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悲剧性人物，他的悲剧部分源自其个性，部分源自他所身处的清末民初的“转型时代”。《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主要讲述了置身于那个中西、新旧、左右、赤白相互交错、交锋、交战的“转型时代”，王国维如何自处，如何应对，如何选择，如何进退，如何从“学术”走向了“社会”，最终成为与一九四九年之后的陈寅恪交相辉映的人物。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作者从国学大师王国维身后，别具匠心的梳爬了许多长期为学界所忽视的脉络和史料，极大弥补了“王学”研究的空白。
作者简介
周言，《知识人》丛书主编，著有《王国维与民国政治》、《革命时代的知识人》、《余英时传》等书，编有《不确定的遗产：哈佛辛亥百年论坛演讲录》、《辛亥百年：回顾与反思》（列入博源文库丛书）等书，译有裴宜理《挑战天命：中国的社会抗争与国家权力》等，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精彩书评
在文学上，有所谓作家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矛盾，比如法国作家巴尔扎克，他政治上是保皇党，但他一生写了九十一部小说，其作品被称为法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王国维在政治上也是保皇党，但他集史学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有着多方面的巨大成就。何以如此，读完周言这本书，可以帮助你解开这一秘密。——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杨天石
近代中国变迁迅速，王国维以传统儒者几乎经历两次改朝换代，内心的感受可以想见。周言此著描绘王国维于世变之际，从关怀国事到专心治学，从旁及西学到专研国故的学术之路，并写出王国维和其他清朝遗老沈曾植、罗振玉、郑孝胥等人在民国建立前后的心路历程，是一部富有创意的好书。
——台湾中研院院士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张玉法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悲剧性人物，他的悲剧部分源自其个性，部分源自他所身处的清末民初的“转型时代”。周言此书依赖周全的史料，刻画出王国维复杂多变的一生。本书叙述生动、剖析深入，读来趣味盎然，又引人深思，是值得仔细品味的一部佳作。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黄克武
不少人曾说，当下中国的年轻人缺少历史感，他们活在当下，只为眼前，然而青年学者周言却不在此列，这位著述甚丰的青年学人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让他对纷繁复杂的当代世界别有所察，他的新作探讨的是晚清民国的大儒王国维先生，同王国维先生一样，周君虽置身中国，但他对西方文化同样相当熟稔，要把王国维这位二十世纪初具有开创性的学术巨子介绍给二十一世纪的读者，周君堪称最理想的人选。
——弗吉尼亚大学荣誉教授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作者 易社强
王国维的五十载人生，恰逢清末民初的政治剧变和学术转型。置身于这样一个中西、新旧、左右、赤白相互交错、交锋、交战的“大”时代，学人王国维如何自处，如何应对，如何选择，如何进退，周言此书作了设身处地的分析、眼光独到的观察和简明扼要的描画。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王奇生
目录
王国维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变局引 言
清遗老与辛亥革命 冯天瑜
第一章 清帝逊位与罗王东渡
第一节 乘槎浮海
第二节 《清帝退位诏书》的台前幕后
第三节 抨击袁世凯
第四节 《颐和园词》中的晚清史事
第二章 遗老身份的自我确认
第一节 哀悼端方
第二节 再骂袁世凯
第三节 祭奠隆裕太后
第四节 遗老群体的形成
第三章 学术精进
第一节 宋元戏曲有阳秋
第二节 封泥研究
第三节 纠沙畹之谬
第四节 金文之学
第四章 非复辟不能存中国
第一节 罗振玉归国
第二节 遗老眼中的民国乱象
第三节 国内政争的加剧
第四节 复辟浪潮的初起
第五章 重归故国与学术回顾
第一节 初交沈曾植
第二节 与林泰辅的论战
第三节 与日本惜别
第四节 归国之后的沉潜
第六章 哈同花园与上海
第一节 初入哈园
第二节 学术发展期
第三节 与遗老往来
第四节 沉湎礼制之重建
第七章 北京政争与地方
第一节 王国维书信中的讨袁运动
第二节 国内局势的变幻 | 87
第三节 袁世凯去世之后的政局
第四节 罗振玉的观望
第八章 时局的异常与复辟的再起
第一节 遗老的异动
第二节 复辟的再起
第三节 参加淞社
