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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部一百五十年前剖析法国革命的西方学术专著，为何在21世纪的中国掀起阅读的热潮？
　　盛世危言，温故知新
　　“法国革命对于那些只愿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

内容简介

　　《旧制度与大革命（英文版）》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著作。作者摒弃了时人常用的“大革命史”的写法，而将本书定位为“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把法国大革命置于整个法国史之中来观察，以问题主导模式来剖析大革命。
　　作者尽力以不偏不倚的态度、严肃的社会学分析方法以及对史料文献的调查，对旧制度之下的社会和大革命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通过将法国与美国、英国、德国进行比较，更深刻地提示了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提出了许多关于革命的新观点。与革命倡导的民主平等的价值观不同，作者更强调自由的价值。
　　本书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经典英文本，文字流畅，通俗易懂，完整地保留了原书的全部注释。

作者简介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其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1835）、《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1840年）、《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曾担任法国外交部长，这段参政的经历使其能够更真切的观察和思考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关系。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 我们现在很多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 这是有识、有忧人士的公共读物。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 《旧制度与大革命》几经检验，自成一家，已成为研究法国18世纪，特别是大革命历史的必读著作，称之为一颗“史学珍珠”亦不为过。
　　——张芝联（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目录

精彩书摘

　　导 读
　　朱学勤
　　（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第一部分 出家、思凡、大还俗
　　这些年突然出现“历史热”，2012年更奇怪，从年初到岁尾，一本外国老书持续大热，市面上几次脱销。它说的不是那些让热血膨胀的“大秦帝国”、“大唐帝国”或“大清帝国”，而是有点让人泻火败气的“衰史”——《旧制度与大革命》，还不是一本大众畅销书，三十多年前初版，仅仅是法国史学术圈子里的专业书，现在却成为有识、有忧之士的公共读物。托克维尔这本书出版于1856年，说的是1789年到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怎么会引起万里之外、一百五十年后我们中国人关注？现在海内外在流传某某某在读这本书，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本书说了些什么？为什么朝野上下将视线集中于这本书？这本身就是个信号。
　　革命缘于三中心共振
　　法国是个得天独厚的国家，地球上要找一个疆域如此匀称，同时具有大西洋、地中海两条海岸线，唯此一家。气候之温和，植被之好，土壤之肥沃，飞在法国上空看到的地面景观和北京周围完全不一样。我第一次往法国飞的时候，看到底下郁郁葱葱，绿得发黑，想起我插队时的中原华北，忍不住愤慨上帝不公。法国没有一寸不是好地，从南到北，我没有看到一块沙丘、盐碱地，尤其南部之美，可称福地。政治学界流传一个共识：要找一个人口与幅员适中，政府边际效力能抵达最远边界，却又不致形成庞大高压，那就是法国。但恰恰是这个国家，近代史几乎是一部内乱史，革命不断，起义成瘾，断头台疯狂起落！
　　举个例子，《宪法》。英国没有《宪法》，却有宪政，从1688年光荣革命一锤定音，到今天四百年没有革命，而且还好好地供养着一个王室。王室婚庆大典，百姓如痴如狂，争睹如潮。美国有《宪法》，也有宪政，但是这部《宪法》是1787年在费城制定，正文一个字都没改过，一直沿用到今天。与时俱进者，是《宪法》后面的修正条款。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成文《宪法》的国家之一，1791年宪法几乎与美国宪法同时诞生，到现在《宪法》已经改动十几次，一部接一部，几乎看不出最初的样子了。不说帝制多次复辟，仅以“共和政体”论，已经有“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现在是“第五共和”。我曾经统计过，法国平均每一代人都有机会经历一次革命，每一代人都能目睹一次宪政危机。而1789年发生的那场革命，则是规模最大、时间最久、震动最强烈的一场革命，故称“大革命”。我们说到英国革命，有没有称其为“英国大革命”？说美国革命有没有说“美国大革命”？唯有法国这场“革命”，名副其实，大家公认它为“大革命”！而这场“大革命”给法国带来的并不是长治久安，而是长久动荡。今天从影响力上说，法国只能算是个二等国家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但从历史来讲，它不是二等国，曾经是地地道道的一等国。
