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学的历史也是一部人类学家在具体的历史和社会中的思考和探索史，他们在其中形成问题，并运用各种思想资源来试图做出自己的解答，而这也正是种种理论得以生成的过程。因此，了解人类学的理论史有必要以思想史的高度从纵向把握人类学理论史的变迁过程，以社会史的宽度从横向把握人类学及人类学理论与其所处社会及社会运动的互动关系。在这个纵横坐标或骨架的基础上，再从个人生活史的角度展开对个人生活经验及思考的探讨，从而使一个比较枯燥的理论史变得有血有肉。然而，对人类学历史上这些关键人物的生活、著述以及理论产生过程的考察不是学习旅程的结束，而是研习者展开自己思考、研究，或者说理论生产的开始。

作者简介

　　黄剑波，文化人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宗教人类学、社会边缘群体研究等，主要著作包括《文化人类学散论》（2007）、《地方性、历史场景与信仰表达》（2008）、《乡村社区的信仰、政治与生活》（2012）、《地方文化与信仰共同体的生成》（2013）等。

第1章：人类学理论史的写法
一、人类学（理论）史的写法
二、人类学理论史的立体撰写
三、说明和定位
第2章：人类学、理论与历史
第1节：作为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
一、人类学的史前史
二、人类学的“创世纪”
三、人类学的争论与基本共识
第2节：理论的意义及理论的产生过程
一、知识的经验性与先验性
二、人类学理论与哲学议题
三、现代人类学的主要思想资源
第3节：人类学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人类学
一、历史中的人类学
二、社会中的人类学家
三、国家传统与人类学的历史
第3章：历时范式
第1节：古典进化论
一、进化论与进化论人类学
二、摩尔根的社会进化观
三、泰勒的《原始文化》
四、弗雷泽的巫术与宗教研究
第2节：新进化论
一、普遍进化论
二、多线进化论和文化生态学
三、文化唯物主义
四、社会生物学和突变论
第3节：传播论
一、传播与传播论
二、文化圈
三、传播论要点
第4章：共时范式（一）
第1节：社会决定论
一、杜尔干和“社会学派”
二、列维－布留尔和“原始思维”
三、社会决定论要点
第2节：历史特殊论
一、博厄斯和“历史学派”
二、文化区理论
三、文化与人格研究
第3节：功能论
一、文化功能论
二、结构功能论
三、功能论评点和反思
第5章：共时范式（二）
第4节：结构
一、列维－斯特劳斯和结构主义
二、神话的结构分析
三、结构主义的影响及回应
第5节：认知与象征
一、认知与“民族科学”
二、象征研究的不同进路
三、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
第6节：现象与阐释
一、埃文斯－普理查德：现象学意义上的宗教研究
二、格尔兹的“深描”和文化阐释
第6章：互动范式
第1节：冲突与过程
一、冲突
二、过程
第2节：马克思主义与实践论
一、结构马克思主义
二、政治经济学派
三、实践论
第3节：后现代主义与人类学重构
一、后现代主义与人类学
二、反思人类学与实验民族志
三、阿萨德的后殖民批判和现代性批判
四、理论范式多元化与人类学重构
第7章：人类学理论的中国思想资源
一、中国人类学的理论渊源和梳理
二、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
三、人类学理论的中国思想资源
后记

精彩书摘

　　第1章：人类学理论史的写法
　　作为一门非常关注文化差异的学科，人类学对于自身的历史变化也有着很强的自我意识。哈登早在1910年就在探讨“人类学史”的问题，其后关于学科史，特别是学科发展史的著作也不少见，其中甚至多有大家之作。就中国人类学的语境来说，在专门的理论史教科书方面，上世纪九十年代最常用的教科书当数黄淑聘和龚佩华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以及夏建中的《文化人类学理论流派》，更为深入的讨论则有王铭铭的一系列学科理论评述。另外，庄孔韶主编的《人类学通论》和《人类学概论》中都有关于人类学理论发展史的概要介绍，事实上几乎所有的人类学教科书都会专辟章节来介绍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
　　在从外文翻译过来的教材中，托卡列夫的《外国民族学史》曾经是一本重要的参考著作，最近比较重要的有华夏出版社“西方人类学新教材译丛”中推出的巴纳德的《人类学历史与理论》和莱顿的《人类学理论入门》，均翻译出版于2005年。巴纳德和莱顿都受训于英国社会人类学传统，对于人类学的理论渊源及历史过程都有着非常精到的理解，而且他们的表述也相当简练明晰。无疑，这是两本非常优秀的理论史教材。美国人类学家穆尔的《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2009年由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对学科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类学家及其理论做出了很精炼的素描。与这些教材相比，美国人类学家亚当斯的《人类学的哲学之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在哲学思辨上更为厚重，其理论概括也就更为浓缩，尽管可以说是一本不那么严格的教科书。再次需要提到的是，这些年来翻译出版的数以十记的导论、概论等人类学教科书均有专门的人类学理论方法方面的介绍，近几年值得提到的就有埃里克森的《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2009），科塔克的《简明文化人类学——人类之镜》（2011），皮科克的《人类学透镜》（2009），拉斯特的《人类学的邀请》（2008）、哈维兰的《文化人类学》（2006）等。
