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汉学经典译丛:中国文献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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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 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 著,赵春梅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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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大象出版社
ISBN:9787534779404
版次:1
商品编码:11463255
品牌:大象出版社
包装:平装
丛书名: 国际汉学经典译丛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03-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68
字数:252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国际汉学经典译丛:中国文献史》是俄国汉学家瓦西里·帕夫洛维奇·瓦西里耶夫写的一部中国文献介绍类的汉学读物。在当时的背景下,把中国文献介绍给俄国,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本书按照专题,把中国文献分为儒家文献(其中又按时间把儒家分为两个时期),道家文献,佛教文献,历史与地理著作,律法文献,语言学、批评、古代。

内容简介

  《国际汉学经典译丛:中国文献史》未分章,而是以连续的15个小节构成。介绍了儒、释、道以及历史、地理、律法、语言学、农业、自然科学、医学、兵法、文学等方面的中国文献古籍。相对于中国文献的浩繁著述,区区十余万字的篇幅实在过小,但是《国际汉学经典译丛:中国文献史》的内容并非来自其他欧洲学者的著述,而是作者著作的浓缩以及授课笔记。这些讲义资料绝大多数是中文书籍,《国际汉学经典译丛:中国文献史》所涉及的作品,作者几乎都亲阅过。瓦西里耶夫对中国文献的介绍、资料收集和导向性研究为20世纪俄罗斯汉学的专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简介

瓦西里 ?帕夫洛维奇 ?瓦西里耶夫(1818--1900)是19世纪俄罗斯汉学界的一位最重要的人物。先后在喀山大学和彼得堡大学的汉学专业授课,对于汉学的发展壮大和俄罗斯汉学人才的培养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内页插图

目录

译者序
瓦西里耶夫生平及学术成就综述
一、几句开场白
二、中国人的语言与文字
三、关于汉字与中国文献的古代性问题——中国人对此问题所持的观点
四、儒学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孔子及其功绩、儒家的三部古书:作为中国精神发展基础的《诗经》《春秋》和《论语》
五、作为儒家伦理道德基础的家庭;《孝经》;释礼;宗教与儒家政治;体现儒家治国理想的《书经》
六、孟子
七、儒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
八、儒家以外的哲学家——道家
九、佛教
十、中国人的科技发展——历史与地理著作
十一、中国人的律法
十二、语言学、批评、古代文物
十三、中国的农书、自然科学典籍和兵书
十四、中国人的美文学
十五、民间文学:戏曲、小说、章回小说
结语
附录一 瓦西里耶夫主要论著目录
附录二 瓦西里耶夫相关档案及藏点
附录三 瓦西里耶夫相关手稿及藏点

精彩书摘

汉语书面语与口语差别较大,这也是它与埃及文字的不同之处。埃及文字的书面语同口语是一致的。汉字的情况恰好相反,至今尚未写作或出版过任何一本与口语表达相一致的书面语著述。朗读汉语作品时,如果听众是文盲,那么他根本听不懂书中所写的内容。这并不是由于听众不理解文章,而是因为汉语作品并非写给人听,而是让人自己去阅读: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作品不是用口语书写,而是按照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具有一定模式的书面语。

问题在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会因为说话人的亲人、朋友和同乡不明白他的话,而像与聋哑人对话一样逼他写出来。有些人在阐述汉语的这一特点时根本不明所以。实际上,中国有很多方言土语。除了固有词汇,每个词汇和短语(“走”这个词北京的东城区说“去”,西城区说“开”——著者注)都有各自的发音和称谓:北京人说“十”,甘肃人说“四”(在北京,油毡子是一种“漆布”——著者注)。这样一来,如果对话双方都不懂书面语,在无法猜测对方说话的内容或者不熟悉彼此发啬的情况下,就不得不请翻译帮忙,或者根本无法进行对话。因此在全中国范围内书面语就起到了桥粱的作用。在我们看来,指责中国人愚蠢、不接受字母表的观点并不正确。中国人接触字母表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4世纪,而且对它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是,如何能让当时的所有人都会书面语呢?

