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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二十五史說略》是大傢寫小書。執筆的學者，都是學養甚深的專門名傢，堪稱一時之選。作者們以自己豐富的學術積纍、深切的研究經驗，嚮讀者介紹閱讀經史的心得與方法。
　　普及性強：一談到十三經、二十五史似乎拒人於韆裏之外，但此書全無因傳統文化經典的艱深、學術性強而造成閱讀障礙。全書對每本書介紹的文字篇幅不長，文字平易，論證嚴謹，層次分明，可讀性極強。作者們真正的做到瞭深入淺齣，融深厚學識、思想於平實的論述中。

內容簡介

　　《二十五史說略》全麵、精練、準確地介紹二十五史中每部書的緣起、編纂始末、刊刻流布、內容特點、學術成就、思想影響、研究狀況等各個方麵；每篇中都有推薦參考書目，以期指示門徑。本書是瞭解中國曆史的必選入門讀物，王鍾翰、安平鞦、黃永年、王天有等學術專傢精心撰寫的精準之作。李學勤贊譽到：“全書各篇，既有係統的敘述，又有獨到的見解，在行文上更注意深入淺齣，便利學人。”

目錄

再版序言／李學勤
《史記》說略 ／安平鞦 張玉春
《漢書》說略／周天遊
《後漢書》說略／周天遊
《三國誌》說略／高敏 高凱
《晉書》說略／硃大渭
《宋書》說略／蔣福亞 李瓊英
《南齊書》說略／蔣福亞 方高峰
《梁書》、《陳書》說略／蔣福亞 方高峰
《魏書》說略／高敏 高凱
《北齊書》說略／何德章
《周書》說略／何德章
《隋書》說略／黃永年
《南史》、《北史》說略／高敏 高凱
《舊唐書》說略／黃永年
《新唐書》說略／黃永年
《舊五代史》說略／鄭學檬 毛章清
《新五代史》說略／鄭學檬 毛章清
《宋史》說略／裴汝誠
《遼史》說略／李锡厚
《金史》說略／崔文印
《元史》說略／陳高華
《明史》說略／王天有 李新峰
《清史稿》說略／王鍾翰

精彩書摘

　　史記其書——材料來源與整理
　　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話說：“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見之於行事”，就是用事實、靠材料體現自己的觀點主張。他“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罔羅天下放失舊聞”，搜求瞭豐富的原始材料，並運用“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傢雜語”的方法，將經過整理取捨的材料融會於《史記》之中，去實現“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的宗旨，展現瞭中華民族近三韆年發展進程的雄偉畫捲。
　　1.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罔羅天下放失舊聞
　　《史記》凝聚瞭司馬談、司馬遷父子兩代人的心血，自司馬談萌生創作《史記》的意念始，就著手進行材料的搜求工作。所以，《史記》取材豐富而具體，廣博而典型。概括起來，大緻來源於以下三個方麵：
　　（1）縱覽秘府典籍，遍觀秦漢文檔。《太史公自序說》：“·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史記指舊書掌故，石室金匱之書則是西漢國傢圖書館所藏圖書檔案。西漢至惠帝時廢除秦代的“挾書律”，文帝時“廣開獻書之路”，到武帝時“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以至“書積如丘山”。司馬遷父子兩代任太史令，職責之一就是掌管國傢藏書（《史記·太史公自序·集解》：“如淳曰：‘《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所以，司馬遷自豪地說“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而且在漢初，朝廷就已對典籍文獻作瞭初步的整理分類（《史記·太史公自序》：“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齣矣”），提高瞭文獻的利用效率。因此，司馬遷具有任何人所不具備的優越的利用文獻的條件。
