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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祖父是前清遗老
　　父亲变日本皇民
　　儿子又成民国青年
　　三代之间的传承与断裂
　　昭示了台湾一个世纪的现代史
　　铺陈了台湾男性无法言述的心声

作者简介

　　郑鸿生，台湾台南人，1951年生。1969年台南一中毕业后就读台湾大学，参加台大学生保钓运动、校园民主抗争与民族主义论战。1973年台大哲学系毕业，正值哲学系动荡之秋。1975年退伍后赴美留学，改读计算机硕士，并在计算机网络公司工作。1988年回到台湾，进入资讯工业策进会，负责大型信息系统之网络规划设计。
　　现从事写作，著有《扬帆吧！雪梨》（联经，1999）、《青春之歌：追忆一九七O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联经，2001）、《踏着李奥帕德的足迹——海外观乌行踪》（允晨，2002）、《荒岛遗事——一个左翼青年在绿岛的自我追寻》（印刻，2005）、《百年离乱——两岸断裂历史中的一些摸索》（台社，2006）、《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印刻，2010）、《寻找大范男孩》（印刻，2012）等。其他文字散见《思想》、《印刻》、《台湾社会研究》等刊物。

内页插图

目录

“郑鸿生作品”前言
序寻找属于这个时代的大范

第一章
1缘起一张出土的老照片
2旗袍、洋装与台湾衫台湾服饰的百年演变
风华乍现的旗袍风
汹涌而来的洋装潮
负隅顽抗的老唐装
唐装、和服与洋装的拼贴
改朝换代与剃发易服
身体的解放与臣服
白色婚纱礼服的魅力
洋装的创意新天地
从台湾衫到旗袍的连结
两代间的西装与制服
身体与服饰间的尴尬关系
重新包装台湾男性

第二章
1线索
2父亲的毕业纪念册
写真帖上的七十年风霜
无所不在的帝国威仪
逐步走进帝国的中心
兵荒马乱下的从容自在
战后重来的国族教育
两代间的教养与叛逆
失落与希望

