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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中国最有话语权的经济学家、学者思考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社会症结所在，话题敏感，观点犀利，表述尖锐。

　　2.编者几易其稿，反复推敲作者观点和表述方式，终使本书面世！

　　3.揭露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困难、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源自何处、未来中国有哪些机遇与挑战……

　　4.只有详细了解大格局“政治向左，经济向右”的设计，才能寻求个人在其中的成功。

内容简介

　　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公布，中国新一轮改革已经开启，国人的关注点也由是否重启改革转变为如何落实中央的政策。根据这一形势，《中国2014 ：改革升挡》选取各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企业家，就其所从事的研究、行业献言献策，力求拨开迷雾，推动社会在改革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书中选取的文章尖锐而犀利，指出中国在各领域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应当采取的措施，学者、企业家思维范围之广，行文尺度之大，充分展现了改革的勇气与智慧。

作者简介

　　胡舒立，现任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2009年和2010年，她两度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世界百名思想者”之一。2011年，她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之一。2012年，她荣获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密苏里新闻事业杰出贡献荣誉奖章”。她带领的财新传媒采编团队荣获斯坦福大学授予的“2011年度美国肖伦斯特新闻奖”（Shorenstein Journalism Award）。

　　张剑荆，男，1966年生，先后毕业于兰州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长期供职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曾任《中国经济时报》总编辑，现就职于中国经济年鉴社。

　　吴敬琏，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方法》《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刊物的编委。

精彩书评

　　当年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是冲着“苏联模式”来的，并不是说我们不能借鉴他山之石，更不是说自己的任何东西包括弊病都理所当然。道理很简单：如果任何“中国特色”都是理所当然，我们就根本不需要改革，改革说到底，就是为了去掉某些“中国特色”。
　　——秦晖

　　要提高城市化效率，应改变威权主义的发展模式，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政府应当集中力量办好它应该办但现在还没有办或没有办好的事情。做好城市规划是市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但是需要注意，政府在做规划的时候只能在市场趋势的指引下因势利导，而不能以长官意志取代市场或逆市场趋势而动。
　　——昊敬琏

　　更重要的是，垄断同盟能够便利地占据经济领域之外的许多资源，如政治资源、教育资源、传播资源、文化资源、卫生资源，以及其他重要的公共资源，形成赢家通吃的格局，强化赢家更赢、输家更输的马太效应，社会两极分化就会加剧，社会流动『生就会受阻，不但会出现很多的“官二代”“富二代”和“贫二代”“农二代”，也可能出现“政二代”和“垄二代”，“二代化”继而演变为“三代化”“代代化”，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张文魁

　　解决青年的出路问题，不是大学的事情，而是政府、社会的事情。社会解决好这个大的前提，使青年能够在不同的阶段找到不同的出路，才能保证各级学校是良性竞争，也才能保证各种人才的能力得到发挥，还能够使学校、老师尽心尽责地让孩子成才。
　　——葛剑雄

目录

第一章·全会前后：论道改革新蓝图
“中国特色的改革”，还是通过改革改掉某些
“中国特色”？ / 秦晖
制定全面改革的行动规划 / 吴敬琏
先戳泡沫后改革 / 谢国忠
三中全会全解读 / 财新编辑部

第二章·现实聚焦：忧思与建言
中国土地制度的问题与改革 / 刘守英
大城市化运动之弊 / 吴敬琏
中国会发生政府债务危机吗 / 陈龙
中国财税改革的真实挑战 / 华生
影子银行挑战与对策 / 张宵岭
从垄断到平权 / 张文魁
不安来自何方 / 柳传志
房地产市场何处去 / 郑振源
司法改革的两个风向标 / 季卫东
高校青年教师群体忧思录 / 艾青椒
中国土壤重金属污染面面观 / 陈能场
关键中的关键 / 朱恒鹏
十五年完成户籍改革 / 陈金永
变革中国养老体系的政策组合 / 罗伯特·普森
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亟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 于建嵘
当代中国网络思想动态及其反思 / 李强

