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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安倍上台，誓言带领日本重回大国时代，一说明日本已承认从大国掉队，二暗示安倍寻找新途径刺激疲软经济。评述安倍经济学，最有发言权的就是《日本的反省：走向没落的经济大国》作者“日元先生”——榊原英资。中国是否会步日本后尘，能否从日本得到警示，《日本的反省：走向没落的经济大国》一书作者为大藏省最高官僚，在国际金融界声誉极高，他经验丰富、治学严谨、国际视野开阔，以理性、客观、专业向大众读者呈现为什么说日本会没落，亚洲竞争会如何演变，世界会步入怎样的后产业时代。

内容简介

　　如果日本岛国失去危机意识，那没落之日也就为期不远了。时代不断淘汰，并筛选出新的宠儿。然而，总有忠于国家的有识之士，挽救日本于危急时刻，幕府时代有武士、明治维新时有农商阶层，如今，重任由经济学者担起。这一次，日本站在哪一历史折点，又意欲采取何种革新路线？这一次，日本还能幸运地绝处逢生，重回大国时代吗？与格林斯潘齐名的“日元先生”榊原英姿指出，世界正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向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过渡，资本由追逐的目标变为手段，而在这几百年一遇的大转型期，日本仍沉醉在“世界经济第二”旧梦中，轻视中国、印度新兴国家市场，忽视技术、人才和信息的力量，甚至在国内提倡错误的“金融立国”、“宽松教育”等口号，在没落之路上渐行渐远。如今，日本的技术和制造业优势逐渐被韩国、中国、印度等国赶超，国内政治与媒体竭力迎合大众，奉行市场原理主义瓦解公共意识，公开宣扬“金钱至上”，本身就顽疾缠身的日本，更暴露出种种没落之征兆。然而，与其说这一册是日本的“没落记录”，不如说是以榊原先生为代表的精英呼吁“彻底改革”，挽救命悬一线的国家的倡导书。

作者简介

　　榊原英资，1941年生于东京。东京大学经济学部毕业。进入大藏省后，又取得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历任IMF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客座副教授、大藏省国际金融局长、财务官，升至日本官僚系统的最高位。被称为“日元先生”，致力于汇率、金融制度改革，在国际金融界影响力不亚于格林斯潘，拥有极高的学术声誉。先后任庆应义塾大学教授、早稻田大学教授，现为青山学院大学教授。
　　著有《读懂日元读懂世界》、《日本的反省：日元能拯救日本吗》（东方出版社近期出版）、《熔毁》、《大萧条世界会这样变》、《美元漂流》、《龙马传说的虚实》等。

目录

文库版前言
前言
序章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
第1章 日本株式会社没落之日
第2章 世界市场在剧变，日本企业被落下
第3章 迎合大众主义促使日本灭亡
第4章 公共意识的崩溃
第5章 教育改革
第6章 金融和养老金制度的深层次问题
第7章 日本的出路——-彻底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精彩书摘

