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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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魏丕信 著，刘东 编，徐建青 译

图书标签:

• 中国历史
• 十八世纪
• 官僚制度
• 荒政
• 清史
• 政治史
• 社会史
• 海外中国研究
• 学术著作
• 历史研究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4033260

版次：2

商品编码：11448457

包装：平装

丛书名：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06-10-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40

字数：307000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是一部早期关于传统国家在防备和救济饥荒方面的作用的后传统分析的著作。作者魏丕信以1743－1744年直隶救灾为实例，瞻前顾后，研究了国家的救荒制度、措施及其成效，所论延及官僚制度与管理、国家财政、地方社会、粮食安全、商业与市场、乡村经济和生活等等，观点敏锐，视野广阔，书中所引用的史料新奇有趣，对于理解前现代中国国家的运作提供了重要帮助。

内容简介

　　关于明清时期的国家及其对社会经济的作用，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否定观点占据学界主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作者魏丕信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以救荒为中心，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以1743—1744年直隶救灾为实例，溯前瞻后，研究了国家的救荒制度、措施及其成效，所论延及官僚制度与管理、国家财政、地方社会、粮食安全、商业与市场、乡村经济和生活等等，视野开阔。作者所提出的18世纪国家所具有的积极精神，在管理经济方面的高度组织能力、专业性和效率性，已为学界所肯定，由此也证明了本书的开创性学术地位。

作者简介

　　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生于1944年，法国著名汉学家。早年攻读欧洲古典文学（拉丁、希腊、法国）和中文，1975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1969年入法国国家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任教至今，1991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研究范围遍及人口史、灾害史、水利史、荒政史、明清国家与经济的关系、明清官僚制度等，有专著2部及论文50余篇，成就卓著，在国际学界享有盛誉。

内页插图

目录

前言
中文版序
导论
第一部分 有关中国饥荒的记录
一 对自然灾害的初步考察
二 流民问题
三 社会动荡
四 饥荒与地主制

第二部分 国家干预
五 官僚组织问题
六 勘灾
七 赈济
八 供给：1743—1744年的实例
九 价格调控
十 加强与恢复生产

第三部分 要点与结论
十一 引论
十二 国家经济措施的演变
十三 赈灾的地理分布
十四 要点和结语
附录A 粮食发放的地区分布（A.1—A.10），直隶，1743—1744
附录B 背景资料
注释
参考书目
表格索引
地图索引

