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苏州日记:揭开日本人的中国记忆(1939-1941)》的内容,是作者1938年12月被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推荐到外务省担任驻中国的特别研究员后,从1939年4月5日至1941年2月28日的日记。1939年9月25日抵达中国以前的日记很简略,并且不是每天都有,显然是经过编者的删节,只留下与他这次中国之行有关的内容。高仓正三到中国后,除了1940年2月15日至5月2日、5月31日至6月6日两次出去旅行,考察了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的一些地方,以及偶尔有事去上海日本领事馆外,其余时间都在苏州,日记说他的住处是“五卅路同益里第三号”。这大概是书名叫作《苏州日记》的原因。高仓正三的身体很不好,日记中屡屡有生病、住院的记载。1941年3月13日在“盘门内新桥巷苏州医院”去世,时年才28岁。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这本书)在至今为止的记载中是极罕见的。我觉得这本日记不仅对志同道合者有用,而且对那些想以中国人生活为资料而探究人间生活百态的人们来说,也是可贵而难得的资料。从广义而言,是作者对世人的一种贡献。
——日本“汉学泰斗”吉川幸次郎
精彩书摘
三月二十六日早上八点起床,早餐后,带着北门和东部兵营区通行许可证出去走走。从前天开始天气就逐渐转暖,身穿一件毛衬衫就已受不了了。从县政府沿着城墙向前走。登上城墙朝外眺望,隔着泖河的沙洲有接连不断的村落,村落的后面是连绵的累累岩石的山峦。城内并不怎么广大但是十分的整洁。南北向的道路和一排排的房屋畅通无阻。在小南门的北面和东面有像是寺庙的遗迹。狮子还像新的,在其边上有一口已被半埋在土里的大钟。这口铸有钟铭的大钟是“大明正德十年乙亥四月吉日整饬兵备佥事宁口铸”,底面直径有五六尺之宽。进入里面,有一块道光十年重修南汝光道署的碑文。
从南门大道中山路向北,在大道中部左右开始,有很多牌楼。在第一座牌楼上有万历五年的“口史”二字,边上有“南京山东道监察胡秉性”等字。总的来说,这里的石质为青色的坚硬的水成岩,因此磨损较少。再往北,又有一座万历十五年监察御史的牌楼。上有“右都御史董威文董果立”等字。再向北,还有一座“兄弟翰林万历七年九月”的牌楼。听说北门内有一所申伯祠,找了又找,问了又问,结果还是没找到。在东面的一座小坟前,有一块义杨书院记(弘治十五年)的碑,在其背面有“大明万历口亥重九义阳大口”等字样,再稍微向东,在信阳商会旧址有一块倒在地面的《大明弘治玖年丙辰菊月重修慈化寺殿记》的石碑。
出北门去司令部,正好在前面碰到了从对面而来的永井中尉,顺便乘上了他的车去子贡裥。西行不久,就有牌楼和先贤子贡祠(康熙三十七年)。沿着城墙西行,看到一口大井,在其旁边有一块石碑横卧在那里。在离开其四五间门面处还有一块碑.t写着“乾隆甲戌秋申阳第一井钱塘钟琏书”。北面还有一些石碑,如:康熙三十一年己卯重修先贤子贡祠记、嘉庆二十一年重修瑚琏书院碑记、乾隆二十一年重修端水祠记、乾隆二十一年伴书庵碑记(新建祠右伴书庵记)。在其北面稍往东行的道路北边有一处六角堂,里面有三块大碑,右边是“古申伯国嘉靖乙巳岁冬十有二月”。圆柱是明代何大复故乡之物,隔开圆柱的中央处是先贤子贡为宰处。
在六角堂的后背是用稻草铺顶的民居,这些民居好像重叠在六角堂上,显得有些邋遢。回县政府吃过午饭后,请羽端用Supursix牌的照相机给我拍了几张照。出南门过桥去三里店。两边用稻草铺顶的简易木板房建成的商店街一直延伸到桥堍。站在桥上一看,给人以与众不同的感觉。城墙很美,在河两边有四五十名在洗濯的妇女。水清澈见底,连下面的细沙都看得清清楚楚,有小鱼在欢快地游弋,使我想起国内的河流。稍下游处,有一只水牛在拉着独轮车过河。太阳晒得暖洋洋的,脱掉了毛衬衫还感到有些热,到处一派春天的景色。在桥中央碰到了近一个连队的部队。
三里店是个用简易城墙围起来的小村庄,除道路两旁有些人家外,其他地方看来就无人家了。为看小三里店的一座小庙,特请一名保安队员前来带路。这名保安队员是名叫佑野的一等兵,他从桥中央那儿追上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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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烟雨中的烽火:抗战时期苏州城市社会变迁研究》 著者: [此处可虚构作者名,如:李文斌] 出版社: [此处可虚构出版社名,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份: [此处可虚构年份,如:2023年] --- 内容简介 本书以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特别是1937年至1945年间苏州的城市社会生态为核心研究对象,深入剖析了在日军占领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这座传统江南重镇所经历的深刻而复杂的变迁轨迹。