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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罪与罚》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深刻富于现实意义的作品。他以犀利的笔触无情地剖析那个时代俄国的社会现实，深入地触及社会底层的各个角落，令人窒息地感到，走投无路就是小说的主旋律。种种社会原因把穷苦无告的人们逼到左右为难、进退维谷的困境。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罪与罚》是一部卓越的社会心理小说，它的发表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风格的成熟。

内容简介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罪与罚》系19世纪俄国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之一。小说描写一心想成为拿破仑式的人物、认定自己是个超人的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受无政府主义思想毒害，为生计所迫，杀死放高利贷的房东老太婆和她的无辜的妹妹，制造了一起震惊全俄的凶杀案。经历了一场内心痛苦的忏悔后，他最终在基督徒索尼雅姑娘的规劝下，投案自首，被判流放西伯利亚。作品着重表现主人公行凶后良心受到谴责，内心深感孤独、恐惧的精神状态，刻画他犯罪前后的心理变化。小说一方面描绘了俄国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贵族社会的罪恶；一方面也宣扬逆来顺受，从宗教中求解脱的思想。

作者简介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与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齐名，是俄国文学的卓越代表，他走的是一条极为艰辛、复杂的生活与创作道路，是俄国文学史上复杂、矛盾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独具特色，在群星灿烂的19世纪俄国文坛上独树一帜，占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主要作品有《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死屋手记》、《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

目录

“描绘人内心的全部深度”
——总序
正文

精彩书摘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罪与罚》：
　　
　　七月初一个酷热异常的傍晚，有个青年从自己的斗室里走出来，这间斗室是他在S胡同里向二房东租来的。他走到街上，便慢悠悠地、仿佛踌躇不决地向K桥走去。
　　他在楼梯上顺顺当当地躲开了女房东。他的斗室是一幢很高的五层楼房的一间顶楼，与其说像个住人的地方，倒不如说像口橱柜。他的女房东住在下面一层的一套独立的房间里，他向她租赁这间斗室是包括午膳和女佣在内的。他每次外出，得经过女房东的厨房，厨房的那扇通楼梯的门差不多经常开得很大。这个青年每次经过，总觉得又痛苦又胆怯，因而感到腼腆，拧紧了眉头。他应付给女房东的钱都没有付，因此怕见她的面。
　　他不是胆小怕事，他压根儿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从某个时候开始，他动不动就发火，情绪紧张，仿佛犯了忧郁症。他常常深思得出神，爱孤独，甚至怕见任何人，不仅仅怕见女房东。贫困逼得他透不过气来；可是近来连这种贫困的境况他也不觉得苦恼了。他再也不做自己日常生活中必要的事务，他没有心思做了。其实，他毫不害怕女房东，不管她想出什么主意来对付他。可是站在楼梯上听她I罗唆一些与他风马牛不相及的日常琐事，逼讨房租，威吓，诉苦，他就得敷衍一番，抱歉几句，说些鬼话——那不行，倒不如学猫儿的样，乘机逃下楼去，溜之大吉，免得让人看见。
　　可是这一次上街去，他这么怕碰见女债主，连他自己也感到惊讶了。“我要去干的是一件什么样的事啊，却害怕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心里思量，脸上泛出怪样的微笑。“嗯……对呀，事在人为嘛，只因为他胆小，才错失了时机……这是一条无可置疑的真理……我很想知道，人们最害怕的是什么？他们最害怕的是新措施、新言论……可是我废话太多。因为我尽说废话，所以我什么也不干；但是话又得说回来，或许正因为我什么也不干，所以我尽说废话。我是在这一个月里学会说废话的，因为我整天价躺在这间斗室里胡思乱想……甚至想到远古时代。现在我去干什么啊？难道我能干这样的事吗？难道这不是开玩笑？完全是开玩笑；那么，我是为了逗自己开心而想入非非；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对，这或许是轻而易举的事吧！”街上热得可怕，又闷又拥挤，到处是石灰、脚手架、砖块、尘土和夏天所特有的恶臭，这是每个没有条件租别墅去避暑的彼得堡人闻惯了的臭味——这一切一下子就使这个青年本来已经不健全的神经又受到了令人痛苦的刺激。从那些酒店里飘来一阵阵难闻的臭味，在城市的这个地区里，这样的酒店开设得特别多。虽然是工作的日子，但时刻可以碰到喝醉的人们，那难闻的臭味和喝醉的人们把这个景象令人厌恶的阴郁色彩烘托得无比浓郁。有一忽儿工夫，在这个青年那清癯的脸上闪现了一下深恶痛绝的表隋。顺便介绍一下：他面貌俊秀，有一对漂亮的乌黑眼睛，一头深褐色的头发，中等以上身材，癯腴适中，体格匀称。但不久他仿佛陷入了深思，甚至说得更确切些，好像有点儿出神。他信步走着，不再注意周围的一切，而且也不想再看了。有时，他只是喃喃地自言自语，因为他有独白的习惯，此刻，他自己也承认有这个习惯。同时他又意识到，他有时思想混乱，而且感到身体瘫软乏力：他差不多已经有一天多没吃东西了。