　　司馬遷運用西漢國傢圖書館的資料大體包括兩個方麵：一是自西周至秦漢的典籍文獻。司馬遷撰著《史記》，在具體篇章常常用“予觀《春鞦》”、“其發明《五帝德》”、“餘以《頌》”、“采於《書》、《詩》”、“餘讀管氏商君《開塞》、《耕戰》書”、“皆道《孫子》十三篇，”、“世之傳酈生書”，或以“《禮》曰……”、“《周官》曰……”等方式說明所用材料齣自的典籍。除此之外，司馬遷在具體篇章中還以種種方式，或是直錄書名，或是采用某書之文等，顯示齣引用典籍的綫索，為我們展現瞭西漢圖書寶庫的豐富收藏。據張大可先生考證，《史記》引書可知書名者達一百零六種之多。（張大可《史記研究·載於〈史記〉中的司馬遷所見書》）用後世的圖書分類法劃分，它包括瞭經、史、子、集各類圖書。至今，這些典籍半數已經亡佚。而且，這並不能說司馬遷著《史記》所引典籍僅限於此。《史記》所引典籍，應該有相當一部分在西漢以後就已亡佚，自《漢書·藝文誌》起就沒有著錄，緻使我們難以知曉。僅從今天可知的典籍來看，已足以說明司馬遷引用先秦至漢代的典籍是相當豐富的，正如班固所說：“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韆載間，斯以勤矣！”（《漢書·司馬遷傳》）二是皇傢圖書館所藏的自秦至漢所保存的檔案文獻資料。這些檔案文獻資料雖沒有成書，但它的史料價值並不低於典籍，或者可以說更重要、更寶貴。因為它們是沒有經過加工的原始材料，更具有真實性、可靠性。秦滅亡後，幸賴蕭何的遠見而將“秦丞相禦史律令圖書”藏入西漢國傢圖書館。（《史記·蕭相國世傢》）這裏的“圖書”，是指地圖和官方文書，應該包括郡縣分布及各地形勢圖、戶籍、製詔律令、盟約條例、軍事活動進程及朝議、巡遊、封禪之紀錄、各種製度的文本等。我們從《秦本紀》、《秦始皇本紀》及《史記》記述禮、樂、律、曆、封禪、河渠、經濟貨幣等製度的篇章中，在李斯、趙高、濛恬等人的傳記中，都可以看齣司馬遷運用這些材料的痕跡。漢代檔案是司馬遷撰寫《史記》漢代部分的重要材料，而且均是非常具體、真實的材料，它大緻包括：計功檔案、專科檔案、詔令及有司文書、奏議文本、上計年冊、朝廷議事紀錄等。我們可以看到，《史記》引用瞭這些具體的材料，如《曹相國世傢》所記曹參的軍功、《樊酈滕灌列傳》所記樊噲的軍功，所列的斬、虜、降、定的敵軍人數及郡縣數，均是據計功檔案。《高祖功臣侯者年錶》所記加封功臣，更是依據瞭計功檔案。《扁鵲倉公列傳》記倉公所對的醫案是皇室所藏醫療檔案。《史記》引用詔令及有司文書、奏議文本，往往用“據……”、“天子曰……”、“詔曰……”、“有司言……”、“公卿言……”、“……上書”等形式錶明所引詔令及有司文書、奏議文本等檔案資料。而《史記》對西漢所屬各郡國情況的敘述，則很多采用各郡國的上計年冊。在這方麵，司馬遷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因為司馬遷充分掌握、利用瞭秦、漢的檔案文獻資料，所以《史記》中秦、漢部分寫得生動、詳盡，正如班固所說：“其言秦、漢，詳矣。”（《漢書·司馬遷傳》）
　　（2）遊曆訪古，實地考察。司馬遷曾青年壯遊，奉使巴、蜀，扈從武帝巡遊天下，足跡幾乎遍及大江南北。所經之地，事事留心，訪古問故，實地考察，獲得瞭大量的書本沒有記載的知識和掌故。他把所掌握的第一手資料有選擇地運用到《史記》之中。如他曾“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據各地“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印證“百傢言黃帝”與《五帝德》、《帝係姓》所傳黃帝之事，得齣各地長老所稱雖“風教固殊焉”，但“總不離古文近是”，《五帝德》、《帝係姓》“其所錶見皆不虛”的結論。由其訪古問故，確定瞭所用材料的可靠性，而將黃帝事跡寫入瞭《五帝本紀》。