第三章·克强经济学：转型之路
“克强经济学”猜想 / 刘胜军
如何理解资本项目可兑换 / 周小川
摆脱投资依赖症 / 余永定
大部制改革的理想与现实 / 汪玉凯
从国务院常务会议看政府施政思路 / 聂日明
走向新的增长模式 / 黄益平

第四章·为未来计：远谋与深思
未来十大经济改革 / 胡祖六
通向未来的七个路标 / 马化腾
中国的教育问题，教育的中国问题 / 葛剑雄
破解《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问 / 胡德平
为自由而进言 / 薛兆丰

精彩书摘

　　“中国特色的改革”，还是通过改革改掉某些“中国特色”？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秦晖
　　这“福利”不是那福利，这“市场”不是那市场
　　近日有专家指出不要对在中国推行福利性医疗保障有幻想，文章题目甚是抢眼——“如果中国搞免费医疗，结果是弱势群体看不上病”。该专家在指出免费医疗据说通常都有的三大弊病——高税收、过度医疗、医疗单位无竞争之后，还特别提醒人们注意一个“中国特色”的问题：“英国搞免费医疗的结果是排队，你是部长首相也得排队。但要是在中国搞免费医疗，那结果就是没关系没权力的人得排队，排十几年的队，而有关系或者有权力的人就不排队。在我们国家，哪怕你就是个小乡长，也可以不用排队。”
　　此文在网上引起热议，议者似乎是批评居多，但最有分量的批评我觉得是下面这个：
　　“不错，在中国搞公费医疗确实是老百姓排长队，官员就不排队。但是这些年来中国搞市场化医疗的结果又如何？不就是老百姓看病掏大钱，官员看病照样不掏钱吗？”
　　这个问题首先给人的启示是：的确，“福利化”与“市场化”可能各有利弊，但在中国一般性地谈“福利”与“市场”可能是隔靴搔痒。关键在于：我们的“福利”不是别人的那种福利，我们的“市场”也不是别人的那种市场！别人搞福利，可能官员和百姓都得排队，但咱们只是老百姓要排长队；别人搞市场，可能官员和百姓都得花钱，但咱们只是老百姓要花大钱。
　　不但如此，更要命的是我们的评价和决策体系往往只能听到那些既不花钱又不排队者的声音，这种声音不断拿排队和花钱来轮番吓唬老百姓：高收费看不起病你怕不怕？可见市场化是要不得的，我还是应该有垄断的权力。排十几年队你怕不怕？可见福利化是要不得的，你别给我施加这些责任。
　　其实市场化与福利化各自的弊病不是不能中和的，在先进国家这方面的成功实践已经有不少。例如政府在对弱势者的医疗承担保障责任的同时，放弃医疗供应的垄断权，对民营医院开放医疗市场，尤其是高端和特需医疗市场——不愿排队或对医疗服务有更高要求的富人可以掏大钱去看高级私人医院，但低收入的穷人看病可以向政府问责，要求有免费的公立医院可看。当然，排队之弊也许难免，但是富人分流到高端医疗市场后就不至于那么拥挤。总之，怕排队的人可以选择花钱，怕花钱的人也可以选择排队，市场化和福利化各得其所。尽管不是尽善尽美，但总不至于无权无势者既花大钱又排长队，有权有势者既不花钱又不排
　　队吧！
　　可是我们这里却相反：国家财政提供的医疗资源高度集中于极少数特殊高端医院，改革前它们很多是不对公众开放的高干医院，改革后也对公众开放了，但收费高昂。而民营医院受垄断排斥很难进入高端医疗市场，大都只能为没有保障的弱势百姓提供收费的低端服务。百姓要么没钱进不了好医院，如果花得起钱也必须挤到那极少的国营高端医院排长队，恰恰造成了“无权无势者既花大钱又排长队，有权有势者既不花钱又不排队”之弊。
　　又如一些先进国家把福利保障责任理解为支付费用的责任，而不是直接提供服务的责任。提供医疗服务可以靠民营医院（以及民营药店等）形成竞争性市场，但是穷人看不起病，政府有责任提供支付手段。给钱怕你乱花了，可以提供医疗券专用于医疗支付，就像其他福利领域的教育券、租房券等安排一样。病人持医疗券可以在市场上选择医院，民营医院可以竞争改善服务、降低收费以吸引病人，收入的医疗券由政府负责兑付成钱。这虽然不能避免福利制度的财政负担，却可以免除官办医院缺乏竞争、服务不良、效率不佳之弊。
　　再如，在英国式的全民免费医疗和中国式的官员、职工免费医疗之外，不是还有美国式的穷人、老人免费医疗么？都说美国的低福利导致有些人看不起病，所以奥巴马要搞医改，可是很少人问在美国是什么人看不起病，奥巴马的医改在美国民主制度下何以不易推行？实际上美国联邦财政支付的福利性医疗（Medicare与Medicaid）就是解决穷人、老人看病问题的，而且确实也解决了。在那里看不起病的，主要是没有弱势到可以享受福利性医保，但也并不富裕，因嫌贵或者自恃健康又没有购买商业性医疗保险的中低层人士。他们的问题也确实需要解决，但是富人（他们自己没有看不起病的问题，如果说对纳税供穷人看病不好持异议，那么要为那些并不穷的人看病纳更多的税，他们的牢骚就大了）和穷人（他们已经有了福利性医保，操心的是就业，如果因为高税收影响投资妨碍了就业，他们并不愿意）都不支持，仅仅靠中低层的支持在民主制下争取多数确实有难度。当然，福利性医保像英国那样覆盖全民（高福利），或者像美国那样只覆盖真正弱势者（低福利），可能各有毛病，但是像我国过去那种让弱势者（农民）纳税供强势者（干部）看病——大家还记得当年卫生部某退休副部长“80%公费医疗经费用于干部”的话吧——的体制，有什么资格批评那两者中的任何一个？