　　那么革命是个什么样的状况？不能不提到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路易十四大致和康熙同一个时代，在位时间都很长，都长达五六十年，王权专制达到极点，“朕即国家”。路易十四对外扩张，拓展疆土，对内扫平豪强，迁天下贵族富户三千家于凡尔赛，类似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扫平六国，定都咸阳，迁天下富豪于咸阳，收天下兵器铸十二铁人，立咸阳道旁。凡尔赛之奢华和气派，远超过故宫。凡尔赛成为全法国的销金窟，贵族、富户、全国的财富也都集中在那里。
　　那么他后来对整个巴黎的影响、对整个法国的影响大致是什么呢？吸空了地方财力，一旦倾覆，全国即刻瓦解，这个局面实际上是路易十四时代奠定下来的，只是到路易十六爆发。一场大革命为什么能把全法国搞得天翻地覆，最后弄出那么个悲剧结局？原因多多，其中有一个则从来没人提，但托克维尔在这本书里说到了：你把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叠加在一个首都，三中心叠加，有一个中心发生危机，立刻引起另两个中心共振。
　　美国经济中心在纽约，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学术中心在波士顿，开车都是一天可达。闹学潮，基本上在波士顿；经济出危机，纽约震荡；政治有风潮，乱在华盛顿。三者分离，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当时的法国，路易十四奠定了几个中心叠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国跟着起事。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一个学建筑出身的警察局长，奉拿破仑的侄子小拿破仑之命重新规划巴黎市。他既有建筑师的专业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长的职业需求，故而将巴黎改建为适宜和平居住不适宜起义巷战的城市，将那些适于打巷战的弯弯曲曲小街小路，统统拉直，把马路打宽，一旦有事，不可能像电影《九三年》、《悲惨世界》里面描绘的那样——革命青年一喊，小街两头一堵，就是现成的一个街垒，马队难以冲进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后不断革命的教训，把巴黎改造成现在的样子。今天你们看到的巴黎已经不是大革命时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长改造过的巴黎。但巴黎的规模以及巴黎和法国的关系他毕竟改不过来。从路易十四以来巴黎人非常骄傲，一直到现在都这么牛，他们有一句名言，“法国嘛？法国是巴黎的郊区！”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这里呈现出病态扭曲。这是信奉全能主义统治哲学必然带来的后果，一个超级首都，迟早要出大事，而且已经出过了。在和平时期似乎可以夸耀，一旦动荡，如此规模就是你的坟墓。
　　革命与改革的不解之缘
　　三千贵族迁居于凡尔赛，路易十四有政治目的。贵族分散于各地，与地方势力结合，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国历史上打豪强、削藩镇，不绝如缕，屡见史乘。从秦始皇开始，皇帝坐稳的人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迁藩。把贵族统统给我搬到我眼皮底下，可谓和平迁藩。你们在我眼皮子底下花天酒地，最好是醉生梦死，但不能分散到全国各地区，走出我视野。
　　这样的一个结构对法国文化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贵夫人既有闲又有钱，能干什么？女人天生是敏感的动物，对艺术、对异端邪说，对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比男人敏感。女人们就在男人留下的客厅里开沙龙，聚集、收养各种各样的异端邪说，挖男人的坟墓。沙龙与宫廷近在咫尺，却是后者的坟墓，却寄生在一处！没有贵妇们的沙龙，就没有启蒙运动。这是路易十四根本没想到的事情。
　　下一个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个花花公子，他爹留下来这样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碍眼前每一分钟的享乐。所以他这个时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样了，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开明的。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如果路易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关进去某某某这样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众还是要攻占巴士底狱。为什么要攻？因为老百姓在流传这里面还有政治犯。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启蒙哲学。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结的是卢梭，卢梭认为上流社会最腐败，下流社会最干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做木匠、种地，都可以。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全法国各种疑难杂锁都收集来，一把一把琢磨着打开。可是最后一把锁他打不开了，那就是法国的中央集权。