　　他衣衫褴褛，如果换了别人，即使一向穿的破破烂烂，也羞于在白天穿这么破烂的衣服上街。可是在这个地区里，衣服是难以引起任何人惊奇的。因为干草市场近在咫尺，妓院栉比鳞次，稠密地聚居在彼得堡中区的这些街道和胡同里的居民们多半是工厂的工人和手艺匠，有时就有怪模怪样的人们在这个地区里出现，所以遇见一个这种模样的人就大惊小怪，那才怪哩。可是这个青年满腔怒火，鄙视一切，所以他在街上丝毫不觉得自己衣服破烂是可耻的，虽然有时他那年轻人的敏感性很强烈。如果遇见熟人或者旧同学，那是另一回事，说真的，他压根儿不喜欢碰见他们……可是，这当儿，有个喝醉的人坐在一辆套着一匹拉货车的高头大马的笨重的大车上，不知何故被送往什么地方去，打街上驶过。当大车驶过这个青年身边时，那个喝醉的人突然向他叫喊起来，“嗨，你啊，德国制帽工人！”——他扯着嗓子叫喊，并向青年指指——这个青年突然站定了，手哆哆嗦嗦地抓住了自己的帽子。这是一顶圆形高筒帽，在齐默尔曼帽店里买的，可是已经破旧不堪，因年久而褪尽了颜色，破洞累累，污迹斑斑，没有宽檐，歪戴在头上，构成一个不成形状的角度。但他并不觉得害臊，却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情，甚至像是一种恐惧的心理。
　　“我早就知道了！”他惶窘地嘟哝说。“我也这样考虑过！这糟透啦！这样的糊涂事情，或者一个细枝末节，都会破坏整个计划的！的确，这顶呢帽太惹人注意了……一顶样子很可笑的帽子嘛，所以它引人注目……我那破烂的衣服得配一顶制帽才好，哪怕是一顶薄饼样的旧制帽，只要不是这种奇形怪状的东西就行。谁也不戴这样的帽子，一俄里外就会引起注意的，在人们心里留下了印象……重要的是，以后在人们心里留下了印象，那就是一件确凿的罪证。干这种事，必须尽可能少惹眼……事情很小，但细节也是很重要的！……这些细枝末节也常常会破坏全局的……”他不必走很多路，他甚至知道，从他的房子大门口到那儿有多少步路：总共七百三十步。有一次，他在胡思乱想中，竟把这段路一步一步地数了一遍。当时，他自己也不相信这些幻想有变为现实的可能，只是这些幻想中那个荒唐的但却富于魅力的大胆行为打动了他的心。现在隔了一个月，他开始有新的看法，尽管他独个儿自言自语着，嘲笑自己的无能和缺乏决心；但他不知怎的甚至已经不由得习惯于把这个“荒唐”的幻想当作自己的一个计划，虽然他还是缺乏自信。现在他甚至要去试试这个计划，他越往前走，心里越发慌。
　　……

前言/序言

　　解读作家是难事，何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一个半世纪以来，文学家、思想家、评论家，以至革命家们，虽然对陀氏其人其文多有阐发，却是众口异词，甚或径相抵牾。然而，陀氏的面貌终究还是深印在人们的心中，只是每个读者心目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尽相同。这首先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本身的多义性，由此引出了后来的批评家们大相径庭的评论。这种现象，许多大作家都有。因为“大”，就多了包容，才生出种种阐释。那么作家真正的本义在哪里呢？当然是在作品里，但要使本义外化，又须通过阅读，而阅读的主体却又各有各的立场和观念，于是转而为无尽的，甚至相悖的评论。作品的本义游弋在阅读和评论之间。这种说法显得像一个悖论，却是事实。所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最好还是不去寻求一劳永逸的解读，因为它不曾有，也不会有，就像不会有一劳永逸的文学批评理论一样。我们从批评家那里读到的文学解读，是经过特定批评视角折射的，凸显的是批评感兴趣的理解。这一点常常在读者那里产生错觉，以为批评家解读的即文学本身。其实两者并不相等，有时甚至相悖。所谓批评，并非完全客观的阐发，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解读，甚至还附带着对文学的要求。但好的批评视角会有十分精彩的发现和阐释，它体现的是批评家自身的睿智和素养。文学研究却比批评要稍稍显得客观，因为它的注意力多少还在作品或作家本身，尽管它也并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因为批评和研究终究是相互依存，很难分割清楚的。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和研究话题早已超越了陀氏本身。当一个人物成了大众的话题，他就成为各种思想的载体、对话的平台，人们会借他的名声来说自己的话，使它成为话题的注释或旁证。这是派生的现象，在学术研究中往往不可避免。《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已经摆在读者的面前，如何解释小说里的故事，每个读者本身就是批评家，因为任何阅读都是事实上的批评，毋庸笔者赘言。本文仅止于就陀氏本人、他的创作，以及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思考角度，读者尽可见仁见智，作出最富想象力的解读。
