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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對外政策與曆史教益：研判和透視》是我國著名國際政治學者時殷弘教授的最新論著。本書分為四個部分，分彆闡述瞭中國對外政策的現今和未來、中國對外政策的晚近和教益、中國史上的政治/戰略傳統與其當代蘊意以及世界史上的政治/戰略教益。《對外政策與曆史教益：研判和透視》延續瞭作者一貫的現今、曆史、哲理和戰略互相結閤的研究風格。美國霸權、中國崛起、中美關係、東亞區域閤作、南海爭議、中日關係、中印關係等問題是當今中國乃至全球的焦點。作者認為：美國霸權衰亡的預兆已經浮現，中國外交的重中之重是對美國和對亞洲領國的關係和政策，要爭取消減中印之間過頭的戰略猜疑，不應誇大中國的被包圍感，等等。作者的觀點對我國對外政策的規劃與製訂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作者對某些外交事件的分析不僅隻站在中國的立場進行激情闡述，而是盡可能多地囊括各種因素，這使得作者的外交研判全麵、新穎；作者一般不就事論事地、錶層地談論外交，而是經常深挖其哲理原因，這使得作者的外交論述深邃、恢宏；作者善於從曆史中提煉外交經驗和教訓，這使得作者的觀點多彩、巧妙並令人信服；此外，作者在文章布局與遣詞造句方麵頗具匠心，呈現齣一種難得的社會科學研究的藝術之美。本書是一部可流傳於世的高端著作，值得廣大國際問題研究者和學習者閱讀和收藏。

作者簡介

　　時殷弘，1988年在南京大學獲曆史學博士學位，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學術委員會主席、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傢參事（2011）。曾任南京大學國際關係史教授、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際關係學院國際關係教授、中國美國史研究會理事長、美國密執安大學公共政策訪問講授教授（2004、2005、2008年），日本愛知大學現代中國研究訪問講授教授（2004年）。從事國際關係理論思想、國際關係史、戰略理論和戰略史、當今國際政治、東亞安全、中美兩國對外政策研究。已齣版個人著作15部，包括《國際政治與國傢方略》（2006年）、《現當代國際關係史（從16世紀到20世紀末）》（2006年）、《全球性挑戰與中國》（2010年）、《戰略問題三十篇》（2008年）、《〈史記〉早該這麼讀》（2012年）、《病變中興衰毀：解讀<漢書>密碼》（2014年）等。此外，已齣版譯著17部，發錶學術論文和評論530餘篇。1992年起享受國傢特殊津貼，多次獲省部級科研奬。

目錄

前言：“地平綫上的多極世界”
一、中國對外政策的現今和未來
1. 全球政治形勢和國際格局透視
2. 中國對外政策前景與直接相關的大國關係問題
3. 論“新型大國關係”：一種戰略性辨析和設想
4. 關於東亞區域閤作：基本的瓶頸問題、中國的新近睏難和應有的調試方嚮
5. 南海爭議與中國戰略
6. 中國在對日關係中需要調整思維方式和戰略
7. 美國在東北亞：權勢陣地的隨機鞏固
8. 世界政治中印度和平崛起的現實和前景：一種中國人觀點
二、中國對外政策的晚近和教益
9. 中國周邊行為中曾有的“勝利主義”：動能和決策復雜性
10. 非傳統安全與中美反擴散博弈——在朝鮮及伊朗核問題上
11. 中國關於動蕩的阿拉伯世界的外交——過去和未來
12. 論人道主義乾涉與其嚴格限製——兼武裝乾涉利比亞批判
13. 意誌力的經久較量：若乾曆史範例透視
三、中國史上的政治/戰略傳統與其當代蘊意
14. 武裝的中國：韆年戰略傳統及其外交蘊意
15. 文明帝國主義的中國版本——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及其他
16. 帝國的病變、中興和衰毀——《漢書》政治/戰略解讀
17. 中國曆史之中的連續和變革與中國現當代民族主義
四、世界史上的政治/戰略教益及其他問題
18. 帝國的衝動、慣性和極限：基於希羅多德波斯戰爭史撰的帝國戰爭考察
19. 剋勞塞維茨的基本分析、思想靈魂和“戰略精髓”
20. 現實主義政治倫理與特殊主義世界觀——西方經典思想和當代中國理念
21. 文學透視方法與美國精神辨識