　　司馬遷在《史記》中從多方麵分析人物的幸運、背時，傢族的興旺、衰落，侯國的強盛、毀亡時，他所親身考察過的故地起瞭很大的作用。如他到過韓信的傢鄉，聽到關於韓信少有大誌，身貧而葬母於“其旁可置萬傢”的“高敞地”之事後，“餘視其母塚，良然”，引發瞭司馬遷的無限感慨，所以在《淮陰侯列傳》中錶現瞭韓信的大誌俊纔。再如“吾適齊”，體驗到齊國百姓的天性“闊達多匿知”，是齊太公成就事業的基礎，因而具有“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其他如親身調查漢初故事、古戰場形勢、古今地名變遷、各地物産習俗等，無不給他以熏陶、啓示，對《史記》的撰寫起瞭重大的作用。
　　（3）身與其事，親見耳聞。司馬遷在《史記》中為許多當代人、當代事作《傳》。這些人或作古未久，這些事或發生未遠，均無書麵材料可據。給他（它）們作《傳》，就如同我們今天寫“報告文學”，如果能參與其事，或是耳聞目睹，則增強瞭傳記的真實性和可信性。司馬遷在這方麵也頗有建樹。因為《史記》是由司馬談、司馬遷父子所共撰，所以《史記》所記的親聞親見、親身經曆，他們父子皆在其中。同時，他們父子二人相繼為太史令，其所經曆的與作《史記》相關的人與事，也是他人所不能企及的。
　　在製度、事跡方麵，如司馬遷隨從武帝“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親身參加瞭封禪大典，並且曾“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史記·封禪書》）瞭解瞭當時“用事於鬼神者”的“錶裏”，所以在《封禪書》中對封禪製度的起源、演變敘述得清楚細緻，並在一定程度上譏諷瞭武帝醉心於封禪之事的窮奢極欲行為；他隨從武帝巡視黃河的瓠子決口，親身參加瞭“負薪塞宣房”的勞動，更加深切地體會到水利是關係國計民生的大事，並為武帝當場所作的《瓠子歌》所感動“而作《河渠書》”；（《史記·河渠書》）灼龜問蔔活動自商殷以至秦末，一直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頻繁舉行。傳至西漢，具體過程已不甚瞭瞭。而一些方士利用武帝的迷信心理，以占蔔為手段，或是牟利緻富，或是構陷他人。司馬遷為瞭揭開籠罩在龜策占蔔行為上的神秘光環，“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僅得齣食龜“有益助衰養老，豈不信哉！”的結論，（《史記·龜策列傳》）於是作《龜策列傳》（《龜策列傳》原文已佚，僅存司馬遷寫的《序》，《傳》文是褚少孫補寫的）。在人物方麵，如《史記》記敘戰國史事，以趙國最詳。這是因為祖籍趙地的馮唐、馮王孫父子相繼在朝廷為郎官，又與司馬談、司馬遷父子為世交好友，為司馬談、司馬遷提供瞭豐富的趙國掌故。如《趙世傢》記載瞭趙王遷誅殺良將李牧而用郭開的緣由始末，就是“吾聞馮王孫曰”得來的；《刺客列傳》詳盡記載瞭荊軻刺秦王的過程，是因為“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秦始皇侍醫）遊，具知其事，為餘（指司馬談）道之如是”；《韓長孺列傳》記敘瞭韓長孺的種種具有長者風範的事跡，他與壺遂都是梁人，而司馬遷“與壺遂定律曆”，親身感受瞭“壺遂之深中隱厚”的性格，由他們二人的品德，印證瞭“世之言梁多長者”是“不虛”的。
　　司馬遷把親身所聞所見寫進《史記》，使其內容更加準確、詳盡、真切，為後世瞭解研究漢代社會、曆史提供瞭真實而可貴的資料。
　　2.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傢雜語
　　經過父子兩代人的不懈搜求，司馬遷掌握瞭豐富而又博雜的資料。司馬遷根據《史記》的創作宗旨——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確定瞭選擇運用這些資料的原則，大體包括以下兩個方麵。
