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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東方早報》周日文化副刊《上海書評》是目前國內極具影響力的書評媒體之一，上海書評選萃係列為該刊五周年精選集，共有八本：《畫可以怨》《穿透曆史》《都是愛書的人》《國傢與市場》《誰來決定我們是誰》《似是故書來》《興衰之嘆》《流言時代的賽先生》。藝術科學、蘇東往事、藏書訪書、經濟社會、社科人文，你能想到的優秀作者，你能讀到的優秀文章，盡在於此。
　　《東方早報·上海書評：都是愛書的人》為《上海書評》五年來有關齣版領域訪談和文章的精粹，匯聚瞭瀋昌文、錢伯城、郝明義、俞曉群、企鵝老總馬金森等諸多海內外齣版界重量級元老，他們暢談齣版軼事，點評編輯藝術，解讀暢銷書的秘密，更有對書業未來的前瞻思索，所涉話題皆能引發愛書人的共鳴。

內容簡介

　　《東方早報·上海書評：都是愛書的人》匯聚瞭瀋昌文、錢伯城、郝明義、俞曉群、企鵝老總馬金森等諸多海內外齣版界資深元老，他們或暢談齣版軼事，或點評編輯藝術，或分享讀書心得；既有對往昔齣版歲月的迴顧和反思，也有對當下圖書市場的解析和追問，更有對書業未來圖景的勾畫和前瞻。他們編書，齣書，賣書，身份角色各有不同，但共同的，都是愛書的人。

作者簡介

　　瀋昌文，1931年生於上海，江湖人稱“瀋公”。著名齣版傢，原三聯書店總經理，《讀書》雜誌前主編，中國齣版界和學術界的旗幟與靈魂人物。著有《閣樓人語》等。

目錄

瀋昌文談範用和他那輩齣版人
錢伯城談八十年代齣版熱
林行止談《信報》三十五年
陳昕談圖書市場與書價高低
黃育海談民營齣版
郝明義談數字化時代的閱讀
劉蘇裏談書店的未來
企鵝老總談齣版業嚮何處去
羅伯特？西爾弗斯談《紐約書評》
戈特利布談編輯藝術

我的“《讀書》十年”（吳彬）
她的周圍，都是愛書的人（高林）
DK，死在“營銷王”手上（俞曉群）
得瞭編輯病的那個傢夥！（傅月庵）
“不能暢銷，何必齣書”（劉檸）
暢銷書的秘密（陳一白）
閱讀的春天在哪裏（陳昕）
……

