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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十七至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对人类现代社会发展影响深远。在那个启蒙时代，先哲先贤以通信的形式自由探讨社会精神、民主要义。二百多年后，一代中法知识分子因缘际会，致敬启蒙时代思想自由激发的精神，探讨革命与时代的走向，思辨社会变革前后的理想与现实，行文自由挥洒、思考恣意。
　　对于“革命”或“告别革命”，中国哲学家思辨与理想并存，切?格瓦拉的战友却更加现实与冷静——“任何暴力革命都无法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只有技术革命才真正改变人们。革命的激情与理想难以催生新的生产生活方式。”
　　当“民主”、“自由”成为人们嘴上的谈资时，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其内涵和实际性的操作。“人们对民主寄予了过高的期望。民主只是一种技术手段。而当今的民主仅为寡头民主，人民从奴仆转变为公民，又从公民转变为看客。”
　　两位作者对于权力的批判一针见血。“全球化时代的最终权力是官僚金融资本、新技术、互联网等‘后台权力’，人民主权成为空洞的口号。
　　告别革命之后，回顾30年改革开放，在经济与政治都在走向转型之时，应该怎样看待民主、完善社会制度的建设？是本书与现实的无尽思考。

内容简介

　　德布雷是南美革命者格瓦拉的昔日战友，赵汀阳是中国最好的哲学家之一。两人在法国偶会，深入讨论各自国家改革与全球化时代政治权力变迁等问题。
　　德布雷回顾了他亲历的20世纪风云，阐述了对革命喧嚣之后的深刻思辨：革命早非世界主流，新世纪中权力的隐性转移才是重要问题。赵汀阳点出中国三千年变革史的重要节点，指出应对狂热的革命保持理性的警惕。
　　18世纪，伏尔泰、孟德斯鸠等思想家以数万封通信探讨时代精神与社会变革。300多年后，东西方学者也以通信体的方式致敬先贤，思辨革命、权力与民主。喧嚣之后，迷思尚存。仍需冷静思考，执着探索。

作者简介

　　雷吉斯·德布雷：著名革命家切?格瓦拉的战友，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作家、哲学家、媒介学家，在法国已出版多部影响颇大的作品。
　　赵汀阳，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长城学者。著有《天下体系》、《论可能生活》、《坏世界研究》、《第一哲学的支点》等。