　　路易十六娶的太太是奥地利公主，也就是玛丽·安东内特皇后。她酷爱文艺，像此前所有的贵夫人一样，民间各种各样的争奇斗艳的新学说、新歌剧都要引进宫内。比如法国歌剧叫《费加罗的婚礼》，描绘的是启蒙哲学最痛恨的那个封建等级观念，实际上是攻击统治阶层。但是王后不知轻重，打开凡尔赛大门，把《费加罗的婚礼》挪到国王眼皮子底下演出，而国王也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
　　法国社会阶层明确地划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僧侣，第二等级是佩剑贵族，第三等级是商人。按现在的标准就是，第二等级是政府官员，第三等级就是民营企业家。而第三等级之下，也就是说自耕农、小手艺匠人就没有等级身份。这个制度并不像后来我们宣传的，是农奴制、万恶的压迫。早在十三世纪法国就已经明言废止农奴制。到大革命时，三分之二是自耕农，都有一块自己的土地，从中世纪大庄园、大奴隶主手中把自己先解放出来，这一进程已经走了五六百年。这就是当时法国的情况，有封建制，但并不是最黑暗、最落后的。
　　经济呢？那时处在繁荣的上升阶段，并不是我们过去说那种革命公式，一穷二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深。这么一个并不算最差的状况，怎么会触发这么大的革命呢？这才是托克维尔这本书要解答的问题。
　　一个还不算最黑暗的国家，在并不是最黑暗的时代触发了反抗性最强的大革命，有长期原因，也有短期的导火线。长期的原因，托克维尔说，革命实际上并不是发生在受压最紧的时候，而是发生在原来压得很紧，然后逐渐放松的时候。这个道理其实很好理解。
　　好坏且不论，单就革命发生机制以及与专制压迫的关系来讲，从我们的体会也能证明二百年前托克维尔讲的是对的。真压紧了，无从反抗，一松开，危机可能反而来了。我并不是说以后不能松，或者松了是坏事，一开始就不应该松，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讨厌，更令人无法忍受，或者说改掉的那部分与未改不改的那部分不匹配，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就来了。
　　税务官是比蒸汽机危险千倍的革命家
　　短线触发的导火线，这个书里没讲。他也有理由不讲。因为托克维尔不是以编年叙述为己任，那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历史学家的任务。他给自己规定是历史学和哲学的结合，不仅仅是叙述事情，或者不主要叙述事情，而是要深入探索已经发生的事情后面的原因。
　　所以关于具体的导火索，我就补充一下，也有助于大家理解。
　　导火索是什么？钱，税收。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来自税务部门的官员？我一直讲，税务部门是给政府收钱的部门，但同时，也可能是给政府埋炸药包的部门。触发革命的往往是税务部门。世界历史上四次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只有俄国革命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造成混乱，给列宁创造十月革命，他的财务危机是在革命之后找上门来。其他三场革命全因为税收引起，都是因为税务部门或者说王权要加税，未经民意机关同意，或者此前根本不需要经过民意机关同意，想加就加，加成习惯了，像吸毒上瘾一样。直到某一天，又想再加一次，觉得此前加得比这更厉害，这次再加又有什么了不起？殊不知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往往就是最后一次税收，而且是小小的一次税收。
　　法国革命的税收原因是什么？革命前两年，也就是1787年，美国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两次革命相隔两年，相关人员相互来往，“革命志士”互相支持，故称“姊妹革命”。在革命的传导链条上，前一事之结果往往就是后一事的原因。英国要加税，北美十三州才要独立。北美独立战争实际上是因税收问题引起的“内战”。
　　北美独立，法王路易十六幸灾乐祸。为什么？因为在美国独立前，英国跟法国打了一仗，叫“七年战争”，争夺北美北部的殖民地。法国打败，撤退到更北面，就是今天的加拿大魁北克省。魁北克是加拿大的一个核心省，是说法语的一个省，前两年还要闹独立。这些法国人哪里来的？就是那次战争打败了跑到那里去的。七年战争打败，法王记着这笔账。到了1787年，英国人自己起内讧，13州要独立了。法王乐观其成，就悄悄地支持北美独立。
　　华盛顿他们当时只是民兵，打不过国王的雇佣军，尤其是民兵没有海军。海军从哪里来？法国支持。所以北美独立战争打八年，法国前期是隐蔽介入，后期是公开宣战。对华盛顿来说，实际上这是忘恩负义的行为，因为1765年的时候英王的军队帮北美赶走了法国人，华盛顿是参加过那次战争的，受过英国的战争训练。一转眼，他站在法王这边，要法王出兵帮着打英国人。
　　前期隐蔽介入的时候是什么呢？是民间军队。民间军队当时有一个我们后来也用的称呼，就叫志愿军。为什么叫做志愿军？因为他不是政府军。当时法国和英国还没有宣战，但是法国的武装力量介入了，但又没有宣战，所以这批军队就叫志愿军，武装的NGO（全场笑）。在座各位笑得对，并不是1950年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才叫志愿军，此前二百年就有了。独立战争后期，法王才向英国公开宣战，出动了海军。当时出动海军相当于现在出动二炮部队，非常昂贵，只有政府才养得起。那真是帮了华盛顿，帮北美打赢了这一仗。
