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龚鹏程，是当代享誉海内外华人世界的学者和知名思想家，精通中国文学、史学、中国、宗教，常以孔子自比、自励。他自幼才华横溢，而且精通武术、书法，深广的学力贯通古今、融会中西，人称当今天下“第1才子”。《鹏程问道》是他四十岁时回顾自身前半生经历的自传文字，一个率真坦荡、不拘常俗、志向高远、勤奋自砺的学者、行者的形象跃然纸上。

内容简介

　　《鹏程问道》是“当代孔孟”、“天下第1才子”龚鹏程先生四十岁时撰写的回忆录，记叙自身求学问道、入世历事的经历和感悟，一个率真坦荡、不拘常俗、志向高远、勤奋自砺的学者、行者的形象跃然纸上。

作者简介

　　龚鹏程，1956年生人，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曾任淡江大学中文系主任、研究所所长、文学院院长、文学院院长，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南华大学创校校长，佛光大学校长，中华道教学院副院长等教职；及国际佛学研究中心主任、世界道教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理事长等职。著书四十余种。

精彩书评

　　★鹏程多才多艺，于为文作诗、绘画写字，无所不通。而其著述至2002年已出版的书就有五十余种，所涉及到文、史、哲诸多方面，如儒、释、道、诗、词、古今文学、方志、美学、符号学，甚至武侠小说等等，而在他的研究中往往多有创见。
　　　　——汤一介

精彩书摘

　　梅新先生策划了一系列访谈，第一位是古龙，要我去做记录。我仿古龙文体整理了当日之访谈内容。黄老师与梅新先生很满意，古龙更满意，还派人来取了一份。不久之后，古龙即因酗酒而死，该文成了古龙晚年最重要的谈话。也是在十五年后。早期出版古龙成名作《大旗英雄传》《楚留香》等书的真善美出版社少东宋德令先生，由美返国，重新投入武侠小说出版事业，找到我为这一系列作品重写导论，并制作电脑游戏版楚留香。即是这段因缘的后续发展。
　　访了古龙之后，接着访李敖胡茵梦、高阳、牛哥、颜元叔，谈历史小说、侦探小说、文学批评、漫画、治学、爱、性等等。稿子后来都辑入汉光出版社《历史中的一盏灯》。只有古龙一篇，因汉光老板宋定西不喜欢古龙而未收入。宋先生是张梦机老师的“兄弟”，依辈分，我应喊他师伯。硕健朗锐、亦理平头，但蓄须，有威仪，曾是拳击国手，亦为江湖好汉。有次乘计程车，与司机发生争执，司机邀他下车单挑，他一拳就把对方打晕了。聘张老师为其公司顾问，张师中风后，振济恤赡，尤见古侠士风，我甚景仰之。他对我很赏识，屡邀我去主持其公司编务，我都不能应命。如此豪侠，却对古龙不欣赏，也是趣事。
　　这些访问，郑明蜊曾推许为是她所见过最精彩的访问稿。其实不全是我的功劳。访问时主要当然是我，但不只有我发问，梅新大多参加，也邀一些艺文及学术界朋友莅场，许多有深度的问题是他们提的。我只是费了一些气力予以整理罢了。唯整理亦非易事，当时我尚无力购买录音机，借别人的机器与带子录好，带回龟山去整理，翻来、复去，拼起、删掉，组织成文。于整理中体会受访者之思路、欣赏其语言运用、回忆谈话时之气氛，而以文字追踪之，是非常难得的经验。所访问的这几位，也都是罕见的人物，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