精彩书摘

　　即使政府采取了措施，使危机状态避免了原先预估的灾难性程度，但也还是对受灾人口造成了影响，而当这些措施日渐不足，或不再存在时，形势仍会变得非常严峻。死亡率过高的首要原因当然是粮食歉收与经济崩溃对人体所造成的结果：营养不良，极度的饥饿状态，更易受疾病与恶劣的气候的侵害。
　　这是一个过程。可以从外观上确定的危机的转折点是当粮食储备已经耗尽，受灾人口（或部分人口）开始寻找食物的代用品——如野菜、糠秕、树皮、草根等——的时候。1743年直隶饥荒发生之初，据记载，“其极贫民口多以草实水萍充饥，情状危惨”。这些应急代用品的成分极为不同，其实是值得专门研究的。这些替代品中最低劣的是矿物质。这些矿物质没有任何营养价值，但可以使人产生饱胀的感觉，而且通常会加速那些服食者的死亡。这些矿物质包括某些泥土和石头，许多文章中都提到了它们的利用情况，西方在现代早期也有一些记录。以下是18世纪初一个官员对山西灾荒的记载：比闻乏食穷民，所在剥树皮、掘草根以为粮。又其甚者，黄河以北，有土一种，名曰交泥，其味颇甘，入口能化，饥不择食，用以充肠。然五谷之资，可以养人，未闻有食草树土块而能生者。继闻孩提幼子，贪食甘土，止图果腹，不数日，僵而死耳。
　　这里所说的“交泥”可能就是其他地方提到的“观音土”，或药典里的某种“石面”。
　　其他一些替代食物则比土石更具有食用价值，特别是当配给的口粮不足而用它们补充的时候。如细糠（一种稻谷磨后的副产品），与平时用来喂猪的粗糠一样，细糠在正常情况下是用来喂牲口的，饥荒时则与各种树皮、谷物、树叶、草根等一道，成为人类的食物；虽然其中一些代用品富含热量、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但其烹饪和食用仍需相当慎重。
　　实际上，为了谨慎、安全地利用野生植物，看来已产生了一门真正的关于饥荒食品的科学。这种知识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其在民间传播之广泛令人倍感兴趣。一些“救荒本草”书籍是这种学问的典范：其中第一本以《救荒本草》命名的书是1406年由明朝第一个皇帝的一个儿子编辑的。书中给出了414种植物的图例和注解，说明了这些植物的可食用部分，提出了如何制作的建议。这本书曾一再再版，其内容也收入了徐光启（1562—1633）的著名的《农政全书》中。有趣的是，这本书于1946年被译为英文出版，当时中国正经历着地方性的粮食短缺。
　　当然，回到采集经济以防备歉收的可能性是受到条件限制的，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的平原和三角洲地区。从现实性来说，这种活动实际上只能限于中国中部和南部那些山区，在那里，茂密的植被与稀疏的人口之间存在着良好的平衡。就我们当前的研究目的来说，重要的是发现在既定的人口中，有多少人最终陷入这种极端境地，这一数量是在哪些阶段达到的。《赈纪》表明，在1743年，严重饥荒首先影响的是处于社会边缘的最贫困人口，这些人没有财产，在他们中已经普遍产生营养不良。这些人主要依赖树皮、麸糠和野菜维生，在灾荒的最初几个月里，正是这些人时时处于即将饿死的危险之中。对于这些人来说，勘查灾情并安排必要的救济程序所需要的时间显得过于长久。然而，这些人的数量不会超过人口的1％～2％，这一比例无疑远低于20世纪的一次情况相当的灾荒中同类人口的比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储备减少，粮价上涨，不同阶层的农民——从最贫困者到正式规定中所认为的“次贫”——可能会一个接着一个相继落入这类人口范畴，如果灾情持续更长时间，甚至会危及富裕家庭。
　　官员们必须找到解决问题的措施，以免使自己陷入困境。由于饥民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最初的“贫困等级”分类很快就不再适用了。问题在于，除了粮食储备趋于减少这一正常过程之外，还有某些社会力量在起作用。这些社会力量加速了农民的贫困化过程，使由于气候变故所造成的困难局势变得更糟。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在生存危机的情况下，有产者怎样趁机扩张其土地占有量，从而扩大了现存的不平等状况。而在这里，应该提到一种在这种情况下经常起作用的机制，即抵押借贷，正是这一机制对危机的某些后果产生直接作用。
　　在农闲季节将某些农具、衣物等送入当铺，需用时再赎出，这对穷苦农民来说已成为定期的、差不多每年如此的规律性做法，灾荒时期当然更是这样，这使得当铺经营红火一时。当对当铺的需求增大时，当铺经营者就可以压低质当物的价格，并提高利息率——对他们来说，这是非常有利的机会。这种机会只有在严重并长期持续的灾害导致人口结构性的、且不可逆的穷困潦倒和财力耗竭时才会受到威胁。实际上，只是在19世纪后期的战争中，情况才严重到使该职业濒临危境。相比之下，目前所研究的时期（从雍正年间到19世纪前期）正是典当业的盛期，存在着大量当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灾荒时期，我们看到，政府与地方官员们建议限制一些他们自己也投入巨额资金的当铺的活动。
　　就像土地和房屋抵押一样，尽管质押农具、推车、衣物等等的确能够暂时缓解粮食紧缺和粮价高昂所造成的困难，但这种延缓是在特别苛刻的“危机时的条件”下得到的，并冒着可能永久丧失这些财产的高度风险。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延缓的获得是以显著降低在严酷气候条件下的存活能力为代价的。就像那些拆毁房屋以出卖瓦木的农户一样，那些质押了冬衣而又无力赎回的人们沦为寒冬的牺牲品；一些作者明确谴责当铺对农户的；文种重利盘剥。
　　……