　　可见，医疗问题在我们这里并不是“福利化”还是“市场化”的问题，更不是“高福利”还是“低福利”的问题。我过去多次说过，这就是一个“负福利”问题。对这种问题，你要反对福利就该明确反对特权性的福利，为此就要限制统治权力的“自我服务”；你要赞成福利就该支持最弱势者的福利，为此就要向统治者问责，而不是把福利当作他赐给你就要叩谢、他不给你也无权要求的“皇恩”。这两者有什么冲突？怕就怕两者都反过来：一骂“福利国家”就只禁止穷人的福利问责，而对特权化的福利无可奈何；一骂“市场自由”就要给统治者扩权，结果他自我服务更肆无忌惮而“赐予”百姓的“皇恩”仍然吝啬。而这，不恰恰是个“中国特色”的问题吗？
　　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应该从何处开拓
　　全面深化改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文公布，60条“要改”几乎面面俱到，但又多数语焉不详，除了宽松人心以外，还激发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以至11月以后不仅官方的文宣活动，连海外的评论和国内民间思想界都几乎被对《决定》的解读所主导。而《决定》的60条尽管面面俱到，核心却很明显，那就是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来给中国经济增加新的活力。
　　不过，中国的经济改革至今已经基本向市场化方向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平心而论，如今的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当高。在国内，虽然市长向老百姓施展权力（包括干预百姓交易的权力）还是不受制约，但老百姓被推向市场而不能向政府问责——即所谓“不找市长找市场”的程度已经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上，由于中国在血汗工厂打败福利国家的格局下展现的竞争力，中国高举贸易自由的大旗反对西方国家的保护主义贸易壁垒的格局也俨然已经形成。尽管今天一些西方国家仍然不肯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但是说实话，市场化程度到底要达到何种程度才能算是“市场经济国家”，在西方也远远没有一定的标准。人们都知道在“西方”这个笼统的说法下各国其实差异很大，像瑞典那样“社会主义党”（过去我们都译成“社会党”，严格地说是不对的，西方所谓社会党的构词成分“社会”都是socialist而不是social）长期执政，号称“从摇篮到坟墓”国家都要承担责任的福利国家，和美国那样偏重于自由竞争的国家，市场化程度的差异不可以道里计。而如果以“经济体”论，比美国更市场化的还有中国香港，历年国际上“经济自由度（指市场竞争的自由度）”排名，中国香港都在全球最前列，把美国都甩在后面，而事实上在低税负、对高基尼系数的接受度等方面，中国香港也的确超过美国。
　　但是，就是这个全球最市场化（或者按我们过去的传统说法叫资本主义化）的香港，从某种意义上讲其“社会主义”的程度仍然远远超过内地：香港早已实现了英国式的全民医疗保障，义务教育资源的分配也比内地公平得多，更不用说我们如今正在向其学习的廉租房（所谓公屋）制度等了。过去内地居民移居香港，可能主要是奔自由竞争、市场机会，或者说是奔“资本主义”去淘金的。可是这些年来，不仅香港资本家更愿意到内地“剥削”工人早已是常识，而且内地居民移居香港，也似乎已经变成主要是去寻求“社会主义”，即福利保障的了。我们看近年来关于内地移民的新闻：今天是奔着那里医疗、妇婴保障去的大陆孕妇赴港生子潮，全港新生婴儿8.8万名，其中半数来自大陆孕妇；明天又冲着那里高水平的义务教育，内地过万学童赴港读书，可享受学费全免政策。全世界经济最自由化、市场化与资本主义化的地方，在国人眼里尚且成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所在，何况美国？更何况欧洲？更不用说北欧了。