　　其中最特殊的是高阳先生。他原本是准备招徒的，曾由汪中老师介绍了王文进，二人不契，他又另行物色。梅新要我访问他，本亦有意撮成此事。但访问过后，他一直喊我鹏程兄，常邀我去吃海鲜、谈清史、论红学。一杯在手，语惊四座。我顺其谈锋，随处贡疑献证，他便越谈越起劲。有时来函论学，亦累累数页。在联合报写《曹雪芹别传》时，更指定要我写篇访谈，以当前言。后他又发现靖应鸥藏脂批本可能是赝品，我也附和写了一篇《靖本脂评石头记辨伪录》，刊在成大学报中。当时他很欣赏邱世亮先生在《红楼梦解》中认为该书系影射雍正夺位之见解，由我找到邱先生，三人谈了一次，准备合作写个东西。后虽亦不果，然我之红学知识，实由先生启之。其他所谈，当然亦不限于红学。
　　他每次打电话来，都是：“鹏程兄！高阳！哈哈哈”。约见面，纵酒倾谈。高睨雄文，同一世之豪也。然时愈久，饮酒愈多，先生之体力乃愈衰，终于一九九二年六月因心肺功能衰竭而逝。那天我去看他，适巧其女公子刚刚走开返校，医生电击心脏抢救无效，先生唇角鲜血溢出，未及与我交谈便去了。我大哭，通知了联合报、中国时报与中央日报，回去赶了几篇追悼文字，纪此缘会，并志感怆。
　　这也是访谈的续曲。在访谈以外，我并帮副刊写些稿子。例如钱钟书《管锥编》新出，我读后有些意见，写了书评。卜少夫（无名氏）适来台，见之，大为欣赏。常对人说：大陆上捧钱捧上了天，龚鹏程一篇书评就将他打倒了。其实我没那么大本事，只是大陆学界哄抬“钱学”闹过了头，易惹人厌而已。
　　又如我为了研究汪荣宝，曾去拜访其哲嗣汪公纪先生，获赠其《思玄堂诗》《金薤琳琅斋文集》及清史著作，回来草成《汪荣宝的历史形象与地位》。待一九九四年，又是十五年后，汪先生忽赐一函，谓“久仪清望，无缘识荆，怅恨，怅恨”。且云当年我那篇文章在报上刊登时，他只剪存了上半篇，希望我能再将下半篇寄奉。我很惶恐，忙将文章寄去，并回函说其实他见过我的，我就是当年去麻烦他的那个年轻学生。汪先生又回信说：“家大人思想，蒙代为仔细剖析，使其伟大处完全明了，裨益后人，使得留名千古，胥拜先生之赐矣。公纪不学，先人所遗诸书不能尽识，况今已届耄耋之年，又患中风。而今能遇先生，使其略能领会先人之伟大，真万幸”。我还没来得及逊辞，他就抱病枉驾亲来致谢。使我非常惭愧。其实童子何知？汪公纪先生曾任驻日
　　代表团公使副团长，学贯中西，而对后辈如此，正与高阳俯与我等后生交友，或卜少夫先生不吝奖饰末学一样，都是老成仪型，足堪式范。我以文字因缘得此殊遇，颇感荣宠。
　　后来梅新先生离开台时，副刊由周浩正先生接手，我也写了一阵。待梅新转至正中书局时，他便来邀我办《国文天地》月刊。
　　办此刊物，是他的理想。构想的来源，是从前开明书店的《国文月刊》。他认为这类刊物既能做学校师生修习国文之参考，又可提供社会语文知识，而适为台湾所无，故积极游说正中书局办。先与师大谈合作，未谈成。一九八五年他又拿了计划给当时国民党秘书长宋楚瑜先生看。因正中是党营事业，宋先生支持这个计划，拨了半年一百二十万经费，所以就开办起来了。
　　正中总经理是蒋廉儒先生，他很支持这个刊物，但其他人则未必。梅新时任正中编务，兼任社长，我是总编辑，另聘原在救国团的杨俊先生为总经理。总共就这么三个人，没有兵，唯有一兼职美工，是联副的陈泰裕。办公室，则把正中四楼会议室隔了一小间给我们用。人员与经费不属于正中编制，只提供一些桌椅设备。所有编务、印务、业务，都得靠自己，但整体方向及运作，却须受正中之节制。