　　打完这一仗，国库亏欠得厉害。当时法国的货币单位是锂。国库亏欠达到五亿锂。路易十六对这个五亿亏空的想法很简单——由贵族承担，因为此前都是贵族承担。他把贵族召集起来，贵族不干。路易十六就做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在当时实际上符合启蒙运动的要求：把贵族底下第三等级召集过来，类似我们现在的民营企业家，问他们：“你们出不出？”企业家齐声说：“不行，凭什么我们出！”正如前面说的，当改革改到一半时，剩下的一部分更为触目、更让人反感。这个三级会议路易十四时代就停止了。所谓的三级会议就是民意会议。路易十四觉得“朕即国家”，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还开什么会。到路易十六，已经停开一百五十多年。
　　停了这么久的三级会议，路易十六恢复了，可谓开明进步。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按法国中世纪的传统，三级会议是分厅议事。不想这次三级会议召集了以后，他们自说自话，做了个决定，要合厅议事，三个等级要合在一起，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咱三个等级要形成“共识”，不能被国王分而治之！国王觉得这不是造反嘛！我已经这么开明了，让你们开这个150多年都没有开过的会，你们还得寸进尺？
　　但革命就是得寸进尺。国王下令把三级会议的会议厅锁起来，不让他们开会。人都到了，会堂锁起来，这些人就在广场上干等？不可能啊。所以他们自己找了一个露天网球场，三级代表就在那里发誓，说我们一定要开会，还要给法国制定出一部宪法，用宪法来规范国王和我们之间的权力分割！
　　这又进了一步，不讨论税收讨论宪法。国王觉得巴黎已经失控，军官们在凡尔赛宴饮，把象征巴黎的红蓝白三色市徽扔在底下乱踩，撒酒疯说要血洗巴黎。这些话传到了巴黎，一时谣言四起。谣言是革命最大的动员者。一个社会什么时候谣言四起，就说明革命已经在收集乌云。巴黎市民争相散播谣言，说凡尔赛要血洗巴黎，与其你血洗，不如我起义。7月14日这一天起义果然发生。因为一个税收，引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革命。马克思当年曾说，蒸汽机是比布朗基可怕百倍的革命家，我补充一句，税务官是比蒸汽机可怕千倍的革命家！
　　“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1789年7月革命开始，路易十六一直摇摆不定，有时同情巴黎，有时厌恶巴黎。所以革命的第一阶段的成果是君主立宪，不废君主，是要制定一部宪法，君主听宪法的制约就行。这个阶段维持了一年多。这是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能够控制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通过很多法律，最著名的《人权宣言》，最著名的1791年的宪法，以及重新规划法国的行政区域，把法国划为81个省等等，都是这一年做的。这一年的革命可称小革命，有建设性。
　　但问题来了，国王招来第三等级开会，给前两个等级施加压力，而第三等级后面跟来了“第四等级”。当时的“第四等级”男人叫无套裤汉，女人叫编织妇。按照卢梭哲学的“直接民主”，不要当中一层过滤，国民公会开会、制定宪法、讨论议程，要敞开大门，无套裤汉与编织妇都要冲进去呐喊。巴黎的国民公会、立法议会等等，最后都是被无套裤汉和编织妇们呐喊声所控制。赞成、投票、不赞成、否定等等，都是以他们的声音最响亮。这时进入革命的比赛阶段，会有各种派别，只要前面一个派别比后面一个派别显得温和，后面那个派别立刻就可推翻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宁左勿右，谁更左、更激进，谁上台。
　　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吉伦特派执政时发生了国王叛逃案，把国王拉回来，要不要判决国王？国王一下子变得形象猥琐，要上法庭，成了被告，而且要判死刑。比吉伦特派更加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则是罗伯斯庇尔——卢梭的粉丝。他们投了死刑票，而且认为此前两个阶段都保守、都局限，没有彻底地改造法国。
　　如果说第一阶段仅仅是政治革命，改变巴黎的主人，或者不改变主人，在主人旁边加一个宪法，紧箍咒套住他。那么第二个阶段就开始有了社会革命，“分田分地真忙”。第三个阶段就是罗伯斯庇尔，雅各宾执政，更上层楼。但是，要推翻吉伦特派，你总要显示出特殊的地方，所以他把自己后面这个阶段就叫做“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他还真把自己称为“文化革命”！就是说，早在毛泽东文化革命以前两百年，法国人就玩过这一把。法国的所谓文化革命，总共一年，从1793至1794年。
　　文化革命是最激进的阶段，政治改，社会改，最后他们认为，最难改，但最应该改的是精神结构，要铲除旧人，要塑造法兰西新人！于是这一时期产生了大规模的教育改制，诞生了与传统文化彻底切割的新文艺，即所谓“唱红”，流行法兰西小红帽，还流行改人名、改地名，如我们搞过的“张卫东”、“李卫彪”、“反帝路”、“反修路”。
　　后世小打小闹模仿“文化革命”，罗伯斯庇尔早在1793年的法国，就玩过这一把。但凡玩“唱红”这一手，一开始确实是意气风发，老百姓觉得从来没有活得这么意气高扬，这么慷慨激昂。但事实上，革命革到最后就与人心为敌，与每一个人为敌。
　　思凡、出家和还俗
　　“红”为何会周期性发作，一旦发作还有那么大的魅惑？
　　个人有短期发热，人类群体有没有短期发热？有。个体发热，精神至上，逐渐厌世，会经历一个削发为僧或为尼的极端事件——“出家”。在寺庙中待久了，春心萌 动，又会“思凡”，然后再偷偷下山——“还俗”。这样一个“出家”—“思凡”—“还俗”三部曲，在人类群体生活中也会出现。大革命来的时候，人似乎都能舍 弃物质生活，显得特有精神境界，每天都在追求崇高理想，那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集体出家”的社会学现象即此降临，这个“鸡犬升天”，是说一个人 相信某一种乌托邦的理想，通过广场扩音器放大，整个社会都跟着他催眠，进入他指引的精神境界。人类社会似乎总是间歇性出现这种情况，法国这样，中国也是这样。