汉语书面语同口语的区别在于,书面语中的词在一个听力最好的中国人(欧洲人就更不用说了——著者注)听来均是单音节,它们或者由一个韵母构成(e,u.iu等——著者注),或者由声母与带有上述韵母合成的音节构成(ba. bu,be),或者后面再加上一个声母(ban,ben),或者只有声母n,ng,因此经常(某些外来音节除外——著者注)会出现听不懂但能读懂的状况。例如,众所周知,一个“yi”音在汉语中就有一百多个汉字与之相匹配,不但每个字意义不同,而且同一个字在不同的句子中意义也各不相同;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景,两个中国人在对话,当一方说出“yi”音后,他就可以断定对方知道自己想说“一个”。书面语“一”的意义不在口语中使用。但是如果再按照四声发音(这是一些完全不同的词语,夹杂我们的字母和陌生发音——著者注),那么就需要在前面或后面补充上另一个单音节词,这样才能组成一个新词,例如:一个,衣裳,意思,早已,礼仪,所以,等。

但是因为这些发“yi”音的汉字书写各不相同,所以即便只有一个字,没有任何汉字与其组成词语,读者也能明白其意义。对此我们会另做叙述。口语中所说的某种树木、石头、鸟类等,一般由两部分构成——词根(一般为形容词——著者注)和词缀。但是书面语中只使用发音和对应该意义的词根;为了不必专门写出树木、石头、动物等词汇的全称,往往将这些单音节词的标志和意义结台起来;也就是说,书面语中往往使用单音节词。读者一读到带“木”字旁的“樟”,就知道这是“樟脑”的意思,与带“王”字旁的“璋石”和带“犬”字旁的“香獐”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单音节词来源于双音节词(双音节词中的形容词在单音节词中作名词用——著者注)。

我们不应该忘记,古汉语的词大都是数量不多的单音节词;虽然是单音节词。但是在不同语境中因词根的不同而意义各不相同——即加上一个同义或近义的实词素,与原来的单音节词构成双音节词,以及加上一个虚词素,作为前缀或后缀构成双音节词。汉字的词根可以不考虑词源(死,使之死——著者注)形式和句法形式,不过由于书写的不同,曾经出现过的各种词义都得以保存。例如“节”字,原意为“截断”,然后有了“节子”(竹子和树木上的疤痕——著者注);后来我们又知道,“jie”字可以指“界线”“节制”“戒条”,甚至“戒律”等。发音同为“Jie”的汉字书写却各不相同,所以千万不要混淆。汉字的意义非常多,有时甚至截然相反:“天或地”意指“天与地”(“喝”与“使之喝”,立与“使之立”——均用一个字表示——著者注)。在此我们以“对”字为例进行解释。“对”是“对立的”(敌对的——著者注)或者“相关的”的意思,但是我们想象一下贴在门上的对联的“对”,它可能是“对立的”和“相关的”的意思,因为“对”可以释义为“对答”“反驳”。这就说明,即便汉字的意义是确定的,但是它在应用、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中都可能具有其他意义,例如,“道”字意指“道理…方法”‘道德”。此外,如果我们说,汉语书面语来源于口语中的双音节词(或者多音节词,类似文学上的迂说法——著者注),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书面语单音节词就不能彼此,合构成双音节词。相反,与口语相比,这种结合在书面语中使用更多,不过往往让人听不懂。例如,在口语中习惯说“喜欢”,书面语中却变为“欢喜”,然后出现了“喜新”“新欢”“欢欣”“欣悦”等口语中根本不使用的词。

上文中曾说过,声母的不同会导致不同地方发音各不相同(“是”与“系”——著者注),书写也不相同,而这成为保存有方言(特别是中国古代各诸侯国的文字①——著者注)的书面语的共同财产。

由此我们明白,一方面,词的构成除了存在于单音节字中的本义外,还会出现其他词根的变换;另一方面,同一个词根的本义应该有不同发音的汉字相对应。而这恰恰是造成汉字同音字较多的原因。

