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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的創造與理性的象徵》中,瑞士著名觀念史傢斯塔羅賓斯基對弗拉戈納爾、戈雅、路易·大衛等著名畫傢及其畫作的精彩闡釋與分析,配以130多幅插圖,對於我們理解18世紀歐洲的繪畫、建築、雕刻等藝術形式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關於法國大革命對於藝術創作的影響,斯塔羅賓斯基亦有精到的分析,因此《自由的創造與理想的象徵》不僅是一部歐洲藝術史,同時也是一部深刻的思想史。
內容簡介
《自由的創造與理性的象徵》由斯塔羅賓斯基的兩部著作《自由的創造》與《理性的象徵》組成。作者緻力於在藝術與歐洲啓濛時代的哲學思潮之間建立關聯,試圖分析和展現18世紀以及大革命風暴中成形的美學與思想體驗之獨特性。
在《自由的創造》中,作者力圖說明拒絕神學所提倡的原罪意識、重建對人性的信任的啓濛思想是如何首先關注感性生活與情感世界,同時引入啓濛的光芒以作為奧援的。法語標題中的“創造”(invention)來自該詞的兩個主要語義——找迴與創造——從而指代啓濛思想的雙重意旨:一方麵,重建原初的自由,這種自由已經被現代國傢的民眾主體所遺忘或丟失;另一方麵,為一個重生的時代奠基,這個時代將會是公民幸福的保證。
《理性的象徵》在歐洲新古典主義的背景下,審視法國大革命文化的幾個典型畫麵,研究這些畫麵得以被理解和傳播的形式。革命宗旨往往被錶現為一束曙光,從我們今天的視角看來,這種試圖驅除陰影的藝術,僅僅是在這樣的一些藝術傢那裏纔能達到它的巔峰:這些藝術傢在內心和身外,為陰影復來的威脅而感到擔憂。
作者簡介
讓·斯塔羅賓斯基(Jean Starobinski),1920年生於日內瓦,著名的瑞士文藝批評傢和理論傢、觀念史專傢,日內瓦學派的主要代錶人物之一。代錶著作:《讓-雅剋?盧梭:透明與障礙》、《靈動的眼》、《批評的關係》、《鏡中的憂鬱》等。
張亙,武漢大學外語學院法語係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珞珈特聘教授,《法國研究》副主編,法國文學博士。其學術興趣起自對馬拉美的詩學專攻,後拓展至對法國當代小說和文化社會心態的研究。譯作有《遺存篇》、《貧民窟的哲學傢》等。在各類期刊上發錶論文四十餘篇。
夏燕,武漢大學法國文學碩士,武漢理工大學外語學院法語係講師,研究方嚮為十八世紀法國文學。
目錄
前言
自由的誕生
1700-1789
第一章 18世紀的人性空間
第二章 哲學與快感的神話
第三章 焦慮與節慶
第四章 對大自然的模仿
第五章 懷舊和烏托邦
1789
理性的象徵
1789
第一章 結冰期
第二章 威尼斯最後的火光
第三章 莫紮特小夜麯
第四章 革命之光輝神話
第五章 原則和意誌
第六章 幾何式城邦
第七章 會說話的建築,持久的話語
第八章 大衛的誓言
第九章 約翰?亨利?菲斯裏
第十章 羅馬和新古典主義
第十一章 卡諾瓦和不在場的神靈們
第十二章 與陰影的和解
第十三章 戈雅
人名索引
精彩書摘
1789年是歐洲政治史的分界綫。在藝術風格、流派上,這一年份同樣具有標誌性意義嗎?乍看起來,這一年份裏,沒有任何藝術史的重要事件可以定位,沒有任何新生的、有影響力的流派可以捕捉。早在法國大革命之前,“迴歸古典”這一藝術思潮就已經齣現,新古典主義在此基礎上得以確立,並在1750年後廣泛地傳播開來。法國大革命中倡導的,為其所用的藝術形式都是1789年之前産生的。大革命帶來瞭什麼呢?新古典主義流派中的羅馬風格與共和思想被充滿激情地渲染,與過分精細的亞曆山大式元素背道而馳;宣傳性與反宣傳性圖片的廣泛傳播;公眾節日中禮儀的舞颱化趨勢。初看來,這一小結令人失望,可是,當我們看到法國大革命留下來的一紙紙欠單,內心不免更為沮喪。革命的烽火歲月,顛簸不已,這使得一些無法擺脫貴族和富裕階層控製的藝術傢陷入瞭創作的真空——無為狀態;建築師、肖像畫傢、木工、珠寶工人度過瞭一段艱難的時光。少數中途投身到法國大革命陣營的人,成為官方禦用藝人,如:路易·大衛;多數人受到製約,不得不從事第二藝術(版畫、雕刻,等等),藉以生存。有些與貴族聯係密切的人甚至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後齣走、流亡國外:他們的位置沒有人可以立刻代替。藝術可能更適閤於體現文明的各種形態,而不是呈現各個社會劇烈變動的時刻。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後來的例子中得知:革命不會創造齣一種與新的社會政治秩序相符的藝術語言,即使人們宣布一個舊的世界隕落,他們依然長期使用沿襲下來的藝術形式。
說到1789年,我們看到的往往是革命發生的突然性,而不是革命帶來的長期效應。我們總是將革命的齣現和革命的起因、革命的動嚮、革命的徵兆聯係在一起去把握和理解革命。大部分1789年齣現的藝術作品不能看作是革命這一事件本身帶來的成果。法國以及本土之外,許多建築、畫作、歌劇早在巴黎齣現騷亂和法國君主政體搖搖欲墜時就已經完成。它們在革命前已構思成形,這種思想,這種意圖,不是一蹴而就的,是藝術傢長期積纍的結果,因此和熾熱的革命歲月沒有必然的關聯,我們也似乎可以脫離曆史所賦予的時代背景去獨立地闡釋作品本身。我們不能將這樣的時間上的巧閤性作為從原因導嚮結果的理論依據。
但是這種純粹的、時間上的巧閤性不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同樣,法國大革命也是在之前道德氛圍熏陶下一種思想積澱的結果:革命促使其綻放開來。1789年的曆史實際上是對先前有準備的、長期以來部分實現的社會變革的一種猛烈認定,由此,我們看到一係列戲劇化的事件先後發生、前後呼應,好比一個悲劇的各個場景,被一道強有力的光束直射:它們比曆史上任何其它時刻都更為耀眼。這簡直就好像事先有一個劇本,事先籌劃瞭一切,劇本的寫作風格也類似一部斟酌過的作品。革命一開始,各種評論接踵而來,輿論界曾經認為1789年是上帝之手或人民之手寫下的一頁……比較革命這一事件本身的風格和同時期藝術作品的風格是具有正當性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由於沒有直接的因果聯係,我們不得不思索形勢一詞的豐富內涵。藝術與曆史事件交相輝映,它們一方對另一方的存在具有重要的標誌作用,即使它們不是相互承認,而是相互背離。
在藝術作品與曆史事件的相互聯係中,曆史事件往往具有決定性的支配作用。革命的光輝如此閃耀,超越瞭任何一個同時代的社會現象。無論人們重視或者忽略,無論人們贊成或者反對,1789年的藝術傢們是法國大革命的同輩人,沒有什麼能夠使他們脫離革命而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說,革命評判藝術傢,革命確立瞭一般準則,用以衡量當時的現代派與守舊派;革命促進瞭一種新型社會關係的建立,並使其經受考驗;麵對這種新型社會關係,藝術作品不可避免地發揮著迴應作用。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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