精彩書摘

　　文明帝國主義的中國版本：
　　司馬相如《難蜀父老》及其他*
　　一
　　中國古代有一項著名文獻，先前從未被人以一種現代的跨文明比較政治視野看待過，那就是公元前129年問世的司馬相如《難蜀父老》。這項文獻的政治文化/意識形態基礎，是在漢初往後中國數韆年曆史上占據主流的儒傢思想，特彆是或許可用“天下”概念錶徵的儒傢核心理念之一，因而具有比該文獻在當時的特殊政治目的和特殊意義更久遠的廣泛蘊意。
　　《難蜀父老》的代錶性要義，在於類同於如下所述的一類西方“經典”。粗略地說，這裏的西方“經典”外交方式和理念，就是西方在其中世紀以外的、古典（古希臘羅馬）和現代的外交方式和理念。後兩者彼此間雖然相隔韆年，但多有相似甚或相同之處，那實際上被普遍認為顯著大於它們各自與中世紀的相似相同。《難蜀父老》中的西方“經典”類同物，就是中國形態的“文明帝國主義”——以優越的文明為名義的華夏帝國擴展理由，連同一種中國版的“福音式”外交和為此所需的帝國資源之意識形態動員。
　　這裏說的華夏帝國擴展，是指漢帝國將“西南夷”及其居住地區納入其版圖，那是先前從未處於華夏諸侯國或帝國的正式統治或政治控製之下的。這使中華國度有瞭比先前遠為前推的廣大西南部，並且“一勞永逸”地恒久包括之。西南夷為秦漢時代的一個統稱，對緊鄰其西南邊疆的數目甚多和特性駁雜的大量非華夏族裔部落、部落聯盟、甚而較原始的國傢的統稱，它們“皆巴蜀西南外蠻夷”。1是漢武帝——地理上真正地全麵推進華夏帝國的“戰爭霸王”——在短短不到四年時間裏結束瞭它們外在於華夏國傢的局麵，靠的是主要由武力進擊和威嚇構成的急劇的大規模徵服。這就是中國曆史上至關重要的一頁，用司馬遷的最大概括來說即“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
　　這成功的徵服過程盡管為時甚短，卻全無先前準備且曆盡艱難。公元前135年，武帝徵伐藩屬國閩越，其重大戰略需要突然和相當偶然地導緻瞭對“西南夷”地區的探知和初始擴張。2可是，漢廷相當快地大緻放棄瞭這一努力，首先是因為地理睏難頗為巨大，且始料未及。（“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罷[疲]餓離濕死者甚眾；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秏費無功。”）正是在武帝正式決定大緻罷休以前不久，司馬相如——或許是屈原往後直到初唐約800年裏司馬遷以外的中國頭號文學天纔——因文賦見寵而入蜀履行特彆使命（“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3繼而，他在這僅僅短暫成功的使命之外，做瞭實際上徒勞無用的擴張動員《難蜀父老》。這是一篇與當時的朝廷意嚮和一嚮的蜀地輿論相悖的呼籲文章，假想性地“以蜀父老為辭而己詰難之”，意在“以風天子”，並“令百姓知天子之意”。
　　該文的主題，可以說是銳力創新對因循保守、力求西南擴張對維持西南現狀，而創新和擴張的根本理由是帝國負有使“未化蠻夷”文明化的使命。被詰難者——司馬相如筆下的“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猶如西方史上的一大類帝國本土內的“反帝國主義者”，確信對四夷的原則是僅需最低限度約束，“勿絕而已”（或曰對“仁者不以德來[徠]”，對“彊[強]者不以力並”），抱怨西南嚮的初始擴張徒然導緻“士卒勞倦，萬民不贍”，有弊無利。就此，司馬相如首先以創新的必要和光榮駁斥之，說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非常之事造非常之功，賢君即位須“創業垂統，為萬世規”，豈可“循誦習傳，當世取說[悅]”。
　　緊接著，便是對華夏帝國無限擴張的“理論性”提倡，依據“天下”信條和文明使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閤之內，八方之外……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突入蠻夷之地的、道德上仁慈的擴張有其根本理由，那就是文明化，因為蠻夷“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以緻其民自己“若枯旱之望雨”，渴望被徵服，即被文明化，甚而睏惑“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難道隻留給自己而不布惠四夷？總之，西南嚮擴張在文明化、普遍福祉和經久和平的意義上完全對頭，因為它“博恩廣施”，使遙遠、閉塞和濛昧的西南夷“得耀乎光明”，且可“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
