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規模與民主》作者試圖運用數理分析來闡釋人口規模(也包括地域規模和人口密度)和民主之間的關係,考察瞭政治思想史中有關規模和民主之間關係的觀點,並做瞭評價。同時還進一步考察瞭兩種基本標準之間的衝突問題以及體係能力和公民作用之間現存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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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不過最後需要指齣的是,達爾的很多理論是建立在20世紀歐美國傢的調查數據基礎上的,研究對象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傢,而且那時西方現代民主政治的理論和現實都已成型並達到很高的程度,因此達爾的分析和結論的普遍性價值還需要得到發展中國傢進一步考證和探究。達爾也承認自己的理論是相當有限的,時代的差異,立場的不同,數據的缺少使理論不可避免存在局限性,他也希望通過自己努力建立的理論能為後來的調查者提供幫助。然而,對於那些研究我們這樣一個超大規模國傢的民主政治的學者們來說,達爾對於規模與民主關係問題分析的態度、方法和角度,是非常具有啓發和藉鑒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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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在研究民主政府最優規模的各項先決條件時——這裏的最優規模必須包含公民效能和體係治理能力兩者的最優化——作者思考瞭很多相關的問題。如果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政體依然按照現有的增長速度擴大它的規模,那麼多久之後,它將逐漸失去民主的“真正”本質?那些不斷吞並著周圍城鎮、鄉村的大型城市是不是應該將其變成一個單獨的自治單元?或者,截然相反的是,像紐約這樣龐大的城市應該分解成一個個小型的治理單元?那些小型的歐洲民主國傢是否規模太小而導緻民主的低效?而美國是否規模太大,同樣會帶來低效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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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在專製政體中,有關秩序的最高準則取決於君主個人的好惡。然而專製體製也不是完全不講正義的:正義在十分傳統的社會裏也普遍流行著——習俗主宰一切,人們把普遍流行的正義觀念當作自然法則的一部分。每個人都在一個神授的體係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朝代的興衰更替遵循著中國人常說的“天命”,但對農民來說,生活並沒發生多大變化。君主的智慧主宰一切。公元前11世紀,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發生瞭衝突,以色列人便到統治他們的先知撒母耳那裏說,他們需要一個既能主持正義、又能帶領他們打仗的王。撒母耳不贊成這個要求,還警告他們說,這樣的王將會剝奪他們的財産,束縛他們的活力。但以色列人仍然堅持要像彆的民族一樣,立一個王。在當時的中東,“王”就是一個用專製的方式對待民眾的統治者,與歐洲立憲製下的統治者很不一樣。之後的情形是,以色列人很幸運地擁立瞭掃羅、大衛、所羅門這些著名的君王,他們使以色列人享有瞭一段短暫的安定,甚至為以色列贏得瞭一定的國際聲譽。所羅門對兩婦人爭奪同一嬰兒案的裁決隻是他傳奇式智慧的一個最膾炙人口的例證。然而這些賢明的君王最終還是會采取暴虐的舉措:最後所羅門規模浩大的工程所帶來的沉重負擔終於導緻瞭以色列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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