　　这是多么奇怪的体制？正中是党营事业，有其特殊之文化，副总经理陶佩瑚先生有次举了首打油诗告诉我这种文化乃是：“一枝铅笔五颗章，等因奉此无事忙，只见桥梁不见水，没有子弹空有枪”。公司员工一百多，出版量大约与后来我任职之学生书局相埒，但学生书局总共不过十二人。这么多人，出了些堆在仓库找也找不着之书，而门市、业务、编辑各自为政，日子倒也过得不错。我从私立学校来，处此真是大开眼界，极端不习惯。幸而月刊社与正中关系暖昧，在半独立状态中，稍事忍隐，尚可相安，但精神上是痛苦的。
　　编务也不容易对付。我此前在出版社编过东西，也担任过采访工作，但编杂志是另一套，我毫无经验。从策划内容、安排段落大要、约稿、设计封面、催稿、改稿、发排、校对、配图、计算栏位、补白、贴版、清样、晒蓝，到印刷、上光、转送书报社，一步步都要学过。我号称总编辑，其实是校长兼撞钟，全得自己动手。我不怕动手，只是不懂，不知如何动手。陈泰裕这时帮了我最大的忙。我其实是在跟着他学，然后找市面上其他的杂志来研究，到底杂志该怎么编。真不懂，也只能旁敲侧击地问，否则总编辑不知如何编刊物，说出来不唯笑死人，也影响士气。
　　这真是打落门牙和血吞，强忍硬撑着做。那年端午节我就没回家，睡在编辑桌上。当时正中因属党营，门禁与公家衙门类似。夜里来加班，会发现电梯锁了，或铁门关了。有时要从二楼一西餐厅的厨房钻上去。有时加完班下来，准备回家，会出不去，只好在办公室窝一晚。
　　刊物第一期于一九八五年六月推出，以小鸡即将啄破蛋壳出来为封面图案，标榜“知识的、实用的、全民的”。因为国文是一切人文知识的基础，运用于一切生活之中，并非研习国文之老师学生才需要补充此类知识，每个人都必须注意语文能力的提升。《国文天地》之宗旨即在于此，偏向社会语文学的路线。故除了介绍传统的历史语文学知识外，更要结合社会，讨论语文环境如何改善、语文现象如何了解、语文能力如何加强等。因此刊物一出来，大家耳目一新，觉得仿佛与一般讲国文教育的老夫子面貌有别。创刊号一版印了一万册，迅即售罄，一周后即再版，共卖了一万六千册。半年以后，又获得了新闻局的优良杂志奖。
　　《国文天地》在创刊时，有人预估不会卖超过四百本，谁能料到居然还能再版？熟悉台湾杂志，特别是人文刊物市场者都晓得那是多么困难的事。但要维持业绩也很困难。刊物的划拨、业务、广告，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勉强发展，其实也非常吃力，
　　这些我并不能不管。因编辑部后来陆续有王美琴、黄秋芳、林慧峰、蔡素芬君加入，分担了许多工作，所以我便又策划开办“文化讲座”。邀王邦雄、曾昭旭、康来新、蔡信发、颜昆阳……等人来讲《庄子》《红楼梦》《史记》等，学员须交费，以此挹注刊物收入，且扩大宣传与影响。试办效果甚佳，场地不够用。正中便把二楼西餐厅收回，改装成社址兼教室。当时此亦为创举，后来曾老师他们也在《鹅湖月刊》开办，也很成功，渐渐乃广为各界所采用。
　　针对校园内部的国文教学，我又找了萧丽华、陈贤俊等一批年轻朋友编了一套《国文教学动动脑》，强调教育的创造性、思考性，并提供较丰富的参考资料。这就又使《国文天地》开始出版丛书了。不但杂志已刊之文章可再结集重编为书籍，亦可另行策划，与杂志相互搭配。例如我就找了几位漫画家，编了四本《画说成语》。