　　当然，如果因此就说我们已经不需要推进市场化改革，也是不对的。近年来我国富人、企业家向境外移民和转移资产之风愈演愈烈，说明不少人对市场自由、产权保障并无信心。而且有趣的是，中国香港这一经济“最自由”之地由于太近还不保险，相比中国香港，我们的资本更愿意转移到澳大利亚、加拿大这类高税收高福利的“民主社会主义”地区，因为那里无论税收如何重，起码税后财产是有保障的，没有“强征强拆”，没有“国进民退”，更没有借“唱红打黑”随意抄家没产的薄熙来方式。即便像徐明那种“红顶商人”，在国内“权家通赢”、如鱼得水，赢了之后也还要向外转移资产不是？
　　企业家到国外最“社会主义”的地方去保全资产，老百姓到境外最“资本主义”的地方寻求社会保障，这两种有趣景观生动地说明了我们目前自由、福利双不足的状况。就福利不足而言，其实在很多方面我们已经比西方更市场化。世界上本没有百分之百市场化的地方，我们与西方，至少是北欧那样的西方真正的区别也已经不在于市场化的程度孰高孰低，而在于非市场的那一块，在于我们限制市场化的机制和他们完全不同：限制市场机制的东西，在他们那里是福利国家、强势工会、以NPO治理等方式体现的参与式民主、公众环保干预等，而在我们这里则主要是国家垄断、官僚特权、市场中的“裁判踢球”“权家通赢”等。
　　因此，中国未来的走向与其说是取决于市场化成分还有多大的扩张，不如说更取决于非市场的一块怎么改革。我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它的对立面应该并不是什么“自由市场经济”，而是“封建市场经济”和“官僚资本”。当然我知道“封建”这个词歧义甚大，不过“左”这个词可能歧义更大。过去官方说过“四人帮”时代搞的是“封建法西斯专政”，马克思也指出，封建时代的特征是“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来捉弄财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330页）。其实，皇权专制钳制下的市场经济，中国自古以来就不陌生，我们的改革当然也不是追求这个。“社会主义”这个定语放在市场经济的前边如果不是给改革打掩护用的，而是要真的成为改革的目标，就得用它取代“封建”。
　　换言之，中国真要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发展，扩大市场的作用当然也很重要，但是针对“市场经济”前面那个定语下药，走出“封建市场经济”的阴影，多一点以社会平等、政治民主、公平正义、公共福利、民众的公益干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也很重要，而且现在市场化的程度已经很大，这些就尤其重要。在这种条件下市场化程度如果要进一步推进，就必须把过去限制老百姓的“不找市长找市场”变成限制政府的“市长不找市场找”：“市长”不能随便找百姓收税，而百姓有权找“市长”进行福利问责。落实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只能通过制约权力来使政府退出市场，而不是让政府推卸责任把百姓抛向市场，或者反过来讲，就是不能用扩大政府权力来挤压市场，而要用增加政府责任来补充市场。“市场化”不是“去福利化”而是“去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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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起步之年。改革既已重启，如何迈出第一步，世界瞩目。
　　过去的2013年风云变幻，大开大合。在最高领导层完成新老交替的背景下，“改革”与“预期”成为两大关键词。十多年来，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步履维艰。新领导集体上任之初，争论依旧难息。几乎整整一年，公众忐忑难安而又心怀期待。到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落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全文公布，普遍的评价是“超乎预期”。至此，全面深化改革已成社会基本共识，改革新征程已有顶层设计。
　　“改革”和“预期”的主题延至2014年，已经变成全面改革的承诺。能否在开局之年兑现此承诺，在难度较高的重大改革上有所突破，公众期待甚殷。