目录

第一组通信
赵汀阳：中国历史至今有过三次性质有所不同的革命，第一次革命是三千年前的周朝，成果是建立了普遍主义的天下体系，还有礼乐制度；第二次革命是两千多年前的秦汉王朝，成果是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的中华帝国；第三次革命是1911 年至今的现代中国。
德布雷：归根到底，唯一跳出星球运转的循环意义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术革命，因为只有它们才是不复返的。有了电流后就不再用蜡烛，有了汽轮船就不再用帆船。然而有了十月革命还是回到了东正教，有了长征后还是回到了儒教和看风水。互联网和集装箱比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更实际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第二组通信
赵汀阳：我一直有个困惑：人类追求许多美好概念，正义、自由、民主、平等、普爱、进步、解放、革命，如此等等，每一个概念单独来看都是好的，但这很像我听说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的是4个弦乐艺人，崇拜勃拉姆斯，有一天找到勃拉姆斯给他演奏其创作的一首弦乐四重奏，被演奏所折磨的勃拉姆斯最后对他们说：你们每个人都分别演奏得很好，真的，每个人都演奏得很好。
德布雷：民主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正经历一场危机，这是明显的事实。这是一场意义的危机，正如你感觉到的一样。我们这儿任何人可以对一切发表任何意见（从未有过这么多的个人自由），但实际上谁都控制不了什么。人民的权力（民主的原义）变成了鬼魅，很明显，真正当真的事情是在人民监督之外而被决定的，在自我封闭的（国家的、欧盟的、国际的）圈子里决定的。
第三组通信
赵汀阳：20 世纪70 年代的中国，革命是个最常用的词汇，听起来，革命大概等于“正确”的意思，可是正确又是什么意思呢？记得当时给我的印象是，革命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意思就是穷人翻身。不过，穷人翻身之后变成什么呢？这件事情使人迷茫。假如穷人翻身之后还是很穷，革命的意义何在呢？
德布雷：对那些带着“主义”的词汇（您说得对，也就是那些意义含糊而天真的抽象概念），以及对理论之间的比赛和自夸，我取用了一种多少含着调侃的冷漠（虽然那些主义在人间喜剧中有其应有的地位）。社会的看法和职业使我无可奈何地被归划为所谓“知识分子”这个种姓或者种类，但是经验教给了我如何与奥维尔所说的“那些争夺我们灵魂的令人厌恶的小正统教条”保持警惕的距离，因而对观察小事情的喜好超过了注释大道理的兴趣。
第四组通信
赵汀阳：大众媒体是一种精神简化致幻剂，它以自由之名毁掉人们自由自主思想的能力，以民主之名毁掉理性对话。不过目前中国大众传媒的情况却十分奇特，一方面具有上述的市场化性质，另一方面也仍然保留着管制性质，经常以人民之名而代表人民表态，把不属于人民的意见说成是人民的意志。市场性质和管制性质同时存在于大众媒体中，堪称奇观。
德布雷：要领导一个国家，必须要开启梦想，因此要对它说谎。这最后的词用得使我感到拘束，因为它贬低和不恰当地描述了梦想的活跃领域。一个国家没有感觉，它只有利益，但一个民族拥有心脏和感情（一个政治领袖应该懂得如何在这两方面衡量）。必须通过欣快的伟大神话来动员一个民族，尤其是在生活的条件和收入悬差极大的地方，比如像您那边目前的情况。
第五组通信
赵汀阳：尽管“文化大革命”被大多数人所批判，可是“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方式和思维惯性依然存在，仍然是很多人得手应心的本领。不过事情也并非没有变化，我注意到年轻人所使用的更为直率而生气勃勃的语言，也许新一代人将来能够解放言论空间，超越政治正确的封闭性。
德布雷：自1789 年以来，我们在法国成为了公民而不再是臣民，这也可以是你们的合理追求。但问题是，公民今天变成了客户，而选民变成了广告瞄准的靶子，由党派收购或者通过各种非常昂贵的媒体操作来抢购他们的选票 ( 这导致我们民主分子的腐败)。面对着强大的市场和遥不可及的技术官僚，我们人民的主权转变成了虔诚的空洞口号，而我们议会的决定实力不断流失。真正的决策是在别的地方决定的，而我们甚至不太清楚谁是决策者。
第六组
赵汀阳：“公民变成客户！”你的妙语令我十分开心，我完全同意你对当今社会的这个洞见。中国的情况似乎也差不多，除了极少数拥有超越的权力的人，绝大多数人也已经不同程度地变成了客户，甚至可以说，拥有权力的少数人其实也正在不可避免地变成客户，这确实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尽管人们对此变化有些不适，但总体来说，大家似乎是“愉快地”变成了客户。这一点正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高科技尤其是全球化的力量所
德布雷：要做一个知识分子是多么困难：如果我忠于我作为少数派反潮流的天职，我就会从舆论的合法生产地，也即媒体的舞台或竞技场上被挤出去，被赶到台下走廊里去而失去影响力；如果我想让那些重要人物听到我的声音，并享受一点点个人名利，那就得回到舆论的乐队里，变成有名的意识形态鼓吹者、政治气候预报的奴隶，随机应变，听任新闻热点的摆布，并很快就得忧虑如何捍卫自己的品牌

