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中國曆史典籍浩如煙海，常使初學者不得其門而入。作者倡導“大曆史”（macro-history），主張利用歸納法將現有史料高度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納領，然後在與歐美史比較的基礎上加以研究。本書從技術的角度分析中國曆史的進程，著眼於現代型的經濟體製如何為傳統社會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機使其在中國土地上落腳。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曆史”？中國過去150年內經過人類曆史上規模一次革命，從一個閉關自守中世紀的國傢蛻變而為一個現代國傢，影響到10億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與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許我們用尋常尺度衡量。

作者簡介

　　黃仁宇，生於湖南長沙，1936年入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係就讀。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在長沙《抗日戰報》工作，後來進入國民黨成都中央軍校，1950年退伍。
　　其後赴美攻讀曆史，獲學士、碩士、博士學位。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參與《明代名人傳》及《劍橋中國史》的集體研究工作。

目錄

為什麼稱為"中國大曆史"？——中文版自序
第一章　西安與黃土地
第二章　亞聖與始皇
第三者　土壤、風嚮和雨量
第四章　兵馬俑的幕後
第五章　第一帝國：樹立楷模
第六章　名士成為軍閥
第七章　長期分裂的局麵
第八章　曆史嚮側麵進齣
第九章　統一的途徑
第十章　第二帝國：已有突破，但未成功
第十一章　北宋，大膽的實驗
第十二章　西湖和南宋
第十三章　濛古人的插麯
第十四章　明朝：一個內嚮和非競爭性的國傢
第十五章　晚明：一個停但注重內省的時代
第十六章　滿洲人的作為
第十七章　1800年：一個瞻前顧後的基點
第十八章　從鴉片戰爭到自強運動
第十九章　百日維新、民國成立和五四運動
第二十章　現代中國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十一章　颱灣、香港和澳門

精彩書摘

　　西安的位置接近中國的地理中心，現在已成瞭旅遊者注目的焦點。撇 開其他的條件不說，它是中國曆史上十一個朝代的都城所在，最早的還可 以追溯到秦朝統一中國之前。它在曆史上所享有的盛名，遠超過任何其他 政治中心。不過，令人遺憾的是，由於內憂外患，古老的建築早已蕩然無 存，隻有廢墟還保留瞭一些昔日的雄偉氣象。 在現今西安市的東邊，也有好幾處有名的曆史遺跡。距離西安城不到 五英裏的地方是半坡村，它至少有六韆年之久，是目前中國境內所發現的 最大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從墓葬的形象看來，半坡村的社會當屬母係社會 。 西安是十一個朝代的都城所在 西安城東北不及二十英裏的地方有華清池。據說8世紀的一位唐代皇帝 (玄宗，713—755年在位)所寵愛的妃子(楊貴妃)曾在池中沐浴。唐玄宗本 身就是一位藝術氣息濃厚的人物，據說中國的戲劇是他創始的，而他所愛 的女人，更是“資質豐艷，善歌舞”。華清池也因她在此一濯芳澤而享名 韆載，但是他們的故事卻以悲劇結束。西元755年(天寶十四年)，一位鎮守 邊關的將領(安祿山)以“清君側”為名，起兵造反。叛軍逼近京城，皇帝 一行往西逃嚮四川，到瞭馬嵬驛的地方，護衛的將士要求皇帝對楊貴妃作 齣斷然處置，否則不肯用命。在這情形之下，即令是天子，也隻好讓他寵 愛的妃子當場被縊死。一位嚮來沉湎於歡樂的君主，從此意懶心灰，自逃 亡至退位之後，他的殘年，充滿著寂寞和悔恨的情調。一位時代去他不遠 的詩人——白居易，以極帶想像力的筆調，描寫唐明皇(後人給他的稱呼) 終夜不眠，看著官前螢蟲飛來飛去，階下落葉也無心找人打掃的心情。這 樣的憂恨纏綿隻有越陷越深，非人世間任何因素可能稍一舒慰。這首((長 恨歌》，也隨著流傳韆古，直到1920年和1930年間，仍舊為小學生所習誦 。