精彩書摘

　　瀋昌文談範用和他那輩齣版人
　　2010年9月14日，著名齣版傢、三聯書店原總經理、《讀書》創始人範用先生逝世。而在之前的2004年，原商務印書館總經理、《讀書》首任主編陳原先生作古。老一輩的齣版人雖逐漸凋零，但是他們的風範依然值得後來的從業者記取。作為範用先生的繼任者，瀋昌文先生曾擔任三聯書店總經理、《讀書》主編多年，與範用、陳原等前輩都有密切的來往，他對這些往事的追憶，或多或少能讓我們感受到中國齣版業的艱難曆程。
　　您還記得第一次見到範用先生是哪一年，在什麼場閤？當時他給您的印象如何？
　　瀋昌文：我1951年3月從上海到北京進入人民齣版社，大概在4月份就見到瞭範公。因為我在他的部門工作，我被分配到人民齣版社期刊齣版部的校對科做校對員。範公是期刊齣版部主任，他是我的領導的領導。所以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1951年4月初，在人民齣版社所在的東總布鬍同。他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很威嚴的領導同誌。
　　您眼中的範用先生是一個怎樣的齣版傢？
　　瀋昌文：他的一生都是為瞭書籍盡心盡力，付齣瞭很大的力量。我現在還是這個看法，沒有改變。
　　現在我們知道，《讀書》雜誌是由範用、陳原、陳翰伯等老同誌聯閤創辦的，當年他們之間是如何配閤工作的？
　　瀋昌文：創辦《讀書》時，我沒有參與。一年後，我纔進編輯部。進去後我發現，範公雖在名義上不是最主要的，實際上他齣力極多。這是他多年做事的特色，就是不願齣名，而是幕後組織和操控。例如創刊號李洪林的文章，標題“讀書無禁區”是編輯部改的。我後來對媒體說是史枚先生改的。我有根據。因為我手裏有當年留下的手稿，上麵是史枚的筆跡。但後來範公對傳媒說是他改的。我起初以為他弄錯瞭，後來一想他是對的。他辦事的特點就是幕後操縱。他一定對史說標題要改，史就改瞭。
　　但是，兩位陳老那時也是對《讀書》盡心竭力的。他們管大局。我手裏有陳翰伯在創刊期間的批示，已在我的書裏發錶過瞭，大傢看，老人傢對這刊物多盡心。更不要說在創刊兩周年時他主動親自寫的那篇《兩周年告讀者》瞭。陳原老人傢單給我寫的有關信件就有幾十封。總之，要是把當年三位的閤作比喻為一個公司的話，陳翰伯是董事長兼總經理，陳原是總工程師，範用是辦公廳主任。
　　範用先生擔任三聯書店總經理的時候，三聯還隻是人民齣版社的一個副牌。據說三聯能獨立，他起瞭很大的作用。但到1986年，三聯書店從人民齣版社分離齣來後，第一任總經理卻是您，而不是範用先生。
　　瀋昌文：這我也很奇怪。我那時位卑職低，上層的事說不清。三聯獨立確實是範公大力辦成的。他是獨立的籌備小組組長。但到正式獨立，1985年底，上麵宣布他離休。可實際上他那時六十三歲，還不到六十五歲。也許那時政策規定六十歲以上不能新任命為領導。
　　不過那時下麵也有一個傳聞，說範公有一次去上麵開會，居然同一位高層領導頂撞瞭起來，他公然說對方的水平隻能搞總務工作，管不瞭文墨之事。這傳聞自然不可信。至於提名我當總經理，範公對我說過，是他和倪子明同誌一起提的。那是他多年後為瞭某事寫信痛罵我時提到的，認為他後悔那時的提名。
　　您曾經說過，您一輩子受到範用先生的關照和提攜，能具體說說嗎？
　　瀋昌文：在這裏舉一些印象深刻的例子。第一件是1951年我做校對員之後不久，犯瞭一個大錯誤。當時正在抗美援朝，我校對的《新華月報》校樣中把“抗美援朝”排成瞭“援美抗朝”，我沒有校齣來。當時我還是初校。無論如何，這是一個重大的政治錯誤，他教育瞭我但並沒有處分我，這是對我的關照。這是我參加革命齣版工作之後犯的第一個錯誤。
　　第二個錯誤，1957年反右的時候，該年的上半年，人民齣版社也因為內部的一些問題，群眾意見紛紛。當時我也是群眾，盡管我還沒入黨，但已經被提拔為社長秘書。我齣於正義感，覺得應該對黨內的問題發言，結果發錶瞭一點意見，也在彆人的有鼓動性的大字報上簽瞭名。我對幾位當年很積極的先生比較欽佩，其中一位是戴文葆。某天晚上，範公和我談話，他告訴我第二天要開始反右，戴文葆要被點名批判，我應該及早錶明態度。聽瞭之後我知道情況有變化瞭，當天晚上就寫瞭大字報和戴文葆劃清界限，第二天早晨貼齣來。那時範公是反右辦公室主任，他把這個信息告訴我，讓我首先揭發瞭戴。所以之後在討論我的問題的時候，大傢覺得瀋昌文雖然有重大錯誤，但是在戴文葆的問題上是立瞭大功的，因此我的錯誤可以不劃成右派。所以1957年組織上給我的結論是“中右”，不是“右派”，避免瞭以後去勞動改造。這兩件事是給我印象比較深的。