精彩书摘

　　一、
　　中国历史至今有过三次性质有所不同的革命，第一次革命是三千年前的周朝，成果是建立了普遍主义的天下体系，还有礼乐制度；第二次革命是两千多年前的秦汉王朝，成果是长达两千余年的中央集权的中华帝国；第三次革命是1911 年至今的现代中国。
　　归根到底，唯一跳出星球运转的循环意义外的革命不是政治革命而是技术革命，因为只有它们才是不复返的。有了电流后就不再用蜡烛，有了汽轮船就不再用帆船。然而有了十月革命还是回到了东正教，有了长征后还是回到了儒教和看风水。互联网和集装箱比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更实际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二、
　　您指出今天世界取代了革命的关键词是民主，可谓一针见血。人们可能对民主寄予了过高的期望。有些人可能会忘记民主只是形成公共选择的一种技术手段，而不是一种价值。民主这种技术可以用来产生好的公共选择，也同样可以用来产生坏的公共选择，民主可以被任何利益诉求或价值观所绑架，比如说，民主可以用来决定赖账、违约甚至发动战争和侵略别的国家。
　　你很有道理地提出有关民主（这是一个所有人可以争取到的对野蛮的抵制）的疑问。它首先能使社会安宁，避免人们为了政权而自相残杀，所以它是一个文明的因素。但民主这个词，我该向你承认，当它被不加鉴别地利用时，就是一个我有所提防的词，一个到处都可以用同时又没有专用的词。实际上有各种不同的民主，相互之间很少有关系。
　　三、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革命是个最常用的词汇，听起来，革命大概等于“正确”的意思，可是正确又是什么意思呢？记得当时给我的印象是，革命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意思就是穷人翻身。不过，穷人翻身之后变成什么呢？这件事情使人迷茫。假如穷人翻身之后还是很穷，革命的意义何在呢？
　　对那些带着“主义”的词汇（您说得对，也就是那些意义含糊而天真的抽象概念），以及对理论之间的比赛和自夸，我取用了一种多少含着调侃的冷漠（虽然那些主义在人间喜剧中有其应有的地位）。社会的看法和职业使我无可奈何地被归划为所谓“知识分子”这个种姓或者种类，但是经验教给了我如何与奥维尔所说的‘那些争夺我们灵魂的令人厌恶的小正统教条’保持警惕的距离，因而对观察小事情的喜好超过了注释大道理的兴趣。
　　四、
　　大众媒体是一种精神简化致幻剂，它以自由之名毁掉人们自由自主思想的能力，以民主之名毁掉理性对话。不过目前中国大众传媒的情况却十分奇特，一方面具有上述的市场化性质，另一方面也仍然保留着管制性质，经常以人民之名而代表人民表态，把不属于人民的意见说成是人民的意志。市场性质和管制性质同时存在于大众媒体中，堪称奇观。
　　要领导一个国家，必须要开启梦想，因此要对它说谎。这最后的词用得使我感到拘束，因为它贬低和不恰当地描述了梦想的活跃领域。一个国家没有感觉，它只有利益，但一个民族拥有心脏和感情（一个政治领袖应该懂得如何在这两方面衡量）。必须通过欣快的伟大神话来动员一个民族，尤其是在生活的条件和收入悬差极大的地方，比如像您那边目前的情况。
　　五、
　　尽管“文化大革命”被大多数人所批判，可是“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方式和思维惯性依然存在，仍然是很多人得手应心的本领。不过事情也并非没有变化，我注意到年轻人所使用的更为直率而生气勃勃的语言，也许新一代人将来能够解放言论空间，超越政治正确的封闭性。
　　自1789 年以来，我们在法国成为了公民而不再是臣民，这也可以是你们的合理追求。但问题是，公民今天变成了客户，而选民变成了广告瞄准的靶子，由党派收购或者通过各种非常昂贵的媒体操作来抢购他们的选票 (这导致我们民主分子的腐败)。面对着强大的市场和遥不可及的技术官僚，我们人民的主权转变成了虔诚的空洞口号，而我们议会的决定实力不断流失。真正的决策是在别的地方决定的，而我们甚至不太清楚谁是决策者。
　　六、
　　“公民变成客户！”你的妙语令我十分开心，我完全同意你对当今社会的这个洞见。中国的情况似乎也差不多，除了极少数拥有超越的权力的人，绝大多数人也已经不同程度地变成了客户，甚至可以说，拥有权力的少数人其实也正在不可避免地变成客户，这确实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尽管人们对此变化有些不适，但总体来说，大家似乎是“愉快地”变成了客户。这一点正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高科技尤其是全球化的力量所在。
　　要做一个知识分子是多么困难：如果我忠于我作为少数派反潮流的天职，我就会从舆论的合法生产地，也即媒体的舞台或竞技场上被挤出去，被赶到台下走廊里去而失去影响力；如果我想让那些重要人物听到我的声音，并享受一点点个人名利，那就得回到舆论的乐队里，变成有名的意识形态鼓吹者、政治气候预报的奴隶，随机应变，听任新闻热点的摆布，并很快就得忧虑如何捍卫自己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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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2011年5月在法国南方的太一庄园(Les Treilles)举行了为期五天的第一轮法中文化圆桌会议。会议的第二天就社会的演变方式进行了辩论。这天主持讨论的是年轻时代在南美随切?格瓦拉打过游击的法国作家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他注意到来自北京的赵汀阳的发言，赵汀阳讲到对翻天覆地的革命和激情理想可能引起的非理性后果的一些疑问。德布雷虽然已离开政治舞台多年转而从事文学和学术，但面对“革命”这个影响了他一生的题材，不可能漠然置之，在多年的反思之后，德布雷有很多话要说。在西方左倾学者眼里，中国是一个与革命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国家，当听到来自中国的学者的看法，德布雷深感兴趣。在休会进餐的时候，德布雷找到赵汀阳，建议用通信对话的方式更深入地继续讨论而形成一本合作著作。