　　杂志乃因此而亦成为一文化综合体，有杂志、有丛书、办文化讲座、结合国文教育界与各文化团体之力量，共同探讨国文知识，多角经营，好不热闹。当时我已贾祸，抨击过中文学界的各种弊端。执编上述刊物时，许多人认为中文学界应该会抵制我；此刊物之风格又带有现代感，恐不易获得支持。刚开始时或许是，但办出气势来了。中文学界的人力反而被我调动起来，没有了支不支持我的问题与权力。而我也恰好有此机会，把刊物办得热热闹闹，表示我不是光会张口批评的人，也能办点实事，具有实践性。正中之态度，也逐渐好转，蒋先生升任董事长、黄肇珩先生来接任总经理，书局经营形态有所调整，对杂志愈趋于积极。
　　这时我仍在淡江校长秘书处上班，但张先生因已任北市议长，不能再兼校长，遂改任董事长，申庆璧师乃趁隙退休，又向张建邦先生建议让我回到系里去，较能发挥。因我在淡江一直是以行政职员兼教钟点的方式聘用，并未因我已获博士学位而返系专任。经申老师争取，张先生问了我的意愿之后，同意我回中文系专任，改任教师，不再兼行政工作。董事长秘书一职，则把已离开学校，去了铭传的王樾找回来做。
　　此时系主任由傅锡壬老师担任，我觉得在系里亦未必能发挥。曾昭旭老师已接掌中央大学中文系，颜昆阳准备离开淡江去中央，我便与他一道参加中央的甄选，获得通过，正要返校办手续。新任校长陈雅鸿先生找我，要我负责接手系务。事出突然，情不可却，只好硬着头皮接受派令，并回《国文天地》去向黄肇珩先生辞职。
　　黄先生希望我仍能留下来，并说正中总编辑也正好悬缺，属意我担任。正中总编辑，是有历史荣誉性的位置，历来都是有名望的学者才有资格担任的。我有些心动。但仔细衡酌之后，仍然决意返回校园。
　　我像鸟，在外面飞翔之后，总还想回到巢里。学校是我习惯了的巢穴。学术研究是我的志业或生活方式，教育则是我的理想。原本只是因在体制内部推动不了，故以社会教育的方式来带动体制的革新，达成教育的功能。现在既有机会返回校园、实践一些想法，当然还是回去了。
　　总计我在《国文天地》编了二十六期。把这个冷门的刊物办到有口碑，也有实利，自认为是颇不容易的；替国文教学打开了一条新路向，更是国文教育史上不可漠视的一页。当时联合报社长刘洁先生常在刊物上写稿，后来怂恿联合报系也办了一个《历史月刊》，亦可算我有间接催生之功。我曾见李瑞腾有一文，把这两个刊物合起来讨论，其中评价《国文天地》说：“两年多来确实做了不少事，其中还包括举办六期文化讲座。在刊物上写稿的，可说是中文人力空前的大结合，让我们看到原来被视为僵硬、枯燥的国文，更有它活泼的生命力”。瑞腾与我，是中文学界唯二提倡杂志编辑学的人，后来他办《台湾文学观察杂志》还写过一篇文章谈：“什么是文学杂志学？”故他的评价应该是公允的。
　　不过，在我卸任后，刊物几经转折，由傅武光、林庆彰先生等先后接办，因与正中发生龃龉，终至决裂，退出自组董事会。这本是可大展鸿图、更上层楼的机会。但文史学人办刊物，不知杂志编辑学另是一门工夫。把刊物宗旨改为“发扬中国文化，普及文史知识，辅助国文教学”，又广用大陆文稿、办图书公司卖大陆书。我则以为如此恐怕会越走越窄。在我离职时，刊物尚有盈余百万元，现在则或堪虑。唯我既不主事，自应默尔。天下事无经久不变者，绩业未必能够长保，此等遗憾，但能还诸天地。
　　回学校办学不久，有天蒋廉儒先生忽邀我于福华饭店见面，说其友人刘恒修先生在高雄办有《中国晨报》，要扩编，增加北部版。并邀蒋先生出面，组织主笔群，强化言论阵容。蒋先生自己不便出面，嘱我担任。我在正中期间，先后两任总经理蒋先生及黄肇珩先生都对我十分器重、十分礼遇，蒋先生既要我做，我自然不能推辞。况且我已涉足出版、杂志业，报业倒还没真正参与，有此机会，也很难得，于是竟完全未考虑到我对报业的无知，便贸然接下了总主笔的工作。