第四节 重回日本
第九章 遗老与张勋复辟
第一节 沈曾植的蠢蠢欲动
第二节 罗振玉眼中的康有为
第三节 王国维的忧心如焚
第四节 张勋复辟中的王国维
第十章 复辟之后
第一节 面对残局
第二节 《游仙》存哀思
第三节 寄寓殷周之际
第四节 心期上古
第十一章 遗老与欧战
第一节 王国维的预言
第二节 沈曾植与罗振玉的激辩
第三节 辜鸿铭的批评
第四节 郑孝胥与梁启超的反应
第十二章 欧战告终 赤化方兴
第一节 欧战与赤化
第二节 罗振玉的忧虑
第三节 溥仪的“反赤复国”
第四节 小朝廷内部的分歧
第十三章 中外矛盾与国内政争
第一节 内政与外交
第二节 罗振玉的幻想
第三节 国内政局与国际局势
第四节 南北局面的僵持
第十四章 遗老与共产主义
第一节 晚清士人与俄国
第二节 关注俄国革命
第三节 遗老眼中的赤化
第四节 奏折中的赤化问题
第十五章 十月革命与中国知识界的分野
第一节 《晨报副刊》的左右之争
第二节 徐志摩的思想转变
第三节 徐志摩的苏联之行
第四节 徐志摩与陈毅之争
第十六章 赤化与反赤化
第一节 “赤白仇友之争”的台前幕后
第二节 胡适的误入歧途
第三节 青年党的奋起
第四节 章太炎的讨赤努力
第十七章 新文化运动的冲击
第一节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质疑
第二节 王国维与北大的分分合合
第三节 罗振玉的应对
第四节 遗老的集体活动
第十八章 遗老与五四
第一节 王国维眼中的五四
第二节 剿灭过激党
第三节 林纾的激烈反对
第四节 辜鸿铭与胡适的争论
第十九章 学术地位的确立
第一节 胡适的瞩目
第二节 北大的垂青
第三节 日本的橄榄枝
第四节 《观堂集林》的出版
第二十章 遗老梁济之死
第一节 梁济之死的争议
第二节 新派人物的看法
第三节 梁漱溟的反驳
第四节 胡适与徐志摩的议论
第二十一章 遗老的凋零
第一节 梁节庵之死
第二节 劳乃宣之死
第三节 沈曾植之死
第四节 溥仪大婚
第二十二章 入值南书房
第一节 南书房行走
第二节 兢兢业业
第三节 小朝廷内斗
第四节 两封奏折
第二十三章 冯玉祥逼宫始末
第一节 清查宫中财物的风波
第二节 局势的转折
第三节 遗老的愤怒
第四节 社会的反应
第二十四章 任教清华
第一节 清华国学院的成立
第二节 王国维就任清华
第三节 陈寅恪远道而来
第四节 清华岁月
第二十五章 罗、王歧途
第一节 失和之起因
第二节 关系之恶化
第三节 郑孝胥推波助澜
第四节 罗振玉的悔悟
第二十六章 时局的激变
第一节 北伐军兴
第二节 学生的恐慌
第三节 叶德辉之死
第四节 日本人的追忆
第二十七章 王氏之死
第一节 死前的镇定
第二节 赴死的从容
第三节 三次追悼会
第四节 梁启超的哀悼
第二十八章 围绕罗、王的争议
第一节 陈寅恪的刻意拔高
第二节 溥仪的猜测
第三节 傅斯年的道听途说
第四节 后世的以讹传讹
第二十九章 王国维之后的清华
第一节 章太炎与清华失之交臂
第二节 地下党的兴起
第三节 校内风潮的起伏
第四节 陈寅恪一九四九
第三十章 伪“满洲国”的吊诡
第一节 伪“满洲国”的成立
第二节 局外人与局中人
第三节 罗振玉的心灰意冷
第四节 伪“满洲国”的覆灭
后 记
精彩书摘
清遗老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之于清遗老这一群体的震动，不仅仅在于类似于明末清初遗民群体历经王朝更替的天崩地裂，更重要的一如李鸿章上书慈禧太后的奏折中所言乃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伴随着政治面貌的天翻地覆，纲常伦理亦土崩瓦解，新思潮、新学说蜂拥而至，清遗老在这一局面中何以自处，令人深思。王国维一九二四年曾在上书溥仪的奏折中痛言：“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为新说所统一矣，然国之老成，民之多数尚笃守旧说，新旧之争，更数十年而未有已，国内混乱，无所适从。”
这一无所适从的境遇，恰恰可以以王国维等诸遗老自身的经历作为注解，王国维、罗振玉二人在辛亥革命之后东渡日本，辛亥革命之于罗、王二人学术上的影响，多多少少可以找出痕迹，而沈曾植、郑孝胥二人于辛亥革命起时寓居上海，沈氏书札中清晰地留下了其对于辛亥革命的反感，而郑孝胥斯时是盛宣怀的幕僚，他在辛亥革命中的种种行动，亦颇令人玩味。
一
辛亥革命起，王国维与罗振玉携家东渡，一去数年，王氏的学术取向也因辛亥革命发生深刻变化。他于民国初年所写的《宋元戏曲考》，即是其文学研究上的绝笔之作，日久经年，当日本学者问及其在宋元戏曲上的成就时，王国维只字不提，连称不懂。
这一学术上的转变，罗振玉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及辛亥国变，予挂冠神武，避地东渡，公携家相从，寓日本京都，是时予交公十四年矣……至是予乃劝公专研国学，而先于小学训诂植其根基，并与论学术得失。” 罗振玉虽然极力强调自己之于王国维学术道路改辙的作用，但却未能强调这一作用的起因，对此，王国维的弟子徐中舒给出了清晰的答案：“辛亥之役，罗氏避地东渡，先生亦携家相从，寓日本之西京。罗氏痛清室之沦亡，于西洋学说尤嫉恨之。至是乃欲以保存旧文化之责自任，且劝先生专治国学。先生乃大为感动，遽取前所印《静安文集》尽焚之。”
