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精装）》是现代经济学必读书目。
　　书中作者深入地考辨了西方经济的发展与财产权属关系演化的联系，从历史发展进路的角度，实在地揭示出西方经济在近代以降之所以有突破性的发展，完全在于财产权属确定性的不断明晰。
　　作者试图改变从某一偶然的技术革新中去寻找发生产业革命的原因的偏见，引导人们从现代所有权体系和社会制度漫长的孕育过程中去寻找经济增长的原因。
　　《西方世界的兴起（精装）》充分体现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统一”。

内容简介

　　《西方世界的兴起（精装）》是新经济史研究经典著作之一。作者诺斯是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西方世界的兴起（精装）》是一项解释性研究，一份扩展了的解释性梗概，而不是传统意义的经济史。它提供的既不是标准经济史的详尽无遗的研究，也不是新经济史的准确的经验性的验证，其目标在于为欧洲经济史研究提出新的途径，而不是迎合以上哪一种标准形式。它是新研究的一项议程。同时，它又是合乎传统的，因为它是以许多前辈的开拓性研究作为依据的。
　　书中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试图改变从某一偶然的技术革新中去寻找发生产业革命的原因的偏见，而引导人们从现代所有权体系和社会制度漫长的孕育过程中去寻找经济增长的原因。本书的核心观点：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作者的观点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很大的兴趣，在新经济史学研究领域不断有追随者和仿效者出现。

作者简介

　　道格拉斯·诺斯，新经济史的先驱者、开拓者和抗议者，他开创性地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经济计量学来研究经济史问题。曾任《经济史杂志》副主编、美国经济史学协会会长、国民经济研究局董事会董事、东方经济协会会长、西方经济协会会长等职务。历任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剑桥大学庇特美国机构教授、圣路易大学鲁斯法律与自由教授及经济与历史教授。
　　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历史上的经济增长；重新论证了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制度的作用；将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没有涉及的内容——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特别是将产权制度、意识形态、国家、伦理道德等作为经济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变量，极大地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
　　由于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代表作《1790—186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经济史》。

目录

第一篇理论和概论
第1章问题
第2章概论
第二篇公元900~1500年
第3章土地和人的所有权
第4章中世纪初期结束时的经济形势
第5章中世纪盛世：边疆运动
第6章13世纪的欧洲
第7章14世纪和15世纪
第三篇公元1500~1700年
第8章财政政策和所有权
第9章近代初期
第10章法国和西班牙--竞争失败的国家
第11章荷兰和成功的经济增长
第12章英国
结束语