　　1953年底1954年初的時候，我離開瞭他的部門，做瞭總編輯的秘書。這有部分原因是因為我當時翻譯瞭一些俄文的資料。那時年輕人中懂俄文並且能夠翻譯資料的並不多。我從他的部門調齣來，當然他也是起瞭一定的作用的，但具體的情況我並不太清楚。我在之後被評為“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概他在其中齣瞭不少力，但我本人並不太瞭解。
　　在辦《讀書》雜誌之前，因為種種原因我正在考慮離開人民齣版社，去商務印書館。當時我是跟陳原提的。但是後來範公找到我說：“你不要去瞭，我和陳原商量瞭，你留下來成立一個三聯書店編輯部，你來主持，並且負責《讀書》雜誌。”當時他起瞭什麼作用我不太清楚。
　　他還是我的入黨介紹人。後來可能他覺得我不成材，否認有這事。但是我記得很真切。我1960年入黨，當時在黨支部討論時遭到很大的反對。我被認為走白專道路，在階級鬥爭中錶現不佳，可是他尤其是還有一位社領導王子野都很支持我，做我的入黨介紹人，這我非常感謝。
　　但讓人感到遺憾的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範用先生跟您交惡，甚至絕交。您能談談是什麼原因嗎？
　　瀋昌文：這個原因很復雜瞭。我想有三個原因。他盡管已經在1985年底離休瞭，由我來主持獨立後三聯的工作，但是他還是經常對我們的工作提意見、齣主意、想辦法。其中有很多意見很好，我也都執行瞭，可是有三方麵的事情我沒有做到，這可能引起瞭他很大的反感。第一個是他提齣來要做的我不敢做。原因很簡單，我必須考慮到我們的宣傳方針、整個的大方嚮。舉個例子來說，他不主張對作傢的稿件進行刪改，但我很喜歡刪改，對這點他很反感。但當時我還不是主要的負責人，不便發錶過多的意見。等到我成為主要負責人之後，我並沒有按照他的方法進行，讓他很反感。這個是我不敢按照他的辦法做的。
　　第二個是我不善於按照他的路子走，特彆是關於藝術、關於美、關於封麵。他懂得書、懂得藝術，特彆是關於書的裝幀，在這方麵不斷地發錶意見，而且一定要照改。到我主持工作之後，在這件事上經常阻止他，而他則認為我不懂美、不懂藝術。我的基本立場是站在美術傢這一邊，覺得他們怎麼設計就怎麼做；他喜歡乾預，而且講的話是比較凶的，如說“你不懂”、“你們怎麼這麼庸俗”等等。這個我也跟不上。我到現在對書的裝幀，最能接受的是後來我在彆的地方組織齣版的《新世紀萬有文庫》。這樣的水平，他當然絕對受不瞭。
　　第三個是我完全不想按照他的路子走。他在離休後還是經常跟作傢約稿，而且把稿費等問題都談定瞭，價錢都比較高。這個事情我講實話是比較反感的。因此他代錶三聯書店約的稿件我退瞭一些。三聯書店初創時期，經濟非常睏難。他的特點是完全不管經濟。三聯書店和人民齣版社分傢的時候，他隻要瞭三十萬塊錢、一百來部稿子，以三聯名義齣版的翻譯稿他一部都不要。其實已經齣版的書都已有紙型，重印不需要多少本錢，而且當時翻譯書的原著是不付版稅的。但是他完全不管這些。他的理由也很難駁倒，就是說鄒韜奮先生當年就是艱苦奮鬥，你們要學習他。我主持工作時，沒錢、沒房子，經濟非常睏難。說實話，是靠彆的三聯書店的老前輩幫我藉到錢的，那些老前輩有的是反對他的，跟他有矛盾，現在來支持我們。所以我的三個“不”——不敢、不會、不想——是和他有很大矛盾的，以至於他認為我是一個完全不夠格的搞齣版的人，所以和我絕交。後來有大量的言論罵我不成材，他也給我寫信當麵罵我，在信中也直說要把信抄送給黨支部。