　　（1）厥協六經異傳，摺中於夫子。司馬遷創作《史記》，是要效孔子作《春鞦》，總結往古，彰明漢室，垂教後世。所以，在文獻資料的取捨上，一尊孔子整理過的《易》、《書》、《詩》、《禮》、《樂》、《春鞦》，以之為圭臬，也就是他所說的“摺中於夫子”。但是經過孔子整理過的“六經”，傳至漢代，“六藝經傳以韆萬數”，這“韆萬數”的經傳“來路非一，時代又非一，經和傳已常相抵牾，經和經又自相抵牾”，（顧頡剛《古史辨》第七冊《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僞和辨僞》）何為孔子真諦，需下“協”的功夫。“協”就是綜閤。綜閤解說六經的各種異傳，使之歸於一緻。一緻的標準是符閤孔子的原意。
　　《史記》中，上古史的絕大部分史料來自六經傳記，如《史記·五帝本紀》取材於《尚書·堯典》和《大戴禮記》中《五帝德》、《帝係姓》；《夏本紀》取材於《尚書》的《禹貢》和《甘誓》，另外補采瞭一些《世本》中的記載；《殷本紀》多據《尚書·商書》；《周本紀》多取材於《尚書·周書》，並分彆補采瞭《詩經》、《國語》的一些記載。《史記》中春鞦時期的史料多來自《春鞦》與《三傳》，特彆是《春鞦左氏傳》。春鞦戰國時期的人物傳記部分取材於《禮記》。司馬遷“協理”六經的重點在於“異傳”，如果某種事件或某個人物的記載沒有異傳，也就是說沒有第二種說法，如果需要，便直接采用。如《左傳·哀公十六年》記載瞭孔子去世後，魯哀公緻悼，遭到子貢批評的事，魯哀公在悼詞中自稱“餘一人”，子貢對他說：“……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餘一人，非名也。”抨擊瞭魯哀公的虛情假義行為和僭號言論。《公羊傳》和《榖梁傳》均未記載此事。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傢》中全文錄用瞭《左傳》這段文字，以錶明對魯哀公悼念孔子一事的評價。如果六經異傳對同一件事記載不同，司馬遷則“摺中於夫子”，取一傢之說，這種情況在《史記》中最多。例如《春鞦·成公二年》：“六月癸酉……齊師敗績。”《公羊傳》、《左傳》在解經中都記敘瞭齊臣逢醜父為瞭讓齊侯逃跑，自己冒名頂替齊侯欺騙晉軍。可是，後果二傳卻記載得大相徑庭。《公羊傳》記敘為晉將郤剋說逢醜父是“欺三軍者”，按法當斬，“於是剒逢醜父”。《左傳》則記敘為：“郤獻子將戮之，（逢醜父）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司馬遷在《史記·齊太公世傢》采用瞭《左傳》的說法，贊賞瞭逢醜父的忠君行為，這是符閤孔子思想的。六經異傳對同一事的評價相同，《史記》就同時采用各傢之說。例如，《春鞦·僖公二十八年》載：“天王狩於河陽。”《春鞦》、《三傳》對這一條經文的解說基本一緻，《左傳》甚至引孔子“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也”的話作解。《三傳》均持這是“為天王諱也”的觀點。司馬遷在《史記·晉世傢》中便無歧義：“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鞦》諱之也。”《史記·周本紀》和《孔子世傢》也有類似的記載和評論。由以上諸例可以清楚看齣，司馬遷“厥協六經異傳”的標準是很明確的，那就是“摺中於夫子”。
　　（2）整齊百傢雜語，考信於六藝。關於“六經異傳”和“百傢雜語”的區彆，雖然司馬遷沒有作齣明確的說明，但其概念還是很清楚的。“六經異傳”就是《易》、《書》、《詩》、《禮》、《樂》、《春鞦》及對它們進行解說的《傳》。除此之外均是百傢雜語，既包括戰國、秦漢諸子的著作，如《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淮南子》、陸賈《新語》、賈誼《新書》等，也包括漢以前的史書，如《世本》、《國語》、《戰國策》（當時尚未有統一書名）、《秦記》、《楚漢春鞦》等，還有一些詩賦作品，例如屈原、宋玉、賈誼、司馬相如等人的辭賦，大量的兵書、神話、小說、醫經、天文、方技、術數著作，諸如《禹本紀》、《山海經》、《燕丹子》等。大體上說，司馬遷寫戰國秦漢史的素材主要來自百傢雜語。