第三章
1解谜
2寻找大范男孩兼及失势的父权与坚韧的女性
不敢“大范”的年代
棒球教练的难题
不能大声说出的过去
解读几张无言的照片
文明开化的代价
……

第四章

精彩书摘

　　我反复浏览纪念册所呈现的这些既有严厉帝国规训，又有高雅精英教养的组合，揣摩着它带给父亲那世代的心智冲击，遂依稀勾起沉淀在心底的记忆感觉——我刚上南一中时的失落感。父亲毕业纪念册上的这些课外活动图像，曾经是我童年岁月对高中生活憧憬的来源，直到我自己也上了台南一中。这时的南一中却已经没有了父亲那时代的高雅文化教养的气息了，除了褪色的国族教育外，就是以联考为重心的气氛，学生的课外活动很少，就只有一个负责升降旗典礼的管乐队、一个合唱团、几个球队，以及校刊社。在三干人之众的学生中，这些可数的社团只能容纳其中少数，就是说大多数学生是不曾参加课外社团活动的。
　　一九六〇年代的台南一中在政府大众化的平等教育政策下，已经成了一个平民化的中学校。作为平民晋升阶梯的升学联考制度，成了教育的重心所在，却缺乏多样化的课外活动。但是被这个时代的文艺复兴所启蒙的少数青年学生，却有个重要的聚会场所，就是每所高中出版校刊的那个“某某中青年社”（图39、40）。心智早熟的青少年处在这热腾腾的文艺思潮环境中，却又苦于那褪色的国族礼仪与现实的升学折磨，自然就会寻到这个带着时代特殊性的某某中青年社来。几乎大半在学的文艺青少年都会循线而至，或参与编辑，或帮忙写作，或与其中人物挂上钩。
　　其实自从光复之后，这些文艺青年就有了创作空间。除了日据时期的抗日文学工作者重新现身执笔外，大陆的文艺创作也大量涌入，并且来了不少追寻理想的知识分子。当时就读南一中的四叔在这种气氛中也成了一个文艺青年，并且在他毕业前一年的一九四八年自己编撰了一本题为《奔流》的手工刊物（图41），在同学中传阅。四叔的这本小书，除了起头的一篇时事分析与搭配的政治漫画外，都是文艺作品。有中文创作小说、几首现代诗、诗人拜伦小传的翻译、电影《居里夫人》的影评、一篇托尔斯泰小说的翻译、一封翻成中文的日本老同学来信。还有一首英国诗人丁尼生的诗作，四叔说：“很难翻译中文，请读者自己翻查字典吧！”这么一本集评论、小说、散文与诗等文学作品的小册子，全部用工整俊秀的钢笔字写成，还配上也是钢笔画出的各种精致图案。很清楚这是一个还是中学生的文艺青年，运用新学会的现代白话中文，进行他自得其乐的文学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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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我在一九六三年秋天升上初中之后才真正开始上中国地理课。原因是台湾那时从小学升初中要通过联考，而且据说为了减轻学童负担，就只考国语与算术两科。于是有了这么一个效果：小学课程里的其他科目包括地理课的时间，几乎全部被学校挪用来加强国语与算术。尤其是五六年级时，我们整天都在上国语与算术两科，下课后的补习与回家的作业也全都是。
　　因此，在那个年代升上初中是个大解放，不仅不再需要补习，下午四五点就及早放学，课程也一下子多了起来，除了国、英、数之外，还有博物、理化、历史、地理、音乐、美术、工艺、体育，五花八门。而其中一开始就上的是中国历史与中国地理，对战后婴儿潮的台湾新生代而言，这是完整的中华民族教育的真正开始。
　　中国历史从黄帝开始，接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路讲下来。中国地理则从有着三十五省，还包括“外蒙、古”的一张地图讲起。这张中国地图以其形似而被昵称为一叶秋海棠，而不是一只老母鸡，东北有九个省而非三个。然而这张地图上面的铁路线纵横不过数条，稀稀疏疏。可以说，这张地图是被凝固在一九四九年，甚至更早的年代，然而却是我们学生用以认识中国地理的基础。
　　我还记得，少年时候看着中国地图上稀疏的铁路线，比较着欧美日等国密集的铁路网，曾经就在这张秋海棠式的大地图上，想象着从这城市到那城市连起一条条的新路线来。那时铁路是现代国家最重要的交通建设，詹天佑是耳熟能详的民族英雄。这是初受民族教育的台湾少年的共同记忆。
　　其实，这类民族教育在年幼的时候就已陆续出现在小学的国语课本上，即使是零零碎碎的，效果还是蛮大的。我记得还是七八岁时，下着大雨的日子，下水道不通，尚未铺上柏油的巷子满是泥泞，我和邻居几个顽皮小孩在雨中玩起了“大禹治水”的游戏。“大禹治水”是我们从学校的不知什么课上刚学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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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想起來，像羅聯絡、李昇這樣的高中老師，多半是戰後隨國民政府來台的知識份子；他們當中有的並不完全接受國民黨僵固老化的那一套說法，而企圖保存自己的一些觀點；同時，同樣是在執教鞭，相較於在心理上長年遭到較大壓制的臺籍老師來說，他們或許也有比較多的空間可以不僅僅成為一個教書匠，而可以在授業解惑之外，還多少扮演了一點傳道的角色，而且可能是傳另外一種道。這批漂泊到東方島嶼的大陸知識份子，當年來台時年輕力壯，到了我們這一代進入高中或大學時，早已垂垂老已，但還是在生命的最後階段，試圖以他自己可能的方式，夫子自道地向下一代傳達他內在深層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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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一个国家，最直接的办法是追溯它立国之初的格局。这一点似乎尤其适用于美国，原因之一是作为其立国之本的联邦宪法，自颁布之后的两百多年里，除了十多条修正案之外，没有任何变动，至今指导和规范着美国社会的一切方面。与这种稳定性适成对比的是，这部宪法在其最初制定的时候，对其中的每一个条文，制宪者之间却爆发过极其激烈的争执，其中麦迪逊、汉密尔顿等为联邦制进行的辩护最终结集为这一本《联邦论》，至今仍被公认为是对美国联邦宪法的最好解释。 　　