如果认为,以副词为首的单音节词没有任何变体,即单音节词始终如一,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中国文献史》:一部贯穿古今的文献璀璨星河 浩瀚的中国历史,如同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孕育了辉煌灿烂的文明。而承载着这文明基因、记录着这发展脉络的,便是形式各异、内容包罗万象的中国文献。它们是先人智慧的结晶,是时代精神的缩影,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重要桥梁。本书《中国文献史》,正是这样一部旨在系统梳理、深入剖析中国数千年文献发展历程的学术巨著,它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这条由文字、图像、器物、手稿、书籍、乃至数字信息所铺就的璀璨星河。 本书的视野是宏大的,它并非局限于某一特定时期或某一类文献,而是以编年体与专题相结合的方式,将中国文献从上古时期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一路梳理至近现代的印刷书籍、报刊杂志,乃至当代数字文献的发展轨迹。作者以严谨的学术态度,翔实的史料考证,为我们展现了中国文献形态的演变、载体材质的革新、传播方式的变迁,以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多层面的深刻变革。 上古的回响:铭刻在龟甲与青铜上的文明密码 故事的开端,总是充满神秘与古老的气息。本书将我们带回遥远的殷商时期,探寻那些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这些被视为中国最早成熟文字的出现,标志着中华文明告别了蒙昧,开始有了系统记录的能力。作者将深入解读甲骨文的内容,分析其在占卜、祭祀、记录政务等方面的作用,以及其作为研究商代社会历史最直接、最宝贵的原始资料的价值。 紧随其后,青铜器铭文的出现,则为我们勾勒出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更为清晰的历史图景。那些铸造在钟鼎、礼器上的文字,不仅是王室贵族身份与权力的象征,更是传递法令、宣扬功绩、记录盟约的重要载体。本书将详细分析不同时期青铜器铭文的书法风格、内容特点,以及它们在中国古代政治、军事、礼乐制度发展中的独特地位。 纸张的革命与书籍的曙光:文明传播的加速器 然而,真正的文献革命,往往源于载体的革新。本书将浓墨重彩地描绘造纸术的发明与推广,这一划时代的创举,极大地降低了文献记录与传播的成本,为知识的普及和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西汉的早期的纸,到东汉蔡伦的改进,再到后来的纸质文献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本书将细致描绘这一漫长而关键的演进过程。 随着纸张的广泛应用,简牍、缣帛等传统书写材料逐渐被取代,书籍的形态也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本书将深入探讨早期书籍的形制,如卷轴装、经折装等,以及它们在编纂、收藏、阅读方式上的特点。同时,作者也将关注早期藏书家的出现,官府与私人藏书机构的兴盛,以及佛教、道教文献在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知识传播的飞跃 如果说造纸术是文献传播的基石,那么印刷术的出现,则更是将知识的传播推向了新的高峰。本书将详细介绍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特别是唐代佛教经典的雕版印刷,如何使得大量文本得以被复制和传播,极大地扩大了知识的触及范围。 而北宋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更是被誉为印刷史上的又一次飞跃。本书将深入分析活字印刷的原理、技术优势,以及它在推动宋代文化发展、加速信息流通方面所起的革命性作用。虽然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并非主流,但其技术原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作者还将探讨不同朝代在印刷技术上的发展与演变,以及印刷术如何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生态。 从官府典籍到民间读物:文献的多元化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中国文献的内容也呈现出日益多元化的趋势。本书将深入考察历代官方文献的编纂与保存,例如历代史书、法律典籍、地理方志等,分析它们在国家治理、历史传承中的作用。 与此同时,民间文献的兴起也不容忽视。本书将关注小说、戏曲、笔记、诗歌等文学类文献的发展,探讨它们如何反映民间生活、世俗情感、社会思潮,以及它们在丰富中国文学宝库、传承民间文化方面的重要价值。从唐传奇到宋元话本,再到明清小说,本书将梳理出一条清晰的文学文献发展脉络。 近代变革与现代挑战:文献在时代浪潮中的转型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涌入和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给中国文献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本书将重点分析西方印刷技术、出版理念的传入,如何催生了近代报刊、新式书籍的出现,以及它们在传播新知识、新思想、推动社会变革方面的巨大作用。 同时,本书也将关注近代文献的传播方式的转变,如新式书店的出现、图书市场的兴起、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等。在这一时期,汉学研究作为一种新的学术视野,也开始对中国文献的整理、研究和传播产生影响,本书也将对此进行深入探讨。 进入20世纪,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文献的载体、形态、传播方式更是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电子出版物、数字图书馆、互联网信息的出现,为中国文献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本书将审视这些新的文献形态,探讨它们在信息获取、知识传播、文化传承方面带来的深刻变革,以及我们如何在新时代更好地保护、整理和利用这些宝贵的文献资源。 不只是一部历史:文献中的文化基因与时代精神 《中国文献史》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梳理文献的“形”与“器”,更在于洞察文献背后的“魂”与“神”。本书的价值在于,它通过对中国文献的系统研究,揭示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以及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篇古籍,每一幅画卷,每一件器物,都凝聚着时代的印记,承载着民族的记忆。 