研究员，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和现代韩国研究中心主任，日本外务省咨询小组成员，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理事，亚细亚政经学会评议员，国际文化会馆评议员，美国亚细亚协会国际评议员，等等。多次参与日本国内外政策的制订与讨论，如担任“21世纪日本构想恳谈会”成员（1999～2000年）、日本经济产业省产业结构审议会（地球环境小委员会）委员（2003～2005年）、日本防卫设施中央审议会委员（2000～2009年）、“新时期关于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的恳谈会”委员（2010年）、“日韩新时代共同研究项目”第一分科会委员长（2009～2010年）等。
　　
　　李成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精通日文和韩文，主要研究领域为中美日大国关系、东北亚国际关系和日本外交。先后取得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现政府管理学院）法学学士学位、国际关系学院法学硕士学位，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研究科法学博士学位。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做博士后工作，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做访问研究员，在韩国东西大学国际学部任助教授。2010年出版专著《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日文），2013年出版合著《朝鲜半岛的秩序重组》（日文），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9篇。

目录

中文版序
译者序
前 言
序 章为什么是中等国家外交
一 日本国家形象的分裂
二 冷战的结束和1955年体制的崩溃
三 中等国家外交的视角
四 大国外交的幻想——为了避免逆向修宪

第一章 战后日本外交的回顾——吉田路线的深层内涵
一 战后日本外交的扭曲
二 冷战以前
三 冷战的发生和日本
四 吉田路线的诞生

第二章 高度增长期的纠葛——对吉田主义的反思
一 围绕吉田路线的政治构图
二 《日美安保条约》的修改
三 池田外交和大国日本
四 佐藤荣作的自主性外交和对美协调
五 吉田主义

第三章 缓和时期的日本外交——在中、美、苏战略博弈的狭缝里
一 中、美、苏三大国和日本
二 20世纪70年代的中日关系
三 中等国家外交的萌芽

第四章 无核中级国家论的实践——中曾根外交的实质
一 中曾根外交和吉田路线
二 自主防卫论和无核中级国家论
三 防卫政策的体系化
四 对安全保障的多角度探讨
五 中曾根外交

第五章 国际安全合作的探索——后冷战时期的日本外交
一 冷战的结束和中国
二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变化
三 亚洲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和国际安全合作
四 日美安保关系的制度化
终 章中等国家外交的构想
一 战后日本外交的构图
二 中等国家外交与国际安全合作
三 人类安全
四 东亚共同体和中等国家外交的合作
参考文献
后 记