　　中国晨报总社在高雄，台北仅一办事处，传真机又不普遍。要由我在台北集稿之后，专人来取，或寄发，联系颇为费时。主笔群则包括曾祥铎、陈瑞贵、傅栋成、潘锡堂、徐定心等。每天注意时事，追踪新闻，与编杂志又甚不同。中国晨报言论倾向较为关注南部社会需求，多社会面之探讨，而较少针对中央政府政策法规之缄砭，在两岸关系上，则属于赞成统一的。风格非常特殊。
　　可是，该报刚开始在北部发行，体系尚未建立完成，我买不到报纸，必须等第二天才能收到寄来之旧闻。如此怎能掌握言论导向？又无专属之办公室及设备，集稿或与主笔们讨论均甚为困难。再加上言论部门与业务部门，方向上颇有差异，更觉得苦恼。原因是晨报在高雄起家，业务与广告必然受限于南台湾之社会及商业特性，故色情业、六合彩之消息不少。报纸为了促销，也影射明牌，刺激六合彩赌徒之买气。此与言论部门的端言谠论，殊不协调。几经讨论，无法改善，我只好写了封信给刘先生谨辞总主笔一职。
　　虽然如此，这仍是个有趣的经验。遽操笔政，讥弹时局，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但言论代表报社，落笔自多斟酌，需从多方面审衡，相关法例、政策、组织及社会脉络也要熟悉。且由此而对报业经营有了一些了解，收获实多于投入。后来我又担任过《民生报》《中时晚报》《联合报》的主笔，也可说是这项工作的延续。
　　这时我与出版及杂志业之关系也没有断。周安托离开时报出版公司后替业强出版社编书，出了我《文学与美学》《思想与文化》两书。接着他自办金枫出版社，又嘱我企划一套《经典丛刊》。选择经典，予以标校注释，加上导读，连出了几十种。我自己写了十来篇导论，其余请师友帮忙。书的开本很特殊，初出时配合一套“四九五系列”，每册只卖四九元五角，超低价袖珍本，在各书店制作特殊旋转架陈列，很有特色。
　　时方怡正在汉声电台主持“爱书人”节目，便邀我上电台谈“经典与现代生活”。我每周去录音，随兴谈讲。节目做完后，她把所有录音带送了我一套。我偶然听说有些人还挺喜欢这个节目，甚至逐次录音。便找了几位学生把它整理出来，由新未来出版社印行，以利有兴趣者参考。
　　新未来出版社是洪俊贤先生办的，由杨树清、郑松维主持，编杂志与丛书，我是顾问。郑兄是我在联亚的旧识、杨兄则早在他任职《书评书目》时期即开始合作。他有“佞龚”之癖，常替我剪存收集文章，也替我编过几本文集。所以这个出版社我介入颇深。每期杂志都参与编务，也出版了《大侠》《经典与现代生活》等书。待一九八八年大陆开放，我与郑松维即赴大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洽谈了他们所编《外国文学》的版权。当时两岸出版尚未交流，外文所副所长吕同六特地从北京搭火车赶至上海与我商谈，决议合作同步出版，每期北京编好后，将清样以国际快递送至台北，同时出台湾版。这当然是个重大的突破，但洪先生财务忽然出了点状况，遂致延宕，最后并搁置了这项计划，使社科院外文所蒙受了些损失，我这中间人也觉得十分尴尬。
　　失败的经验不止此一桩。稍早吕学海负责久大图书公司，要我找人弄一套日本汉学译丛。我即请张火庆兄来帮忙，邀了些译稿，但周折甚久，亦迄未完成。出版事业充满了不稳定性，于此亦可见一斑。