　　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在大的概念上共识已成，然而，具体到改革的各个领域、层次、板块，具体到改革的策略与方法，则在许多情境下争议犹存，凝聚共识将是动态过程。这并非纯粹的认知之争，也涉及坚硬的既得利益。倒退已无可能，但如何前进则很可能争议再起，改革全面突破并不容易。此时，应继续解放思想、保持热议改革的舆论空气，即使在个别争议较大、复杂度较高的改革问题上，具体主事官员也应避免以“权威身份”出偏颇之言，挫伤民意。当然，更重要的是各级主事者均应坚持问题导向，强力推进改革，特别是尽快启动一些共识已成、难度较高的重大改革，让公众看到改革进展。《决定》已经形成，必须趁热打铁，关键时刻的犹豫会造成长久的延宕，错失宝贵的改革良机。
　　20年前，十四届三中全会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1994年1月1日迅即推出了两项改革——人民币汇率并轨和分税制。随后，金融机构和宏观调控重大改革措施也陆续推出。正是这些改革，坚定了外界对中国推进市场化改革的信心。十年之后，十六届三中全会再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也曾令公众欢欣鼓舞。但令人遗憾的是，其中不少突破性理念至今未能落实。前例在前，全社会深知，徒有顶层设计不足以自行，贯彻实施才是关键，尤其是开局之年。
　　当前的新一轮改革涉及面极广，趋势难挡。《决定》之后，一些领域的具体改革政策已经出台，比如2013年11月30日，中国证监会启动新股发行体制改革；2013年12月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2014年1月1日起，将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业纳入营改增试点；2013年12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同业存单管理暂行办法》，存款利率市场化再跨一步；2013年12月14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的试点推向全国范围等。改革信号明确，可视作未来大规模行动的前奏。
　　不过，鉴于既往改革路阻且长，当前坚冰难破，业界在改革起始之年既有急切期待，也有明显担忧，决策层的改革执行力正面临考验。
　　近期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改革日程做出了分门别类的策略性安排。据此，我们认为，始于2014年年初，经济领域最大的改革看点，应在财税、金融和地方国企领域产生，进一步对外开放也须再现成果；而在政治领域，最重要的应是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其中包括通过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实现公开，健全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机制，等等。
　　这些都属于方向明、见效快，完全可以由地方和部门操作的改革，能否取得明显进展，应成为对相关主管官员政绩考核的标尺。
　　按目前部署，2014年间，需要中央决策的全局性改革将有方案出台在前，并“适时推进”，我们以为这里的“适时”宜早不宜迟。其中，难度最大，因而标志意义重大的经济改革，就是土地制度改革以及针对中央级特大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改革、划拨国资充实社保以及放开民营准入的反垄断改革。而在政治与法治层面，3月间的全国“两会”当有新期待，《决定》第九章有关宪法与法治的论述需要一一落在实处，而年内是否能有“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之试点安排出台，最为值得关注。
　　这些改革能否尽早起步，关系未来七年的改革时间表能否实现，也关系民众的改革信心和热情能否维系。
　　全面深化改革的各项任务在《决定》中已经 中国2014 ：改革升挡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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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错哦。