　　那么，是否还有此必要为“人类学理论史”费神呢？
　　一、人类学（理论）史的写法
　　或许是受进步史观的影响，对于人类学学科史及理论史的叙述最为常见的是一种发展史，通常会以历史时间为线索来试图整理出其发展的路线图，其中时常还隐含了后面的要优于前面的这种乐观倾向，尽管吊诡的是我们总试图从过去寻找思想的源头和支持。这种路径的代表性叙述当属哈里斯的《人类学理论的兴起》，其文化进步史观在“兴起”一词中就已明确地表达出来了。
　　在历史叙述中，时间当然是一个天然而且离不开的线索，但是发展史的进路容易使得历史过于简单化，过于线性，过于清晰，而掩盖掉了历史纷繁复杂的现实。发展史的叙事还可能存在的问题在于隐含地表达了一种历史必然性，或者说有一些历史决定论的味道，而忘记了历史过程的偶然性。
　　以时间刻度或线索的叙述甚至还可能被处理为简单的编年史，其中以一些标志性的人物，或者事件，例如某一重要著作的出版等来加以标记。然而这不是说否定了那种人物－理论式的历史描述，事实上，这方面的优秀著作亦不少见。其中，库伯的《人类学与人类学家》（1983）是对英国人类学理论史的精彩概括，但其讨论范围仅仅限于现代英国社会人类学。与哈里斯的《人类学理论的兴起》太明显的个人倾向相反，拉波特的《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的立场显得更为持平，他选取了人类学历史上他认为比较重要的学者，从早期的泰勒、摩尔根，到近期的费尔南德斯、沃尔夫，为读者呈现了21幅人物素描。
　　与这种类似于个人英雄史的叙述相近的一种框架是按照所谓学派来进行梳理，这种框架通常也同时是线性进步式的发展史。我们前面提到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内最常用的两本中文写作的理论史教科书总体来说属于这个类型。这样的表述的好处在于容易掌握学派的理论要义，但和人物－理论的叙述一样都难以找到理论发展的整体脉络。
　　与此不同的则是将人类学的理论加以高度概括，其标准或者是某些理论的共同特征，或者是学科发展的某个时期的整体特征。奥特纳在1984年曾写过一篇广为流传的理论综述文章，“六十年代以来的人类学理论”，其中她将六十年代人类学理论高度概括为自然、结构、符号三个关键词，然后以“实践”为关键词讨论其后的相应发展。莱顿的《人类学理论入门》也是如此，主要关注了现代人类学的几个仍然存在的理论范式，分别讨论功能主义、结构主义、互动论、马克思主义、社会生态学和后现代主义。拉波特和奥弗林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则更是从深描、暴力、家庭、权力等具体观念切入，分别进行论述。这些思想史或观念史角度的叙述都试图从学科之“上”来加以概括，虽说较为凝练，具体脉络却难于嫠清，而且在历时变化这个方面也疏于关注。
　　有鉴于此，我也曾试图换一个角度，兼顾已有的分解与归纳的办法，即将人类学理论进程划分为六个主要阶段或角度加以介绍。分别为：进化论（1890年以前），传播与社会、文化（1890—1950年代），功能论（1920—1950年代），自然、结构与符号（1950—1960年代），结构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理论（1970—1980年代），后现代主义与人类学的重构（1980年代以来）。这样的表述一方面希望能让读者对重要的理论和代表人物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容易对人类学理论的发展进程及其理论脉络有一个整体上的把握。
　　关于人类学的学科史，巴纳德很简练地概括了五种进路或视角：1.事件或新理念的顺序；2.时间框架延续；3.思想体系，随时间而变化；4.一组平行的国家传统；5.议程跳转(agenda hopping)的过程。我们前面所提及的历史叙述大概属于前面三种类型的一种，或者兼有两种以上的特征。其中提到的第4种进路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注意，包括巴特等人写作的《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亚当斯的《人类学的哲学之根》也在很大程度上试图处理这个问题，他明确提出他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要揭示美国人类学与其他国家的人类学的巨大差异，指出英国、德国、法国的人类学与美国的人类学是源自不同之根的不同之树，至少在20世纪里从来就没有什么同一的人类学，只有不同国家的传统，而且每个传统都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和意识形态根源。总体来看，这种写法部分主要是思想史的进路，于学科之上来审视自己，同时也有社会史的角度，试图从具体的国家、社会、历史的处境种来理解人类学。
　　巴纳德提到，他所概括的五种进路都各具特色，而且其实一般来说也兼具了两种甚至更多的进路。他也坦诚自己的立场大概属于第4和第5两种进路，他说，“本书主要是围绕从历时到共识再到互动研究的历时转变，以及从对社会的强调到对文化的强调的历时转变来组织的。”
　　二、人类学理论史的立体撰写
　　前面提到，由于多数研究者限于某个单一理论内思考，或者仅仅在学科理论内思考，而基本上对其理论脉络或思想过程不甚了解，不能从一个更高或更广阔的视野来审视，因此缺乏对于人类学理论本身的反思能力，当然也就更难谈得上发展和创新。其次，目前对人类学理论的认识和介绍多数以学派或个人为线索，或者是一种简单的编年史的线索，而对其内在演变机制，以及外在的社会过程和大的思想背景缺乏关联。