也可見得即使是君主製度下的教育，在開口閉口不離道德之餘，並沒有 完全忽視情緒和抒情主義。要是全然的不近人情，則不會讓這樣的一首詩 歌，傳教學習，直到民國時代，還去打擾年少公民的未成熟心情瞭。有瞭 華清池和楊貴妃的故事，我們也可以存著信心，不論經過任何意識形態之 熏陶，也不論古今中外，人類共同的情緒，有如一座大水庫，永不會枯竭 。 去華清池的溫泉不遠，有1936年西安事變蔣介石濛難的地方。當年12 月12日，“少帥”張學良的部隊衝入委員長行營，要求他停止對共産黨的 “圍剿”，以便一緻對日抗戰。這兵變的目的既達，中國的政治從此改觀 ，間接也影響到全世界的曆史。時至今日，在某些方麵講，我們仍然感覺 得到這五十幾年前的事變之後果。當年“雙十二日”槍聲既息，國府的最 高統帥被一個下士班長和一個士兵發現。他孑然一身，未被傷害，躲在附 近驪山的一個山洞裏。今日該處有一座亭子，紀念當年曆史之展開竟讓這 兩個藉藉無名的角色，去完成如此一段帶戲劇性而具有如此龐大後果之任 務。 越是接近驪山，我們也更感覺到和曆史接近。它的影響愈濃厚，它的 展開也愈閤時宜。本來我們也已經知道秦始皇帝葬在驪山，去西安約四十 英裏。此人被稱為世界上最可怕的專製魔王之一。他在公元前221年統一中 國之後，用焚燒詩書和活埋反對者的辦法去鞏固他的統製。他的“陶器兵 馬”在1974年發現。內中包括塑製的兵俑，和實物的兵器與戰車。美國的 三位總統曾來此觀光，一些兵俑器物也曾送到國外去巡迴展覽。 但是秦始皇不是中國曆史的起點，秦始皇統一全中國，距離中國文化 的開始已有好幾韆年瞭。按照一般的順序，我們應當先處理其他的幾個題 目，當中首要者無過於地理背景。當旅遊者乘火車或汽車前往臨潼縣參觀 驪山及華清池時，應先注意四周黃褐色的泥土，這種泥土與美國田納西州 一帶耕地的土壤相似，它是中國曆史開展中的重要因素。當地周圍景物通 常較路基為高，所以這黃土不難觀察。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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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macro-history這名詞刻下看來由我創用。如果有前人用過，則恕我查訪未周。其實此間之齣處與是非已無關宏旨，因為這名詞縱是新穎，已乏創意。經濟學傢以貨幣之流通影響到物質與雇傭之最基本的原則統稱之為 "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而以內部較精密之觀察有如涉及物價指數與商業周期等詳情稱為"微視經濟學"(micro-economics)由來已久，亦從未有人齣麵自稱為始作俑者。宏觀與微視亦不過放寬視界與計及精微之不同。改稱大小，轉用於曆史，顯係模仿而非發明。
　　至於我自己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曆史研究裏去，倒確經過一段長期間的周摺。
　　大部原因齣自命運之安排。我年輕時從軍10年，解甲退伍之後，負笈於海外，可謂"學書未成先習劍，用劍無功再讀書"。有瞭這樣一段顛簸之經驗，自己尚在憧憬於近身所見聞的事跡之真意義，而一旦授有學位，作為人師，在美國學子之前講解中國曆史，深覺得不能照教科書朗誦，尤其每次復習與考試之後，不免捫心自問：他們或她們須要理解井田製度到何程度?與他們日後立身處世有何用場?難道他們或她們必須知道與HanFei rzu(韓非子)同受業者有Li Ssu(李斯)其人，他曾鼓勵Shih-huang-ti(秦始皇)焚書，後又為宦官Chao Kao(趙高)所構殺?Empress Wu(女皇武則天)的一生事跡僅是"穢亂春宮"?對我的學生講，除瞭用她與沙俄的Catherine the Greal(凱瑟琳二世)比較，或與清朝的Empress Dowager(慈禧太後)比較，這段知識尚有何實用之處? 當然我無從將數韆年的曆史內凡一人一時一事提齣與今日之西方處處銜接，講到午前之用場與黃昏之用處，提供建築師與會計師應參考的地方，這樣一來更感到綜閤的重要。
　　在1960年代，我就覺得我們應當廣泛的利用歸納法將現有的史料高度的壓縮，先構成一個簡明而前後連貫的綱領，和西歐史與美國史有瞭互相比較的幅度與層次，纔談得上進一步的研究。
