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從學理的原真性齣發,堅持最終學以緻用的教育理念。通過“禮樂”這一核心,使處於媒介社會中的當代青年逐漸理解中華文化的精神內涵;透過事件分析、中外思想交流,提高思辨能力,拓寬比較文化視野,並最終習得如何在生活、工作中切身以行、學以緻用。
內容簡介
禮樂文明是傳統中國文化的核心,自周公製禮作樂和儒傢思想成為正統以來,它作為民族記憶的一部分,不斷地寫進國人的心靈,塑造著各個時代的文化特質。近年來,上至國傢文化戰略,下至民間意識,均以發展精神文明為和諧社會之要義。
《MOOK書·禮樂01:大學之道》從各角度對禮樂文化進行的嚴肅討論,包括曆史學、人類學、宗教研究、社會學、心理學、哲學、文學、錶演等各種觀察視角。進一步澄清禮樂文化在當代中國所能扮演的角色和意義。
在體裁上,收錄學術性強的論文,輕鬆優美的文人寫作,也注重引進新興的介入方式,例如攝影及平麵藝術創作、社會熱點問題解讀、個案調查報告等。還關注大眾對禮樂文化現狀的思考與社區實踐。
作者簡介
彭林,清華大學曆史係博士生導師,著有《周禮主體思想與成書年代研究》《文物精品與文化中國十五講》《中國禮學在古代朝鮮的播遷》《文物精品與文化中國》《中華傳統禮儀概要》《中華傳統禮儀讀本》《儒傢禮樂文明講演錄》《中國各代禮儀文明》《禮樂人生》等。
目錄
清華大學中國禮學研究中心發起辭
禮樂:中國傳統文化之心
盡美盡善:格義大學之道
西方近現代大學理念評析
人格:清華人文精神之魂
—— 重讀梁任公先生清華講演
反思人文學的教化使命
—— 以王國維為例
《大學一解》的從遊之道
大學所為何事
—— 從牛津、劍橋說起
分類與排序
現代大學的禮樂重建
金聲玉振、禮樂明備
——儒傢的雅樂製度
東亞中古文化景觀:百濟
精彩書摘
禮樂:中國傳統文化之心彭林
1963年7月,美國學者鄧爾麟前往颱北拜訪著名史學傢錢穆先生,就中國文化的有關問題請益。錢先生指齣,中國文化可以歸結為一個“禮”字,這是中西文化相區彆的關鍵之所在。他說,“在西方語言中沒有‘禮’的同義詞。它是整個中國人世界裏一切習俗行為的準則,標誌著中國的特殊性”,“中國人之所以成為民族,因為‘禮’為全中國人民樹立瞭社會關係準則”;“要瞭解中國文化必須站得更高來看到中國之心。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鄧爾麟《錢穆與七房橋世界》)。錢先生的論述非常精闢,不如此看問題,就無法從總體上把握中國文化的精神。
一、周公“製禮作樂”是曆史的選擇
以禮樂為一國文化的核心,在全世界堪稱獨一無二。中國人走上這樣一條道路,有其深刻的曆史原因。
在洪荒時代,人類為瞭生存,首要的任務是解決物質需求,於是,人類漸次發明瞭農業。兩河流域的居民最早成功培育瞭小麥和大麥,中國人最早成功培育瞭小米和大米,印第安人則最早成功培育瞭玉米。這是農業文明的三大發祥地。中國地域遼闊,小米是中國北方旱作農業的産物,大米則是南方稻作農業的産物。考古學傢在河北武安的磁山遺址,以及浙江餘姚的河姆渡遺址,分彆發現瞭小米與大米的遺存,數量都達十幾萬斤。兩個遺址的年代,都是距今七韆年,證明南北兩大農業文明發皇甚早。它們經過幾韆年的交流與融閤,匯閤成為夏朝的青銅文明。又經過四百年進入商朝,物質文化進一步發展,青銅文明臻於鼎盛,社會生活進入繁榮期。
中國傳統文化是禮樂文化,通常省稱為禮。認識禮樂文化,要從周公“製禮作樂”說起。曆史上的殷、周兩朝,性質判然有彆:“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禮記?錶記》)殷代的青銅文化高度發達,可惜迷信鬼神,怠於民生,尤其到瞭紂王,更是自信有天佑神助,過著酒池肉林的糜爛生活,並用酷刑鎮壓反抗者,激起天怨人怒。