精彩书摘

　　第1章 问 题
　　西方人的富裕是一种新的和独有的现象。在过去几个世纪，西方人已经冲破了赤贫和饥饿困扰的社会束缚，实现了只有相对丰裕才可能达到的生活质量。本书旨在为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独有的历史成就的原因作出解释。
　　本书的中心论点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
　　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私人收益率是经济单位从事一种活动所得的净收入款。社会收益率是社会从这一活动所得的总净收益（正的或负的）。它等于私人收益率加上这一活动使社会其他每个人获得的净收益的活动。在后几章我们将提出并运用一种有关的模型，然后描述引起制度变革的参数转换。但是首先我们必须以简化的形式指出达到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和考察私人和社会的成本收益的差别。
　　说到经济增长，我们提出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真正的经济增长意味着社会总收入必然比人口增长得更快。另一方面，停滞状态则导致人均收入的非持续增长，虽然平均收入在时间相当长的周期中可能有升有降。
　　如果社会没有刺激个人去从事能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活动，便会导致停滞状态。就算社会上的个人可能忽略这类实际刺激而进行选择，就算全社会有一些人满意他们现有的地位，然而，偶然经验主义提出大多数人仍宁愿选择较多的物品而不选择较少的物品，并依这一原则行事。经济增长只需要一部分人对它怀有渴求。
　　我们再回过来解释，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没有为经济创新提供刺激。让我们考察一下它的含义。首先我们必须把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投入增加引起的收入增长类型分开。这种直接的增长导致全面的（外延性的）增长，但不一定是每人收入的增长。有两种情况可以加速后一种人均收入的增加，我们把这称作经济增长。一方面，人均生产要素的实际数量可能增长。另一方面，一种或几种生产要素的效率的增长也可能引起经济增长。这种生产率的增长可以通过规模经济来实现，因为生产要素质量改进了（劳动力受到良好的教育，资本体现新技术），不确定性和信息成本造成的市场缺陷减少了，或者由于组织的变革使市场的不完善得以消除。
　　以往，大多数经济史学家宣称技术变革是西方经济成长的主要原因，诚然欧洲经济的历史是围绕着工业革命而展开的。稍后，有一些人强调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近来，有些学者已经开始探讨市场信息成本下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毫无疑问，以上每一种因素都对产量增长有着明显的作用。所以规模经济建立在市场越大，生产就越大的基础之上。由于上述原因，还由于我们关心的是按人口计算的经济增长，所以人口扩张本身也是我们确定经济的"实际"增长需要把握的一个尺度。
　　前一段反映的这些情况几乎普遍被经济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在他们对过去经济成就的判断中当作决定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待。然而解释显然存在漏洞。使我们疑惑不解的是，如果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就是投资和创新，可是为什么有些社会具备了这种条件却没有如意的结局呢?
　　我们认为，答案使我们回到最初的论点上去。我们列出的原因（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它们乃是增长。而本书着眼于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原因。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地发生。个人必然受刺激的驱使去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应当设计某种机制使社会收益率和私人收益率近乎相等。私人收益或成本就是个人参与任何经济交易的利得或亏损。社会成本或收益为影响整个社会的成本或收益。私人和社会的收益或成本之间的不一致是指某个第三方不经他们同意会获得某些收益或付出某些成本。每当所有权未予确定或没有付诸实施时便会出现这种不一致。如果私人成本超过了私人收益，个人通常不会愿意去从事这种活动，虽然对社会来说可能有利。本书提到的一些历史上的争论说明每一种情况都与所有权有关。