而王国维本人对此亦有文字留存，可供佐证。一九一二年日本学者狩野直喜游欧洲，王国维作诗送别，王国维在致铃木虎雄的信中有两处记载。一次王国维写道：“先生欧洲之行，本拟作五排送之，得数韵后颇觉不工，故改作七古，昨已脱稿。兹录呈指教。”另外一次则谈及其他诸事：“前日车站晤言，甚慰渴想，索送狩野教授诗稿，兹特呈上，惟诗中语意，于贵国社会政治前途颇有隐虑，与伦敦《泰晤士时报》意略同，窃念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国维以亡国之民为此言乎，贵国人观之，或恐不喜，登录杂志与否，祈斟酌为幸。”
信中所言诗稿，本是送别之作，但却寓意其中，不仅论学，而且论政，将自我一腔徘徊于政学两界的复杂心理，展露无遗，其中当然留下了其学术易辙的线索，诗云：“君山博士今儒宗，亭亭崛起东海东。平生未拟媚邹鲁，肸蚃每与沂泗通。自言读书知求是，但有心印无雷同。我亦半生苦泛滥，异同坚白随所攻。多更忧患阅陵谷，始知斯道齐衡嵩。夜阑促坐闻君语，使人气结回心胸。”
其中“我亦半生苦泛滥，异同坚百随所攻”当然指的是其在辛亥革命前于哲学文学美学之的矛盾，“多更忧患阅陵谷”，指的是辛亥革命，“始知斯道齐衡嵩”，则可与此年王国维即将写毕《宋元戏曲考》之后转向国学研究相印证，罗振玉与徐中舒的说法，于此也就得到了注解。
除却王国维在学术上转向国学研究印证辛亥革命对其具体影响之外，其在书信中多次提及辛亥革命之于其具体影响，同时也对于辛亥革命之后的政局多有描述，王国维最终在遗老的路上渐行渐远，其目睹张勋复辟，入职南书房，亲历冯氏逼宫之时的言行，俱可作为佐证。
王国维在一九一三年致罗振玉的信中对于国内的护法运动表示了自己的关切：“南北交讧，势成决裂，然将来或以妥协了事，亦未可知。”又如一九一六年二月谈及沈曾植之于中国时局的观感：“乙老昨日长谈，颇负悲观。乙老对时事，谓南人欲恢复辛亥冬间状态，是适以助北，故近又不能乐观云云。” 再如三月四日致罗振玉之信谈及讨袁运动：“昨寐老言，北方既不能支持，而云贵两省蔡锷、李烈钧两党交閧不成事体……一切状态与辛壬之间无异。”“静观大局，乱靡有定，识者多谓此次当烈于辛壬之变。”
由此种种无疑可以看出，王国维绝非固守书斋不问政治的学人，他的学术取向与他的政治观念、政治取向紧密相连。尤其是辛亥革命以来事变与时变之于他的深切刺激，从张勋复辟至冯玉祥逼宫，从俄国革命至国共北伐，王国维在书信文章中皆有深切反省，这些线索，提示了我们这位悲剧性的学人背后更加意味深长的内容。
二
罗振玉在辛亥革命之前，曾积极投身戊戌变法，同时兴办教育，创办《农学报》、《教育世界》等刊物，名驰海内，湖广总督张之洞在一九○三年上书朝廷举荐罗振玉时曾言：“学问优长，近年究心中外农学及教育学，广为搜集选辑流转，深裨世用，确系有用之才。”他与张之洞等清末高官交往密切，由此也为他日后成为清遗老埋下了伏笔。
辛亥事起，罗王相约东渡，由此成就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此处略去不表。值得注意的是罗振玉在回忆录《集蓼编》中，对于其东渡日本之后的学术活动有所提及，但他依然对于政治表现出了深切的恋恋不舍，充分体现了罗振玉徘徊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彷徨，也充分体现了其作为一名清遗老的政治立场，谈及武昌起义，罗振玉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武昌变起，都中人心惶惶。时亡友王忠悫公亦在部中，予与约各备米盐，誓不去，万一不幸，死耳。及袁世凯再起，人心颇安，然予知危益迫也矣。”
罗振玉不仅与王国维一样在辛亥革命时决意效忠清室，同时对于袁世凯的崛起，表现出了迥异于常人的不安，然而需要提醒注意的是，事后追忆的文字，往往带有自我标榜的意味，正如罗氏过分强调辛亥之际他的忠告之于王国维学术转轨的影响，对待罗振玉辛亥之际的言行，不仅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罗振玉斯时的言论，无疑意味深长，罗振玉指出：“方予携家浮海时，汉阳已克复，武昌尚未下。都中同志，尚冀时局可以挽回。宝公（熙）谓予曰：‘君竟洁身去耶？盍稍留，俟必无可为，然后行。’予乃诺以送眷东渡后即孑身返都。既至东三日，即附商舶至大连，遵陆返春，明知已绝无可为，践宿诺而已。比至，众亦谓大事已去，留旬日，乃复东渡。壬子岁朝，逊政之讯乃遽至海东矣。”
可以看出，罗氏之所以于清室如此尽忠尽职，不仅在于自身的政治认同与学术取向，他人的激励亦是其中重要原因。与王国维不同之处在于，罗氏精通世故，所以行文中留下了践宿诺的文字，但是究竟践诺与否，亦需仔细考察，前文提及“万一不幸死耳”，未能践诺，及至冯氏逼宫，又与王国维相约赴死，亦未践诺。王国维自沉之后，陈寅恪挽诗中有云“越甲未应公独耻”，既是对王国维践诺的由衷表彰，也是对于罗振玉的微辞。罗氏之政治态度，由此可见一斑，而其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于日本与王国维切磋学术，究竟有多大的坚持，亦不难细察。