　　免于喧嚣，远离媒体，让中法知识分子有机会真正地互相了解、真诚对话，这本来就是德布雷的愿望。太一庄园会议原就是德布雷和弗朗索瓦?于连（Fran?ois Jullien）提出的计划。德布雷在２０１０年前往上海世博会去参加一场讲座时，在飞机上与我谈起这个设想。三年之后，我们已经有了三次成功的圆桌会，两次在法国，一次在中国，参会者们成了朋友，对话经验没有使人失望。赵汀阳和德布雷也继续了他们的书信讨论，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广:从政治和宗教到历史和哲学等等。两个独立和自由的思想家，不去使用学术黑话或专家调门，不去回避敏感的主题，也不躲避在各种简单化的口号后面，是否能够在当今中西方都多有偏见的环境里发言? 这正是这个不寻常的书信讨论所面临的挑战。雷吉斯?德布雷不是一个中国问题专家，而赵汀阳也不是法国问题专家，两人各持的独特风格、立场和观点，都属于少数派，这正使他们的对话更加珍贵而有益。生活的偶然性使我碰巧掌握了中、法两种语言，我很乐意把这两位朋友的信件忠实地翻译为对方的母语，让双方能够更准确地彼此理解。
　　尽管赵汀阳对西方古今哲学了如指掌，却仍然自认只是一个中国的哲学家，他运用中国古代思想来分析当今世界遇到的问题，引起了德布雷的兴趣。赵汀阳选择“行事”（他翻译为拉丁文facio）作为哲学问题的支撑点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雷吉斯?德布雷的媒介学 (Médiologie)，因为媒介学关心的是技术发明对人类行为和价值观带来的实际影响。两人的书信交流也显示了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赵汀阳的哲学思路连续而跳跃，从一个问题链接到所有问题，又回到原来的问题；雷吉斯?德布雷文字激扬，辩论风格直截了当，也许与他的政治生涯有关。这也增强了这次排除去僵化陈词和顽固成见的对话的价值。汉学家或法国专家不可能垄断两种历史和文化遗产之间的探险性的对话。
　　虽然原因各有不同，但一种明显的道德危机，甚至可称文明危机，同样在东西方导致了不稳定的影响，类似的方向迷失盛行在这里也在那里。从本书的对话可以看到，中法两国相隔虽远，但所遇到的困难比我们想象的更相近。赵汀阳指出，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一半现实是西方, 中国已经在“内化”西方。的确，中国很认真地把西方当回事，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的问题确实变成了中国的内部问题。这个奇异的历史交叉引起了德布雷幽默的反应:“假如西方的诱惑(tentation de l’Occident)在你们那里成功地导致对我们的东方诱惑变得过时和无内容了，那将是够好笑的……”
　　人民之间的关系往往会产生误解或者虚假的同意，要把它们完全消除只是一种幻想。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围墙、语言和家谱等等，而充分地发现它们之间的空间是必要的，这可不是为了在一起理解当前某个火爆的新闻，而是为了我们后代的共同未来。
　　张万申 (Jean-Paul Tchang)
　　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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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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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第一版由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67年出版，1968年全集40册出齐。当年出版梁实秋的译本时轰动了整个台湾，高中、大学、社会人士几乎人手一本，甚至许多学校还指定其为阅读书籍。梁实秋在翻译出版《莎士比亚全集》过程中，与远东图书公司老板浦家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约定，莎氏全集译好后全部交给远东，远东出资一次买断，所以至今《莎士比亚全集》梁译本的版权仍归远东图书公司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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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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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革命之后，回顾30年改革开放，在经济与政治都在走向转型之时，应该怎样看待民主、完善社会制度的建设？是本书与现实的无尽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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