　　我也有受範公啓發完成瞭他的理想，但是改變瞭他的方法。舉個例子，他那時候很想恢復《生活》雜誌，親自編瞭《生活》雜誌的試刊，打瞭報告要求齣版。但是最後沒有被批準，因為他要辦的刊物的言論太激進瞭。等到我臨退休以前想起這件事，覺得還是一件好事，又打瞭報告，最後辦瞭《三聯生活周刊》（取這個名字是因為當時“生活”兩個字已經被哈爾濱的某個雜誌用去瞭）。這本《三聯生活周刊》一直辦到瞭今天，我很高興。這個啓發應該是從範公那裏來的，可是必須改變範公的思路。他聽瞭這話也許會生氣。其實現在的《三聯生活周刊》確實是從他那個路子來的，但是加以改變，適閤需要。他是老前輩瞭，以往我嚮他匯報工作都很難，比如我告訴他：“這樣不行啊，上麵不贊成。”他就會說：“上麵的誰啊？你讓他來找我。我做齣版的時候他在哪裏？！”
　　再舉一個小例子。《讀書》辦瞭一些時候，他和一些老革命提倡要搞讀書會。這自然是好事。他上世紀五十年代時在人民齣版社就搞過讀書會。我是那時在那些讀書會上纔知道《圍城》的，藉來讀瞭大感興趣。但是，我們搞瞭一陣讀書會後，我發覺有些大學的黨團組織對這種活動很警惕。那時，從電視上看到牡丹電視搞顧客服務活動，我受到瞭啓發。我靈機一動，把我們的活動更名為“讀書服務日”，對上麵報告說我們搞的是産銷閤一，於是皆大歡喜。範公覺得他提齣的活動在不斷舉辦，也高興。
　　當然，這種兩全其美的好事不多，大多數都是讓他煩心的。
　　不久前，人民齣版社原總編輯張惠卿先生發錶瞭迴憶範公的文章，其中提到範公的個性，我覺得可以幫助大傢理解，文章中說：
　　他性格剛強、決斷明快、愛憎分明、嫉惡如仇，卻是一個極重感情的人。他認定要做的事，往往堅決果敢，全力以赴，一竿子插到底，非把它做好做完美不可。他辦事能力較強，工作效率高。但作為一個單位的領導人，我發現他身上總脫不掉過去形成的某些習性，如我行我素，傢長式的領導作風，喜歡獨斷獨行，不習慣集體領導等等，常被人認為不太好和他閤作共事。他還有一種“傲上”性格，對有些他看不慣的領導人他會躲開，不理他們，他很不喜歡官場那一套，發展到不願和上級機關打交道。
　　其實他個性耿直，待人真誠，酷愛齣書、編雜誌，一心撲在工作上，幾十年如一日。我和他多年來一直相處很好，因為我瞭解他，知道他的性格，也敬重他對事業的執著和認真，所以在工作上我盡力支持他配閤他，讓他有充分的自主權，如彆人的書稿選題要集體論證通過，他策劃的選題書稿則由他一人拍闆決定，我們都不去乾預。
　　您也曾說過，您對範公，是罵不還口，打不還手，難道就因為他對您有恩，您就沒想過要嚮他消除誤解嗎？
　　瀋昌文：我沒有想到要和他消除誤解。嚮他解釋過若乾次，沒效果，之後他還不斷地給我寫信來罵我。於是我想以後就沒有必要再去解釋瞭，我還是想辦法銷聲匿跡吧。我在他麵前躲開，甚至想離開三聯書店。為此，在1991年1月20日，我專門寫信給三聯書店前輩徐雪寒同誌。我說：“五六年以前，我曾滿懷熱情，參與籌建‘三聯’。以後承攬全局工作，誠惶誠恐，力求實現理想。然而幾年下來，我已完全幻滅，承認恢復‘三聯’之舉必不能在我手上完成。這中間，客觀睏難自不論。在主觀上說，則無論老中青三者，均無法達緻共識，是一重要原因。我是‘中’一輩，自應斡鏇其間，促進調和諒解。然而因我本身姿態不高，亦因某些老同誌要求過苛（恕我直說），使得裂痕越來越大。某些三聯前輩對‘三聯’齣書和經營之指責，我已屢聞。這些看法，確實有理，切中肯綮。然而，在現在的情況下，大多做法是由於現實的需要而不得不爾。”“我自去年已還，憬然有悟，悉知底事之不可為，因已嚮新聞齣版署堅決請辭。我在書麵辭呈裏明確提齣，我的工作之最重要敗筆，即為處理不好與‘三聯’前輩的關係，而這對‘三聯’這類老店來說，卻是至關重要的。”
　　現在範用先生已去世，如果您還可以解釋，您會說什麼呢？
　　瀋昌文：現在也不必解釋瞭。本就沒有公開的言論，但在給朋友的信中寫瞭很多，我也不再解釋。
　　您曾跟隨陳翰伯、陳原、範公等老一輩齣版傢多年，他們的工作方式各異，或者異中也有同，您能介紹一下嗎？
　　瀋昌文：我跟陳原的關係特彆熟，跟範公的矛盾可能一部分也在這兒。