　　仅靠日本人和日本国内经济，越来越不可能完成各种政策目标。日本正因感受到中国、韩国迅猛发展势头的压力，越来越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在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以这种方式是没法生存下去的。
　　不仅是政治，企业也必须有意识地进行自我改革。针对全体日本人进行的文化大改革也很有必要。
　　而且改革的实现，首先需要强烈的危机感。
　　在21世纪初的今天，所有日本人都要有“十年以后，日本有可能走向没落”的这种危机感。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我们的确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这个事实。
　　政府方面，先是小泉时代逆流而动，强行推行了反华路线，继而安倍内阁也全面高举了目光向内的民族主义大旗。而企业的动向，依然停留在以往经营策略的延续层面，只关注接受高附加值产品的国内和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市场，针对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的发展规划远远滞后。
　　这种现状不用担心吗？日本能适应国际社会中的角色转变吗？
　　在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日本还能适应经济规则的变化，获得与产业资本主义时代同样的成功吗？
　　我怀有强烈的危机感：日本是否正一步步地走向没落呢？
　　例如，日本政府累积的债务，已达到接近900兆日元的危险状态，而且还在以每年20兆以上的速度持续增加。可以预计：除财政赤字之外，经常收支也迟早会因少子高龄化等出现赤字。这样下去势必迫使政府大幅降低养老金支出与医疗支出吧？其结果是我们早晚会进入结构性日元贬值时代，人们的生活水平也会不断滑落。
　　总而言之，现在的日本人一边依赖高度经济增长期创造的财富生存，一边靠借贷维持泡沫经济时代的生活水平。
　　与其相反，安倍首相是布什式的自由主义推进者，他是已经过时了的新保守主义者，强烈推行反共主义、反社会主义、反华等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政策。
　　我担忧的是因他眼界不够开阔，最终会受到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制约。
　　一个典型事例就是从军慰安妇问题。2007年7月，美国众议院议会通过决议，要求日本就慰安妇问题道歉。这说明，由于意识形态外交受到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日本把美国议会变成了自己的敌人。
　　其实彼时美国众议院提出的慰安妇问题议案，在美国并不是重大政治争论的焦点。但日本的新保守主义分子在《华盛顿邮报》上对美国这一议案大加反驳，引发了日美的舆论战。据说该议案在议会最终获得通过的原因之一就是日本通过报纸反驳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日军在多大程度上牵涉从军慰安妇问题，有关这一点尚有争论的余地。但不能否认从军慰安妇的确存在。
　　安倍首相访问美国，美国媒体介绍他时使用的字眼是“民族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并把安倍描述成了意图将战后保守主义向更极端的民族主义演变的人物。
　　安倍晋三首相访问印度，清晰地展示了重视日印关系的姿态，这一点值得肯定，但日本的新保守主义阵营所宣称的“日本缔结友好关系的对象不应该是中国，而是印度”的论调，大概令印度政府颇为尴尬吧？
　　在印度看来，他们希望与中国和日本同样保持友好关系。但是，我有时怀疑，日本民族主义者们对印度政府的这一姿态到底理解多少呢？
　　总之，随着少子化和老龄化加剧，在所有发达国家，关于医疗和养老金等与生活相关的部分都成为了备受关注的政治焦点。
　　在日本，人们终于开始把养老金问题作为政治的中心课题来处理了，但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还没有在摆脱理想臆测、立足现实的基础上，拿出可持续发展的新制度方案来。深陷大众迎合主义的政治家们都闭口不提财政负担，就知道承诺给付水平。所以不光是养老金，老人护理和医疗等也给政府财政带来巨大压力。
　　现在日本在养老金、医疗、福利等社会保障领域，就像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死板，完全没有英国那样利用民间力量的智慧。照此下去，日本将不得不在大幅度增税和国家财政破产之间做出选择。
　　中国政府的金融政策是否值得信赖？金融法制是否健全？在纽约，所有人都可以进行外汇交易；在上海，是否可以同样进行人民币买卖？
　　成为国际结算货币，首先需要广阔的市场。
　　如果没有使那种货币大量买卖所需要的流通量和市场参与者，就不能作为结算货币发挥作用。美国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形成国际结算货币所需要的流通量和市场规模。这不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超越的。
　　虽说未来中国经济会继续增长，但是，亚洲还有其他国家，据预测，印度正在形成巨大的市场，日本也依然保有相当的经济规模。在这种状况下，一国货币难以获得支配性地位。
　　如果想不依赖美元进行结算，亚洲各国只能通力合作，建立欧元型的亚洲共同货币。
　　我呼吁在今后的40～50年内，亚洲各国要以发行共同货币为目标不断努力。欧元从准备到发行经历了半个世纪。在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阶段方面，亚洲各国之间的差距远远大于欧洲诸国，即便从现在开始准备，最终能在什么时候发行共同货币，现在也还无法预测。
　　虽然日本政府宣称日本成为金融中心会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但却看不到国家采取实际行动来主导和推动日本的国际化发展。反而，我感到现在的自民党政权更强化了民族主义倾向，越来越缺乏开放性。
　　……