前言/序言

　　在战后的日本外交里，“看不见的手”始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很多中国读者所担忧的日本的“民族主义”，既是对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失望和不满，又往往被“看不见的手”所阻止。
　　例如，1951年签订的《日美安保条约》，到了1960年才被修改为现在的《日美安保条约》。时任日本首相岸信介当初的动机，是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通过日美关系的“对等化”，试图加强日本的主体性。但修改后的《日美安保条约》，却更加明确了日本在防卫安全政策上的对美依存的制度化。
　　1964年岸信介的胞弟佐藤荣作就任首相的时候，希望就日本的核武器问题同美国总统举行首脑会谈，并直率地向美国转达了自己的想法。但是10年以后，1974年佐藤荣作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1967年佐藤荣作担任首相时期，提出了“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这是他获奖的最重要原因。对上述两个事例，本书将进行详细考察。
　　中国的读者可能将此理解为日本文化的特征——“真心”和“表面”。但是，从政治学角度来看，希求日本主体性的“民族主义”往往被“看不见的手”所控制，在该平息的时候就得到平息。那个“看不见的手”的正体，就是本书作为分析框架所提出的“宪法第9条和日美安保体制”（简称“九条安保体制”）。本书明确指出，根据战后日本的经验，日本的“民族主义”冲动始终未能超越“九条安保体制”。日本的防卫安全保障政策受到宪法第9条和《日美安保条约》的根本性制约，具有与中国或美国截然不同的“中等国家”特征。
　　战后日本以“九条安保体制”为基础，把大部分资金预算和人力资源集中投入外交政策领域，对此，用“中等国家外交”的概念来说明比较恰当。日本不仅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供财政、人力的支援，在国际机构里努力防止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而且为促进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地区合作提供援助，冷战后参与联合国维和活动（PKO）和促进人类安全的活动，等等。战后日本集中精力推行这些领域的活动，毫无疑问都是典型的“中等国家”型的外交活动。
　　从外部世界理解日本时，很容易出现一些混乱，这是因为“九条安保体制”里存在着两大结构性问题。第一，无论是宪法第9条，还是《日美安保条约》，本质上都制约日本的主体性和自立性，从而容易伤害“经济大国”日本的国家主义者的自尊心。尽管如此，虽然“九条安保体制”曾经发生过动摇，但通过战后整个历史过程反而又得到了加强。那是因为“九条安保体制”使日本的军事侵略历史意识深深扎根于中国、韩国等亚洲各国，而且日本社会也感受到历史的沉重负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九条安保体制”应该更加准确地被称为“九条安保历史体制”。
　　“九条安保体制”始终存在的另外一个结构性问题，就是日本社会和舆论围绕外交政策而产生的分裂。1946年制定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的时候，还没有发生冷战。当时中国正处于国共内战时期，朝鲜半岛也没有完全分裂。但是到了1947年，欧洲地区开始发生冷战以后，1948年8～9月朝鲜半岛分裂为朝鲜和韩国，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9月，日本签署《旧金山和约》，同日又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保条约》。换句话说，战后日本宪法是在冷战发生以前制定的，是对日惩罚的战后处理的核心；而《日美安保条约》是美国在冷战体制下需要日本的时候所制定的一种机制。
　　在日本国内，以战后宪法作为国策而维护的舆论和政治力量，与冷战体制下形成的以日美安保作为基轴的现实路线之间产生了全面对立。本书将详细说明，“九条安保体制”的扭曲结构是如何导致战后日本国家认同意识分裂的。其结果是，日本政府在政治上难以触动修改宪法问题；战后日本的保守势力虽然提出修宪主张，但在现实中只能在宪法框架内推行政策立案和运营。
　　随着冷战秩序瓦解，各种安全保障问题大量出现，“九条安保体制”开始显现出种种局限性。虽然“九条安保体制”从根本上制约日本的自立性，但旧的问题以新的形式再次浮现。2006年就任首相的安倍晋三就以“摆脱战后体制”和“有所主张的外交”为口号而主张修宪，这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一旦追求日本主体性和自立的“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那么他们就可能会否认“九条安保体制”的基础上所存在的侵略亚洲的历史，这是其一贯的思想立场。也就是说，这种思想是存在于“九条安保体制”之外的。
　　尽管如此，从结果来看，当前第二届安倍政权的外交政策依然被“看不见的手”所引导，仍然被限制在“九条安保体制”的框架内。然而，主张“摆脱战后体制”的思想上的冲动，虽然存在于“九条安保体制”的框架之外，实际上却是“九条安保体制”框架内的变化。为了让中国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在此先进行简单的说明。
　　对安倍晋三首相试图推行的外交安保政策的变革，大多数外国人认为这是日本的“正常国家化”。日本政治家小泽一郎1993年出版的《日本改造计划》（讲谈社）所主张的“正常国家论”主要有两点：第一，“国际社会上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日本也应理所应当地负起自己的责任”；第二，“面对人类共同的课题，日本应自觉做出最大的努力”。具体而言，就是小泽一郎一贯主张的自卫队要全面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小泽一郎的“正常国家论”基本上立足于国际主义观点的问题意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得到重大进展，如自卫队开始参与联合国维和活动、“重新确认”日美同盟等。这些都作为政策论或者法律论在“九条安保体制”框架内进行，而且正如当时频繁使用的“国际贡献”一词所显示出的那样，基本上都根据国际主义思路而得以实现。