　　司馬相如的不容討價還價的結論，在於麵對這據稱無比偉大的事業或使命，“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雖然它當時全無政策效應，但可以想象，到20年後武帝終於依據壓倒性的武力徵服西南夷及其居住地區的時候，4他論說的那種“文明帝國主義”和“福音式”外交信念也多少參與瞭徵服政策的形成和所需資源的動員。
　　二
　　前麵說過，《難蜀父老》的代錶性要義類同於有關的西方“經典”。就這項中國文獻而言，在相對實力占據顯著甚至壓倒性優勢的時代，在傳統中國與在“經典”西方類似，會有與這類實力對比狀態相應或由其決定的對外理念和外交方式，就如它們也與相關的民族特性/政治文化相應或由其決定那樣。在此，可以再作就此而言的兩項例解。
　　第一項例解是戰國後期的超級強國——如狼似虎的秦王國的“分而治之”。它不禁讓人想起以其外交戰略實踐，將“分而治之”(divideandrule)導入西方慣用語的馬其頓霸權締造人、“經典”權勢政治能手和大帝國主義者腓力。腓力反復使用在武力威脅和武力使用配閤下的外交，最終毀壞瞭希臘城邦國際體係，創立起甚為龐大的馬其頓帝國，並且因此開啓瞭以後更加急劇擴張的亞曆山大帝國。在他身上，人們可以聯想到周遊諸國、巧舌詐言的“解縱連橫”外交傢張儀，還有其雇主秦惠王和秦武王。反過來，間或“閤縱”但終被分而治之的六國的行為也恰似西方“經典”外交史上屢見不鮮的“搭車”而非製衡。5
　　第二項特佳例解當推中國版的“經典”權勢政治傢李斯，其主子秦王嬴政是中國曆史上最顯要的帝國主義者。與戰國時代其他一流“國策推銷者”張儀和蘇秦曾數遭挫摺不同，他乍來就迅速成功。他靠的是經其初始主子、另一位“馬基雅維裏主義者”秦相呂不韋推薦，竭力嚮渴望豐功偉績的新君嬴政推銷，即強調摧毀六國的曆史性戰略性時機已經成熟，敦促立即決絕地成就之。李斯建言的根本理由在於秦國的壓倒性力量優勢：“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孝公、惠王、武王、昭襄王、孝文王和莊襄王]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強]，大王之賢，由竈上騷［掃］除，6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於是嬴政“聽其計”，為速滅六國而無所不用其極，從全無倫理顧忌的賄賂和暗殺，到削弱彆國的“分而治之”，再到翦除彆國的武力摧毀（“陰遣謀士賫持金玉以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7其帝國主義狂瀾和速成結果恰如賈誼名句所言，“續六世之馀烈，振長策而禦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製六閤，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8世界史上難得有如此急劇的大鯨吞，可謂“不是羅馬，勝似羅馬”！
　　三
　　《難蜀父老》和在它之後被提齣的另兩項例解顯示，盡管不同的具體情勢下多有不多的具體狀況，因而做齣籠統或總括的簡單斷言有犯錯風險，但可以斷定，傳統中國在上述情勢下的外交方式和理念並非絕然特殊，而是能夠那麼類同於西方“經典”國際關係和對外政策史上的有關圖景。它們在其他之外，提齣瞭筆者按照另一個語境，在一篇英語論文中已經提齣的問題：“我們中國人是否那麼‘儒傢’——在其最佳含義上，是否獨特地浸透瞭和諧的文化/道德精神，就像那麼多傳統的和當代的中國作者教我們相信的那樣？……不僅如此，當我們迴顧韆年往昔，以便最為宏觀地自我探尋中國特性和比較世界各文明時，浮現齣來的最大問題之一就是：中國的終極信念是否如此單純、如此‘高尚’，以至在這個遠不那麼高尚的世界上搞糊塗瞭我們自己？”9
　　……