前言/序言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东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国古代的家族、社会与文化变迁 丛书主旨 本丛书旨在汇集海内外汉学及相关学科的最新、最具原创性的学术研究成果，聚焦于中国历史与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演变轨迹及其跨文化影响。我们特别关注那些能够突破传统史学范畴，运用多学科视野（如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史、文化研究等）来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关键议题的著作。本辑精选的三部专著，分别从宗族权力、民间信仰与物质文化、以及士人阶层日常生活等独特角度，为理解中古至近代的中国社会提供了多维度的透镜。 --- 卷一：宗族权力的转型：宋代至明初的血缘纽带与地方治理 作者：[虚构学者姓名 A. B. Chen] 内容简介 本书深入考察了中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宗族（或称宗族制度）——在宋代中后期至明代早期的深刻转型过程。传统研究多将宗族视为一种稳定、静态的血缘结构，但陈教授的研究揭示了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能动性与适应性。 研究首先追溯了宋代理学兴起对宗族观念的理论重塑，特别是朱熹的宗法思想如何自上而下地渗透并重塑地方社会的血缘组织模式。作者通过对徽州、福建等地族谱、家训以及地方志的细致爬梳，构建了一个精妙的分析框架，用以区分“理论上的宗族理想”与“实践中的宗族运作”。 核心论点在于，面对宋元之交的社会动荡和地方行政体系的相对薄弱，地方精英阶层利用宗族组织作为一种替代性的社会资本和治理工具。在明初国家的重建过程中，这种由地方精英主导的宗族化进程，不仅确立了新的社会等级秩序，也有效地将国家权力（如赋役征收、教化推行）“下沉”至乡村层面，使得宗族成为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关键中介。 本书的独特贡献在于，它超越了单纯的制度史叙事，深入探讨了“宗族化”如何与土地兼并、精英的再生产以及地方性的法律实践相互交织。作者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的初步方法，展示了权力如何在宗族内部和宗族之间流动，特别是对于边缘群体（如佃农、非正统信仰者）在新的宗族结构中的地位变迁，进行了富有同情心的描绘。最终，本书认为，明初强大的宗族形态并非是历史的终点，而是地方精英对中央集权初期压力的有效回应和重塑。 --- 卷二：器物背后的信仰：清代江南的物质文化与民间宗教实践 作者：[虚构学者姓名 Isabella Rossi] 内容简介 本书将目光聚焦于清代江南富裕阶层的日常生活，但视角却别具一格：通过分析他们所使用的、被赋予特定意义的物质文化物件——从精美的瓷器、木雕家具到日常祭祀用品——来重建当时复杂的民间信仰生态。罗西教授挑战了将民间信仰简单视为“迷信”或“边缘习俗”的传统观念，主张物质器物是信仰实践的载体、媒介与证据。 研究依托于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机构的藏品，结合地方庙宇的碑刻记录和士人日记中的零星描述，构建了“物质信仰场域”的概念。作者细致考察了“神像的制造与流通”、“祭祀用具的定制化”以及“宅邸内部的宗教空间布局”这三个层面。 例如，在考察瓷器时，作者不仅关注其艺术价值，更分析了特定神祇形象或吉祥符号在不同类型瓷器上的出现频率与社会阶层分布，以此揭示信仰的传播路径与社会认同的构建过程。在分析祭祀用品时，她论证了定制化和品牌化的现象——例如特定作坊专门为特定神祇烧制香炉或供桌——表明了民间信仰的“市场化”倾向以及信众对宗教体验的精细化追求。 本书的重要发现是，在高度世俗化和物质富裕的江南地区，宗教并非退居次要地位，而是通过对物质环境的深度介入而得以延续和强化。信仰的实践不再仅仅是寺庙里的仪式，而是渗透到家庭的每一个角落，通过可触摸、可感知的器物，构建起一种持续的、可操作的宇宙观。这种“物我合一”的信仰形态，是理解清代社会心理结构的关键。 --- 卷三：日常的尺度：明清士人的闲暇、阅读与时间观念 作者：[虚构学者姓名 陆明德] 内容简介 传统上对明清士人的研究多集中于科举、宦海沉浮或思想流变上，而陆明德教授的这部著作则将镜头拉近，聚焦于精英阶层在“非正式”时间——即“闲暇”时间——中的活动，以此来审视其时间观念的内涵与社会角色的重塑。 本书的核心理论基础是将“闲暇”视为一种权力资源和社会资本的体现，而非单纯的“无所事事”。作者通过分析大量晚明至清初的私人著述（包括尺牍、笔记、书信集以及私人园林记录），系统梳理了士人在闲暇时如何进行“自我修养”和“社交构建”。 研究细致区分了不同类型的闲暇活动： 1. 纯粹的阅读与学问时间：分析士人如何通过精选的文本（如小说、戏曲、小品文）来构建一种区别于官方教条的个人趣味。 2. 社交与款待时间：探讨了在宴饮、品茗、游园等活动中，时间如何被协商、分配和展示，以此来确立群体内部的等级和友谊的深度。 3. 身体与自然的接触时间：考察了养生、园林活动中，士人如何通过慢节奏的活动来对抗官场的急促与功利，重申一种“自然”的时间秩序。 陆教授的结论指出，明清士人对“闲暇”的精耕细作，反映了他们在日益僵化的政治结构中寻求自我实现和保持精神独立的一种策略。他们通过对时间的精细管理，将一种原本可能被视为浪费的资源，转化为构建独特身份认同、维系精英网络的重要工具。这种对日常时间尺度的重塑，深刻地影响了晚期帝国社会文化的柔软性与复杂性。 --- 编者按语 本辑三部著作，尽管研究领域和时间段各有侧重，却共同指向一个宏大主题：在中国历史的特定转型期，社会结构（宗族）、精神世界（信仰与物质）以及个体实践（时间观念）是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中国社会的韧性与多样性。我们期待这些前沿研究能激发更多跨学科的对话与反思。