　　在这一时期，宫泽喜一内阁的“关于慰安妇问题有关调查结果的河野洋平内阁官房长官谈话”（1993年8月4日）、时任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在国会就职演说中对“侵略”的明确使用（1993年8月23日）以及在与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的首脑会谈中明确表示的道歉（1993年11月7日）、战后50周年之际对“侵略”亚洲表示道歉的“村山富市谈话”（1995年8月15日）、1996年以后致原“慰安妇”的时任日本内阁总理的道歉信（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小泉纯一郎等）、小渊惠三和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发表的《日韩联合声明》中明确体现出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1998年10月8日）以及同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的《中日联合公报》里明确写入的“侵略”和“深刻的反省”（1998年11月26日），等等。这些都与日本政府从正面对待历史问题并从国际主义观点出发的立场密切相关，是日本调整冷战后外交安全保障政策的结果。
　　不知从何时开始出现将“正常国家”理解为日本推动国家主义的看法，这种看法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韩国等近邻国家，而且在关注这一问题的欧美国家知识分子心中生根发芽。虽然这些认识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都认为：日本“正常国家化”意味着日本传统意义上的军事作用将“觉醒”，最终将通过修宪实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行使军事力量的目的。这种认识正在逐步扩散。与此同时，因为这种认识与日本国内的问题意识相差甚远，大多数日本人逐渐不再使用“正常国家”一词。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样反而助长了国外的这种单方面认识。
　　在这样的社会整体氛围下，20世纪90年代以后自卫队作用的扩大、日美同盟的加强、日美同盟体系内的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修宪动向等，都引起了近邻国家的警惕。而且，中国和韩国对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不信任，不仅在知识分子层面上，而且已经在政府层面上占据主导地位。日本国内受到国外观点的影响，自由主义、国际主义言论的力量衰弱，国家主义言论的气焰更盛。同时，这些又使海外舆论对日本“正常国家化”的误解大增，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尤其是在这种认识背景下，2012年年底产生了第二届安倍政权。
　　安倍首相的思想如何具体反映到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实际上，安倍首相与他对历史问题的复古主义态度相反，正如同被“看不见的手”所引导的那样，多次改变了自己的发言。安倍首相重新掌权以后，优先强调经济政策，较少谈及历史问题，而且曾经提出过的“摆脱战后体制”“有所主张的外交”等口号，到如今变成“积极和平主义”。
　　虽然他的动机是国际主义或者国家主义，但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并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冒着被误解的危险在此直言：即使日本能够参与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保障和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集体自卫行动，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和围绕日本的国际政治环境也不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如果日本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日美同盟的一体化反而会得到加强，从而依然限制日本的自立。另外，参加联合国集体安全保障在本质上也是如此。在这些动向的根基里基本上都存在国际协调主义。
　　美国著名的外交期刊《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2013年7～8月号上登载了以《日本复活》（Japan is Back）为题的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采访纪实。在采访中，安倍首相表明:
　　即使日本修改宪法，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与加拿大相比，还将处于被限制的立场。
　　虽然安倍这么说是为了消除海外过度的担忧，但如果从“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作用来看，这一发言实际上反映了本书所分析的日本外交的“中等国家外交”本质。在本文开头，我们提到了岸信介担任首相时期的《日美安保条约》的修改和佐藤荣作担任首相时期的围绕核武器的应对策略。安倍首相跟这两位首相都有血缘关系，在他身上正发生着完全类似的现象。
　　从中国关于日本的“常识”来看，这种解释可能是难以完全接受的。但是，我希望读者在读完本书以后，再读一遍这篇序文。日本对中国的理解也是一样的，正确的相互理解是改善两国关系的第一步。恳切希望本书能够为此做出一点微小的贡献。
　　添谷芳秀
　　2013年11月
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战后日本的选择和构想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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