　　我的期待是能突破这种限制，试图从思想史的高度来从纵向把握人类学理论史的变迁过程，从社会史的宽度来从横向把握人类学及人类学理论与其所处社会及社会运动的互动关系。在这个纵横坐标和骨架的基础上，再从个人生活史的深度来展开对个人生活经验及思考的探讨，从而赋予一个一般来说比较枯燥的理论史的梳理以血肉。
　　在思想史方面，亚当斯的《人类学的哲学之根》试图梳理美国人类学主要的哲学根源，相当关注思想的传承。亚当斯的尝试可以给我们一点启发。即使我们不一定也像他那样从哲学的角度来考量人类学的理论发展轨迹，但他至少提供了一种探讨的新角度和新方法，让我们不再限于就理论谈理论，或只在人类学理论之内来整理人类学理论，而是找一个更高、或更深、或更广的基点和平台来进行审视。这也许会是人类学理论研究的一番新天地，或许还能带给我们想象不到的惊喜和发现，因为正如爱因斯坦所说，你绝不可能用造成问题的那个同样的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You can’t solve a problem with the same mind that created it.)。
　　在社会史方面，在众多相关的著作和论述之外，葛兆光在《思想史的写法》中对于“一般思想”的关注对于我的阅读和思考很有意义，一方面眼光可以在不再局限于人类学的英雄史，另一方面更为留意到社会史的层面，或者说对于学者个体及学科整体思考来说，其所处时代和社会强大的型塑力量。
　　对于个人生活史的强调一方面与我们非常注重对个体的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有关，另一方面则与巴纳德所说的“议程跳转”类似，虽然他主要谈的是社会或学科整体在研究兴趣或关注上的变化，但实际上个人生活何尝不是如此呢？在不同的生活阶段和生活处境下，当然也与其生活经历相关，研究者个体的生活也在其田野研究和理论思考上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人类学历史上的一些“英雄神话”也是这样得以形成的，最著名的当属马林诺斯基对西太平洋岛民的研究以及之后的系列著述。格尔兹在其学术自传式的《追寻事实——两个国家，四个十年，一位人类学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中也给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绝佳的例证，他对于印尼和北非的长期研究以及相关的众多著作其实也多与他自己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
　　简言之，关于人类学理论史，我期待看到的是一种包含了思想史、社会史和个人生活史三个维度的立体撰写。这并不是说试图对于同一个历史用三次或三种的方法来叙述，如同柯文在《历史三调》中对于义和团的历史叙述那样，而是试图将在叙述中同时考虑到这三个维度。然而，就目前看到的包括国内外的理论史概括，除了那些就理论谈理论的简单介绍之外，比较深入的探讨基本上只注重前述三个维度的其中之一，或最多两个，因此还不能达到我们所期待的那种比较立体的呈现。实际上我在这里所呈现出来的也还远远达不到这个期待，但至少是心向往之。
　　这样进行处理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我一方面相信“英雄造时事”，同时也承认“时势造英雄”。或者说，这些在人类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得以留下印迹的学者个体本身一方面无法完全脱离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整体思潮或问题关注，同时又需要看到正是由于他们对于当时的思想框架的某一点超越而构成了对于原有理论的挑战和推进。因此，我们不但看到的是被社会结构所型塑的人类学家个体，也看到了人类学家对于其学术共同体及更大的社会结构的冲击和型塑。
　　更为重要的是，透过思想史、社会史和个人生活史的立体式梳理要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对于处于今天的中国人类学或作为个体的我们来说，这意味着什么，能对于我们的思考和研究有何可借鉴之处，或者说，历史上这些人物和理论的生成过程才是我们所真正关注的问题。因此，最后关于中国思想资源的探讨既是我们这里全部的阅读的落脚点，也是我们有可能对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学有所贡献的出发点。
　　三、说明和定位
　　在论述框架上，我综合了采纳了巴纳德、莱顿以及其他学科理论史家的方案，一方面用历时、共时和互动三个主要的范式来进行高度概括，同时在其下也尽量顾及一般所论及的学派、人物－理论及时代发展的说法，总之希望是对现代人类学的百年理论史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把握。但是，尽管有这样的立意，实际上必须承认的是没有任何的历史事实是可以被规范化地描述出来的。因此，这里有必要先做几个简要的说明，并交代以下本书的基本定位。
　　首先要说明的是分类或范式的问题。大体上我采用巴纳德的说法，历时范式部分讨论进化论、传播论；共时范式部分讨论社会决定论、历史特殊论、功能论、结构主义、象征研究、阐释论；互动范式部分讨论冲突论和过程论、实践论、后现代主义。但是，无论哪种框架其实都无法完全准确地描述事实，只不过勉强加以归类和概括，以便从整体上掌握。一些理论观点可能既有一部分是历时性的，也有一部分是共时性的，例如文化区域研究。也有一些理论观点同时是共时性的和互动性的，例如功能论和阐释论。而马克思主义则既有互动性的方面，也在一定意义上是历时性的，因为它也试图处理文化或社会的变迁的问题。