　　艰难踬蹶，创作一生十九世纪辉煌的俄国文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的思考深度和批判精神。但很多表现了这种思想深度的大作家如普希金、冈察洛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却并不出身于平民，相反倒有优裕的生活来保证他们的写作，就像当时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偏偏发生在一批贵族青年中一样，俄国的思想和变革的号角是在知识阶层里吹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也不出身平民，但在俄国作家里，他的一生踬蹶困顿，充满了悲剧性的变故。疾病对他的折磨也造成他精神上的创伤，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在他的作品里。
　　一八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莫斯科。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军队医官，薄有田产，也取得了贵族身份。青年陀氏醉心于文艺，还在莫斯科一所寄宿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在老师的影响下接触了当时俄国和西欧的文学，涉猎了从莎士比亚到西欧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但父亲的普通医官职务和小农奴主的身份只能勉强供陀思妥耶夫斯基求学。中学毕业后，他依照父亲的意愿，进了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以冀将来在军队里谋职。一八三九年他父亲被自己田庄上的农奴殴打致死。一八四三年他从工程学院毕业后只工作了一年，就辞去公职，决然从事文学翻译和创作。
　　彼得堡的生活，扩大了他对俄国社会的了解，他开始关注并决心“用一辈子”来探索“人和人生”之谜。经过短暂的准备，包括翻译巴尔扎克的长篇《欧也妮·葛朗台》之后，一八四五年发表第一部中篇《穷人》。这个篇幅不大的中篇引起当时俄国文坛极大反响，如别林斯基认为这是“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涅克拉索夫甚至惊呼是“小人物”是俄国文学里固有的一个母题，从普希金的《驿站长》开始，果戈理的《外套》，到后来契诃夫的《一个文官的死》，这个母题被开拓得淋漓尽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作品《穷人》奏响的就是这个旋律。陀氏崇敬普希金，他的第一部作品献给了这样一个题目，也许并不偶然。因为他说过：“我们都是从普希金门下走出来的。”但《穷人》里的主人公杰武什金虽然有着和其他“小人物”一样的命运，在心里占主导地位的却是对自己人格的意识。“我有良心和思想，我是人”，“我的一块面包是我自己的，是用劳力挣来的”。社会的不公，贫富的对立使他愤懑，他意识到自己软弱，又不能有所作为，他告诉读者，“在一个最浅薄的人类天性里面有着多么美丽的、高贵的和神圣的东西”（别林斯基语）。陀氏把“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心理过程，十分清晰地展示给读者看。这是他比前辈们要更深刻的地方。
　　探索人的内心奥秘，是一条很复杂的路。重视文学社会历史作用的评论家们对他承袭俄罗斯文学写“小人物”传统褒奖有加的时候，陀氏却悄悄转向，把他的探索推进到人的“双重人格”母题上，创作了小说《双重人格》（又译《孪生兄弟》）、《性格迥异的同貌人》等）。历来的小说都是善恶分明，在英国小说里有“happyends”，就连法国巴尔扎克也未能免俗，总要在小说里分出这样的壁垒。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形象说明，善与恶常常会共同栖居在一个人身上，人的本性里就有兽性与人性，当兽性占上风的时候，就出现恶行，人性却支持着人的善行。在《双重人格》里，作者只是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因为在一个中篇里也不可能有太深人的开掘。这个旋律，还要在作家后来的长篇里作为回旋曲反反复复地出现。但这个中篇已经把问题十分明确地提了出来。当然引起评论界一片哗然，好像陀氏忽然误人歧途。这一点甚至影响着中国的评论界。其实只消读一下陀氏嗣后的作品，就能知道《双重人格》正是作家小说母题深化的一个前兆。
　　《罪与罚》里的斯维德里加依洛夫、《鬼》里的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和伊万·卡拉马佐夫等，都对这一个重要母题有更深入的开拓。