前言/序言

　　《日本没落》（朝日新闻社）出版于2007年12月，距2006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成立刚过去一年多。当时日本自民党内部因“小泉改革”而陷入混乱，如小泉纯一郎所期待的一般“四分五裂”、失去方向，于是政权被交接给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安倍晋三。此时的日本社会，就像自民党的末期政治所表现的一样，完全不能适应新的时代变化，因而陷入了20世纪综合症的漩涡。
　　2009年夏，民主党在大选中获得绝对多数选票，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但成立的鸠山由纪夫内阁，并未实现根本性改革。自在联合国发表《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排放25%宣言》开始，鸠山政府相继推出发放儿童津贴、公立高中免学费、养老金制度根本性变革等一系列对民众极富吸引力的政策，国民的期待值似乎在一夜之间大为高涨。但最终没有一项措施取得真正成功。首相宝座也成为了类似自民党执政末期频繁显现的“烫手山芋”，现任首相菅直人又取代了鸠山由纪夫。
　　也就是说，尽管自笔者抱着强烈的危机感于2007年出版《日本没落》一书以来，已过去三年，日本的社会状况仍旧没有任何改善。反之，在笔者看来，危机甚至更加趋于严重。
　　日本正在走向没落，这是人人有目共睹的。而现在是挽救这个国家的最后机会，时机一旦错过，将永远无可挽回。
　　这绝非是危言耸听。
　　我再重申一次，现在是挽救日本的最后机会。我们必须正确理解国内外形势，制定着眼于未来的国家战略——不是仅为解决当前问题的临时性策略，而应该是富于战略眼光的、考虑到日本这个国家今后数十年乃至数百年持续发展前景的长期政策。
　　20世纪后半期，的确可以说是日本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时期（50年代到70年代），日本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GDP（国内生产总值）逐渐超过欧洲各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1979年，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出版了《日本第一》一书；笔者（榊原，以下同）1980～1981年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任客座教授时，亲眼目睹了当时的索尼社长盛田昭夫到哈佛大学演讲时的热烈场面。日本作为生产大国，凭借制造业开始了全球性的扩张，索尼、丰田等跨国企业在欧美的地盘逐渐巩固。当时“日本威胁论”在欧洲广为流传，日本的崛起震撼了世界，笔者于1990年由东洋经济新报社出版的《日本超越资本主义》经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推荐，三年后出版了英译本。这些说明飞速发展的日本企业和日本经济受到美国极大关注。
　　但是，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产生了“泡沫经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裂，日本经济发展进入“失去的十年”。进入20世纪90年代，受墨西哥通货危机（1994~1995）、阿根廷经济不稳（1995）等因素影响，美国金融业受创，美元贬值，日元开始升值，1995年4月甚至达到1美元兑换79.75日元的历史最高值。1995年1月就任美国财政部长的罗伯特？爱德华？鲁宾明确提出美元升值政策，直到1999年卸任为止，他一直主张“美元坚挺是美国国家利益所在”。罗伯特的政策取得成效，日元过度升值得到矫正。1995年9月美元与日元的汇率恢复到1美元兑换100日元的水平。但在1997~1998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国内也发生了金融危机，银行倒闭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出现，如北海道拓殖银行（1997）、日本长期信用银行（1998）、日本长债券信用银行（1998）相继破产。受危机影响，汇率滑落到1美元兑换147日元（1998年秋），日本又不得不停止多年的“不介入政策”，重新出售美元开始介入。
　　进入21世纪后，日本也出现过几次经济恢复期，但从长远走势来看，低成长率难以改观，“失去的十年”已成为“失去的二十年”。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继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之后，中国大陆、印度等开始实现高速增长。中国虽曾在八九十年代出现大幅波动，但进入21世纪后，一直保持约10%的平稳增长，GDP更在2010年超过了日本。印度的增长速度也由之前的5%～6%提高到目前的7%～8%。
　　笔者在2007年出版的《日本没落》一书中已经预测到中国、印度良好的经济增长趋势。从这二三年的实际状况看来，印度的增长速度比2007年预测的还要快，在2020年到2030年之间，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发生逆转，印度有可能会超过中国。
