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　序　张岱年／001重写近代诸子春秋　钱宏（执笔）／004序　戴　逸／001英文提要／001第1章　饱学少年／0011.1　动荡中的摇篮／0011.2　家学与师承／009第2章　光辉的起点／0192.1　时代骄子／0192.2　转型与抉择／0252.3　初试锋芒／0332.4　源头活水／044第3章　艰难的里程／0533.1　宪政哀歌／0533.2　理财昙花梦／0683.3　归去来兮／074第4章　一代宗师／0804.1　国粹巨子／0804.2　近代学术的开路先锋／102第5章　千秋功过谁予评说／1215.1　盖棺尚未论定／1215.2　真实的梁启超／129附录一　梁启超活动大事年表／134附录二　梁启超主要论著分类编目／148附录三　梁启超的笔名和署名／164后　记／165

精彩书摘

　　从1895年起，梁启超涉足国事，到1917年结束从政生涯，其间风云变幻，酸甜苦辣真是难以言尽。他曾为舆论骄子，辉煌不可一世，在1898年，1901年至1903年和1908年至1911年，三次达到其时人共仰的鼎盛期。1898年，1901年至1903年的业绩自不必说。1908年至1911年立宪运动与辛亥革命期间，他的威望也可谓如日中天。梁所指导的《国民公报》“为立宪运动之大本营”，“各省优秀人士，群课与先生订交论政，信仰倍增于平昔……庚戌辛亥年余之间，系先生与国内人士通函论政最多之时，亦即先生于戊戌变法后，最为欣慰之时”，不仅立宪派人士趋之若鹜，清政府的显赫大臣们也无不争相交往，求他代写报告、奏札、文章。辛亥革命时梁回国后，受到的盛大欢迎更非小可，三天一会，五天一筵，到处发表演说，学界、报界、政界洗耳恭听。梁启超深以此自负，有时狂妄起来，也会不知其所以。在段祺瑞政府争论是否对德宣战，黎元洪以舆论不利为由表示反对时，他竟声色俱厉：“舆论？什么舆论！我就是舆论界之一人，但我就是坚决主张宣战的。”①　　另一方面，梁启超也尝够了大起大落之苦头。戊戌政变后，被清政府以国事犯通缉，海外流亡13年之久。政闻社成立时，被革命派学生挥拳相向，只得仓皇之中落荒而逃。苦心相劝清政府自行改革，期期艾艾写了一封《上摄政王书》，清政府不理不睬大加冷落不说，还变本加厉对立宪派大肆迫害，真是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足，寒透了梁启超的心。民国以后，由于梁启超卷入政争太多，前后变化又太大，也颇招不少非议。他的一位党徒刘伟，就批评他“内以争权为骨子……爱公者谓为学理所误，誉公者谓为鼠辈利用，此皆不足深论。明公果有救亡之志，必须洗心涤虑，除权利思想，以诚信昭国人……国事巅险，人心疑虑，众怨既归，想先生亦百难辞”①。他的一位同门刘复礼，也“深为足下痛之”，告诫他国事败坏，“信乎大厦将倾，非人力之所能及也”，切不可“如醉如痴，如昏如迷”②。更可悲的是，五四运动时，学生们因薄其为人，竟不接受他的捐款，这真是一记沉重的当头棒喝！　　梁启超不时处于政治与学术的矛盾中。早在20世纪初，他就有入山之志，专心致力于学术，以兴学救国，与政治无涉。在给其师的信中，他曾多次致意于此。辛亥之后，他的改革方案均成画饼，隐退之志自然时有萌动。1914年冬，他给周印昆一信，自诉其不得摆脱之苦。“弟则如古诗所云：‘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力求解脱，至今未得，而环顾世变，至使人无复乐生之思，何可言耶？”“抑神志之萧索，致可哀也”③。1915年，他著《吾今后以报国者》，发表了一个脱离政治的宣言书。“吾之所主张，在今日万难贯彻”，过去曾“颇尝有所规画，思效铅刀之一割，然大半与现在之情实相阂”，有鉴于此，“自今以往，除学问上或与二三朋辈结合讨论外，一切政治团体之关系，皆当中止。乃至生平最敬仰之师长，最亲习之友生，亦惟以道义相切劘，学艺相商榷。至其政治上之言论行动，吾决不愿有所与闻，更不能负丝毫之连带责任”④。1916年、1919年，他又曾两次发表过类似宣言。过去，人们多指责这是他谋求仕途进取的“障眼法”，这个结论未免过于武断和简单。在社会角色的选择上，梁启超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他的内心痛苦是真实的。　　……