　　试举海洋运输和国际贸易为例。航运者不能确定他们的实际位置是海洋运输和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障碍。这需要有两个坐标即纬度和经度的知识。确定纬度的能力较早便具备了，只要测量北极星的顶垂线即可；但在南纬度上北极星隐没在地平线以下。为了寻求替代的方法，葡萄牙的亨利亲王召集了一批数学家，他们发现测定太阳在中天的垂线（当它与太阳斜面重合时）可以产生所需要的关于纬度的知识。不过，测定经度就比较困难了，因为需要一台在远洋期间保持精确度的计时钟。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为发明这种计时钟悬赏1 000金克朗。荷兰把赏金提到10万弗罗林，而英国最后悬出的赏金依天文钟的精确度定为1万~2万镑不等。这笔奖金一直悬赏到18世纪，最后由约翰·哈里森获得，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耗尽了半生精力。精确测定轮船位置给社会带来的收益，按减少了轮船的损失和降低了贸易成本来衡量是巨大的。突破究竟发生得多早，在于有没有所有权来保证发明者的收入因节省了轮船和时间而增加。（当然他也要承担研究的高成本和发明一项成果的不确定性。）付给数学家报酬和提供奖金是刺激努力出成果的人为办法，而一项专为包括新思想、发明和创新在内的知识所有权而制定的法律则可以提供更为经常的刺激。没有这种所有权，便没有人会为社会利益而拿私人财产冒险。
　　说到实施所有权的方法，也可以举海洋运输的例子加以说明。在几个世纪里，海盗和私人武装是令人憎恶的，而且只有他们普遍从贸易中得到好处。海盗的威胁提高了贸易成本，并缩小了贸易的范围。一个解决办法是行贿，英国采取那种露骨的办法防止了北非海盗多年在地中海的劫掠。行贿是"有效的"，因为在地中海自由贸易的收入增益总的来说足以超过为使国家境况改善而付出的贿赂，而且这种办法有时比海上保护花费便宜。
　　另一些国家这时采用护航的办法来保护运输，有的还部署了海上巡逻队。海盗的最终消失则是舰队在国际上实施所有权的结果。
　　至于制定得不完善的所有权，我们的第三个例子取自近代初期西班牙的土地政策。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日渐匮乏，增进农业效率的社会收益率提高了，但私人收益并没有提高，因为国王早已授予羊主团以其惯用的方式在西班牙放牧其羊群的专有权；小心准备和种植谷物的地主可能已料到迁移的羊群随时会吃掉或践踏坏他的庄稼。在这种情况下，形式上的所有者并不享有对其土地的专有权。
　　这些实例可能会给好奇的读者带来许多疑问而不是作出解答。为什么社会不早些发明关于知识财产的所有权?为什么听任海盗发展?西班牙国王为什么不废除羊主团的特权?为什么不允许无条件继承地（fee-simple）享有完全的土地所有权?
　　在头一个例子中出现了两个可能的答案。要么想不出办法让船主把他从海上安全度提高中所得到的收益付给发明者（一种"技术上"的限制），要么便是其时收集信息的成本超过了一项潜在发明预期带来的收益。因为每个人都不想为贿赂作出贡献，而只希望从别人的贡献中受益。
　　这时我们发现了两个普遍的原因，解释了历史上所有权为什么不曾演进到使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相等的地步。（1）可能缺乏技术阻止"白搭车"或强迫第三方承担他对交易成本的份额。例如，使单个陆路商人免遭隐蔽在俯瞰商路的城堡里的领主劫掠所花的费用，最初使行贿或交纳通行税比试图防止它们发生要便宜，但是火药和火炮的出现最后使这种堡垒变得易受攻击，从而降低了实施这些所有权的费用。这对今天也是合适的。技术问题使发展和实施在思想、发明和创新方面的所有权以及在像水和空气等某些自然资源上的所有权出现类似的困难，因而要付出很高的代价。为了使个人收益接近社会收益，保密、报酬、奖金、版权和专利法在不同的时代被发明出来；但使局外人不得受益的技术直到今天仍一直是代价很高和不完善的。（2）对任何团体和个人来说，创造和实施所有权的费用可能超过收益。以上列举的都是很恰当的例子。海盗和武装私掠者造成的亏损可能比护航的成本或海军进攻的成本要低。类似的是，在废除羊主团的特权、建立土地的私有权和按其收入规定税款方面，西班牙国王面临的不仅仅是最终岁入的不确定性，而且是重新组织和收集的已知成本超过了从事这些改革的收益。
　　如果随所有权而来的专有和实施可以免费得到保证，即无需交易费用，那么达到经济增长确实是简单的。每个人都会得到收益或会承担其行为的费用。如果为增加产量进行的新技术、新方法及组织改善方面的创新将费用强加给了其他人，那么创新者应该确实也必须补偿损失者。如果他可以做到这一点而境况仍然不错，这便是真正的社会改善。不过一旦我们回到实际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实现经济增长的问题便更复杂了。而且当我们认识到在一组所有权创造之初与所有权一旦确立后制度运行之间不可避免要出现调整时，经济增长问题就更为不确定。所有权始终置于一个社会的制度结构之内，新所有权的创造需要新的制度安排，以确定和说明经济单位可以协作和竞争的方式。
　　我们应当特别对这些制度加以注意，这些制度安排能够使经济单位实现规模经济（股份公司、企业），鼓励创新（奖金、专利法），提高要素市场的效率（圈地、汇票、废除农奴），或者减少市场的不完善（保险公司）。这类制度安排起到了提高效率的作用。有的制度安排无需改变现行所有权便可以创造出来，有的包括在新所有权的创造过程之中；有的制度安排由政府完成，有的则是自发组织起来的。