周武王順應民意,在牧野與紂王決戰,腐朽的商王頃刻覆亡。武王剋商不是以暴易暴,而是一場全新的革命。西周初建不久,武王撒手人寰;繼位的成王尚在繈褓之中,不能親政。周公攝政臨朝,開創瞭他的以道德為靈魂的新政,製定瞭一套體現道德理性的典章製度,史稱周公“製禮作樂”。著名學者王國維先生說,“中國政治與文化的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周公製禮作樂,是“舊製度廢而新製度興”,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其旨則在納上下於道德,而閤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周代之製度典禮,實皆為道德而設”(《觀堂集林》捲10《殷周製度論》)。中國禮樂文化的底蘊由此奠定。後經過孔子的提倡,用禮樂化民成俗,成為古代中國經邦治國的基本模式。
二、禮樂文化的學理
一個國傢、一個民族,人口眾多,人的性格、好惡、習性各異。人有精神傢園,人的思維活動極其活躍,如何凝聚人心、管理民眾,是社會發展的最大課題。國傢不同,文化傳統不同,管理模式也就不同。世界上有相當一部分國傢依靠宗教管理社會,如阿拉伯地區主要以伊斯蘭教的教義治國;印度曾經以佛教思想治國;歐美地區則主要以基督教的教義統一民心。這些地區的文化,都以神為中心。例如基督教文化中,有一個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上帝在主宰一切。《聖經》說,每個人的心靈裏都有邪惡,沒有一刻不想做壞事,所以人性是惡的。這邪惡是與生俱來的,不學就會,不教而能的,盡人皆然,故稱之為原罪。這種邪惡如果得不到抑止,人就會無惡不作,最後成為惡魔,被打入地獄,永世不得翻身。隻有基督的血,纔能洗涮你的靈魂,為此,人要把靈魂交給上帝管理,每天禱告,做錯瞭事要懺悔,若是一錯再錯,則要受到法律的懲處。
中國文化是以人為中心的文化。幾韆年來,中國人堅信天地之間有道德,有公理,有正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相信人有良知,人性本善。在中國文化裏,人的靈魂是要由自己來管理的,通過終身的道德修為,可以成為君子,甚至成聖成賢。道德是抽象的範疇,如同空氣,看不見,摸不著,無色無臭,但它確實存在,不言而喻,如果長時間失去它,就會齣大問題。《禮記》說:“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禮是根據道德理性的要求製定齣來的製度與規範,是道德理性的體現,遵守禮,就是遵循道德理性,兩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係。
儒傢的任何理念都是通過禮來展現的,他們不是空喊道德理想,而是把它融化、落實到社會生活的每個層麵上。離開瞭禮,中國文化就成瞭空談。試看:中國人的理想社會是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有關的權威錶述是在《禮記》的《禮運》篇,可見是屬於禮的範圍。國傢的典章製度稱為禮製,建立一個好的國傢製度叫“製禮作樂”;這個製度破壞瞭,就叫“禮崩樂壞”。
人與自然如何相處,在中國文化裏,也屬於禮的範疇。《禮記》裏有一篇《月令》,記載瞭一年每個月的天象、物候以及當行之令等,其中有春天不得砍伐幼樹、不得捕捉懷孕的母獸、不得掏鳥窩等保護自然、保持生態平衡的規定。這些符閤道德理性的規定,是用禮的形式嚮社會公布,要求全民執行的。
人與人如何相處,不同的社會身份,彼此如何稱呼,如何說話,如何錶達尊重,如何安排席位,如何坐臥行走等,都是禮的重要組成部分,《儀禮》一書中的《士相見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等篇說到這方麵的許多規矩;此外《聘禮》《覲禮》等篇則記載瞭國與國之間、貴族之間的交際禮節。
人如何自處,人生如何度過,更是禮的重點之一。人生是漫長的,但關鍵之點隻有幾個。在人生的關鍵點上,寓教於禮,通過“人生禮儀”來進行人生教育,是中國禮義文化的重要特色。例如,在男子年滿二十歲時,為之舉行成年禮,教育孩子從此負起對傢庭和社會的責任;在孩子結婚時,為之舉辦婚禮,教給懂得他們“閤二姓之好”的道理;在親人逝世之後,舉行喪、祭之禮以錶哀思,教育後人慎終追遠,如此等等。在學習和踐行禮的過程中涵養德性,變化氣質。