一九一四年罗振玉因多种原因，决意返回国内，在沪上会见遗老领袖沈曾植，他在回忆文字中，依然对于袁世凯愤愤不平，这不妨作为尚存真伪争议的史料加以考察，罗氏此文，亦可管窥其暮年日渐深重的遗老心态，尤其是其在沪上约见沈曾植时重归故园的感慨，亦让人玩味：“袁氏假共和以窃国，阴欲窃帝号以自娱，及称帝不成，而愤死。柯廖园学士乃邮书，招予返国，谓袁已伏天诛，辽东皂帽盍归来乎？予复书，言郿坞虽倾，李郭尚在，非其时也。”
三
作为一个被学术史几乎遗忘的人物，九十年代以来，沈曾植的重新浮出水面，无疑是一件让人欣慰的事，王国维曾在《七十寿序》中对于沈氏不吝赞许：“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王国维笔下这位继往开来的人物，湮没在浩瀚的历史中，不复踪迹。九十年代葛兆光曾经援引沈氏晚年自寿诗，感慨历史惊人的遗忘：“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未有斯人。”沈氏的生平由此变得模糊，难以看清。
一九一一年的沈曾植，一如故往，沉潜在诗文之中，同时也参与政治，只是意味稍显疏懒，身逢衰世，其在书信中，多多少少流露出了之于政治格局的关切，如四月七日致信吴庆坻谈及清末以来逐渐形成的自治格局：“自治操之太急，杞忧诚妄，曹治无期，尝语客：国家法制期富强，地方自治期安靖，遍观各国，咸出两途。”
沈氏毕竟是晚清开明士大夫阶层中屈指可数的保守人士，开明之中，仍显保守。晚清自洋务运动以来，形成的自治格局，沈氏对此颇有非议，须知正是自治格局于洋务运动之后的初步形成，使得义和团云起风涌之际，东南诸省得以保全，沈氏一叶障目，由此可以看出。
而在四月三十日致李氏的信中，沈氏则多多少少保持了政治上的清醒，知晓何谓有所为有所不为：“研究会既在北京开办，将来即以首善为总会根基，王舍城中，诸天瞻敬，不必沾沾于旧都，沪上更无论也，新研究会，贱名暂不列入，副会长恐须另推，将来或贡献一两文字于杂志可耳。”
看似闲散的背后，实际上有着更为周全的考虑，沈氏的淡然，实际上是政治上更大的抱负，及至辛亥革命事起，沈氏的临危不惧，可见大将风度，但是最终不免流露出士大夫的忧国之感。《沈子培先生行略》记录下了沈氏当时的言行：“辛亥秋，乱事起，余与沪上诸同志集于先生寓所，所以补救之，同人令余赴京担任外交事务，旅费已备矣，先生独排众议，执手曰：方今革命猖獗，君切不可冒无谓之险，危及生命。我辈随时随地皆可以死，然死则死一处死耳。”
……
前言/序言
序 言王国维与近代中国的政治变局
收到复旦大学周言君寄来所撰王国维书稿一部，展读一过，颇有感触。今年（2012 年）是王静安先生自沉八十五周年，王先生的全集也基本出齐，此皆研习王学的新契机，而周君此书更勾起我们对静安先生的追怀。
一九二五年清华国学院开办，先父冯德清（永轩）作为一期生，师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等导师（陈寅恪先生第二期方到任）， 而直接导师是王国维先生。当时王先生正转入西北史地研究，先父由是追随进入西北史地领域（有《新疆史地论丛》存世），并一直珍藏王先生所开列的西北史地书目，毕业时所提交论文，则是王先生指导的《匈奴史》。先父自研究院毕业前夕，梁启超先生题赠宋词集句对联，王国维先生以行楷题赠陶渊明五言诗轴，梁、王二先生的条幅，题头皆为“永轩仁弟”，我自幼留下的印象，先父始终对梁、王二先生以父尊之，我们兄弟也把二先生认作家中长老，景仰而又倍觉亲近。先父一九七九年辞世，我清理旧物，不仅发现梁、王二先生条幅，清华国学院师生合影，王先生所开书单，还有一九二七年（其时第一期生已毕业，星散各地）清华研究院同学会就王静安先生自沉发布过的一则启事，这张启事也保留在先父遗物中，睹物思人，不胜感怀。
我和周言君刚认识的时候，他已经对王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也断断续续写过一些文章，去年他曾经发表过一篇《1898-1927：王国维对苏俄的认识》，此文后来引起过一些讨论，台湾的张朋园先生非常推崇周君这篇写王国维的文章。王先生的学术贡献，学界讨论颇多，但是从政治观角度探讨王先生与俄国革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王先生对共产革命的看法，以往少有涉及。而周君文章披露，王先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曾经写信给柯凤荪，估计俄国革命将波及中国，他在信中言：“观中国近况，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而后来罗雪堂先生与日本友人犬养毅的对话中，也有类似预测。罗、王能在一九一八年前后（中共尚未成立）有如此远见，非有过人史识，不能言也。
周君曾经告诉我，他在罗雪堂先生长孙罗继祖先生的书中读到，王先生自沉之前写信给罗先生，信中专门谈到北伐以及叶郋园（德辉）先生在湖南农民运动中被诛一事。我在周君的书中读到，当时也有传言湖北的王葆心（晦堂）先生被杀，但是周君在书中明确指出此事乃是谣传。王葆心先生是我父亲挚友，抗日战争期间彼此多有书信往还，我家中还藏有王葆心先生所书《麻城丁氏四修族谱序》和楷书题签。王葆心一直到四十年代才去世，董必武为其墓门题词：“楚国以为宝，今人失所师。”我主持编纂湖北省地方志人物志时，还知道王葆心三十年代曾经担任过湖北通志馆的筹备主任，出版《方志学发微》。“九一八”事件爆发，日军逼近华北之时，王葆心先生曾经两次进京抢救湖北地方志材料。王先生第三次在北平抄写材料之时，“七七事变”发生，王先生带着在北平所抄写的材料历经曲折回到武汉。作为青年学人，周君对王国维先生及其周际人物能作如此细密考察，以辨伪存真，难能可贵。