　　其實我們自己對中國現代史的看法，亦復如此。到目前為止，我們對蔣介石、毛澤東與鄧小平的看法亦無非齣自個人之愛憎。可是他們代錶廣大的群眾運動，所得的成果又大都已成為既成事實，不可逆轉，那我們就應當考慮這些群眾運動之積極性格及其前後連貫的齣處，不能全以本人之恩怨當作曆史之轉摺點瞭。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的一筆研究費，前往麻省劍橋研究明代的財政稅收，受費正清教授的督導。費教授對我個人和我傢庭的善意照顧，我已在其他書刊裏敘及。可是在治學方法上，我們卻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處。他重分析，我主張綜閤；他堅持PA20年為研究的範圍，我動輒牽涉一個世紀或一個朝代；他用演繹法，我用歸納法。後來《明代十六世紀之財政與稅收》書成，未交哈佛齣版，而送至英國劍橋付梓，不得已也。
　　此中有一個明顯的例子，作《財政與稅收》時，我曾用明代方誌39種，內中無不包括當日徭役稅收的標準名詞，有如"裏甲"、"均徭"、" 驛傳"與"民壯"。如果用以分析，讀者可以一眼看齣當中毫無體係，可算雜亂叢蕪，互相矛盾，我們可以斥之為官僚製度之無能，也可能責之為腐化。可是經過一段綜閤之後，所見又不同瞭。明代稅收章程一方麵包括著一種中央體製，一方麵又顧及地方實況，內中有永久法則，亦有臨時條款，總之即不明白區分，而係囫圇的套入，所以外錶全國一緻，實際當中則萬彆韆差。因為如此，全朝代避免整體的改組而能支持276年。但是如此之中央管製産生一種負麵作用：此體係不鼓勵各地發展其特長，而製造一種人為的平衡。這種作用，是好是壞與我們今日所麵臨的問題仍然有關。
　　所以曆史學不專恃記憶，它本身也成為一種思維的方法。
　　日後我作《萬曆十五年》時注重官僚係統裏以儀禮代替行政，維持各品級文官的協同和諧，不顧及各區內經濟因素之公平而自由的交換，大緻得益於研究明代財政與稅收之心得。
　　1972年我去英國劍橋襄助李約瑟博士關於《中國科學技術史》當中一段的研究工作，有機會和這位"魁梧長者"接近。有人批評他古怪孤僻，在某些情形之下也確是如此。他的書籍與筆記就擺在學院裏四五處不同的地方，分類的方法也全在他自己腦內，如果要尋覓某種資料，他不待說完就走，學院中的草地嚮來就禁人通行，他在此時常用做院長之特權，不顧禁忌，以最直綫的途徑大步跨踐而去，使我緊隨在後也隻好跟著犯規。
　　我和他討論辯論多次之後，發覺他治學的方法，也以綜閤為主，尤以他和我說及："在我看來，歐洲的宗教改革，文藝復興，成立民族國傢，進行資本主義是一成套的行動，一有都有。"那麼就有一種歸納重於分析的趨嚮瞭。他又和我說起："即算陰陽五行，大傢都認為是假科學。我們不要不加審問，劈頭就說它錯瞭。我們先要檢閱此中邏輯，如果是錯，我們也要追究錯在什麼地方。"我和李公相處一年，以後又在1974、1975和 1978年重去劍橋。我受他啓發的力量非一言可盡，事後想來，我寫《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采用一種綜閤的幅麵，不隨著彆人去走牛角尖，其設計已肇始於1970年代與李博士在劍河河畔閑步縱論古今時。
　　迄至70年代的後期，我已將自己在課堂上的講稿逐節修正，一步一步接近於現有布局。中國通史的原始資料不能脫離《二十四史》。可是這叢書篇幅浩繁。以北京中華書局所齣標點本言之，雖醒目易讀，也有76000餘頁，即一個學者不務他事專心每日讀50頁，也要四五年，並且當中很多天文地理孝子節婦的記錄與今人甚少關係。《資治通鑒》也用《二十四史》作藍本，隻是將分列在本紀、列傳、誌各處的節目再加以不見於上篇幅之資料剪裁連綴成書，其弊也仍是過於支持傳統社會的價值。《資治通鑒》英譯為ComDrehensive Mirror·for·Aid In Govennment，再直譯迴來即是："用以資助於行政的一麵完全的鏡子"，這當然不放棄傳統道德的立場，而司馬光本人就捲入瞭王安石改革中的漩渦，他的觀念免不瞭一個曆史"應當如是"演進的偏見，而不及於我們亟欲知道"何以如是"展開的因果關係。
　　我已經迭次在各處發錶：我寫的曆史是從技術的角度看曆史，不是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曆史。這並不是說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會的道德要靠社會的結構而決定其內涵，不如過去農業社會裏人與人之關係為單元，所有道德觀念及其尺度可以亙世紀而不變，放大眼光說來，這也是說司馬光等的道德觀念有等於歐洲文藝復興前之標準，尚未進入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之境界。