下麵我們來看樂。
音樂是全人類共有的文化現象,凡是文明達到某種高度,音樂便隨之産生。對於世界絕大多數民族而言,音樂的功用是錶達情感,主要是娛樂、娛己或者娛神。但音樂到瞭中國人手裏,卻成為最好的教化工具。
儒傢認為,樂由心生。人不能沒有快樂,因而就一定會有音樂。音樂是人的心聲的流露,與人心的關係最為密切。今人所說的音樂,儒傢分解為聲、音、樂三個層次。聲的層次最低,是指各種自然界的聲響,或者是低級的人為之聲,其特點是沒有內在的樂理,沒有審美價值。第二個層次是音,相當於今人所說的“音樂”。人比動物高明的地方在於,人能夠發現包括七聲音階、十二律、調門、鏇律等在內的樂理,然後創作齣各種風格的樂麯,藉此錶達內心豐富而復雜的情感,這一點隻有人纔能做到,禽獸則隻能感知各種聲,所以《禮記?樂記》說:“禽獸知聲而不知音。”
音包羅萬象,其中既有健康的,也有不健康的;既有清新嚮上的,也有頹廢消沉的;它們取決於作麯者的心境、情趣、格調等因素。麯子一經錶演,就會給聽者之心以直接的影響,既可能是正麵的,也可能是負麵的。負麵影響纍積到一定程度,輕則損害自己的人生,重則會造成亡國之災。據司馬遷的《史記?殷本紀》記載,促使商紂王腐敗覆亡的因素中就有音樂,他曾命令一位叫師涓的樂官“作新淫聲,北裏之舞,靡靡之樂”。到春鞦時期,這種淫聲在鄭、衛之地依然存在,人們稱之為“亡國之音”。因此,分辨音的好壞,讓民眾多聽高雅的音樂,遠離頹廢暴虐的音樂,意義極為重大。為此,要儒傢將“音”進一步區分,把其中內容純正健康、風格莊重典雅,能夠起到道德教化作用的部分稱之為“樂”。樂是音當中最優秀的部分,既有共性,又有差彆,所以《樂記》說:“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又說:“德音之謂樂。”這一區分,普通人由於受教育的程度不足,很難理解。惟有洞察樂理的人方能明白,所以《樂記》說:“知音而不知樂,眾庶是也。”“惟君子為能知樂。”
古人所說的樂,通常包括歌詞與舞蹈在內。歌詞就是詩,流傳至今的《詩經》原本都配有麯子。相傳《詩經》三百篇,是孔子從眾多的詩篇中挑選齣來的,孔子用它做教材,教育弟子。《詩經》的核心價值在於把人們的心性引導到正確的軌道上。《論語?八佾》引孔子的話說:“《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硃子《論語集注》解釋說:“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可見,《詩》教之旨在導性情、心誌之正。所以《毛詩序》說:“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真是精闢之極。
禮與樂的作用,各有側重,湖北荊門郭店齣土的楚國竹書說:“禮,外也。樂,內也。禮、樂,共也。”就是說,禮旨在規範人的外在行為;樂,旨在端正人的心誌。兩者一起抓,則可內外兼修,成就你的君子風範。
古人把禮、樂、政、刑作為治國經邦的大經大法。《禮記?樂記》說:“禮以道其誌,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是治國的方針與內涵。政,指行政係統,是推行禮、樂的組織機構。刑,是懲處破壞禮樂教育的害群之馬的手段。所以,《樂記》又說:“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樂記》亟言禮樂的重要,屢屢以天地相比喻:“樂由天作,禮以地製。”“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認為隻有功成治定的王者,纔配製禮作樂:“王者功成作樂,治定製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
……
前言/序言
已然逝去的二十世紀,是中國思想界大裂變的時代。《詩?小雅?十月之交》雲:『高岸為榖,深榖為陵。』高大之岸陷為深榖,低深之榖驟成山陵,曾經驕人於世的中華禮樂文明,幾乎在一夜之間被西方文化顛覆,成為人類文明史上最悲情的一幕!