前言/序言

　　地平綫上的多極世界
　　時殷弘，中國第一流的對外政策專傢之一，相信我們可能正進入一個時代，在其中世界由三四個強國而非僅由美國支配。這位60歲的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和美國研究中心主任確信，美國霸權衰亡的預兆已經浮現。
　　“我認為，如果美國照舊藉那麼多錢，同時又照舊那麼廣泛地在這個世界上乾預，那麼它將麵臨一種典型的帝國厄運，並且達到一個臨界點。萬事皆有盡時。”
　　在中國最名牌大學之一的北京校園內他的辦公室裏，時殷弘抽煙講話，煙霧繚繞。“抽煙不幸地是一種在社會意義上不對頭的消遣，”他笑著說。
　　這位對外政策研究權威——亦為中國國務院參事——是12本書的作者，其中包括兩年前齣版的《全球性挑戰與中國》。他還是一名有聲望有魅力的演講者，在歐洲和美國廣受邀請，去年海外旅行達20餘次。與某些評論傢不同，他不相信將僅有中國承繼美國的全球性支配，而是將有若乾國傢如此，華盛頓則仍將是這集閤的一部分。
　　“我們正在看到的是美國權勢衰落的一個象徵，不一定是權勢在轉嚮中國。中國有它自己的問題和睏難。新時代可能並非隻有一個大強國，而是有兩個、三個或四個。”
　　他說，歐洲指望中國這樣的新興強國而非美國去幫助解決它當前的債務危機，這可能證明是個曆史轉摺點。“我認為，50年內，曆史學傢們將發覺這是美國衰落的一個象徵性轉摺點。因為，過去一百年裏——1914年往後——每當歐洲人陷於金融大睏難，他們就轉嚮美國，然而現在美國似乎不相乾。”
　　時殷弘齣自中産階級背景，他的父親是個有一萬名雇員的火車頭工廠的總工程師，母親是一所中學的副校長。有如他那一代的許多人，他在“文化大革命”（1966至1976年）期間被送往農村，作為一名農民勞作。他乾體力農活，繼而在一傢公社企業的生産綫上製作工具。
　　“很苦。你發現瞭一個世界，大不同於教科書上的世界。你與中國老百姓和中國農民一起勞作，就人生而言學到很多。”
　　他的個人經曆使他對革命大師毛澤東主席有復雜的情感，他認為毛澤東在其著作、特彆是1937年發錶的《實踐論》裏達到瞭一種根本真理。
　　“我認為毛澤東是我們現代最偉大的中國哲學傢。他說真正重要的不是理論，而是你的實踐，是你在一個特定的時候和中國的特定地方做著的事情。此乃真知。
　　“毛澤東仍是我的英雄，雖然是個復雜的英雄。當你看毛澤東的時候，我們感到他有某種我們都應當有但我們沒有的東西。”
　　這一切對當前的對外政策辯論來說可能顯得抽象，但時殷弘相信這是核心。他說，美國對外政策基於一種普遍主義原則，即對美國和西方最好的必定對每個人都最好。
　　“19世紀的法蘭西帝國、英國人和美國人懷抱這種觀念，認對他們最好的必定對彆人也最好。毛澤東反對這種普遍主義。
　　“甚至在中國，在毛澤東以前，主流哲學也是普遍主義——儒傢普遍主義。然而，這種儒傢思想怎麼能應用於現在埃及或阿根廷的文化不同的人民？那將是鬍說。”
　　在其農村生活之後，時殷弘前往南京大學學習，在那裏他最終拿到瞭博士學位。他接著開始講授生涯，從南京大學到北京，目前在人民大學據有他那顯著的職位。在此途中，他做過哈佛大學訪問學者、位於科隆的東歐和國際問題聯邦研究所訪問學者，還在北卡羅來納大學做過富布賴特研究訪問學者。
　　時殷弘說，中國現在需要在其東亞外交努力中更有效地與美國競爭，而奧巴馬政府已將東亞當作優先。
　　“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和反思我們過去兩三年的外交錶現。我們沒有盡最大努力，”他說。
　　他相信，中國需要利用與其近鄰的天然較近紐帶之利。“如果你看地理情勢，它們是我們的緊鄰，而非美國的。如果去河內，如果去東京，對我們來說買一張飛機票的花費要比對美國人來說少得多。文化上，我認為我們有利，因為我們比美國更理解我們的鄰邦。”
　　時殷弘擔心某些齣自美國的反華浮言，特彆在當前的總統競選期間。他認為這基於隨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因其經濟弱勢而增長著的不安全感。“美國糟糕的經濟金融形勢造就瞭這種對華壞脾氣。這不是我們的錯。他們對我們懷抱一種扭麯的看法實際上是他們的錯。”
　　“我們處於這麼一種情勢：中國與美國實際上彼此慣壞對方。我們齣藉太多的錢，美國政府和人民用瞭這錢來享有一種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這並非直接的自覺選擇。它們是結構性事實。”
　　時殷弘說，當中國崛起為一個更強的經濟政治強國時，那不會標誌重返冷戰，因為現代中國是個與前蘇聯大為不同的國傢。“我認為差彆巨大。蘇聯人侵略性大得多，中國則溫和得多。有時中國如此柔軟，以緻中國人民往往責怪中國政府太軟。”
　　他說，中國與美國及其盟國不同，依然喜好不乾涉主義對外政策，雖然它或許在改而采取一種比較講求實際的態勢。“你可以說中國偏好不乾涉主義而非乾涉主義原則。我認為自中國1999年采取強硬態勢反對在科索沃乾涉以來，這立場已經略有變化。這明顯可見於近來在利比亞問題上，當時中國未使用其否決權。”
　　時殷弘承認中國有必要變得更是一個全球公民，但世界自身也須認識到中國有它自己的問題和睏難。
　　“中國是世界頭號排放大國。這是個不爭的事實。然而，中國應當為此承擔的那類國際責任不應由外部強加。它需要由中國自己在與國際社會協商後決定。
　　“每個政府在關懷外國人民之前，必須首先關懷它自己的人民，然而中國正在愈益明白自己的國際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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