　　建立组织，无论是政府的还是民间自愿的，都需要实际费用。费用的多寡往往直接与必须参加协议的人数有关。在自发组织的情况下，退股也是自愿的；但如果是政府组织的，退股只能由政治单位外的移民来完成。就是说，一个股份公司的入股者如果与公司的政策不合，他可以卖掉他的股份另组新股份公司；但是，如果他与其他人一道通过分区条例，他的财产可以派作的用途便受到限制，只要他拥有那份财产，他便不能随意提取其款项，否则就得变更法律--而这本身是一桩要付出代价的事情。
　　考虑到这种实际费用，除非创建新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私人收益可能超过成本，否则新的制度安排是不会提出的。我们应马上指出这一公式的两个重要方面。（1）设计新的制度安排需要时间、思想和努力（即它是有代价的），但是由于人们可以模仿新的制度形式而不补偿那些设计了新的制度措施的个人，因而在私人和社会的收益和成本方面会有重大差距。（2）政府的方案需要承担为坚持未来的决定而增加的费用，就是说撤销费用高于自愿组织的费用。为了不致误解以上这两点，我们将进一步讨论政府及其在经济组织中的作用。
　　作为一种基本上近似的办法，我们可以把政府简单看成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虽然我们可以设想自愿的组织可以在有限范围内保护所有权，但是很难想象没有政府权威而可以推广这种所有权的实施。其理由不妨试想一下。自从游牧生活让位于农业定居以来，人们已找到两种方法来获取产品和劳务。一种是生产它们，另一种是从别人那里把它们偷来。在后一种情况下，强制是财富和收入再分配的一种手段。在抢劫者的威胁下，产品和劳务的生产者作出的反应是对军事防御投资。但是构筑堡垒和征募士兵随即便带来"白搭车"的幽灵。既然堡垒和军队几乎不可能保护某些村民而不保护所有的村民，因此对每个人都有利的是让他的邻人出资，如果愿意捐助的话。于是，防卫作为公共产品的典型例子，包括一个排除第三方受益的问题。最有效的解决办法过去是并继续是确立政府权威和向一切受益者征税。
　　公正和实行所有权不过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又一范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的必要条件集中体现为一组成文的或不成文的竞赛规则。庄园的习俗（我们将在中世纪社会那部分加以考察）仅以惯例流行；成文的规章是晚近才发展起来的。而历史上的这类安排，上自最初的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专制统治者占优势）下至诸如1787年在费城创立的那种明确划分权力的详尽无遗的宪法。这些基本的制度由于提供了具体的或辅助性的制度安排（一个社会的特别法、规章习俗），从而减少了不确定性。
　　总之，我们应当看到，政府能够确定和实行所有权，费用低于自愿团体的费用；还要看到随着市场的扩大，这些收益会更为显著。因此便有一种刺激（除"白搭车"问题外）促使自愿团体用岁入（税金）来交换政府对所有权的严格规定和实施。
　　不过不能保证说政府会认为保护增进效率的所有权（即经济活动的私人收益率相对于社会收益率提高），与反对可能完全阻挠经济增长的业已受到保护的所有权，同样对其有利。我们已经在西班牙的羊主团一例中看出了这种情况。作为一种比较，君主在出售可能阻挠创新和要素流动（从而阻挠经济增长）的专有的垄断权时会得到短期利益，因为他直接从这种出售中所得的岁入多于从其他来源所得岁入--即经济结构重组的交易费用将超过直接收益。我们将在第8章探讨这一问题的历史方面，因为欧洲经济在封建制度让位后所取得的成功依民族国家的财政政策与所有权的关系而有所不同。因此我们要首先考察税收结构初期（13~15世纪）的逐渐演变，因为民族国家的起源及其紧迫的财政困境被认为都是在那几个世纪形成的。
　　让我们把以上内容总结一下。如果产品增长比人口增长快，则会出现经济增长。在人的行为方式的描述性假设为既定的情况下，如果所有权使从事社会生产性活动成为合算的，便会出现经济增长。这种所有权的创立、规定和实施是有代价的，在一定程度上受技术和组织状况的影响。当私人收益的潜在增长超过交易费用时，便会为建立这种所有权进行种种尝试。政府承担对所有权的保护和实施，因为它为此付出的成本低于私人自愿团体所付的成本。不过，政府的财政要求可能导致对某些不是促进增长而是阻碍增长的所有权的保护，因此我们不能担保一定会出现生产性的制度安排。
　　我们还要回答所有权为什么不能恰好在确立的那个时点上盈利，而只能稍后证明在经济上是合理的。显然，从发展新的制度和所有权中获得的收益必然相对于费用增加，所以创新是有盈利的。因此，对影响收益成本关系的那些参数进行分析对于我们的研究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导致制度创新这一西方社会兴起原因的主要参数变动乃是人口增长。让我们考察一下它在历史上是怎样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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