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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是一部早期关于传统国家在防备和救济饥荒方面的作用的后传统分析的著作。作者魏丕信以1743－1744年直隶救灾为实例，瞻前顾后，研究了国家的救荒制度、措施及其成效，所论延及官僚制度与管理、国家财政、地方社会、粮食安全、商业与市场、乡村经济和生活等等，观点敏锐，视野广阔，书中所引用的史料新奇有趣，对于理解前现代中国国家的运作提供了重要帮助。

内容简介

　　关于明清时期的国家及其对社会经济的作用，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否定观点占据学界主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作者魏丕信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以救荒为中心，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以1743—1744年直隶救灾为实例，溯前瞻后，研究了国家的救荒制度、措施及其成效，所论延及官僚制度与管理、国家财政、地方社会、粮食安全、商业与市场、乡村经济和生活等等，视野开阔。作者所提出的18世纪国家所具有的积极精神，在管理经济方面的高度组织能力、专业性和效率性，已为学界所肯定，由此也证明了本书的开创性学术地位。

作者简介

　　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生于1944年，法国著名汉学家。早年攻读欧洲古典文学（拉丁、希腊、法国）和中文，1975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1969年入法国国家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任教至今，1991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研究范围遍及人口史、灾害史、水利史、荒政史、明清国家与经济的关系、明清官僚制度等，有专著2部及论文50余篇，成就卓著，在国际学界享有盛誉。

内页插图

目录

前言
中文版序
导论
第一部分 有关中国饥荒的记录
一 对自然灾害的初步考察
二 流民问题
三 社会动荡
四 饥荒与地主制

第二部分 国家干预
五 官僚组织问题
六 勘灾
七 赈济
八 供给：1743—1744年的实例
九 价格调控
十 加强与恢复生产

第三部分 要点与结论
十一 引论
十二 国家经济措施的演变
十三 赈灾的地理分布
十四 要点和结语
附录A 粮食发放的地区分布（A.1—A.10），直隶，1743—1744
附录B 背景资料
注释
参考书目
表格索引
地图索引