评分☆☆☆☆☆

初读这本书，就被它那种宏大的叙事结构和细腻入微的细节捕捉能力深深吸引住了。作者似乎拥有穿透时空的魔力，能将我们带到那个遥远的官衙之中，亲眼目睹那些官员们如何在重重制约下进行决策。我一直对“治理”这个概念很感兴趣，而这本书恰恰提供了绝佳的案例研究。它没有停留在对典章制度的表面描述，而是深入剖析了权力网络、人情往来，以及这些非正式因素对正式制度的渗透和改造作用。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关于危机处理的部分，比如面对自然灾害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模式，那种在信息滞后和资源有限条件下的博弈，简直是一场精彩的政治戏剧。行文风格上，它既有老派史学的扎实考据，又不乏当代史学理论的创新视角，使得整本书读起来既有厚重感，又充满思想的火花，强烈推荐给所有对政治史和制度史感兴趣的读者。

评分☆☆☆☆☆

这本书的文字表达方式非常独特，它不像某些严肃的学术著作那样刻意去迎合“通俗化”，而是以一种近乎文学叙事的节奏，娓娓道来一个庞大而精密的体系是如何构建和运作的。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复杂概念时的清晰度，他总能找到一个极具画面感的比喻，将抽象的官僚运作流程具象化。例如，他对信息流动的描绘，简直就像在看一部复杂的谍战片，充满了不确定性和策略性。每一次阅读，都能发现新的层次感，似乎昨天只是看到了表面的砖瓦，今天就触摸到了支撑建筑的梁柱。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描述“是什么”，更深入探讨了“为什么会这样”，并且展示了历史的偶然性是如何在既定框架内产生深刻影响的。它提供了一种看待历史变迁的全新视角，非常值得细细揣摩。