本书并非专注于某一个体或某一特定时期的记录,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宏大的、多维度的社会图景,探讨战争如何渗透并重塑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结构、阶层关系、文化认同乃至日常生活伦理。 第一部分:沦陷下的城市肌理重塑:权力、空间与经济秩序的颠覆 抗战的爆发如同突如其来的洪水,瞬间冲垮了苏州原有的社会秩序与经济平衡。本书首先考察了日军占领后,城市权力结构的转移及其对城市空间布局的影响。日军和伪政权的设立,如何通过设立新的行政区划、军事管制区以及经济垄断机构,对苏州的传统治理体系进行釜底抽薪式的改造,是本部分探讨的重点。 我们通过对当时档案、地方志残存记录及相关口述史的交叉比对,详细描绘了苏州城内外的空间权力分布。例如,工业区(如早期的纺织厂周边)如何被军事化管理,传统士绅阶层的居住区(如阊门、葑门一带)如何被纳入日军的管控范围,以及商业中心(如观前街)如何从市民消费场所转变为物资调配和特权交易的场所。 经济层面,本书重点分析了“大伪经济圈”的构建对苏州传统经济体系的瓦解。苏州作为丝绸、棉纺织业的重镇,其产业链在战争中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我们考察了日资企业(如日本纺织株式会社)如何利用战争带来的垄断地位,挤压乃至吞并本地民族资本。货币体系的混乱——法币贬值、军票流通以及日元在特定区域的强制使用——如何加剧了普通市民的生活压力,并催生了黑市经济的繁荣。本书尤其关注了传统手工业者和产业工人群体的命运,他们如何在新旧经济体制的夹缝中求生,其技艺传承和阶层流动面临的挑战。 第二部分:社会阶层的剧烈分化与身份的流变 战争不仅改变了经济制度,更深刻地撕裂了传统的社会阶层结构。本书细腻地呈现了战争时期苏州社会阶层的“两极化”现象。 一方面,一部分投靠日伪政权或利用战争机会投机取巧的“新富”阶层迅速崛起,他们通过获取特许经营权、从事军需品供应或担任伪职,积累了大量财富,其生活方式与传统士绅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分析了这一阶层在物质生活上表现出的“奢靡性”,以及他们在道德和身份认同上所面临的巨大张力。 另一方面,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城市中下层市民,尤其是小商贩、熟练工匠和底层文员,承受了物资匮乏、通货膨胀和治安恶化的三重压力。本书通过对家庭收支记录、社会救济机构资料的分析,揭示了他们如何在“生存”这一绝对指令下,调整家庭结构、改变消费习惯,甚至采取非正规的谋生手段。 此外,本书还专门探讨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与选择。部分知识精英在内迁、坚守与附逆之间徘徊,其学术研究和文化实践的空间被极度压缩。我们对比了在沦陷区坚持进行“文化抵抗”的群体与那些选择在伪职中保持职业身份的学者的不同境遇和精神状态。 第三部分:日常生活中的抵抗与适应:文化、伦理与私人领域的空间 沦陷期的城市生活,是宏大历史叙事之外,最能体现个体韧性的领域。本书深入探究了苏州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适应”和“抵抗”占领政权。 “适应”体现在对新秩序的表面顺从,例如对日军管制的配合、对新颁布法令的遵守,以及在公共场合的言行举止的自我审查。然而,这种适应往往是策略性的,而非全然认同。 而“抵抗”则更多地发生在私人领域和文化记忆中。苏州是著名的园林之城和文化高地,本书关注了文化记忆在战争时期的作用。传统节庆的微调、家庭内部对传统价值观的坚守、乃至对苏州方言和地方戏曲的私下传承,都成为维护文化主体性的一种隐性方式。我们分析了诸如家庭聚会、邻里互助等“微观共同体”如何在公共秩序瓦解时,成为社会稳定和情感支持的最后屏障。 此外,本书还触及了战争对社会伦理的冲击,如战争带来的家庭离散、妇女地位的变化(包括在生产线上和家庭中的双重负担),以及基于地域、血缘和阶层的新型社会网络是如何在废墟之上重建的。 总结与展望 《江南烟雨中的烽火》旨在超越简单的战争叙事,将苏州置于二十世纪中国城市化进程与民族危机的交汇点上。通过对权力、经济、社会阶层和日常生活这四个维度的细致考察,本书试图揭示:在极端政治高压下,一座历史悠久的江南城市如何进行痛苦的重塑,市民如何在生存的重负下,以复杂、矛盾甚至悖论性的方式,维系着他们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认同,为理解中国现代城市史提供了重要的个案分析。本书对于研究抗战时期的城市社会史、社会分层与民众心态转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