周言君曾经和我讲过，写作此书时，也曾经听到很多关于王静安先生的奇闻逸事，比如当时王静安和罗雪堂之子罗福苌时有过从，罗福苌经常给王静安敬烟，王静安从不推辞，但是王先生自己抽烟时，从不给他人敬烟，这正折射出王先生的不谙世故。先父也曾经和我说起当时在清华读书时，每逢师生合影，梁任公先生总是先请王静安先生上座，王先生也从来不推辞。按说，梁先生自戊戌变法以来名震遐迩，又比王先生年长，而且梁先生在《时务报》担任主笔期间，王先生还只是《时务报》的一名书记员，但在清华时王先生不辞首席，足见其学术上的自负，也表明了梁先生的谦德和对真学者的尊崇。静安先生的自负自尊，任公先生的自谦敬贤，皆是学人风范。
我在周言君的书中看到他考证张之洞与王静安先生之间的关系。周书指出，二十世纪初，张之洞奉命起草《奏定学堂章程》（此为中国颁行实施的第一部近代学制方案），将哲学排除出大学课程之外，并以理学替代哲学，王静安先生当即撰写《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对张之洞进行严厉批评，不仅昭显王先生对现代性学科建设的透辟认识，更表现出批判威权的勇气。
我一直注意晚清知识分子在民国初年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看法，比如一战之后梁任公游历欧洲，认定欧洲文明已经破产，我从周书中也了解到，王静安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便决意转向国学研究，搁置早年从事的西方哲学与美学研究，并修正了早年会通中西的观点。王先生一九一九年致罗雪堂的信中称：“新思潮之祸必有勃发之日，彼辈恐尚未知有此，又可惜世界与国家却无运命可算，二三年中正未知有何变态也。”随后又在致狩野直喜的信中言：“世界新思潮澒洞澎湃，恐遂至天倾地坼。然西方数百年功利之弊非是不足一扫荡，东方道德政治或将大行于天下，此不足为浅见者道也。”所见与梁任公的《欧游心影录》略同。
王静安先生的这一思想趋向值得注意，我在九十年代初出版的《中华文化史》中，曾以梁任公的《欧游心影录》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例，讨论发端于一九一五年的东西方文化论战。这一论战的第一阶段从《新青年》创刊到五四运动爆发，主要讨论比较东西方文化的优劣；五四运动爆发，则进入论战第二阶段，转而讨论东西文化相互融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梁任公的《欧游心影录》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则将论战推向第三阶段，梁漱溟和梁任公一样，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不怕他不走孔子的路”，当时柳诒徵著文对梁漱溟表示支持，而曾经支持章士钊“中西方文化调和论”的陈嘉异，也转而支持梁漱溟，认为东方文化远优于西方文化，万万不可与之“融合”。当时梁启超和梁漱溟都遭到了严厉的批判，首位批判梁漱溟的，便是与梁漱溟同为北大教授的胡适，当时的王静安先生则是站在二梁一边的。
周君此书中，还有许多专题性质的研究，有些是前人较少涉猎的，比如“遗老与欧战”、“遗老与共产主义”等，尤为可贵的是，他将二十年代王国维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放在“联俄联共”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同时联系到同时期的“赤白仇友之争”，指出以王静安先生为代表的清遗老对于共产革命的敌视，与其自身的文化立场有关。周君更援引台湾学人林志宏的观点，进而认为伪、伪“满洲国”的建立，实际上也与清遗老对于共产革命的敌视有关，周君提到，当时敌视苏俄、主张建立伪“满洲国”的王式便曾经在奏折中对溥仪言说：“今闻臣张宗昌已归顺朝廷，曾造臣金卓至大连，订期面商，加入团中，两月之间成军可必，成军之后即取东三省，迎銮登极，或俟赤俄削平，再登大宝。”此说颇值得注意。
王静安先生的一生，不单是一介书斋学人，从周君的书中可以得知，王先生对中外史事亦有独到见解。刘知几曾提出治史要兼备史才、史学、史识，其中最重要的则是要秉笔直书，周君此书，对王先生之于政治的关心加以系统性的研究，还原了王先生为人忽视的关心政治的一面，这或许是此书最大的贡献。
冯天瑜
2012 年7 月21 日
序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用户评价