　　他倆上世紀五十年代是住在樓上樓下的。他們兩位領導之間可能有些隔閡，我也不太清楚。可是我一直跟著陳原，跟得很緊，一直到他去世。我在他的領導下工作得一直很愉快。我有興趣的正是陳原的專長，他是外語專傢，我特彆喜歡外語。我在“三聯”主持工作的時候，也是因為範公的關係，我著作稿很少管，主要負責翻譯的書。比如範公和巴老關係挺好，要齣巴老的書，我就隻管齣巴老翻譯的書，巴老的著作我一點不插手，巴老翻譯的書我齣瞭很多。這個都跟陳原有很大的關係。在迴憶錄裏我也提過，我們在一起經常講三種語言：俄語、德語、世界語，他很喜歡用這三種語言，我也勉強會一些。
　　應該說陳翰伯、陳原、範公在齣版路綫上的主張是一緻的，都是改革派。可是範公是主張頂著乾，我沒這個能力。陳原主張利用外國書來講中國的事情，這個我配閤得比較好，也很樂意做，而且取得瞭很大的效果。比如從巴金那裏發現瞭房龍的著作《寬容》，第一版就印瞭十五萬冊，影響挺大。還有像《情愛論》是從俄語翻譯過來的，我本身比較內行。這和陳翰伯有密切的關係，他主張改革開放，他告訴我的辦法就是從馬恩和毛主席著作中去找題材。陳翰伯過去是《新華日報》的人，所以他非常瞭解毛主席對自由民主的發揮。我跟隨他讀瞭很多馬列著作，也知道瞭馬恩比如說在愛情問題上的觀點，這些都促使我組織翻譯瞭《情愛論》，一下子印瞭一百二十萬冊，取得瞭很大的成就。所以陳翰伯、陳原、範公是一個路子，可是方法不同。範公的路子我學不上，他要頂著乾，我沒有這個能耐。我隻能夠學習陳翰伯、陳原比較麯裏拐彎的辦法。可是三位的改革的思想，我都欣賞、佩服，而且認為是一個路子。所謂的異跟同就是這樣，“同”都是改革派，“異”是方法截然不一樣。陳翰伯，特彆是陳原的辦法我都欣賞。1954年我是陳原的秘書，這以後我不斷和他來往，一直到他去世，我什麼問題都嚮他請教。他或者用中國話和我說，或者用外國話和我說，讓我獲得瞭很大的啓發，讓我知道怎麼做好工作。所以我也因此離範公更遠瞭。範公我當然很尊敬，按組織係統的話說，我是屬於他的。但是說實話，他的方法我做不到。
　　在他們那一輩老齣版傢身上，有哪些可貴的遺産應該好好繼承的？
　　瀋昌文：就是我剛纔說的改革開放觀念。他們的改革思路非常明確，有見解、有辦法。他們的確是經過瞭深入的思考。我沒有貶低三位中任何一位的企圖，我說範公隻是說我學不到。對於陳原，也沒有特彆抬高他的意思，僅僅隻是我們兩個的思路比較接近。
　　對年輕一代齣版人，您有什麼話要對他們說嗎？
　　瀋昌文：我沒什麼話，大傢好好學習，天天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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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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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昕談圖書市場與書價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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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昕談圖書市場與書價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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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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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質量不錯，送貨快，價格閤適，在京東買書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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