前言/序言

　　中华学术，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呈现了学术思想的高度繁荣。两汉时代，经学成为正统；魏晋之世，玄学称盛；隋唐时代，儒释道三教并尊；到宋代而理学兴起：迨及清世，朴学蔚为主流。各个时代的学术各有特色。综观周秦以来至于近代，可以说有三次思想活跃的时期。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竞胜。第二次为北宋时代，张程关洛之学、荆公新学、苏氏蜀学，同时并兴，理论思维达到新的高度。第三次为近代时期，晚清以来，中国遭受列强的凌侵，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危机，于是志士仁人、英才俊杰莫不殚精积思，探索救亡之道，各自立说，期于救国．形成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第三次众说竞胜的高潮。　　试观中国近代的学风，有一显著的倾向，即融会中西。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对于中国学人影响渐深。深识之士，莫不资西学以立论。初期或止于浅尝，渐进乃达于深解。同时这些学者又具有深厚的旧学根柢，有较高的鉴别能力，故能在传统学术的基础之上汲取西方的智慧．从而达到较高的成就。　　试以梁任公(启超)、章太炎(炳麟)、王静安(国维)、陈寅恪四家为例，说明中国近代学术融会中西的学风。梁任公先生尝评论自己的学术云：“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清代学术概论》)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正表现了融合中西的倾向，不过梁氏对西学的了解不够深切而已。梁氏自称“适成为清代思想史之结束人物”，这未免过谦，事实上梁氏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启蒙思想家，诚如他自己所说“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梁氏虽未能提出自己的学说体系，但其影响是深巨的。他的许多学术史著作今日读之仍能受益。　　章太炎先生在《蓟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说：“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及囚系上海，三岁不觌，专修慈氏世亲之书，……乃达大乘深趣……既出狱，东走日本，尽瘁光复之业，鞅掌余间，旁览彼土所译希腊德意志哲人之书……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孙顺。”这是讲他兼明华梵以及西哲之说。有清一代，汉宋之学争论不休，章氏加以评论云：“世故有疏通知远、好为玄谈者，亦有言理密察、实事求是者，及夫主静主敬、皆足澄心……苟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亦各从其志尔！汉宋争执，焉用调人？喻以四民各勤其业，瑕衅何为而不息乎？”这是表示，章氏之学已超越了汉学和宋学了。太炎更自赞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乃若昔人所谓专志精微，反致陆沉；穷研训诂，遂成无用者，余虽无腆．固足以雪斯耻。”太炎自负甚高，梁任公引此曾加评论云：“其所自述．殆非溢关。”章氏博通华梵及西哲之书，可谓超越前哲，但在哲学上建树亦不甚高，晚岁又回到朴学的道路上了。　　王静安先生早年研习西方哲学美学，深造有得，用西方美学的观点考察中国文学，独辟蹊径，达到空前的成就。中年以后，专治经史，对于殷墟甲骨研究深细，发明了“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物与古代史传相互参证，达到了精确的论断，澄清了殷周史的许多问题。静安虽以遗老自居，但治学方法却完全是近代的科学方法，因而取得卓越的学术成就，受到学术界的广泛称赞。　　陈寅恪先生博通多国的语言文字，以外文资料与中土旧籍相参证，多所创获。陈氏对于思想史更有深切的睿见，他在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中论儒佛思想云：“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沉歇绝……在吾国思想史上……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这实在是精辟之论，发人深思。陈氏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但是他的学术成就确实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此外，如胡适之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冯友兰先生既对于中国哲学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又于40年代所著《贞元六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融会中西的哲学体系，晚年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热爱真理的哲人风度。　　胡适之欣赏龚定庵的诗句：“但开风气不为师。”熊十力先生则以师道自居。熊氏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之言，赞扬辩证法，但不肯接受唯物论。冯友兰早年拟接续程朱之说，晚岁归依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这些大师都表现了各自的特点。这正是学术繁荣，思想活跃的表现。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有鉴于中国近现代国学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第三次思想活跃的时代，决定编印《国学大师丛书》，以表现近代中西文明冲撞交融的繁盛景况，以表现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的丰富内容，试图评述近现代著名学者的生平及其学术贡献，凡在文史哲任一领域开风气之先者皆可入选。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编辑部同志建议我写一篇总序，于是略述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特点，提供读者参考。　　张岱年—1992年元月，序于北京大学
国学大师丛书：梁启超评传电子书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国学大师丛书：梁启超评传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想要找书就要到静流书站

windowsfront.com

立刻按 ctrl+D收藏本页

你会得到大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