读完一本探讨民国时期文化复兴运动的书，这本和《王国维与民国政治》的书名不同，但却让我对那个时代文化与政治的纠缠有了新的理解。作者以一种相对宏观的视角，梳理了当时涌现出的各种文化思潮，从文学革命到国学热，再到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在论述这些文化运动时，并没有回避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例如，在探讨某项文化倡议时，书里细致地分析了当时政府的政策导向，以及不同政治派别对此的态度，揭示了文化表象之下错综复杂的政治博弈。这种将文化现象置于政治语境中考察的研究方法，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我开始意识到，那个时代的文化复兴并非是纯粹的学术追求，而是与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紧密相连的，甚至是政治斗争的一个侧面。书中对一些关键人物的思想转变和行为选择的解读，更是让我看到，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知识分子如何在政治的夹缝中，努力保存和发展民族的文化火种。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没有将历史简单地割裂开来，而是展现了文化、政治、社会等各个层面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提供了一种更为整体性的历史观。
评分我最近翻阅了一部关于民国时期教育改革的书籍，书名与《王国维与民国政治》有所不同，但却让我在字里行间体会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所承担的沉重责任。本书以大量详实的史料，勾勒出了民国初年中国教育体系从旧到新的艰难转型。我尤其关注书中对几位教育先驱的描绘，他们如何顶着巨大的社会压力，筹建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其过程充满了筚路蓝缕的艰辛。书里对教育政策的分析，也让我看到了不同政治力量对教育的介入和影响，以及教育理念与国家发展方向之间的紧密联系。最让我动容的是，作者通过对一些教育家个人经历的讲述，展现了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依然坚守教育理想，将培养人才视为民族复兴的根本。读到这些，我深刻体会到，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在教育实践中，都肩负着比我们想象中更重大的历史使命。他们不仅是思想的传播者，更是社会变革的推动者，他们的努力，为后来的中国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本书让我意识到，教育的进步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它与国家的命运、政治的走向、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是一项极其宏大而艰巨的事业。
评分偶然翻到一本讨论民国时期思想解放的书籍，尽管书名与《王国维与民国政治》大相径庭，但它所呈现出的时代精神却与我对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的想象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作者以一种更为自由的笔触，描绘了那个时期思想的活跃与碰撞，从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到各种主义的传入，都进行了精彩的阐述。我最喜欢书中对几位具有代表性思想家的解读，他们是如何打破旧有的思想牢笼，为中国引入新的理念和价值观。让我眼前一亮的是，作者在分析这些思想解放的背后，也敏锐地捕捉到了政治环境的微妙变化。例如，某些思想的传播，往往与当时政治力量的博弈息息相关，有时甚至是政治斗争的“副产品”。书里对知识分子在追求思想自由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的描述，让我看到了他们坚韧不拔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那样一群勇敢的思想先行者，今天的中国社会将会是怎样一番景象。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思想史的梳理，更是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精神气质的生动写照，让我深刻感受到，思想的解放是社会进步的先导，而知识分子正是这股力量的火车头。