禮教與自由,不啻為百年前最慘烈的戰場。
1899年,嚴復著手翻譯英哲穆勒(JohnStuartMill)的《論自由》,梁任公亦追慕之,始著《飲冰室自由書》。前後三十年,自由之聲,響徹南北。其後,張之洞痛斥新修律法的革新派『喪心病狂』,引發民間反禮教聲浪。1906年,章太炎齣獄抵日,發錶演說,並撰《諸子學略說》一文,鞭笞孔學,為反禮教鑿開戶牖。後浪猛烈,張之洞雖歿,『打倒吃人的禮教』之聲,至今遺響猶在。
社會思潮的峰迴路轉,漸次見諸人心之蘄嚮。三四十年代,國難再臨,世風日衰,有識之士意識到,空談自由,無補於世,社會之進步,當求諸切實的人文建設。京城有陳寅恪、潘光旦、賀麟諸公,均以推闡梁任公『以禮為人格教育之一工具』為畢生職旨;章太炎迴歸講壇於蘇州,追悔當年所言為『芻狗』,而『以為觀象授時,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學校製度,巡狩朝覲,皆可謂之經禮』;唐文治則主持國專於無锡,倡論『國體立於禮』,如此等等。一反一復,矛頭所嚮,均在一『禮』字,錢穆先生說『禮為中國文化之魂』,洵為卓識。
禮樂之道,中國的成敗一係於此!
兩韆多年的古代中國,周秦漢唐、宋元明清,政統不斷更迭於上,然而中國依然是中國,本位文化從來沒有中斷,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跡,其深層的原因,錢先生說,是因為中國有『士』這樣一個『流品』。誌於道者謂之士,他們立誌承傳中國文化之道,以天下為己任,在民間辦書院,講學論道,培養人纔,使得中華之學統世世賡續於下。這種勇於擔當的『士大夫精神』,正是中華文明史的脊梁。立定腳跟,固守住中國的本位文化,不僅是弘揚中華文明的需要,也是人類文明對我們的寄望。
不幸的是,近代以來,士風不振,學孔孟者難見其儒傢風範,學老莊者失卻瞭道傢氣象,爭名於朝,爭利於市,正如太史公所言,『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享有世界第一智庫美譽的Rand公司評論中國知識分子,說:『他們中的大多數隻不過是一群僅僅通曉考試卻從不關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隻是製造齣一群投機分子,他們渴望能夠受益於社會所提供的好處,卻毫不關心迴報。』(2008年)士風如此,是為國恥!
班固《漢書?禮樂誌》說:『《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禮樂關乎民生日用,關乎倫理道德,不可須臾或離。今日復興中華文化,又何嘗不是如此!然而曆經百年來的抹黑,國人大多已不知禮為何物。梁任公說,『中國重禮治,西方重法治』,錢穆先生贊之曰:『此可謂深得文化分別之大旨所在。』為此,本刊以闡發、弘揚中華優秀的禮樂文明為職誌。禮是什麼?樂又是什麼?禮樂何以能治國?它在曆史上有過怎樣的貢獻?又如何為當代中國所用?都是本刊著力的主題。我們殷切地期待讀者朋友的眷顧與參與,你們的熱情與智慧,將是本刊成功的關鍵。
本輯之創闢,發源自《禮記?大學》篇,硃子將其弁於《四書》之首,至今流芳亦已八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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