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学是当代社会科学及管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学科,它以公共事务管理或国家治理为研究对象,其前身则是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公共行政学。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外公共管理的实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公共部门改革或政府治理变革浪潮。这场改革既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的实践模式,也改变了公共部门管理的理论形态以及知识体系;而近一二十年又出现了以公共治理与公共服务为核心的公共管理研究的新知识形态。如果说传统公共行政学把官僚制的行为与结构作为研究焦点的话,公共管理学则把关注点放在公共治理与满足公众的服务需求上,寻求有效的公共管理方式来提供广泛而优质的公共服务。因此,可以说公共管理学是一门研究国家或政府组织如何与其他社会组织协作而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的学科。基于当代公共管理或政府治理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及现实需求,这样从国家治理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界定公共管理学是有充分理由的。有如马克?霍哲所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市民对改进政府绩效的关注推动着公共组织机构逐渐将注意力转移到提供更好的服务上来。于是,当代公共行政改革的一项根本任务便是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绩效。” 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伴随着政治学等学科的“补课”,我国恢复了中断几十年的行政学(公共管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山大学的夏书章教授在1982年1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一文,该文被学界认为是中国行政学恢复的象征性标志之一,“这是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它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恢复和重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开启了我国公共行政学发展的新篇章”。经过了30余年的发展,公共管理学科在我国逐步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与教学领域,成为我国社会科学及管理科学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并成为我国大学教育的热门专业以及党政干部培训的新支柱。近十来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的设置和我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启动,高校公共管理本科专业的大量开设,公共管理学科业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及管理科学中的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和具有远大前景的学科,是当代我国社会科学及管理科学发展最快的学科领域之一。有学者指出:行政学在新世纪将成为中国一门发展势头最为强劲的学科。 任何一个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产生一批被称为“经典”的文献。“经典”是指对学科的产生与发展有影响或对学科知识积累有贡献的论著,其基本特点是思想的洞察力、开创性或观点的创新性与持久的价值或影响力,它们为学科的发展奠定基础、指明方向和累积知识,并提供基本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国外公共行政学(公共管理学)产生了一大批这样的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论著。在不同时期,总会有学者出于教学与研究或积累资料等方面的需要,编辑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献并加以重印,为这一领域的学者和学生提供一个本学科的基础读本,便于人们的学习与研究,了解公共行政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以及该学科的历史发展。最早的“经典”汇编可能要算古利克(Luther Gulic)和厄威克(Lyndal Urwic)于1937年编辑出版的《行政科学论文集》,该书收入了形成时期的行政学的代表性论文,可以说集公共行政学传统之大成。在当代,我们可以见到不同版本的公共行政学经典汇编(精华读物或文选等)。如我国读者熟悉的美国学者沙夫里兹(Jay M. Shafritz)和海德(Albert C. Hyde)编辑出版的《公共行政学经典》(Classic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英文原版影印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美国学者理查德?J.斯蒂尔曼二世编著的《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基本上也属于经典汇编这一类。国内学者彭和平、竹立家较早编译过一本《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竺乾威和马国泉也为MPA研究生选编了一本西方行政学的经典读物——《公共行政学经典文选》(英文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在我国公共管理学科3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来自政治学与行政学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们与不同实务部门的实践者们,就公共事务管理或国家治理这个跨学科的交叉学科领域进行了不懈的探索,积累了大量文献,促进了公共管理的知识增长。现在已经到了对中国当代公共管理思想发展进行回顾与展望的时候了,有必要回顾当代中国公共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梳理不同阶段的文献,选取其中的精华加以汇编。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曹峰博士等人所做的正是这项工作,他们从海量文献中精心挑选,将他们认为在中国当代公共管理学科发展有影响力的百余篇文献汇编成册,以《中国当代公共管理思想经典(1978~2012)》为书名,由出版社正式出版,为我国公共管理学界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经典文献的遴选并非易事。困难主要来自“经典”遴选的标准如何确定以及该学科如何“划界”——如何确定其研究范围与边界及主题领域。沙夫里兹(Jay M. Shafritz)和海德(Albert C. Hyde)对《公共行政学经典》的选编依据有如下三个标准:一是入选论著必须与公共行政学的基本主题相关;二是入选论著必须有意义或影响力,即它们必须对公共行政学学科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三是入选论著必须具有可读性。根据上述标准,沙夫里兹和海德从西方公共行政学百余年(1887~1996年)发展史中选出有影响力的54篇论著,编入《公共行政学经典》一书之中。 《中国公共管理思想经典(1978~2012)》的“经典”遴选的依据是研究领域、学术影响力以及期刊重要性、引用次数等,依照这些标准来挑选思想“经典”文献并加以编辑。编者先按三个发展阶段及年代顺序来编辑这些文献,分别是:第一部分:萌芽期(1978~1992),收入21篇作品;第二部分:成长期(1993~2002),收入29篇作品;第三部分:发展期(2003~2012),收入51篇作品。有如沙夫里兹和海德所言,这种编辑方法有助于给读者一种关于公共行政学学科思想连续性的感觉,并表明不同的作者和主题在文献上是如何相互联系和互为基础的。 编者还按主题将这些经典划归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公共管理与公共管理学;第二部分:公共行政的环境(包括民主与法制、行政与组织、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第三部分:公共管理与领导者(包括领导科学与领导力、公共价值与伦理、腐败与问责);第四部分:公共管理资源(包括财政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第五部分:政策、参与、执行与绩效(包括公共政策与决策、公众参与、政策执行、绩效评估)。 综观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科恢复与发展的30多年历史,学界的理论研究及学术成果可以归结为如下三条基本线索或方面:一是学习借鉴国外尤其是西方的公共行政学理论,并跟踪国外公共管理发展的前沿,积累学术资源,初步奠定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框架;二是伴随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脚步,不断深入地研究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及问题,探索国家治理与政府体制改革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具体管理实践,总结治理与改革的经验教训,形成中国公共管理的主题领域与理论思考;三是在前两项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建构与理论创新,着手建立中国本土化的公共管理理论体系。《中国公共管理思想经典(1978~2012)》所收入的文献也大致体现出这三个方面的内容。 长期以来,我国公共管理学界研究与教学偏重于国外尤其是西方的文献,而对中国本土文献的关注不够。《中国公共管理思想经典(1978~2012)》的出版对改变这种状况将起到积极的作用。该书收入了不同时期我国作者的较有影响的作品,涉及了公共管理学的基本主题,涵盖了其主要的知识领域,并展示出学科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本书的出版对于推进我国公共管理的研究与教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有助于梳理当代中国公共管理思想发展脉络,积累中国公共管理的学术资源,推动知识增长及其本土化发展;本书也为该领域的研究者、教师和学生以及实践者阅读中国本土文献提供了方便,有助于他们了解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及其思想成就,形成公共管理学的中国视角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