　　学生书局此时正好刘兆祐先生辞去总编辑工作，书局即找我去帮忙。因为书局就在我家巷口，稿件都拿回家来处理，十分方便。这是家很有规模的书局，董事长丁文治先生曾任联合报总编辑，历任总编辑如吴相湘、屈万里等亦皆十林硕彦，已办了三十年，出书数干种。总经理鲍家骅待我至为温厚，副总经理黄新新目录之学天下知名。我与他们合作很愉快，也学了很多，校印过《嘉靖徐州志》《直隶河渠书》等明清史料几十种，改版《书目季刊》，策划了不少书，还编过一册《学生书局三十周年纪念集》，替出版史留点纪录。
　　由学校伸出脚来，涉足采访、出版、杂志、新闻事业，并非学以致用，或以学应世，而是“入世为学”。在工作与事务中学习，以逐渐明其术、知其理、达其体而能致其用。在商业利润、人情世故中打滚，在文化理想与现实条件中折磨冲撞，这不是关在象牙塔中治学者所能了解的。
　　反之，我从前由张建邦先生处学习到了些有关资讯社会的理论，也要到真正参与编辑出版工作，才能体会资讯传播复杂化、多样化、快速化的时代特性；也才能与工作经验相结合，去考虑资讯伦理、资讯环境、资讯社会学之类问题。而这些，也不是一般新闻、出版从业技术人员所能理解的。现在我办佛光大学，准备开创传播学院、出版学研究所，正有得于这一段阅历，方能彻底反省国内之传播环境、结构与教育。发现出版与新闻有其不同之功能与理则，不能以新闻之角度来涵括传播问题。出版在资讯时代，已发展至电子、音声与文字交错结合之境地，须予正视。同理，同内资讯业界与学界，只知电脑，以为资讯就是电脑。资讯研究所，不是工程就是企业管理。最近才开始开展资讯社会学的面向，并试图结合传播、图书馆与人文学研究。我办佛光大学的资讯管理研究所也即要在此贡献心力。若无这十五六年来长期泽润于此传播环境中之体验与思省，我是不可能有这些作为的。
　　人世为学，摸索试炼，自是诸苦备尝。涉足既深，关系绵密复杂，江湖道上恩怨纠缠，也不是很好处理。但业界回报我的，也很富厚。例如我初接手淡江系务时，颇以私立学校经费拮据为苦。周安托立刻送了我五万元，说是捐助。这对我来说，是笔大数目。因为我系办公室每年办公费只有一万元，单是请系里老师开会吃便当就吃光了，还能做什么事？得此义助，军心大振，后来政通人和，与此甚有关系。
　　待我受星云和尚之嘱，筹办佛光大学时，因我早年曾参与陈达弘先生环宇出版社所办《大学杂志》的编务，陈先生遂出面替我组成佛光大学图书劝募委员会。出版界朋友结集组成此类团体，替大学募书，本是不可能亦无先例的。因为大学正是出版界最主要的顾客，新成立大学之购书款更是出版界的救命金丹。现在出版界不但不向我们赚钱，更热烈捐输，且还要去拉别人来捐，天下岂有此理？但中华民国图书出版协会、台北市出版同业
　　公会都出面劝募。九歌、文史哲、三民、学生、远流等书店也往往整套整套地送。如此厚谊，求诸当世，岂可多得？
　　同样地，我在发表批评大陆委员会主管的文章而准备离职时，出版界朋友立刻来电致意，并安排餐叙，表示感谢我在任内替业界的服务。可是，我在任内花了同样气力为之争取权益的演艺界，却等不及我离开，便立刻送来花篮，巴结尚未上任的继事者荣膺新职。人情之冷暖，两相对照，特别能感受到文化人的温暖与文化素养。义气侠情，皆见于此等处。
　　总之，理事相融，涉世有功，当可作为这一段经历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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