　　“整齊百傢雜語”的“整齊”，就是整理選擇使之統一。自春鞦起，學術下移，不同階層的代錶人物紛紛著書立說，私傢著述層齣不窮。而各傢都有自己對事物認識的體係，從他們各自的體係齣發，常常産生一些對曆史人物及事件主觀片麵的、甚至是荒誕不經的說法。司馬遷麵對這種種相矛盾、相抵牾的百傢雜語，就必須進行“選擇整理”，使它們統一到創作《史記》的宗旨之下。司馬遷所作的“選擇整理”，也有他的原則。總的原則是“考信於六藝”，就是說使之與“六藝”相印證。為貫徹“考信於六藝”的原則，又製定兩條具體的標準：一是“總不離古文近是”；二是“擇其言尤雅者”。所謂“古文”，其實並無深意，就是用戰國文字寫的書，因為未經後人改竄，比較真實可信，就如同我們今天所說的“善本”。學術界一些人根據這裏的“古文”二字，便說司馬遷是古文學派。根本沒那麼迴事！司馬遷生活的時代，還沒産生壁壘森嚴的今文、古文兩大學術派彆。所謂“言尤雅者”，一是指書的內容不荒誕，二是指言辭不輕浮。司馬遷所定的原則和標準，在《史記》中有明顯反映。如《五帝本紀》對上古帝王世係的確定，就是“整齊”掉百傢雜說中“不近於古文”的說法。關於上古帝王世係，先秦諸子書有種種說法，《莊子·胠篋》、《六韜·大明》、《逸周書·史記解》、《戰國策·趙策》、《山海經》、《左傳·昭公十七年》、《淮南子》、《呂氏春鞦·古樂》均記有上古帝王世係。可是司馬遷對其一概不取，而是采用《禮記·五帝德》和《帝係姓》的說法，因為其“不離古文近是”，同時結閤《尚書·堯典》，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上古五帝。我們並不是說司馬遷的確定是正確的，但最起碼可以說是一個可以接受的係統。再如司馬遷在《三代世錶序》說，“餘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曆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鹹不同，乖異”。“鹹不同”，就是離“古文”的記載差得太遠瞭，所以“乖異”。他認為像諜記這一類的文獻，列齣黃帝以來的具體年數，是不可靠的。他說：“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孔子因史文次《春鞦》，紀元年，正時日月，蓋其詳哉。至於序《尚書》則略，無年月；或頗有，然多閾，不可錄。”並由此肯定地說：“夫子之弗論次年月，豈虛哉！”孔子都沒能論年次，這些諜記怎麼會論得齣來呢！至於百傢雜語中，其言不“雅”者，就更多瞭。如《史記·五帝本紀》記載黃帝與蚩尤的戰爭：“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可是《山海經》卻載黃帝與蚩尤戰，“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尤”。司馬遷認為所記不“雅”而未取。再如《史記·刺客列傳》論贊說：“世言荊柯，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司馬遷說它“太過”，就是太荒誕瞭。類似這樣的事例還有很多。即使在今天，我們閱讀先秦諸子的書，還會發現這些書裏相當多的對上古事件、人物的記載與《史記》所載不同，也就是說，司馬遷認為它們不近“古文”而沒有收入《史記》。可以說，司馬遷為瞭“整齊”眾多紛繁的百傢雜語，付齣瞭相當艱辛的勞動。
　　——齣自《史記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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