评分☆☆☆☆☆

作为一名业余历史爱好者，我发现这本书的阅读体验非常酣畅淋漓。它没有那种故作高深的架子，而是真正做到了将学者的严谨性融入到一种引人入胜的叙事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某些地方性习俗如何被纳入中央行政框架的分析，这种自下而上的影响过程，常常被主流研究所忽略，但恰恰是这些细节，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真实肌理。整本书读下来，感觉自己像是接受了一次高强度的思维训练，不仅仅是知识的获取，更重要的是思维模式的重塑。它教会了我如何用更具批判性的眼光去看待任何形式的组织结构和权力运作。这本书的价值远超一般专著的范畴，它提供的是一套观察和分析复杂社会系统的工具箱，非常实用且富有启发性。

评分☆☆☆☆☆

这本书的学术贡献在于它对传统史观的有效修正和挑战。过去我们可能倾向于将清代的官僚体系视为一个相对静止或僵化的结构，但通过作者的深入研究，我看到了一个动态的、不断自我调整的有机体。他对于制度弹性与刚性的辩证分析，尤其令人耳目一新。作者没有简单地将问题归结为“好官”或“坏官”，而是把焦点放在了制度本身的张力之上，探讨了制度设计在应对非预期的环境变化时所暴露出的内在局限和意外的适应能力。这种研究方法极大地提升了我们对历史复杂性的理解。虽然涉及的史料可能非常专业，但作者的笔触非常精准有力，使得即便是对清代行政不甚了解的读者，也能被其深刻的洞察力所折服。这本书无疑会成为未来相关研究的基石之一。

评分☆☆☆☆☆

这本书的内容实在是太吸引人了，让我对那个时代有了全新的认识。尤其是关于地方治理和信息流通的探讨，简直是拨开了历史的迷雾。作者对档案的挖掘和解读非常到位，那些看似枯燥的官文书信，在他的笔下活了起来，展现出清代官僚体系运作的复杂性和精妙之处。我特别佩服他能将宏观的制度变迁与微观的个案分析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让人能真切感受到政策在基层是如何被执行、被扭曲，又是如何影响普通百姓生活的。这本书的论证逻辑严密，每一步推导都让人心服口服，完全不像有些学术著作那样晦涩难懂，它在保持学术深度的同时，做到了很好的可读性。读完之后，我对“十八世纪中国”的印象不再是教科书上的几个简单标签，而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矛盾的、真实运作的社会肌体。这绝对是该领域内不可多得的佳作，值得反复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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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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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清时期的国家及其对社会经济的作用，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否定观点占据学界主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作者魏丕信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以救荒为中心，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

评分☆☆☆☆☆

在这里，有一点很重要，从一开始就要提出来。如果说在这本书中，一直把“政府”(administrative)和国家(public)抵抗灾荒的作用放在引人注目的地位，那么还应注意到，每当这时，也总是会强调那些地方精英，特别是乡绅所具有的同等作用。备荒和救灾的确是中国官僚制度的头等任务之一，这是中国传统的家长式权力统治的一部分，它体现了儒家的教义：“养”民才能更好地“教”民。然而，在多数情况下，国家行政组织(the State ad- ministration)以及与之共同形成一个权力结构的那些社会群体是不可能截然分隔的，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国家只是处于这个权力结构的顶点。在国家正式任命的官僚的权力层次以下，即县以下的地方权力结构中，士绅(指那些拥有功名的人及其家庭)靠着与其身份相联系的一定的优越条件，以及他们被认为所拥有的道德威望(实际上是没来由地赋予他们的)而处于最突出的地位。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社会群体，其中包括不具有正式功名从而不属于士绅等级的有产者及“富户”，以及地方秩序和赋税来源的组织者，即里长、保甲长、乡约等。此外还有政府组织中的下层雇员、胥役，甚至还包括地方的“下流社会”。但是，只有士绅能与那些出身于他们自己阶层的官员平起平坐，而在必要时，还担负着与“权力”抗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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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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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不错，挺好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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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赈灾的地理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