通过阅读本书,读者不仅能够了解中国文献的发展脉络,更能够感受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从鸿篇巨制到只言片语,从官方文本到民间故事,它们共同编织了中国历史的宏伟画卷,展现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力量。 本书的语言风格严谨而不失生动,学术的深度与阅读的趣味性并存。作者在梳理浩繁史料的同时,也注重融入细腻的分析与独到的见解,力求让读者在轻松阅读中,领略中国文献的无穷魅力。 《中国文献史》是一部献给所有热爱中国文化、关注历史发展、渴望探寻文明根源的读者的必读之作。它将带您穿越时空,潜入中国文献的深邃海洋,领略那令人惊叹的智慧光芒,感受那永恒不灭的文化传承。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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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厚重而引人入胜的学术著作,它以一种近乎史诗般的气魄,勾勒出中国古代典籍的流变脉络。作者的叙事功力着实令人叹服,他不仅仅是在罗列史实和文献考据,更是在描绘一部“活的”文化史。书中对不同历史时期文献的整理、流传、以及思想演变的细致剖析,使得原本枯燥的文献学知识变得鲜活起来。尤其是对一些关键文本的源流考证,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学养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阅读过程中,我仿佛穿越时空,亲眼目睹了那些失落的经典是如何被重新发现、整理和传承的。不同于市面上常见的泛泛而谈的文化普及读物,这本书是真正深入骨髓的学术探索,对于任何想系统了解中国思想源流的读者来说,都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藏。书中的一些理论框架构建得极为精妙,能有效帮助读者建立起宏观的认知结构,避免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迷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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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翻开这本书,我立刻被它行文的古典韵味所吸引。那种沉稳、内敛又不失力量感的文字风格,让人仿佛回到了古代士大夫的案头。这本书的编排逻辑非常清晰,它不是简单的年代顺序堆砌,而是将文献的演变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学术争鸣紧密地结合起来。我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一些争议性史料时的那种平衡和审慎,既不偏颇,又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书中对于特定时期“学派”之间文献的互相影响和吸收,分析得入木三分。举例来说,在论述魏晋玄学对早期佛教经典的本土化改造时,作者引用的文献旁征博引,论证链条严密无懈可击。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古代知识体系的“操作系统”,一旦掌握了这个系统,再去阅读任何单篇的古籍都会有豁然开朗之感。它需要的不仅是阅读,更是深入的思考和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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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重读这本书的不同部分,总能发现新的理解层次。初读时,可能侧重于把握其宏观的时间线索;二读时,则会聚焦于其中某个特定朝代或学派的文献细节。这本书的妙处就在于它的“多义性”和“支撑力”。它像一个坚实的知识地基,支撑起我对整个中国思想史的理解大厦。作者在阐述文献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化”方面,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揭示了文献在不同权力结构下如何被重塑和利用。这种对权力与文本关系的剖析,使全书的学术深度远超一般文献综述。对于希望深入研究中国思想史或文化史的学者来说,这本书几乎是案头必备,其提供的参照系和方法论工具的价值,是无法用简单的“推荐”二字来衡量的,它更像是一次与中国古代智慧的深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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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和排版也令人称道,作为一本学术力作,它保持了必要的庄重感和易读性之间的平衡。字体的选择、页边距的控制,都显示出出版方对知识载体的尊重。内容方面,我注意到作者在探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对汉文文献的接纳与改造时,视野相当开阔,没有局限在汉族中心论的窠臼中。这种跨文化的视角,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文献”这一概念的理解。它不仅仅是汉字的记录,更是一种文化辐射力的体现。书中对于一些失传文献的重建性研究,如根据后世引用推测原貌的尝试,充满了想象力和严谨的逻辑支撑,读来令人心潮澎湃。这本书无疑是当代中国学研究领域中一座坚实的里程碑,它的出现,为后来的研究者设定了一个极高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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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这本书的阅读门槛不低,它要求读者具备一定的古代汉语基础和基本的历史知识储备。但对于真正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学习者而言,这份“挑战”恰恰是最大的“馈赠”。我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来消化其中的每一个章节,尤其是关于手抄本和雕版印刷技术对文献保存和传播影响的论述,简直是打开了我全新的视角。作者对于文献学技术细节的关注,比如抄写错误对文本的影响、不同抄本之间的校勘关系等,体现了一种工匠般的细致。我最佩服的是,作者能将如此庞杂的线索梳理得井井有条,使得读者在面对如织的文献网络时,仍能抓住主干。这本书更像是一部“方法论”指南,教会我们如何科学、批判性地对待我们继承下来的浩瀚典籍。读完后,我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求真”精神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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