当时的美国百废待兴——甚至还没有一个“美国”存在，因为从英国获得独立的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事实上是十三个小国家，各自都有自己的宪法、民选政府、民兵武装和法律文字体系，它们之间可能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反对英国统治。不仅如此，它们面积和人口差别悬殊，历史渊源、社会结构和人口组成都各不相同，彼此也互不隶属。因此，一个现实的问题是：独立之后该怎么办？大体上，制宪会议就是关于“美国向何处去”的争论。当时主张中央集权的国民政府论者不多，但却有一股强大的思潮坚持保留各邦独立主权的邦权论，而汉密尔顿等主张的联邦论则是这两者的妥协。 　　虽然美国历史的总体趋势是联邦权力的不断扩张，但对州权的强调却从未衰歇。时至今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各州法院的审判均表示尊重，并不以“纠正”其判决为己任；而1963年亚拉巴马州长以捍卫州权为由，阻止联邦政府让黑人进入大学的举止，更为世人所周知。美国人对“大政府”可能对地方自治权力所造成的侵犯极为警惕，而其理论的源头仍是北美十三个殖民地时期所奠定的。两百年后尚且如此，可以想见在当时那种强调独立自主、“各自好好过”的呼声有多么强烈——那时的美国，实际上是十三个小国家组成的松散联盟，与其说它像今天的美国，不如说它更像今天的欧盟。 　　汉密尔顿等人已意识到这种联盟体制巨大和根本的缺陷，那就是：“为联邦立法，要取得各邦的集体同意，不能立法管理生活在各邦的公民个人。”因此联邦决议虽然理论上对各邦宪法有约束力，实际上却常被置之不理，最多是礼貌地予以尊重。鉴于各邦情况迥异，如果要全体通过，那么“真正运作起来，会使行政陷入尴尬，摧毁政府活力”，很可能因为某个顽固的少数卡在那儿，使得明明最佳的办事模式无法获得通过。——正如现在的欧洲，取代欧盟宪法的《里斯本条约》光是为取得27个成员国的同意就花费了8年时间进行谈判和批准。如果要强行通过，或纠正某个违法的邦，那就只能用武力裁决，而到了这一步，就是全民的悲剧了。 　　此外，还有一些现实的考虑：当时初生的美国仅有300万人，还太弱小，十三个邦如果各自为政，无论有意无意，很容易让仍然敌视它们的英国找到开战理由，并各个击破。而一个全国联邦政府不仅减少了这种授人以柄的可能性，在管理财政和军队上也能减少各邦负担。联邦也为一定程度的有力决策提供了保障，而松散的联盟议会因为内部歧异太大，常常存在不稳定——后来担任美国总统的约翰•亚当斯是当时联盟议会派驻英国大使，在伦敦备受冷落，英国人不愿意与他谈通商条约，原因就是认为美国无力兑现诺言。 　　正因为美国制宪会议时的历史背景是联邦权力和邦权论的妥协，因此我们在美国的政治体制设计中处处可以看到分权、制衡原则的贯彻。汉密尔顿强调要让行政官和法官保持独立性，就必须首先让他们的薪水独立于立法部门议会。他意识到司法在三个部门中最弱，因为它永远不可能主动侵入其他两个部门，因此必须要加强司法部门的自我捍卫能力。事实上，他认为当时邦权过分高涨，以至于需要用联邦权力来加以约束和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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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进去的时候，那家伙正在吃拉面，他见我攥着菜刀，就连碗带面一起扔过来，大概是不想死，我也是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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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鴻生，台灣台南人，民國四十年生。台大哲學系畢業，留美電腦碩士，曾任職美國電腦網路公司與資策會，現從事自由寫作。著有：《揚帆吧！雪梨》（聯經，1999）、《青春之歌──追憶一九七○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聯經，2001）、《踏著李奧帕德的足跡──海外觀鳥行旅》（允晨，2002）、《荒島遺事──一個左翼青年在綠島的自我追尋》（印刻，2005）、《百年離亂──兩岸斷裂歷史中的一些摸索》（台社，2006）、《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等。其他文字散見《思想》、《印刻文學生活誌》等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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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台湾青年的成长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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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斑駁泛黃的老照片，開啟了鄭鴻生對台灣男性——服飾心理及身體感覺的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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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库：新3；破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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