　　其次，我选取了十余位人类学家作为重点介绍，其中一些人物的选择显然有很大的主观性和个人性，例如阿萨德。另外，在他们的理论归类上也有很多可商榷之处，其中既有他们的理论观点本身是综合性的，难以归类，例如埃文斯－普理查德，他既可以说是英国社会人类学大传统之下，也可以因为其对现象学及阐释学的强调而归入阐释主义的立场。萨林斯这样的情况就更是难以简单归类了，他既有早期的新进化论立场，又有后期逐渐发展的实践论进路，甚至文化符号决定论的倾向。
　　其三，时间的问题。尽管本书试图按照理论之时段来安排，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时间先后。众所周知，一些理论流派的发展和影响跨越了几个不同的时代，并沉积在整个学科的大理论库中。同样，每个时期又有不同的理论模式共存，只能说在某个时期某个或某几个理论模式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1990年代以后的人类学几乎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垄断性的“主义”缺失的时代。
　　最后关于本书的定位。作为一门基础学科，人类学具有很强的理论性。然而我们注意到在很多人类学研究中，其田野研究与理论思考几乎是脱节的，这显然与研究者对于相关理论本身的把握不准确甚至误解有关，更为重要的则是因为对理论的当有角色和意义，以及人类学理论的思想渊源和产生过程缺乏认识。在相当多的研究中，理论要么被当成一种摆设甚至炫耀，尤其是简单借用一些看似玄奥的宏大术语用来吓唬人，要么则是简单套用。事实上，从整体来说，目前国内的人类学研究基本上仍然处于简单借用西方成论的阶段，因此国内的研究很容易流于一种简单的理论套用，常常只是为某一理论提供素材和注脚。
　　近些年来则出现了另一种有意思的倾向，即简单的拒绝现代人类学已有的知识体系和学科规范，将其斥为西方文化霸权而加以抵制。这种对本土知识的主体性和自觉性的强调当然是有意义的，甚至可以说是必要的，但有些时候则极端化为过度的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在倒掉“洗脚水”的同时，把“孩子”也给扔掉了。
　　因此，我在这里的目标绝不是所谓重写人类学史，或人类学理论史，也更没有企图重新界定人类学，尽管在最后关于中国人类学的思想资源和走向的讨论时会提及一些新的线索和发展。我试图表达的也绝不是“历史就是如此”(the history)，而不过是历史叙述的一种(a history)。另外，我所做的也不过是一个简要的梳理(brief history)，这不仅体现在涉及范围的有限性，也体现在对众多具体理论介绍的简略性上。可以说，这更像是一个理论史纲。因此，我更愿意将本书定题为“简明人类学理论史”。
　　略言之，我的工作目标可以表述为：梳理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人类学之理论渊源及其发展，从其中一些关键人物的生活及著述体察理论的产生过程，从而帮助人类学研习者展开自己的思考和研究。
　　最后略为交代一下本书的具体章节安排：第1章导论，介绍人类学理论史的写法。第2章分别处理这一论题的三个关键词：人类学、理论、史。接下来4章按照历时、共时与互动三个框架来分别介绍人类学历史上的主要理论发展和论述。第7章是关于中国思想资源对于人类学的可能意义和贡献的一个简要讨论。
　　推荐阅读：
　　Stanley R. Barrett. 2009. Anthropology: a Student’s Guide to Theory and Method. 2nd ed..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Adam Kuper. 1983.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ists: The Modern British School.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George Stocking. 1996. After Tylor: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y, 1888-1951.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Marvin Harris. 1968. The Rise of Anthrop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Crowell.
　　巴纳德：《人类学历史与理论》，王建民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5年
　　莱顿：《他者的眼光——人类学理论入门》，蒙养山人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
　　拉波特、奥弗林：《社会文化人类学关键概念》，鲍雯妍、张亚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