评分近期阅读的一本关于民国时期社会改良运动的书籍，虽然书名不是《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但其内容却让我对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群体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作者并没有局限于政治层面的叙述，而是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展现了知识分子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所做的各种尝试。书中对改良运动的描述，细致地剖析了各种社会问题的成因，以及知识分子提出的解决方案，其中不乏一些富有前瞻性的思想。我特别注意到，作者在论述这些改良措施时，经常会提及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改良派与保守派之间的较量。这让我理解到，任何社会改良的背后，都离不开政治力量的支持，或是政治阻力的克服。书里对一些社会改良家的刻画，让我看到了他们在个人利益和民族大义面前所做的艰难抉择，以及他们对国家未来的深切忧虑。这种关注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奋斗，并将其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考察的研究方式，让我觉得格外真实和有力量。这本书让我明白，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目光不仅仅局限于书斋，更是投向了脚下的这片土地，以及这片土地上亿万人民的命运。
评分最近读到一本关于民国时期社会思潮变迁的书，虽然书名并非《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但它深刻地触及了我对那个动荡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和思想挣扎的理解。书的开篇便描绘了当时社会转型期的剧烈阵痛，新旧思想的碰撞如同暗夜中的闪电，照亮了无数知识精英迷茫而坚定的足迹。作者并没有简单地罗列历史事件，而是通过细腻的笔触，将个体命运与宏大历史背景巧妙地融为一体。读着书中那些为了理想而奔走呼号，或是在时代洪流中几经沉浮的知识人，我仿佛穿越了时空，亲历了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困惑与抉择。书中的一些段落，尤其是在描述学界内部的论争，以及知识分子与政治力量的微妙互动时，那种知识的深度和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让我忍不住一遍遍地回味。我特别欣赏作者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挖掘，他们并非完全脱离尘世的圣贤，而是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用自己的学识和良知，试图为民族寻找到一条出路。这种对个体生命力的关注，以及对历史进程中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洞察，是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地方，让我对那个时代的人们有了更立体、更鲜活的认识。
评分艺术形象贯穿于艺术活动的全过程。艺术家在创造的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具体的形象。正如郑板桥画竹子，他观察、体验竹子的形象始于“园中之竹”、“眼中之竹”，艺术构思孕育了“胸中之竹”，而磨砚展纸倏作变相最后完成了“手中之竹”，可见竹子的形象自始至终伴随了画竹的全过程。艺术家不仅在创作过程中从不脱离生动具体的形象，其创造的成果艺术品， 更须展现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并以其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去打动每一个欣赏者。因此，艺术欣赏的过程也要通过对艺术形象的感情来引发对作品中情境、意境的体味。这足以说明形象贯穿了艺术活动的每个环节， 形象性成为艺术区别于其它社会意识形态的最基本的特征，也是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形式，是创作主体对于客体对象瞬间领悟式的审美创造。它是感性的不是推理的，是体验的，而不是分析的。
评分在许知远身上，我们发现北大确实是牛叉的地方，比如说，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就把一个念计算机系的家伙培训成了一个专栏作家、畅销书作者、复杂句式的创造者、旁征博引的狂热爱好者等等。
评分民国十六年六月二日（阴历丁卯年五月初三日）的一个午前，一位学者形态的老者，身着中国服装，鼻粱上架着深度的近视眼镜，雇好洋车，从清华出发，一直到达颐和园。购好门票入园，步行到排云殿西的鱼藻轩前，面对着昆明湖水，若有所思，但态度异常镇定，还从怀里掏出烟盒，取纸烟一枝，吸之至尽，然后向湖内纵身一跃！园丁听见有人落水，便连忙跑去，把他救了起来，但不到两分钟，已气绝身死。