以后还会继续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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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的也买了，2014的没有2013年的质量好，不知道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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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不错，正版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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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2014 ：改革升挡。了解中国改革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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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性价比很高性价比很高 很好性价比很高性价比很高下次在来 书不错最近正在读两本书：英国李约瑟先生的《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两部书都写于四、五十年前，中文版出书距今也已十多年了（冯先生原著亦为英文版），可是，无论对中国古代科学思想考察的缜密，推论的恰切并富于启示，据笔者有限的阅读，还未见人能及李约瑟先生；至于冯友兰先生叙述之清晰，语言之流畅，观点之精当，更非一般著述哲学文章人所能企及。可以肯定地说，这两部著作一点没有因时间流变而失色。细细咀嚼它们，我不仅得到许多知识的启发，更从其中获得许多“思维的乐趣”（王小波语）。 由此，我想到书与书评的距离。眼下的书评，在数量上是较为有限的。就这有限的书评，百分之九十还都给了刚刚面世、甚至还未来得及面世的图书。这些未经过时间沉淀的书评，除去很少确有真知灼见，又能不为哥儿们友情所惑的文字，极易流于广告。 笔者以为，书评与书之间，是需有一段距离的。这距离可分两方面。一、时间距离。就我们的阅读经验看，许多著述，是需经过一段时间（有的甚至需要相当长时间）洗汰才可发现其价值或无价值的。书评来得太快，一些经时间洗涤逐步显露光泽，当时并未被充分注意的书就可能长久掩埋，难为人们汲取营养。譬如前面所举《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中国哲学简史》等。而一些初粗看来还过得去的东西，保不准几个月后便会销声匿迹（这种情况在媒体发达的今天事例尤其见得多）。 再有一些大部头套书，尚未面世，便召开发布会。学者名流、政府要员请一个遍。分明刚刚交给的书，便要他们发言表态，硬要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这个时间差距是不是太小了点儿？这样发行式的报道或座谈会纪要，我能随便听，并撵着去买他们推荐的书？ 一年前一本尚未全部面世的小说，被数个有条件先睹为快者称为“可以走向世界的经典”，措词极为“前卫”；但从实际刊出的几章看，似乎手法运用、文字精纯方面还未见十分到位。一位评论家读过后大约还不很自信，希望自己能抽出时间再读一次才可发言，态度虽不明朗但却较为可靠。 时间距离外，还有人情距离。这是个很难判断的问题。倘若朋友同行一部书写得的确很好，书评者在喜欢书的前提下予以评述，这亦无可厚非；倘若纯出于友情，失却评判标准，叙说一番作者的生活情况或彼此友情等书内容以外的话题，或干脆当个吹鼓手，“经典”、“传世”、“深刻”……一阵乱喷，设一个被人称为美丽的“文字陷阱”，成为促销广告，把读者引个懵头转向，使他们在破费了时间金钱后，才发现自己买的不过是一堆文字垃圾。这就不仅大大败坏了“书评”的声誉，而且很有些图财害命的意思（鲁迅先生曾说：无端浪费别人时间，其实是无异于图财害命）。最近有消息报道，两本重要的学术刊物，已停止刊登书评文章。此举虽然显得有些严厉，但无奈的心情却颇令人理解。 早在30年代就为书评事业作出很大努力的萧乾先生，当年就订下一个原则：坚持自己花钱买书来评，不评赠书。这样就自觉拉开了人情距离，使书评多了可靠不欺骗的学术分量。至于时间距离，我想报刊编辑们也当有意识关注一些已经过往但仍有意义、价值的书，或约请一些作者，写一些在他们阅历中发挥大作用的书的评论，将那些真正饱含人类精神精粹的作品张扬出来，这样不仅传递了文化的文明火种，也可挽救眼下书评声誉下滑的颓势。从这个角度去考察，“距离”又几乎是对书评者学术能力和文化良知的丈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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