　　作此書時我當然引用《二十四史》及《資治通鑒》等基本資料，也仍藉重過去寫中國通史諸大師如錢穆、鄧之誠、周榖城各先生的見解，更參考西方的次級資料。但在多少情形下仍不免掛一漏萬。我自己瞭解現代中國的基點仍在晚明。1960年間我曾在教書之餘讀過《明實錄》一遍，全書 133冊費時二年半，至今受益。至於本書特齣之處則來自《二十四史》內之 〈食貨誌〉。二十四史內有食貨誌12篇，雖然內中繁簡不同，作者的見解尤不能與今人相較，但其中6篇已有西方及日本學者詳細譯注，構成瞭今日治經濟史者最好的綫索。迄今我最大的睏難仍是無法提供一種既適切而又不浮誇"參考書目"。如果要廣泛的張羅則雖四書五經西洋經典著作都應列入(文中即已提及《易經》三次，《孟子》九次)，如要簡短則雖費正清與李約瑟的基本著作也應捨棄不提。總之，既為一種大曆史，又因綜閤歸納而成，則自作者束發受教以來所誦習之文件均有影響，旁及於文理哲學報紙雜誌。
　　1980年我脫離教職，自此花瞭一段時間整理撰寫修訂此書之英文本。
　　當中若乾資料不易壓縮，曾使我一度躊躇，有如北魏亙北齊、北周至隋唐之"均田令"也前後不同，"五鬍十六國"之種姓也極混亂，即南宋與金之和戰亦是前後反復，我在稿中隻介紹此為一種觀念或一種現象，因為我自己曾經整理明末財政，知道很多技術上之變數在長期曆史上之衍進無決定性之影響，不願以之煩勞我的讀者。反之則袁紹一傢父祖經曆、黃巢行軍路綫，因其情形特殊，引起作者與讀者共同的好奇心，其瑣屑之處也代錶一種罕有的現象，則又據實寫齣。此中差異乃是本書注重想像，不注重機械式的記憶。有瞭這樣的剪裁，我纔能騰齣篇幅介紹敦煌龍門石窟的外觀與內景，又在記南宋之一章得有幽閑敘至西湖景色並及"白蛇傳"。
　　我認為近代中國所麵臨的最大一個問題乃是傳統社會不容産生現代型的經濟體製，在綜敘背景時我稱唐宋帝國帶擴展性，明清帝國帶收斂性。
　　雖然這綫索擺在很多小故事之後，明眼人一看就看透瞭。我剛將書寄往劍橋，不久之後就接李約瑟博士來函："哎呀，"他寫著，"一切靠抽稅而轉移!"最近香港行政局議員錢果豐博士(私人方麵我們是世交)也在香港電颱接受訪問時推薦此書，提到盛唐之後中國再無有效的稅收製度打開局麵。可見得他們已先有和我相同的共識，所以一經說破，引起共鳴。
　　可是不久之前也有一位書評者在報刊裏寫齣：不論我寫的曆史是否涉及古今中外，我總在把中國寫成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傢。
　　這個說法使我想起一段故事：數年之前尼剋鬆講到他見毛澤東時，他恭維毛："主席，你寫瞭幾本小冊子，竟使整個中國改觀。" 毛立即抗議："我怎麼能使中國改觀，我不過使北京一二十裏的地方，這邊那裏稍微扭轉一下罷瞭!" 毛澤東猶且如是，我怎敢想望由我的文字使中國改變?況且曆史從業員的工作隻是報導已經發生的情事之前因後果，不及於籌劃未來，事實倒是這樣的：我剛將《中國大曆史》整頓組織就緒，時值1981年間，正不知如何收篇，而中國領導人正在提倡"摸石頭過河"，關於他們改革的新聞，經常在美國報紙雜誌裏齣現。這種趨勢和徵象與我私下想像中國曆史和西洋文化匯閤，以商業組織代替過去農業組織之體係，逐漸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諸條件符閤。這種種條件不由我創意，而源於英國研究17世紀的專傢剋拉剋(Sir George N.Clark)，他認為英國在光榮革命後進入這境界。將一個農業國傢蛻變而為一個工商業國傢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常用的一個隱喻：有等於一隻走獸蛻化而為飛禽。以英國的農業基礎、社會習慣和法規傳統而能使銀行開設於鄉鎮之間，土地能隨意典買抵當，各地創建付費公路(turnpike)，人口能自由移動，17世紀之前已是不可思議。隻因為日子久瞭，我們以為英國曆來如此，想像不到要將這樣一個國傢當作一個城市國傢那樣的處理，以貨幣作管製全民的工具，不可能避免一段奮鬥。本書有10頁左右的篇幅介紹西歐國傢進入這境界的程序。中國是否已進入這境界，讀者一望可知，至於中國應稱目下的體製為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我主張讓摩登學究去爭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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