　　但在广场上折腾时间长了，每一个人都开始思恋“厨房里的火鸡”，从广场偷返厨房，又想回世俗生活中去，革命中的“思 凡”现象开始出现。“文革”中后期出现逍遥派，女同学热衷于编打毛衣，交换编毛衣的各种线路。男同学热衷于在宿舍里装半导体收音机，交换各种半导体收音机 的线路。实际上就意味着广场上的路线斗争已经被“思凡”置换，置换为女人手里的线路、男人手里的收音机线路，已经置换为世俗的追求。同时，手抄本也开始流 传开来。到这时，必有某派某党意识到这个潜流，“出家”的时代结束了，“思凡”、“还俗”的时代开始了，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山间寺庙回到山下厨房正常生活， 衣食住行、男欢女爱。如果他成功地发动政变，社会就会顺着他的政变改变发展方向，我称“社会大还俗”。
　　于是，1794年7月24日法国发生了一个从精神向世俗的转变。因为是在夏天热月发生，俗称“热月事变”。热月事变推翻了精神乌托邦，三天后，又将罗伯斯庇尔送上断头台，然后重新组织政 旧制度与大革命（英文版） 电子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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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原本名称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1856) ，英文版名称有两个：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和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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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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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看了介绍啊.据说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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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2年年末开始，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持续大热，这本十九世纪中期出版的老书在市面上几次脱销。2012年11月30日中纪委召开专家座谈会，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向参加座谈会的专家推荐：“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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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大革命初期，教会却成为被攻击的目标，这是由于教会阻碍着酝酿中的政治革命，并且成为革命的主要发动者----文人们的特殊障碍：一方面，教会制度乃是政府制度的基础和模板，治理教会的各种原则被运用于政治社会，阻挡了文人们欲在政府中树立的原则；另一方面，教会本身当时还是首要政治权力，尽管不是压迫人最甚的，但却是最令人厌恶的，攻击教会，立使民情激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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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态被许多肤浅的幻象所隐蔽。无论如何，我们相信我们的观点比那些最伟大的心智的观点更优越，更高级——这要么是因为我们的观点是我们的时代的观点，而可以设想，比最伟大的心智的时代更为晚近的我们的时代，也比他们的时代更优越；要不然就是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最伟大的心智从他们的观点出发都是正确的，但是，和他们声称的不一样，他们不绝对正确：我们知道不可能有唯一的(the)绝对真实的实质性的见解(substantive view)，只有绝对真实的形式性的见解(formal view)；那种形式性的观点在于这样一种洞见，即，一切整全性的见解都与某种特定的视角相关，或者说，所有整全性的见解都是相互排除的，没有一种可能是绝对真实的。那些对我们隐藏我们真正的处境的肤浅的幻象根本上是这样的（是这样一个幻象）：我们比，或者说我们可能比过去的最明智的人更明智。我们因此而受惑扮演（剧院）经理和驯狮人的角色，而不是专注而驯顺的聆听着的角色。然而我们必须面对我们惊人的处境，这一出境是为这样一种必然所创造的，即，我们试图成为比专注而驯顺的聆听者，也即，裁判，更多的东西，而我们又没有能力成为裁判。就我而言，在我看来，这一处境的原因在于，我们已经失去了所有我们可以信赖的，绝对可靠/权威的传统，给我们权威的指导的nomos（法，规范），因为我们的直接的教师和教师的教师相信一个绝对理性的社会的可能性。这里我们每个人都被迫凭借他自己的力量来寻找他自己的方向，无论它们是多么地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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