　　纵观四五千年的世界历史，可以发现大多数时代中国和印度都占据着世界第一或第二的经济大国的位置。据荷兰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估算，1820年中国和印度两国的GDP总量约占世界GDP总量的近45%。中国和印度的没落源于自19世纪中叶开始的欧美殖民运动，在这期间两国的财富被大量掠夺。印度在1858年成为英国殖民地，187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为印度皇帝。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日本、德国、意大利轴心国和英国、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之间的战争，同时也成为亚洲脱离欧美殖民统治的契机。当时的日本领导人和军部以“解放亚洲”的名义，参加了战争。虽然这是当时的日本领导人和军部发动战争的借口，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帮助实现了亚洲的解放。日本的确侵略过中国，但对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解放也做出了不少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地区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高速增长地区，先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然后是东盟（东南亚国家联盟），进入2000年后，中国大陆和印度也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增长。
　　2008年9月，雷曼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世界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经济主动权明显从欧美各国向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转移，这同时提高了这些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所谓的“金砖四国”以超过人们心理预期的速度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虽然受金融危机影响，增速暂时放缓，但关于2050年的世界GDP预测，据说金砖四国的优势不会发生改变。
　　直面当前的全球经济发展大潮，我们不得不说日本已经明显滞后。正如单行本《日本没落》一书所提到的，2007年次贷危机发生以来，世界经济体系和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笔者也指出日本必须遵循新的经济规则，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去适应形势发展。但现状是日本目前尚未完全理解这次前所未有的变化，并未提出有效的战略方针。看来日本被国内的不景气状况牢牢束缚，顽固地拒绝面对国际形势的发展。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社会和经济逐渐进入成熟阶段，但政府和企业都没有清晰地认识到这个巨大的结构转换。他们依然梦想着继续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不断制造经济泡沫，然后再看着它破裂。另一方面，日本企业尚未摆脱“制造业依赖综合症”，自我感觉良好。当然，日本制造业的确拥有极高端的技术和高素质的劳动力，这是一个优势，但应注意到日本国内市场已明显趋于饱和，企业为了维持发展，有必要寻求海外市场，向国外转移生产基地。同时，在国际市场上，面对韩国和中国的步步紧逼，又不得不在新技术和高质量方面开展竞争，在这种两线作战的状态下，我们不得不承认局面是首鼠两端、难以兼顾。目前日本国内市场尚显庞大，摆脱国内市场为中心的模式相应也伴随着巨大的阻力。
　　过去的25年，日本一直致力于飞速发展。蓦然回首，发现自己正处在世界前沿，失去了追赶的国家和目标。另外，由于积累了大量财富，逐渐失去了曾有的竞争意识和活力。
　　收入的增加和国民的整体中层化意识推动了政治的“民主化”，却又陷入平民主义（愚民政治）的漩涡：媒体和政治都越来越表现出竭力迎合大众心理的倾向。教育领域倡导“宽松教育”、公平至上，否定竞争、否定精英教育，导入学校群制度（为了使各个学校成绩均衡，学校按比例分配合格学生的入学考试方法）。曾经的名牌高中，如日比谷高中、新宿高中、户山高中在平均化的潮流中，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名牌高中只剩下麻布、开成等私立学校。
　　另外，日本社会市场原理主义蔓延，夸大地推动了所谓的“官僚政治向国民主权更迭”，“公”即公共利益的意识淡化。一切为了国家和社会的观念被认为已经落伍，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家人。说是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调整经济的发展，其实分明是亚当？斯密（1723~1790年）时代的自由放任主义。国家不是万能的，但市场同样更不是万能的。
　　如果否定竞争，否定公共意识，经济就会失去活力，社会就会失去向心力。成熟社会确实需要“宽松”，但这绝对不是否定竞争，更不能成为在教育领域推进平等化的理由。正因为存在竞争，人们才会不断切磋摸索，不断努力。无论是体育界还是演艺界，都是如此，更何况是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安逸的环境培养不出人才，更培养不出忍耐力和干劲。
　　公务员为了国家努力工作，员工为了公司努力劳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优秀品质。“武士奉公”曾经是日本民族的象征，现在依然是日本宝贵的精神遗产。为了阻止日本走向没落，我们必须再次重视竞争，努力重建以坚忍为美德的社会。
　　榊原英资
　　201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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