评分源自于希腊语，意即“热爱智慧”。同时，在著名的科技融合体模型中，哲学处于该模型的顶端，汇聚并指导了具体科学，与科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最早使用智慧和这两个词语的是毕达哥拉斯。据蓬托斯的赫拉克利德在《论无生物》中记载，当毕达哥拉斯在同西库翁或弗里阿西亚的僭主勒翁交谈时，第一次使用了爱智慧这个词语，并且把自己称作爱智者。毕达哥拉斯还说，在生活中，一些奴性的人生来是名利的猎手，而爱智者生来寻求真理。他明确地把爱智者归到了自由人的行列，也把自由和真理联系在了一起。古希腊时期的自然派哲学家被认为是西方最早的哲学家。不管他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是否正确，但是他们的想法之所以有别于迷信的原因在于：这些哲学家是以理性辅佐证据的方式归纳出自然界的道理。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奠定了哲学的讨论范畴，他们提出了有关形而上学，知识论与伦理学的问题，至今依然。某些现代哲学家认为，直到今日的哲学理论依旧只是在为他们三人做注脚而已，仍离不开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换言之即使数千年后，我们依旧在试著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这也代表着我们依然为这些问题或是这些问题所延伸的更多问题而感到困惑。“哲”一词在中国起源很早，历史久远。如“孔门十哲”，“古圣先哲”等词，“哲”或“哲人”，专指那些善于思辨，学问精深者，即西方近似“哲学家”、“思想家”之谓。 一般认为中国哲学起源东周时期，以孔子的儒家、老子的道家、墨子的墨家及晚期的法家为代表，而实际上在之前的《易经》当中，已经开始讨论哲学问题。 在东方，哲学一词通常用来说明一个人对生活的某种看法（例如某人的“人生哲学”）和基本原则（例如价值观、思想、行为），而在学术上的哲学，则是对这些基本原则的理性根据的质疑、反思，并试图对这些基本原则进行理性的重建。1874年，日本启蒙家西周，在《百一新论》中首先用汉文“哲学”来翻译philosophy一词，1896年前后康有为等将日本的译称介绍到中国，后渐渐通行。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随着新学的兴起，“哲学”一词开始在我国书报杂志中使用，并且很快取代了“玄学”、“形而上学”等不准确的名词，成为通用术语。“哲学”即使人聪慧之学。哲学的定义一直存有争议，这个领域随着历史而不断地扩张，且根据不同的时代对不同的问题兴趣而改变着。一般认同哲学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套主张、命题或理论。哲学的研究是基于理性的思考，寻求能做出经过审视的假设且不跳脱信念或者只是纯粹的类推。不同的哲学家对推理的本质有不同的想法。对哲学的主题亦存在许多看法。一些人认为哲学是对问题本身过程的审查；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实质上存在着哲学必须去回答的哲学命题。虽然哲学源自西方的传统，但许多文明在历史上都存在着一些相似的论题。东亚和南亚的哲学被称之为东方哲学，而北非和中东则因为和欧洲密切的互动，因此常被视为是西方哲学的一部分。后现代主义把哲学定义为创造概念的学术。
评分“这个自然，”四眼推了一下镜片，将车牢牢地刹在了一源斋新起的金牌巨匾底下，“今晚开的是流水宴，三百三十六席。王家人，安排在末席，眼不见为净。”
评分收到复旦大学周言君寄来所撰王国维书稿一部，展读一过，颇有感触。今年（2012 年）是王静安先生自沉八十五周年，王先生的全集也基本出齐，此皆研习王学的新契机，而周君此书更勾起我们对静安先生的追怀。
评分王国维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悲剧性人物，他的悲剧部分源自其个性，部分源自他所身处的清末民初的“转型时代”。《王国维与民国政治》主要讲述了置身于那个中西、新旧、左右、赤白相互交错、交锋、交战的“转型时代”，王国维如何自处，如何应对，如何选择，如何进退，如何从“学术”走向了“社会”，最终成为与一九四九年之后的陈寅恪交相辉映的人物。
评分该书不仅吸收了现代西方汉学界的各种研究理论和方法，而且也吸收了来自中、日学界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其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博采众长，对国内历史学界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评分发货及物流速度太慢，说给发快递然却是平邮，解释很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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