　　很难设想，如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没有“双重人格”的母题，小说的思想魅力和人物的生动个性将会是什么样子？小说作为一种思想现象，和其他人文学科是处在同一发展长河中的，只是文学是借助着形象来表现和认识世界，它和哲学之借助于抽象和共性、概念和逻辑来演绎世界，至少在方法上是不同的。但是人类认识的发展在不同的学科中却往往有着同步性。因为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历史进程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小说里用形象演绎的母题，却在后来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发现里得到了印证。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出生在一八四四年，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整整晚了二十三年，他在一八九五年出版的《权力意志》一书里的基本思想，陀氏在一八六六年出版的长篇《罪与罚》里通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对权力的思考，作了形象的表述。主人公基本上表达了“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的观念。
　　按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论，“人按照天性法则，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低的人（平凡的人）……他们是一种仅为繁殖同类的材料，而另一类则是……具有天禀和才华的人，在当时的社会里能发现新的见解。……第一类人就是一种材料……第二类人则永远是未来的主人。第一类人保持着这个世界，增加他们的数目；而第二类人推进这个世界……”“芸芸众生，人类中的普通材料，生存在世界上只是为着经过某种努力，通过某种……血统的交配而终于生出了多少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甚至一千人中只有一个。也许一万人中出一个，……几百万人中出几个天才，而伟大的天才，也许是世界上有了几十万人以后才出现的”，“真正的统治者，他才可以为所欲为，攻破土伦，在巴黎进行大屠杀，忘记在埃及的一支军队，在莫斯科远征中糟蹋了五十万条人命，……拿破仑、金字塔、滑铁卢……”这里说的几百万人中才能出一个的人，其实就是“超人”。拉斯柯尔尼科夫说：“这种人有权利昧着良心去逾越……某些障碍，但只是在为实现他的理想（有时对全人类来说也许是个救星）……如果开普勒、牛顿的发现，由于某些错综复杂的原因，没有能够为大家所知道，除非牺牲一个，或者十个或者百个，或者更多妨碍者的生命，那么牛顿为使自己的发现能让全人类知道，就有权利，甚至有义务……消灭这十个人或者百个人。”“立法者们和人类社会的建立者们……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罪犯，……他们也不怕流血，只要流血对他们有利，人类社会中多数这些超人和建立者都是非常可怕的刽子手。所有这些人都是伟大的……”这类几十万以至几百万人中才有一个的“超人”可以使千千万万人毁灭，可以踏过尸体和血泊，人们却认为这是为人类造福。
　　常常有人说尼采的《权力意志》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但它的出现，距陀氏演绎理论和形象描绘这种事实，已经过了好几十年。
　　人类的认识，都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进化到一个新的境地，有时是哲学家用推理和演绎的方法先作了预示，有时却由伟大的文学家用形象来先期作了表现。陀氏之所以伟大，还因为他要比弗洛伊德更早触及了人的“潜意识”。陀氏并没有提出任何理论，但是在他作品中的人物，有许多涉及潜意识的行为。他对弑父现象的描绘，梦境的暗示，人对自己行为的文饰作用，自虐倾向，甚至后来由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探讨的人在潜意识里的自卑意念的表现等许多问题，作家都有极其精细的描写。这一点，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晚生三十多年的弗洛伊德的著作是最好的证明。作为精神病学专家兼心理学家，他一方面用医案来说明他的潜意识理论，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当然地成了他理论的佐证。他那篇著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意识》就成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注脚。关于梦的解析以及潜意识问题的解释，陀氏成了一个提供形象材料的先驱。这是很值得玩味的现象。陀氏自己说“我描绘人内心的全部深度”，以探索人类心灵的奥秘为己任，这说明他十分自觉地从人的内心、心理、意识上切入去了解人心的秘密。
　　但他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心理学家，不以推论的形式来表述他的看法，但他创造的文学形象是厚重的，有着充分的心理的和哲学的依据。这也是陀氏的心理剖视要高出于文学中一般心理描写的道理。
　　陀氏作品里常遭非议的部分是他对宗教的态度。