　　埃里克森：《小地方，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董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亚当斯：《人类学的哲学之根》，黄剑波、李文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科塔克：《人类学——人类多样性的探索》，黄剑波、方静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欧阳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巴特等：《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黄淑聘、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人类学理论史/21世纪人类学系列教材电子书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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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空间叙事研究》既全面研究了传统的以文字写成的文学文本的空间叙事问题。也深入考察了本身就被理论家们称之为“空间艺术”的图像的空间叙事问题（跨媒介），还把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历史叙事领域（跨学科），对历史叙事的空间问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看法。龙迪勇本人的学术修养（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收藏的书、读过的书是相当多的，而他的理论修养和文学史、艺术史方面的学识在同行中也经常被传为美谈），也是他能够在如此宽阔的锋面上游刃有余的条件：只有把这个似乎形而下的问题哲学化、抽象化，才有可能潜到别人未敢到达的根源涌发的大海深处。还不错。龙迪勇，江西宜春人，1972年出生，文学博士，文艺学、艺术学博士后，先后就学于四川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现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鄱阳湖学刊》主编、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叙事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叙事学和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级课题多项，论著获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多项。在《文艺理论研究》、《思想战线》等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等选刊转载。近年来所从事的空间叙事研究，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领域，是国内最早提出建构“空间叙事学”的学者。不错。龙迪勇，江西宜春人，1972年出生，文学博士，文艺学、艺术学博士后，先后就学于四川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现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鄱阳湖学刊》主编、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叙事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叙事学和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级课题多项，论著获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多项。在《文艺理论研究》、《思想战线》等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等选刊转载。近年来所从事的空间叙事研究，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领域，是国内最早提出建构“空间叙事学”的学者。还可以。龙迪勇，江西宜春人，1972年出生，文学博士，文艺学、艺术学博士后，先后就学于四川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现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鄱阳湖学刊》主编、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叙事学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叙事学和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省级课题多项，论著获省级以上科研成果奖多项。在《文艺理论研究》、《思想战线》等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等选刊转载。近年来所从事的空间叙事研究，拓展了叙事学研究的领域，是国内最早提出建构“空间叙事学”的学者。还是不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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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的独特贡献在于对“他者”(others)的关注和探求，尽管这个他者并不一定是地理上或时间上的他者，而是文化意义上的“他者性”(otherness)，因为他者紧紧地联系着对自身的研究与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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