精彩书摘

　　即使政府采取了措施，使危机状态避免了原先预估的灾难性程度，但也还是对受灾人口造成了影响，而当这些措施日渐不足，或不再存在时，形势仍会变得非常严峻。死亡率过高的首要原因当然是粮食歉收与经济崩溃对人体所造成的结果：营养不良，极度的饥饿状态，更易受疾病与恶劣的气候的侵害。
　　这是一个过程。可以从外观上确定的危机的转折点是当粮食储备已经耗尽，受灾人口（或部分人口）开始寻找食物的代用品——如野菜、糠秕、树皮、草根等——的时候。1743年直隶饥荒发生之初，据记载，“其极贫民口多以草实水萍充饥，情状危惨”。这些应急代用品的成分极为不同，其实是值得专门研究的。这些替代品中最低劣的是矿物质。这些矿物质没有任何营养价值，但可以使人产生饱胀的感觉，而且通常会加速那些服食者的死亡。这些矿物质包括某些泥土和石头，许多文章中都提到了它们的利用情况，西方在现代早期也有一些记录。以下是18世纪初一个官员对山西灾荒的记载：比闻乏食穷民，所在剥树皮、掘草根以为粮。又其甚者，黄河以北，有土一种，名曰交泥，其味颇甘，入口能化，饥不择食，用以充肠。然五谷之资，可以养人，未闻有食草树土块而能生者。继闻孩提幼子，贪食甘土，止图果腹，不数日，僵而死耳。
　　这里所说的“交泥”可能就是其他地方提到的“观音土”，或药典里的某种“石面”。
　　其他一些替代食物则比土石更具有食用价值，特别是当配给的口粮不足而用它们补充的时候。如细糠（一种稻谷磨后的副产品），与平时用来喂猪的粗糠一样，细糠在正常情况下是用来喂牲口的，饥荒时则与各种树皮、谷物、树叶、草根等一道，成为人类的食物；虽然其中一些代用品富含热量、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但其烹饪和食用仍需相当慎重。
　　实际上，为了谨慎、安全地利用野生植物，看来已产生了一门真正的关于饥荒食品的科学。这种知识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其在民间传播之广泛令人倍感兴趣。一些“救荒本草”书籍是这种学问的典范：其中第一本以《救荒本草》命名的书是1406年由明朝第一个皇帝的一个儿子编辑的。书中给出了414种植物的图例和注解，说明了这些植物的可食用部分，提出了如何制作的建议。这本书曾一再再版，其内容也收入了徐光启（1562—1633）的著名的《农政全书》中。有趣的是，这本书于1946年被译为英文出版，当时中国正经历着地方性的粮食短缺。
　　当然，回到采集经济以防备歉收的可能性是受到条件限制的，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的平原和三角洲地区。从现实性来说，这种活动实际上只能限于中国中部和南部那些山区，在那里，茂密的植被与稀疏的人口之间存在着良好的平衡。就我们当前的研究目的来说，重要的是发现在既定的人口中，有多少人最终陷入这种极端境地，这一数量是在哪些阶段达到的。《赈纪》表明，在1743年，严重饥荒首先影响的是处于社会边缘的最贫困人口，这些人没有财产，在他们中已经普遍产生营养不良。这些人主要依赖树皮、麸糠和野菜维生，在灾荒的最初几个月里，正是这些人时时处于即将饿死的危险之中。对于这些人来说，勘查灾情并安排必要的救济程序所需要的时间显得过于长久。然而，这些人的数量不会超过人口的1％～2％，这一比例无疑远低于20世纪的一次情况相当的灾荒中同类人口的比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储备减少，粮价上涨，不同阶层的农民——从最贫困者到正式规定中所认为的“次贫”——可能会一个接着一个相继落入这类人口范畴，如果灾情持续更长时间，甚至会危及富裕家庭。
　　官员们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措施，以免使自己陷入困境。由于饥民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最初的“贫困等级”分类很快就不再适用了。问题在于，除了粮食储备趋于减少这一正常过程之外，还有某些社会力量在起作用。这些社会力量加速了农民的贫困化过程，使由于气候变故所造成的困难局势变得更糟。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在生存危机的情况下，有产者怎样趁机扩张其土地占有量，从而扩大了现存的不平等状况。而在这里，应该提到一种在这种情况下经常起作用的机制，即抵押借贷，正是这一机制对危机的某些后果产生直接作用。
　　在农闲季节将某些农具、衣物等送入当铺，需用时再赎出，这对穷苦农民来说已成为定期的、差不多每年如此的规律性做法，灾荒时期当然更是这样，这使得当铺经营红火一时。当对当铺的需求增大时，当铺经营者就可以压低质当物的价格，并提高利息率——对他们来说，这是非常有利的机会。这种机会只有在严重并长期持续的灾害导致人口结构性的、且不可逆的穷困潦倒和财力耗竭时才会受到威胁。实际上，只是在19世纪后期的战争中，情况才严重到使该职业濒临危境。相比之下，目前所研究的时期（从雍正年间到19世纪前期）正是典当业的盛期，存在着大量当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灾荒时期，我们看到，政府与地方官员们建议限制一些他们自己也投入巨额资金的当铺的活动。
　　就像土地和房屋抵押一样，尽管质押农具、推车、衣物等等的确能够暂时缓解粮食紧缺和粮价高昂所造成的困难，但这种延缓是在特别苛刻的“危机时的条件”下得到的，并冒着可能永久丧失这些财产的高度风险。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延缓的获得是以显著降低在严酷气候条件下的存活能力为代价的。就像那些拆毁房屋以出卖瓦木的农户一样，那些质押了冬衣而又无力赎回的人们沦为寒冬的牺牲品；一些作者明确谴责当铺对农户的；文种重利盘剥。
　　……

前言/序言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东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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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正品，这是我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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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这本书。了解古代的官僚机构。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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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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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与今日某些论者竭力把当时的中、欧描绘得同样美好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欧洲启蒙大师们大都把中国当作一个近乎完美无缺的榜样。其道德之完备、政治之开明、法律之公正、经济之自由、社会之繁荣、技术之先进,不是“较文明的欧洲为优”,就是“足与欧洲相匹敌”,是“世界尚有凌驾我们之上的民族存在”(莱布尼茨语)。伏尔泰甚至提出“全盘华化论”,以为危机中的欧洲寻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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