　　其实宗教问题是俄罗斯文学里一个不可逾越的论题，有着深厚的俄罗斯文化历史背景。俄罗斯是欧洲最后的封建王朝，是农奴制取消最晚的国家。农奴制借着宗教的力量在民间形成很普遍的“苦难救赎”的思想，这是无助百姓的精神寄托。东正教以苦难来救赎原罪的观念根深蒂固，在人世用苦难来净化自身，用宽恕他人来寻找内心慰藉和平衡，变成了很高尚的行为准则。在陀氏的作品中，许多矛盾都是借助这种“苦难救赎”的思想来处理的。在《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中，女主人公涅莉、娜塔莎受尽侮辱与伤害，但对待“恶魔化”的瓦尔科夫斯基之流却是正教所提倡的百般容忍和承受苦难。“痛苦能洗尽一切”，这是深入俄国农民性格里的一种意识，它只能加剧恶的横行。但这种意识至少在当时已经成了俄罗斯性格的消极组成部分。当然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里还是让涅莉在临死前说出了她的诅咒“我不久前读了福音书。那里说，要宽恕自己所有的仇敌。我读了，而他（瓦尔科夫斯基）我终究没有宽恕”。这一段话，和陀氏在《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以及其他小说里一再宣扬的通过受苦来净化自身的“救赎”母题是不相吻合的，这也说明艺术的逻辑在艺术家身上终究还是要起作用的。
　　“灵与肉”、“兽性与神性”、“理智与情欲”这些母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最后一个长篇《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都放在“偶合家庭”这个总概念下面作了详尽的探讨。由于老卡拉马佐夫令人不齿的行为，这个家庭里的成员，没有十分牢固的精神上和感情上的联系，像几个偶然相遇的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在长子德米特里身上有着老卡拉马佐夫听任自然欲望的一面，也有曾经是一名军人和体面人的痕迹，在他身上明显的“灵与肉”斗争，使他完全成了一个“双重人格”的人。为了情欲，他和老父亲争夺情妇格露莘卡，甚至扬言要杀死自己的父亲。但内心却还存留着一丝做人的尊严，也思考人间的种种苦难。所谓“所多玛城的理想”与“圣母马利亚的理想”一直在他身上斗争着。所以当老卡拉马佐夫真的被杀之后，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凶手，但这时的德米特里却不想为自己辩白，俄罗斯人意识里那种根深蒂固的“救赎”观念竟占了上风。他决定用苦难来净化自己，自我完善。虔诚地忏悔自己的罪孽，寻求精神的“复活”，这情节很像后来托尔斯泰在一八九九年出版的长篇《复活》的基调。我们的评论，常常直言主人公的“伪善”。在俄罗斯宗教文化的背景上，这也许并非“伪善”两字可以概括的。就像德米特里被欲望驱使时候的不顾一切，在他决定“救赎”自己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认真，这也正是俄国宗教文化背景下的“俄罗斯性格”的一种表现。同一母题在二十年后由托尔斯泰的《复活》再次奏起并作为全书的主题的时候，俄罗斯人意识里这种深藏着的宗教文化积淀，是再也不该忽视了。这种宗教文化意识，它彰显为崇高一面的时候是“救赎”，露出它破釜沉舟一面的时候则是“自虐”。《白痴》中女主人公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在无法摆脱自己被欺凌和玩弄的命运时，虽然遇见了梅诗金公爵，但终于不愿接受公爵的帮助，宁肯随粗鲁不堪的商人罗果静而去，她拒绝“新生”，却手焚十万卢布来嘲弄报复这一群心怀鬼胎的人，明白无误地表现了一种“自虐”的倾向。
　　在陀氏作品的母题中，也有诸如“幻想家”、“地下人”、“自然人”这样的人性概念。早期的中篇《女房东》、《白夜》、《脆弱的心》或多或少都写出当时年轻人沦为无所作为的“幻想家”的母题，但其中有些作品如《白夜》，主人公内心的纯真和善良，不计利害的自我牺牲的爱心，说明作家对这一代年轻人的期望和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人称作为“残酷的天才”，因为他对人物内心解剖的犀利与无情，常常令人不寒而栗。但《白夜》里的主人公给人以一种美好的希望。人性的善良哪怕是一种“幻想”，也显得那么令人向往。
　　这是陀氏作品里少有的充满动人诗意和明邃风格的作品。晚年的《一个荒唐人的梦》则体现了一种对于“人类黄金时代”的幻想。
　　在陀氏的作品中，这种不断变幻的母题旋律，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说明作家对这个世界有着十分概括性的认识。他通过这些关键概念演绎了他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这是他的创作与其他作家十分不同的地方。陀氏的这些认识，在相当程度上还有预见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罪与罚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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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琳（Lynn A. Struve）原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17世纪的政治与思想史、东亚与世界史研究、中国研究文献学与史料学。主要著作有《南明史》《明清之争（1619—1683）：史学史与资料指南》《来自明清巨变的声音：虎口下的中国》《世界时间与东亚时间重点的明清变迁（上下卷）》等，《剑桥中国史》作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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